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NGO與一場改造人心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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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10-30 17:55:43 來源：中國和諧社會網 作者：張婷
中國的自殺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問題。一個NGO的能量畢竟有限，必須倡導政府和多機構合作，共同尋找更好的解決之道。
8月8日，立秋后的第二天，氣溫不算太高。河北省石家莊新樂市一間臨時教室里，端坐了幾十位農民“大學生”。“大”是特指他們的年齡基本超過40歲，其中不乏60多歲的老人。
接下來的三天時間，“大學生”們暫且放下手中的農活，從新樂市義合莊和南雙井兩個村子趕來，匯聚一堂，接受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NGO組織）的一次特殊培訓——“生命危機干預”。臺上講課的老師包括謝麗華、吳青、榮維毅等致力于性別問題研究的學者。
“這些可都是‘高級人’和‘上層人’啊。”今年53歲的馮栓虎和幾名學員在教室后排小聲嘀咕著。坐在旁邊的記者饒有興趣地問：“怎么個高級？”“都是北京來的有大學問的人呀，那個吳青老師可是冰心的女兒，這個我知道。”馮栓虎瞪大了眼睛說。
課堂氣氛始終很活躍。與馮栓虎一樣，這些中國大陸鄉村的普通農民大多數是第一次聽到“性別意識”、“家庭暴力”、“社會支持”等專有名詞，他們充滿好奇，領會其中含義后，又特別興奮。
“知道‘生命危機干預’的意思嗎？”課間休息時，記者與學員們聊了起來。
“就是要減少俺們村里因為想不開喝藥自殺的人。”“就是要俺們聽了課回去后多宣傳，遇事別那么想不開。”大家七嘴八舌，紛紛表示明白這個培訓班的目的。
“自殺這事不好提吧，怎么宣傳？”
“回去后，周圍人肯定會問俺們這幾天干嘛去了呀，俺就告訴他們都學了啥。”和丈夫馮栓虎一同來參加培訓的白蘭素說。
今年60歲的李領彥的聽課筆記做得格外認真，記者看到她工整地記著“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同等重要”、“幸福是一種感覺，要把底線降低”等句子。她退休前是一名小學教師，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了，有一個獨子。但是丈夫去世后，卻因為與媳婦不和一直獨居。李領彥告訴記者，農村因為家庭矛盾想不開喝藥自殺的人很多，縣醫院幾乎每天都能接到這類病人。她平時就經常開導身邊生活不如意的朋友，現在可以將培訓班上的內容講給他們聽了。
王玉梅曾在義合莊村擔任了10多年計劃生育小組組長，她說，農村自殺的婦女大多數是因為家庭矛盾，很多人喝藥本來只是想嚇唬嚇唬丈夫，有的甚至之前還很奇怪別人為什么想不開去尋死，結果自己一賭氣就服藥了。
“不同于其他國家，在中國大陸，清醒狀態下自殺的人要多于因抑郁癥等精神問題自殺的人，主要是農村婦女，大部分因為一時沖動而輕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性別問題專家榮維毅說。
“中國式”自殺
據了解，中國是非常少數幾個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的國家之一（其它國家有科威特和巴林）。在西方國家，男女自殺率的比例通常為2∶1，有時為3∶1，而中國總的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25%，這一差異主要是因為農村年輕女性的自殺率非常高所致。
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資料顯示，基于衛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的死亡率資料，估計中國年自殺率為每10萬人23人，即每年約有28.7萬人死于自殺，是第5位最重要的死亡原因，而在15～34歲的人群中，自殺是第1位死因，農村婦女年自殺人數高達約１５萬人 。
