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城市依賴癥”愈演愈烈
作者:人民論壇記者 李冬潔 [2006-8-16]
寧在城里苦熬 不去鄉下領薪
“城市依賴”問題折射出的不僅僅是單純的就業取向和人才供求矛盾，更是社會轉型期各項改革有待深化的中國現實。
“月薪三千，包吃包住”。按說，浙江宏濤機械有限公司提供的工作待遇夠優厚的了，但這個企業就是招不到大學生，因為企業地處鄉下。這則新聞一經面市，立即引發了社會對當前大學生的口誅筆伐，稱他們“寧近城一寸，不下鄉一丈”,“寧在城里苦熬，不去鄉下領薪”，并謂之為“城市依賴癥”。
事實上，就業的城市取向并非當今大學生的專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學生同樣“青睞”城市。問題在于，目前城市就業矛盾日漸尖銳，人口、環境壓力越來越大，一般情況下，市場的“擠出效應”會讓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擇業的方向，但是目前大學生們的“城市情結”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代替走出城市求發展思路的是“零工資就業”、與民工競爭機會、被動考研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而在另一端的基層，卻是對人才的求賢若渴。目前基層人才匱乏已成為阻礙現代化進程的一大“瓶頸”。
那么，如何看待當前大學生的這種城市擇業觀？相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學生，這種愈演愈烈的“城市情結”背后又反映著著怎樣的利益訴求和深層矛盾？
自主擇業是歷史的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副主任沈杰博士認為，從我國單位制時代社會成員沒有任何擇業可能性，更不用說擇業的自主性，到改革開放20多年后的今天，人們尤其是青年群體具有更大程度的擇業自主性，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應該說，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具體持有怎樣的擇業觀，如何規劃職業生涯是每個人的權利。在權利所屬范疇內，選擇是否在城市就業是每一個大學生的自由。
一些調查表明，對于當今大學生來說，實現個人潛能和個人價值是其擇業和從業的最主要標準。
沈杰博士還表示，大城市為人們提供的發展機會數量更大，類型更多，因此能夠創造更多的成功機會，更大的社會流動性，從而形成更大的能夠使青年更充分地表達自己需要和展示自己個性的空間。
“從本源屬性來看，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大學生選擇條件較好的城市就業也符合這一規律，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廣東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錦華表示。
對這一點，沈杰博士也表示贊同。他認為，大城市具有較優越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條件和設施，這些對于當今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意識越來越強的青年一代來說，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因此也是頗具吸引力的。
城鄉差距擴大凸現城市優勢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彭劍峰教授認為，當前懸殊過大的城鄉差距是造成大學生城市就業取向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種差距首先表現在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據調查了解，在我國東部一些省市，例如江蘇，一個經濟發展水平適中城市的普通公務員的月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同一職位在鄉一級工作的則只有1500元左右。城鄉企業收益差異狀況也大致如此，在西部地區尤其顯著。
懸殊的收益差異令任何單純的道義說教都顯得蒼白無力，務實的擇業心態讓大學生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
此外，城鄉社會保障方面也存在一定差異，一般而言，城市就業的各類保險比較健全，醫療、教育水平也比較高。
除收益、社會保障方面的優勢之外，沈杰博士認為，城市較高的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程度也是吸引大學生就業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些不僅有助于青年形成基本的生活安全感，而且也有助于他們進行公平的競爭。
必須承認，在時下的中國，越不發達的地方越講權力、關系和人情。正如一位著名評論人士所言，這極易形成一種內耗極大的“權力生存”和“圈子化生存”狀態，排除異己，妒賢嫉能。近幾年一些小城鎮“集體腐敗”的事件屢屢曝光，正是中國社會“中層生態”發展到極致的表現。
一個朋友告訴記者，他的一個朋友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從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原籍一個縣級林業部門工作。初次踏上工作崗位的他，懷著一腔熱忱，躊躇滿志地想在基層干出一番事業。而他的部門領導原本就是靠著裙帶關系謀得的職位，在任上更是長袖善舞，拉幫結派，結黨營私，對經常仗義執言的這位朋友視為異端，“大整特整”。無奈之下，這位朋友選擇了考研回京，發誓再不回去了。
