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與企業黨組織

陳生洛

2006年10月

        1997年9月，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五大上明確宣布，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要通過股份制等方式改造國有企業。[1]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措施，[2]標志著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從過去的試驗摸索階段[3]進入了全面實施的階段。

　　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不同于以前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國有企業所有權的變動，不僅要影響到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而且還要影響到國有企業內部的權力關系。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所特有的問題因此而突顯了出來，這就是，產權變革會對國有企業內的黨組織產生什么影響？

　　國有企業的產權發生變化以后，原來的企業黨組織還能在企業中繼續存在嗎？即使它仍然能在企業中存在，在失去了無償利用企業資源的情況下，它的組織活動如何維持？它在企業中發揮什么作用？在產權變革過程中，許多黨員被迫離開了他們原來所在的國有企業，如何對這些黨員進行管理？依靠什么手段來控制和約束這些流動黨員的行為？產權變革對國有企業黨組織的這些影響，又會給中國的政治發展帶來什么變化？

　　本文根據實地調查的豐富材料，對上述問進行了考察分析。本文認為，國有企業及其黨組織是中共管理和控制社會基層的重要工具，在產權變革以前，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已經使許多國有企業的黨組織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本文的考察分析說明，在產權變革的沖擊下，企業黨組織或者自行潰散，或者被迫進入休克狀態。在產權變革的沖擊過去之后，大多數黨組織仍然可以恢復起來，但是，面臨著一種非常嚴峻的生存環境，企業黨組織對企業內部事務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然而，最為棘手的問題，還是產權變革造成的流動黨員問題。在產權變革的過程中，許多黨員被迫離開了原來所在的國有企業，變成了企業黨組織和地方黨組織都難以控制的城市流動黨員。本文的結論是，產權變革對企業黨組織所產生這些影響，嚴重削弱了中共黨組織對社會基層的控制，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出現和發展開辟了道路，對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的政治制度與企業黨組織

　　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全能主義的政治制度，[4]這主要體現在國家與社會、國家與黨的關系上。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國家權力不受限制地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都處在國家政權的直接控制之下，國家實際上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不僅如此，國家權力還至上而下地滲透到了最基層，通過單位制度把每一個社會成員吸納到了這種制度中來。這樣一來，國家就成了每一個人的雇主，控制了每一個人的生存條件。在國家與黨的關系上，黨的組織系統與國家權力系統并行存在，國家權力滲透到那里，黨的權力就滲透到那里，形成了一種黨政不分的政治制度。在黨政關系中，黨組織處于領導核心的地位，因此，國家權力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實際上是黨組織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國家對每一個人的控制，實際上黨組織對每一個人的控制。

　　這套制度的基礎，是單位制度，國家權力向社會的滲透，是通過設置和管理一個個具體的單位進行的。中國人的工作單位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工作場所，是人們工作謀生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國家權力體系的一部分，是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領導核心，而不是西方國家的那種執政黨，就是因為它不僅控制著政府等國家機器，它還通過自己的基層組織，直接控制著位于社會最基層的每一個單位。

　　中國的國有企業，就是這種單位的一種類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類型，從涵蓋的人口數量來看，它的涵蓋面最廣，[5]從擁有的資源來看，它擁有資源最多，從擔負的功能來看，它擔負著為整個政治經濟制度提供經濟基礎的功能。因此，黨組織能不能領導和控制國有企業，對于維護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華爾德曾在《共產黨社會中的新傳統主義》一書中，對國有企業內的黨組織進行過詳盡的考察分析。

　　中共一貫重視企業黨組織的建設，把建設好企業黨組織看成是控制國有企業的重要手段。在組織建設上，它要求做到了三個“都有”，即在每一個企業中都有黨組織，在每一個企業的車間或部門中，都有黨支部或者黨小組，在每一個車間或工段的每一個工作班組中都有黨員。[6]在組織活動上，它要求堅持“三會一課”制度[7]，通過“三會一課”制度維持和強化對黨員的管理、教育、監督。在組織發展上，它要求把企業內的各種精英，源源不斷地吸收到黨組織里來。[8]