近10年來，自殺問題開始逐步在中國大陸受到關注。中國自殺問題的獨特性已經引起了各個社會政府部門、海內外學術界、海內外媒體的重視。
1994年，中國心理衛生協會成立了一個自殺暨危機干預專業委員會。同時，設在北京精神專科醫院回龍觀醫院的一個非政府研究小組也長期研究自殺問題，負責人是加拿大籍的社會醫學專家費立鵬教授。2002年底，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在回龍觀醫院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面向自殺群體的醫療機構。
此外，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將自殺干預作為他們的參與式項目之一。據該中心創辦人謝麗華介紹，今年8月在新樂市開展的兩個試點村，已經是項目的第二期運作。首期項目，于2002年8月開始，分別在河北省正定縣、海興縣和青龍縣的6個村莊開展。二期在此基礎上吸納了男性參與者。
而催生這個項目的機緣是一本雜志上的一個欄目。1993年，面向農村婦女的雜志《農家女百事通》在北京創刊，是《中國婦女報》的子刊。隨著雜志發行量的增大，主編謝麗華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其中大部分是農村婦女流露出自殺傾向的“求助信”，有的甚至直接寫道“如果幾天之內收不到你們的回信我可能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編輯記者們下鄉采訪的時候，也經常遇到辦喪事的，一打聽就知道，是哪家的媳婦因為想不開喝藥自殺的。
謝麗華意識到，在中國鄉村，婦女自殺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1996年，雜志開設了一個新欄目“他們為什么走上輕生之路”。刊登了30多個關于農村婦女自殺個案的調查報告，并在每個調查后面都配有精神病專家和心理醫生的分析文章，目的是讓那些處在同樣生命危機邊緣的姐妹，通過閱讀反省自我，避免新的悲劇發生。
采訪的難度和壓力可想而知，誰家出了這樣的事情都不愿意聲張，即使同一個村莊的人，相互之間都避諱不談，更何況對外來的記者？
隨著對問題的深入了解，1999年，謝麗華主編了《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報告》。這是“農家女”自殺干預的第一個成果，也是當代中國第一本有影響力的自殺研究。
2001年，雜志社編印出了小開本的《農村婦女生命危機干預手冊》。同年，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作為NGO組織正式注冊，開始在河北農村選點推進“生命危機干預”項目。
尋找合作伙伴的過程頗費周折，首先，這不是一個能給地方帶來直接經濟效益的項目，同時，有很多地區的婦聯干部認為：我們有那么多的女能手、女勞模，有那么多的好典型，為什么不做這樣的項目？自殺這種事情是負面的，如果曝光，多影響政績呀。
“一點頭緒也沒有，不知道該怎么做。”項目執行官員許容剛剛接手該項目時也這樣感覺。按河北農村方言說就是“老難老難”。
一方面，中國歷史上從未提供一套應對自殺的路數，另一方面，中國自殺現象的特殊性不能套用任何西方自殺學的既有模式。
就連項目的名稱“生命危機干預”都巧妙地避開了“自殺”二字，其實這個詞并沒有直接相對應的英文，翻譯過去就是自殺干預的意思。
后來接觸過許容的人，也都會好奇地向她發問：自殺是個秘密，能干預嗎？怎么干預？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
種子的力量
“送你一顆果子，只能享用一次；送你一粒種子，可以受用一生。”這是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的理念。
謝麗華決定先在試點村培育出“種子”來。許容就是那個下去“播種”的人。
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的許容開始不停下鄉，差不多一年有1/3的時間都在鄉村，她以心理健康輔導的名義和村民們熟悉。從醫經歷和多年的人事管理經驗幫了忙，一開始她時常召集村里的婦女，給他們講講衛生健康常識，大家都很樂意學。