相比而言，城市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進程較快，較透明的制度環境為公平競爭提供了良好的平臺，這也是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優勢所在。
一對矛盾：高等教育與市場
在采訪過程中，眾多專家對高等教育改革的滯后都表示了深深的憂慮，并一致認為，加大改革力度是改變目前這種“人才翹板”效應的重要途徑之一。
彭劍峰教授認為，目前高校在教育方法上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問題。以目前學生所學的知識結構，很難適應創業型企業的需求，而中國鄉鎮的大多數企業都屬于創業型企業，更注重員工的創業能力和精神。
高校的專業設置也一直為社會所詬病。專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名學生的知識結構、工作能力和就業取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大學依據什么來進行專業設置，是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目前一些高校培養人才的市場化程度不夠高，設置的專業學科陳舊，社會需求不大，就業率低下，甚至為零。相反，一些民辦高校的專業設置緊跟市場，以市場為“風向標”，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密切結合，取得了較高的就業率。在這兩種不同的專業設置思路之間，高等教育應當作出適當的權衡。
此外，一位教育界資深專家認為，當前高校區域布局有欠均衡，高校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位于小城鎮的數量有限，這也是造成基層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因此，多舉辦一些地方性大學應該可以緩解目前這種人才失衡問題。
“漂一代”、“啃老族”
不能承受之重
24歲的杜文彬來自山東菏澤農村，2005年畢業于北京某高校信息管理專業，雖然已經畢業一年多了，但他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單位，至今仍“漂”在北京。他告訴記者，自己所學的專業在北京早已供大于求，工作很不好找，但他又不愿改行做其他，所以仍在尋覓中，平時靠給一些單位或個人做些小程序維持生計。其實，小杜很想回老家發展，像他這樣的條件，在老家找一個不錯的工作應該不成問題。但他的這種想法遭到了父母的極力反對，他們希望小杜最好能留在北京。小杜家里三個孩子，只有他上了大學，是祖輩幾代中唯一考出去的，父輩希望他能在大地方成家立業，為家族和家庭爭光。
父輩的厚望無形中成為一部分“漂”族的不可承受之重，承擔著家族的使命，為了未知的前途和事業，他們只好權且將生命之舟“擱淺”在城市。
另外，家庭積極的經濟援助也是一部分學生選擇滯留城市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曾錦華告訴記者，目前許多家長都抱著這樣的觀點，認為現在工作不好找，不好找就不找，反正家里也有條件供養孩子。這種心態無形中助長了年輕人消極的就業觀，使他們形成了對城市物質生活的過份依賴。
據調查了解，目前在北京、上海、廣州以及一些東部沿海城市，這種“啃老”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21世紀的中國正處于巨大的歷史轉型期中，社會在不斷走向完善、規范和成熟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諸多改革未到位的缺憾和觀念的局限。“城市依賴”問題折射出的不僅僅是單純的就業取向和人才供求的矛盾，更是社會轉型期各項改革有待深化的中國現實。最終問題的解決還需要通盤考慮的“政策組合拳”以及各項持續而深入的改革。
《人民論壇》 ( 2006年第1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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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會診“城市依賴癥”
作者:沈 杰 王通訊 曾錦華 [2006-8-16]
嘉 賓
沈 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研究室副主任
王通訊 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
曾錦華 廣東省青少年研究會主任
加大教育改革和創新的力度
沈杰：應該以就業為導向，進一步促進教育體制的改革和創新，將大學畢業生就業納入社會就業整體規劃之中，建立市場導向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機制，從教育體制與就業體制的聯系上促進大學生學習、就業、成才環境的有序化，并將這一切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當中。