　　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嚴重地影響了中共的企業黨組織建設。[9]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之后，發展黨員的重點由普通工人轉向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造成了第一線工人中黨員數量大量減少，三個“都有”已經無法實現，出現了許多沒有黨員的班組。據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對100家國有企業的調查，無黨員的班組，占所調查企業班組總數的36%。[10]實行廠長負責制后，企業黨組織失去了實際的權力，其正常的組織活動，也難以為繼，許多企業的黨組織實際上已經處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11]在發展黨員方面，企業黨組織的表現也差強人意。根據中共四川省委對1000家國有企業進行的調查，在86%的企業中，入黨積極分子的人數下降到歷史最低點。[12]有的企業連續幾年沒有人申請入黨，黨的發展工作處于停滯狀態。[13]據調查，1995四川省的3.24萬基層黨組織有28%沒有發展一個黨員。[14]

　　由此可見，在產權變革以前，作為中共控制中國社會基層的重要工具的企業黨組織，許多已經處于一種“懸空”狀態：生產第一線黨員的大量減少已經使它的觸角無法完全滲透到最基層，許多黨組織的組織架構雖然存在，但開展正?；顒右呀浄浅＠щy，形如“空殼”。

企業黨組織的休克

　　在產權變革以前，許多企業黨組織的已經成了空殼，那么，一旦企業所有權易主，企業與其上級主管部門的行政聯系被割斷，企業黨組織會不會因此而分崩離析、自行潰散？毫無疑問，這種危險是存在的，中共中央對此也憂心忡忡。在產權變革全面展開前夕，中共中央就向各地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他們采取有力措施，保證企業黨組織在產權變革的沖擊面前“組織不能散，黨員有人管”。[15]中共中央明確要求，各地黨組織在進行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中，一定要做到黨的建設與企業改制[16]同步進行。[17]所謂的同步，就是要在企業進行產權變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同步建立健全黨的組織，同步配備黨組織的負責人，同步設置黨的機構，同步開展黨的工作，同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18]

　　然而，所謂的同步，在實際操作時，根本做不到。在實地調查過程中，有關人士對我說，說是同步，實際根本不可能同步，因為產權變革以后企業黨組織的隸屬關系，現在都理不清楚。一個企業經過股份制改造以后，股東可能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企業，它的企業黨組織由誰來建立，由誰來管理？如果是一家企業控股，事情還比較好辦，如果幾個股東的股份十分接近，由誰來管理企業黨組織？這些來自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不同所有制的股東，并沒有一個統一的上級主管部門，并沒有一個統一的上級黨組織，他們有了分歧，由誰來協調？更麻煩的是，各個股東所持有的股份，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這樣一來，黨組織由誰來建，由誰來管，就更加麻煩了。[19]

　　黨的建設與產權變革難以同步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產權變革中所涉及的問題非常復雜，具體操作人員的精力都集中于產權變革過程，很難顧及企業黨組織的問題。我在一個城市進行調查時，采訪了一位國有企業的總經理兼黨委書記。他說，企業兼并是非常復雜的問題，通過兼并，我們所欠的二億一千萬元的債務要由兼并我們的那家公司償還，我們現有的這些資產如何算，欠銀行的債務的利息怎么還，這里邊涉及的問題實在是太多太復雜了。現在兼并的問題雖然已經接近尾聲，有關的協議已經簽字，但是，聽說中央的政策最近有可能發生變化，如果我們不能趕在這種變化之前辦完全部手續，兼并的事可能就黃了。對方現在也是猶猶豫豫，在這種情況下，我給誰談兼并后黨組織的事？兼并與黨組織的事，怎么可能同步考慮？只有兼并的事完了，企業有了新的主人，大家才有可能靜下心來，討論企業黨組織的有關問題。[20]

　　黨的建設之所以難以與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同步進行，還在于在這種產權變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和上級黨組織往往都是有求于人，因此，他們有意無意地回避企業黨組織的問題。[21]我在采訪一位有關人士時，他說，現在有些國有企業，停工停產多少年了，職工都揭不開鍋了，讓它破產吧，破產后它的職工怎么安排？不讓它破產，就只能是出售、兼并。但是，這樣的企業你給它找個買主也不容易，往往是談十個，還不知道能不能成一個，最后還不知道誰是它的買主呢？還不知道這個買主是國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你怎么可能同時考慮出售后的黨組織問題，那些事只有以后再說了。[22]