隨后，村里能說話拿事、有威信的婦女成立了“婦女健康支持小組”，一般最初的核心成員就五六個。通過他們了解到村里哪些家庭有因自殺而過世的親人，哪些婦女曾經有過輕生的行為。他們也是最初的“種子”。
為干預自殺而來，卻不能直接勸阻自殺，甚至不能提，有時就是拉拉家常而已，否則可能起到反作用。
“有時候，走在村里的路上，我常常感覺自己特像一名地下工作者。”許容感嘆道。她說自己打交道的那些村子，一般都需要1年左右的親近時間，之后人們才會和你推心置腹，不避諱談她們曾經傷痛的經歷。
“農家女”給每個村子的健康小組提供每年1000元的支持作為啟動經費，通過成立文藝隊等形式將村里的婦女常常召集在一起開展活動。同時給村里捐贈了電視機、影碟放映機、關于農業養殖的光碟以及圖書，成立了一個婦女聚會的活動室。
種種形式中，課堂教育是見效最快的方式。“農家女”會請婦女問題專家下鄉給村民們講課，也曾經數次將有過自殺經歷的婦女請到北京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接受心理輔導課程。有些學員的迅速轉變讓周圍的人感到吃驚。
青龍縣東蒿村的小云是村里有名的“大喇叭”，只要一吵架，附近鄰居都能聽見。結婚后，她一直抱怨丈夫沒本事，自己除了打麻將什么都不想做，還經常喝藥威脅丈夫，家里日子很不好過。
2004年5月，她去北京參加了農家女學校的培訓班。起初，她一點興趣也沒有，甚至有些排斥，一言不發。直到為期一周的培訓快結束時，她才找到許容深談了幾次，說“其實不該總埋怨丈夫，要換位思考，換個活法。”
回去后，她果真換了個活法，不再打麻將，和丈夫一起承包了一個廢品收購站，很快紅火起來。2005年的春節，大清早，她就興高采烈地給許容打了個電話拜年，大嗓門震得許容不敢把手機貼著耳朵。她告訴許容，現在每個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了，這是結婚后第一個沒有吵架的春節。
難道參加幾次活動就能將郁積在心中的“自殺魔鬼”打敗嗎？真有這么神奇？記者走訪了最早開展自殺干預項目之一的正定縣上曲陽村。
與其他幾個試點縣一樣，正定縣并不是自殺率最高的地區，但縣婦聯愿意與“農家女”合作開展項目。這個分布在河北東部的縣，有40萬人口，是較為富裕的縣之一，相對其他幾個試點村，上曲陽村村民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除了務農之外，幾乎每家都有自己的小生意可做。
8月的河北平原，綠油油的玉米開始抽穗，長勢喜人。健康小組組長康計榮帶著記者走訪村民。康是村里的婦代會主任，很有能力，家境不錯，人緣也好。
“喲，你們‘農家女’又從北京下來啦，歡迎歡迎，許老師沒來嗎？”村民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經過從2002年8月開始的首期項目，這里的人對“農家女”和項目執行官許容已經非常熟悉了。
來到華櫻家時，他們正準備吃晚飯，上來迎我們的華櫻見了生人羞澀地笑著。在康計榮眼中，她是個“非常可愛的人”，特別樸實。華櫻和丈夫曾靠經營家具廠而致富，一年收入能有幾十萬。但后來丈夫開始結交一些不好的朋友，不但不顧家，還在縣城包養了一個情人。夫妻經常吵架，生意也開始賠錢。她非常痛苦，幾次想自殺，有次急了，就把汽車和家具廠都潑上汽油，想連自己一塊點著死了算了。丈夫死死抱住她，才沒釀成悲劇。
健康小組成立后，康計榮經常找華櫻聊天，特別因為她的遭遇而心疼她。上曲陽村第一批去北京接受項目的課堂培訓時，華櫻也去了。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她認識了來自其他縣的村子里的朋友，還和其中一位拜了干姐妹，大家一塊聽課，聊各自的問題，心情似乎好了很多。
回來后，隨著她信心的增長，也逐漸說服丈夫重新回到自己身邊，將虧損的廠子租了出去，重新開始找活干。夫妻感情也慢慢穩定下來。
見到華櫻后，能感覺到她的生活并沒有一下子“美滿”起來，比如家里的經濟，比如和婆婆的關系，也能看出華櫻的笑容多少有點無奈。但很重要的是，她已經懂得自我開解，甚至自我解嘲，“凡事都有好和壞，我現在就盡量把好的一面翻上來，快樂最重要。”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光是個別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改變，在文藝隊的鼓動下，整個上曲陽村的村民在長久缺失的集體生活上，都活躍起來。曹秋英也是小組的核心成員，文藝骨干，她自編自導的小品《孝子》演遍了附近的村莊，極受歡迎。