曾錦華：首先教育改革需要跟上。社會和市場發展的需要應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導向。目前在高校專業設置上存在不合理現象，重復設置的專業培養了大批缺乏差異性的學生，不少學生在大學課堂上學到的都是一些原理性或理論性的知識，實用性的操作卻掌握得微乎其微，這樣的大學生與用人單位的要求勢必有一定的距離。目前，產業結構在不斷地調整中，市場未能提供大量對口的就業崗位，造成大學生就業仍然困難。同時，社會上所需的專業現有高校卻沒有設置或數量很少，因此在人才供需上存在一定的矛盾，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大高校改革力度，調整專業設置，掌握市場需求，培養更多適合市場所需的人才。
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等制度
沈杰：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弱化戶口對于社會成員流動性的限制，這樣的話，不僅會促進大學畢業生在擇業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而且還會使他們的流動和就業空間變得更廣闊。流動的自由度是人才資源配置市場化的重要前提，也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
在國家政策規定范圍內，切實落實用人單位的具體用人自主權。省會及省會以下城鎮應取消進人指標、戶口指標等限制，以利于高校畢業生就業。取消限制高校畢業生包括專科（高職）畢業生合理流動的政策規定，允許高校畢業生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跨地（市）就業。
必須按照就業市場化的要求加快大學畢業生就業制度改革，打破大學畢業生干部身份、戶籍制度、用人指標的限制，促進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流向。對省會及省會以下城市，尤其是非公有制單位，只要用人單位同意錄用，并與畢業生簽訂就業協議的，公安部門應憑畢業生所持的《報到證》為其辦理落戶手續。廢除對畢業生收取城市增容費、出省費和其他一些不合理收費的政策，促進畢業生自主流動。
利用政策進行調控
曾錦華：妥善安置青年就業也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為此，政府需要建立五大勞動力供求機制，即預報機制、預告機制、預測機制、預警機制及保障機制，綜合組成社會有序的勞動力管理機制。
預報機制。需要根據城鄉結構狀況、人口結構比例狀況、大學生就學狀況和畢業狀況、城鄉勞動人口分布狀況、外地勞動人口輸入和流動狀況，對勞動力的增長、變化、流動進行監測，作出階段性的勞動力變更狀況預報。
預測機制。根據生產力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針對企業布局、產業調控、勞動技能需求變化，及時調整高等院校的教育專業和學科設置。建立以高等學校為監測點的畢業生就業信息監測網絡，及時掌握各高等院校、各學歷層次、各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動態。
預告機制。立足當地，面向全國，調控流動性大學畢業生、輸入外地勞動力、引進勞動技能型人才、監控管理流動性勞動人口。
預警機制。監測行業、區域的就業狀況、產業發展和就業環境變化狀況、中低薪人群收入變化狀況、停工停產企業員工狀態、失業率和失業周期的變化狀況，作出快捷、準確的評估，適時發出預警預報。
保障機制。在完善現有的就業、職業、失業等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覆蓋率的進程中，應給予大學畢業生擇業期的相應保障；應將大學生作為人才培養、后備選拔也列入相應的保障體系。
五大機制的建立涉及教育、勞動、組織、人事、公安、科技、信息、統計、計劃生育、經貿、民政、文化、工商等眾多的職能部門，需要整合力量，通力合作，共同構成人才供需的框架，為求學人口的順利就業搭建橋梁，方能探索建立大學畢業生就業有效的管理機制。
王通訊：首先，需要出臺政策來引導，利用政策杠桿來調控。可以對選擇到基層工作的大學生給予一定的政策激勵，例如對經過農村基層鍛煉的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給予一定的優惠；在干部選拔上給予適當的關注，畢竟這些人員既有經驗又有知識儲備。
其次，要注意物質方面的因素，對去基層工作的大學生應給予必要的經濟補貼。在基層工作會遇到許多實際困難，特別是一些艱苦地區，因此應給予一定的物質補貼，要使學生感覺到基層去的收益不比城市低，甚至比城市還要高，如果和城市收益差距太大，不利于隊伍的穩定。近年來，北京市一些地方的做法就有可取之處，比如對到基層工作的“村官”就給予一定的補貼。
沈杰：建立對農村和邊遠地區就業者強大的激勵機制。對于主動到邊遠地區、農村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應該建立更具有激勵效果的政策、機制和工作環境，包括在增加工資收入、提高福利待遇，以及對于職務晉升、職稱評定、學習進修等方面給予傾斜政策，增加機會等。
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建立暢通的人才資源交流機制。在這一方面，需要建立起人才的信息網絡，需要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這種交流機制需要由有關部門加以制度化，并形成必要的資金支持。
進一步確定在現有渠道中為高校畢業生提供創業小額貸款和擔保。對于以非全日制、臨時性和彈性工作等靈活形式就業以及到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的高校畢業生，要按照有關規定，在工資支付、社會保險、勞動爭議處理等方面維護其合法權益。
《人民論壇》 ( 2006年第1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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