　　我在另外一家企業進行調查時，這位企業的領導人說，當時我們與外商談合資時，企業真是活不下去了，欠銀行的幾千萬債務，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市里的市長、市委書記也是急得不行，最后還是省里給牽的線，找到了一個合資的對象。我們中西部不比沿海地區，找一個合資對象不容易。我們這里觀念也比較保守，投資環境也不行，就是找到一個合資對象，也不一定能談成。有的企業為談成一個合資，光飛機票錢不知道花了多少，最后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對我們來說，能談成，人家愿意出資把我們這幾千萬的債務還了，還愿意出錢改造我們的設備，就謝天謝地了，誰還考慮黨組織不黨組織的事。[23]

　　由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企業黨組織的建設無法與企業改制同步進行，在產權變革過程中，許多企業黨組織都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即使不自行潰散，也不得不經歷一個長短不一的休克期。在這一時期內，舊的黨組織已經潰散，新的黨組織一時還建立不起來，企業黨組織基本上處于一種“有黨員無組織，有組織無上級”的休克狀況。[24]

　　我調查的一家國有企業，在產權變革后長達三年的時間內，企業黨組織一直處于這種休克狀態。產權變革后，這家企業的黨組織就找不到了上級黨組織，像皮球一樣，被有關部門踢來踢去，誰也不愿意管。在企業內部，黨組織的活動，完全處于癱瘓狀態，不僅日常的黨員學習等活動完全停止，而且由于產權變革打亂了原來的組織架構，許多基層黨支部的人員分散到了不同的部門，還出現了黨員找不到地方交黨費的情況。這家企業黨組織的領導人到處呼吁，要求上級黨組織來解決有關問題，但是，上級黨組織總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來搪塞。

　　這個企業黨組織的前黨委書記對我說，他們說來說去，就是一句話，不論國有企業的改革怎么搞，企業黨組織還是要的，不論到什么時候，都不能沒有黨。但是，如何要，怎么個要法，他們就說不出個一二三了，光說中央現在也沒有具體的辦法，讓我參照國有企業的做法，自己在實踐中摸索。他憤憤不平的說，你們至上而下都不清楚，我怎么摸索？[25]

　　其實，上級黨組織也不是完全不愿意幫忙，故意搪塞敷衍，真正的困難是他們也不知道怎么辦。過去企業的產權掌握在政府手里，黨組織控制著政府，因此上級黨組織可以直接對企業的內部事務發號施令。現在企業的產權已經發生了變化，上級黨組織已經失去了干預企業內部事務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上級黨組織也搞不清楚它們與企業是一種什么關系。我在采訪一位有關人士時，他說，前不久開組織方面的會，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話題集中到了企業黨組織的問題上，但是，越討論，越是感到沒思路，沒著落，沒干勁。沒干勁不是說工作不想干，而是心里不知道、不清楚具體應該如何做，看不清楚。市委領導一直想就這些問題開一個會，拿出一些辦法來，籌備了多年，最后還是不了了之。[26]

　　上邊搞不清楚，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話空話來搪塞敷衍下級，下級搞不清楚，對黨的工作，就只能是放任自流了。我上邊提到的那位企業黨組織領導人，談起企業黨組織在產權變革前后的變化，真是感慨萬分。他說，在產權變革以前，我們單位是黨的工作搞得好的單位，我們黨委還是局里的先進黨委。那時候，廠里有黨委，車間和部門有支部，班組有黨員，不僅黨的各級組織機構健全，而且各種黨的活動搞得轟轟烈烈。說到過去，這位企業黨組織的領導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充滿了留戀的情感。一談到后來，他的神情就變得十分的嚴肅和沉重。他說，怎么說呢？產權一變，黨委就被人家擱在一邊了，企業的事，根本就沒有黨委參與的份?，F在是機構也沒了，人員也散了，凡是搞黨務工作的，年齡大的都讓退休或者內退了，年齡小的都改行了。產權變革后的前兩年企業黨組織等于是不存在了，說起來沒有散，實際上與散了差不多。組織都沒有了，黨員當然也沒有人管了。現在好了一點，又成立了新的黨委，但是，有與沒有差不多，也就是收收黨費而已。[27]