一旦成為“種子”，同時也就變成了播種的人。上曲陽村的健康小組目前已經發展到上百人，幾十個家庭。
從2002年開展自殺干預項目以來，這個村莊至今沒有一例自殺死亡。
改造人心的運動
謝麗華設立生命危機干預項目的初衷，是想尋求一種能面向整個中國大陸農村推廣的有效模式。
“自殺干預項目并不能立竿見影，目前看來幾個試點村莊的推進模式短期內，局部效果還不錯，但是這樣的健康小組究竟能起到多長遠的作用，能解決多大的問題，我心中也有很大的疑問。西方國家的自殺干預項目也沒有取得特別明確的效果。”北京大學宗教系吳飛坦言。
吳飛2005年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便是研究自殺問題。他還在美國讀書期間就與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保持聯系，回國后被聘為自殺干預項目的顧問。
據他介紹，對自殺問題的理論論述，最早出現在17世紀初期的英國。其實，從中世紀末期開始，自殺問題就成了歐洲各個國家法律中心必須面對的問題。與西方不一樣，自殺過去在中國一直不是個問題，只是從近年來才逐漸開始關注。
為什么中國農村婦女自殺率高？經過專家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包辦婚姻帶來的家庭矛盾、婦女地位低、農村經濟貧窮，醫療衛生條件差、自殺工具易得（比如農藥）等。
謝麗華認為，更深層的原因，來自傳統文化。她分析，一方面，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待自殺的態度，并不像西方宗教的自殺禁忌那樣嚴厲，也沒有法律禁令；另一方面，重男輕女的思想仍然普遍存在，中國農村尤其根深蒂固。婦女在出生、受教育、婚姻、勞動就業和土地所有權等方面仍受到不公正待遇，這給她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痛苦。
在新樂市開展的男性參與的自殺干預項目培訓課堂上，榮維毅教授講授性別意識問題時，讓每位學員發表一點看法。不少女性學員站起來說：“俺覺得男女永遠平等不了。”引得一片附和。
吳飛也贊同性別差異是重要原因，不過他認為，農村婦女自殺更多是由于社會觀念與生活方式變化帶來的家庭矛盾問題。
人類學研究者閻云翔在其著作《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中寫道：1983年，中國大陸農村非集體化之后，在公共生活迅速退化萎縮的同時，休閑活動轉而成為以家庭為中心。也正因為如此，農村的家庭、親屬關系、社會關系網絡就變得更加重要。
吳飛說，其實中國鄉村的變化，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至今，總體上是一個模式。現在農民工在增多，家中留下的妻子、孩子和父母，又會形成一個更為復雜的家庭關系。所以面對主要由家庭矛盾造成的中國式自殺，如何設法維護家庭的和諧才是關鍵所在。
對于農家女的自殺干預項目，吳飛認為，他們所采取的方式正是如此。“并非簡單地幫助弱者進行革命和反抗，沒有暴力和沖突，而是以社會組織的方式干預人們的心靈。是一場改造人心的政治。”
顯然，“農家女”生命危機干預項目前路到底如何？目前的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區推廣？用什么指標來衡量推廣的效果？這些問題，在謝麗華和許容心中一時也無法解答。
“中國的自殺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問題。一個NGO的能量畢竟有限，必須倡導政府和多機構合作，共同尋找更好的解決之道。”榮維毅教授如是說。 （本文所涉及的自殺未遂者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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