食品藥品安全事故頻發拷問政府監管效能

2006年11月08日　新華網

        10月中旬，安徽省通報了欣弗事件的處理結果，由于“監管不到位”，阜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一批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就在一個月前，本應屬于重點監管對象的“瘦肉精”又在上海惹禍，引發300多人食物中毒。

        飲食用藥安全，是至關重要的公眾利益之一。今年以來，“齊二藥事件”、“欣弗事件”以及“‘瘦肉精’事件”的相繼發生，不僅折射出當前我國食品藥品安全的復雜形勢，更對政府部門的監管效能提出了挑戰。

警鐘頻響政府沒有退路

        “在法國，我們只需要和幾家大型食品生產企業打交道；而在中國，我們有9600多家供應商，其中食品供應商的數量就超過5000家。”家樂福中國區總裁施榮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多、小、散、亂”是我國食品行業的現狀。有統計顯示，在農產品生產領域，我國有兩億多農戶、一億多養殖企業和養殖戶；在食品生產加工領域，10人以下的小企業、小作坊，全國有幾十萬家；在食品流通領域，集貿市場有近10萬個，個體戶的數量則有百萬之多。

        目前，我國的醫藥企業有6600多家，生產的藥品超過10萬種，藥品批發企業有1.3萬多家，藥品零售企業有22萬多家。

        行業規模化程度低、生產加工企業小而多的現狀，直接導致我國食品藥品安全風險和控制成本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價值觀的變化、對經濟利益的追逐，以及市場的惡性競爭，促使部分企業拼命壓低成本，甚至不惜以犧牲質量安全為代價，食品藥品安全因此警鐘頻響。

        五豐行經營的香港上水屠房是亞洲設施較為先進的大型屠宰場之一，其豬只屠宰量占香港鮮肉市場的70％以上，活牛活羊屠宰量占100％。這家企業在上海投資興建了一座現代化屠宰場，設計能力達到日均1萬頭，目前的實際屠宰量卻不到2000頭。

        業內人士坦言，集中、定點屠宰的確能夠有效保障肉品安全，可問題在于，肉品安全的源頭——生豬養殖仍然分散在“千家萬戶”。

        “這就是政府監管必須面對的現實。”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王龍興認為，一方面，產業現狀決定了我國食品藥品安全事故仍處于多發期、高發期；另一方面，公眾對于飲食用藥安全和政府監管保障的期望值很高。“責任是躲不掉的，在這方面政府部門沒有退路。”

形勢復雜 政府監管效能受挑戰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對于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可謂三令五申，各種制度標準也不斷出臺，為何食品藥品安全事故依然頻發？甚至波及知名品牌、跨國企業？當“齊二藥”、“欣弗”、“瘦肉精”、“SK-Ⅱ”等事件發生時，許多消費者不禁感到有些困惑。

        專家指出，安全事故屢屢被曝光，這在顯示公眾知情權逐步得到增強的同時，也暴露出當前我國食品藥品監管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

        復雜的食品藥品安全形勢，對政府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而在這個涵蓋法律法規、標準、檢測、行政等諸多方面的系統工程中，行政體系當屬“要害”。到目前為止，多頭監管的問題還沒有從根子上得以解決。

        以食品安全為例，各監管部門職能相互交叉、重疊，造成監管效率低下、監管成本高昂；多部門共管一個環節，各自為政，使得監管對象無所適從；監管部門之間溝通不足，又導致監管真空地帶的產生。

        于是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對于一些上檔次、有規模的大型食品企業，許多職能部門表現積極，發營業執照、發生產許可證、發衛生許可證；對于一些小企業、小作坊、小攤小販，由于擔心管不了、管不好，不少職能部門躲著跑，“管理的時候大家都上，出事的時候大家都推”。

       我國食品藥品企業量大面廣、參差不齊，多頭監管在導致職責不清的同時，又造成了有限行政資源的浪費。

        譬如，質量技術監督、衛生、食品藥品監管、檢驗檢疫等部門都擁有自成體系、各自為政的檢驗檢測機構。一方面，技術設備的使用效率不高，浪費嚴重，另一方面，由于資金分散，一些部門無力進行及時的技術升級，部分對技術裝備依賴性高的檢驗無法開展，相關產品的管理放任自流。

        “其實我們經常對市場上銷售的化妝品進行質量監督抽查，但從來沒有做過鉻、釹含量測試，因為沒有相關的儀器設備和檢驗能力。”在“SK－Ⅱ”事件發生后，一位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的基層執法人員這樣對記者說。

有章不循 誰來監督監管部門

        在“欣弗事件”處理結果通報的當天，媒體報道了另一個消息，截至9月底，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共對35家藥品生產企業進行了飛行檢查，收回了15家藥廠的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證書。

        而對于屢禁不止的“瘦肉精”以及肉品質量安全事故，許多城市其實都已制定規范，屠宰場必須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對生豬進行尿液中“瘦肉精”含量的檢測，相關檢疫部門須駐場監督。

        “我們在檢測試驗設備方面的投入超過100萬元。即使按5％的比例計算，僅‘瘦肉精’檢測一項，就使平均每頭生豬的屠宰成本增加2塊錢左右。”上海五豐上食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耿健說，對于“微利”的生豬屠宰行業來說，如果沒有足夠的外部制約，檢測就只能依賴企業的自覺和自律。

        一位食品安全專家直言，除了法規滯后、標準缺失，我國食品藥品安全監管的一大問題，還在于有章不循、執法不嚴。尤其是當公眾飲食用藥安全與商業利益、個人利益、地方利益發生沖突時，有的人選擇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惜與違規企業成為一根“利益繩索”上的兩只螞蚱。

        事實上，同樣實行多部門監管模式的英國，為了應對職責分工不明確、職能交叉或空白、部門行動沖突所造成的隱患，專門成立了獨立的食品安全監督機構——食品標準局（FSA）。2005年2月，就是這個代表英王履行職能、向英國議會報告工作的獨立監督機構率先公布檢驗結果，引發了全球性對食品中添加蘇丹紅染料的圍剿。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FSA不斷向公眾告知事件的進展，公布涉及使用含有蘇丹紅染料的食品及生產企業名單。”上海市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顧仁達評價說，“FSA充分發揮了對食品安全監管機構、食品生產企業的監督作用，維護了消費者的利益。”

        專家指出，理想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系，還應當擁有涵蓋整個食品藥品安全領域、涵蓋全過程的法律，同時要讓違法者受到嚴厲的處罰。記者了解到，作為監管部門發現藥品質量問題的主要手段，2004年上海藥品抽驗的費用超過3000萬元，而對抽驗不合格藥品的處罰金額僅為400多萬元。

        “食品藥品安全狀況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事故也不可能‘零發生’，但我們希望，不要每次都以公眾的健康安全為代價。”一位盧姓消費者對記者說。（記者 俞麗虹 編輯 李力）

來源：半月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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