　　在這種休克期中，最受打擊的是原來在企業中搞黨的工作的黨務工作者以及與此相關的政工干部。在我調查的一家企業中，原來有五個政工部門：黨委辦公室，紀委辦公室，工會，團委，宣教科。在這五個部門中，除了書記等專職干部以外，還有十幾名專職人員。產權變革以后，除了工會，其余四個部門都被取消了，包括黨委書記在內的十幾名專職人員，除了三人留任工會工作外，其余的人或者內退，或者被迫離開了企業。[28]過去支撐黨組織和黨的外圍組織的骨干隊伍已不復存在。一位在這家企業從事政工工作多年的中層干部心寒地說，產權一變，讓你下崗，你就得下崗，讓你內退，你就得內退，干這一行的，最后弄得什么也不是了，下場可慘了。[29]

共產黨變成了地下黨

        對企業黨組織來說，休克期雖然痛苦，但它畢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由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中擁有的壟斷地位，在產權變革引起的混亂結束以后，當企業的情況逐步穩定下來以后，有些企業黨組織的組織架構還可以重新恢復起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產權變革給企業黨組織帶來的影響已經結束，相反，這種影響這時候才更加明顯地顯現出來，因為產權變革以后，企業黨組織所處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企業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產權變革以前，中國國有企業的權力結構是黨政并行結構，黨組織在這個權力結構中擁有重要的權力。產權變革以后，企業的權力結構轉變成了法人治理結構，在這個權力結構中，根本沒有企業黨組織的法定地位。企業黨組織又從過去的領導者轉變成了1949年以前的地下黨。對于企業黨組織的這種地位上的變化，我在實地調查時，幾乎處處都可以感覺到。

　　在我進入一家企業進行實地調查之前，有關人士反復叮嚀說，進了廠以后，你千萬不要對人說你找黨支部書記，你一定要記住，說你找某某副經理。現在產權變革以后，“不時興”這個了，你這樣說別人也不知道你找誰，上班時間也不允許談黨組織的事。[30]

　　人們說“不時興”這個了，有兩種意思，一是說現在企業里黨組織已經不能公開存在，既沒有黨組織的辦公室，也沒有專職的黨組織的領導人，黨組織也不能在上班時間活動。共產黨已經成了地下黨，沒有人帶領，你進了廠也找不到黨組織。甚至于在工廠大門口，門衛都不讓你進去。因為產權變革以后，管理比以前嚴格多了，進廠找人辦事，都要進行登記，你說找黨組織，人家可能說上班不能搞黨的活動，直接把你堵在大門外了。另外，在上班時間，誰接待了外邊的人，為什么接待，都要登記，你說來談黨組織的事，人家在登記時也為難。說“不時興”了的第二種意思，是現在人們對黨組織的事沒有興趣，你說自己干黨務工作，即使不低人一等，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進了廠口口聲聲找黨組織，給被找的人弄得也不好看。[31]

    　在我進行實地調查的企業中，其中一個企業內有許多我過去的同學和朋友，當我在采訪中問及黨組織的事時，他們有的哈哈一笑；有的則以不屑一顧的神態說，現在什么時候了，誰還關心這種事；有的百思不解，不知道我為什么關心和提問這種問題。[32]有一位退休在家多年的老干部，在接受我采訪時，仰天長嘆一聲說，唉，現在共產黨不行了，都成地下黨了。[33]

    　他們說共產黨成了地下黨，其實，更確切的說法，應該說是共產黨成了“業余黨”，因為產權變革以后，企業由外商控股，在新制定的公司章程中，根本沒有企業黨組織的地位，企業黨組織一下子成了“五無”組織，即無辦公室，無編制，無專職人員，無活動時間，無活動經費。地下黨或業余黨與原來的黨組織的根本區別在于，在上級主管部門和上級黨組織失去了企業的產權或部分產權之后，企業黨組織利用企業的資源維持自己的生存、利用企業資源進行黨組織活動的權力被剝奪了。

    　在企業黨組織不能繼續利用企業的資源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之后，過去對企業內部事務有重大影響的企業黨組織，一下子變得非常的虛弱，不僅開展正常的組織活動困難重重，而且維持自己的生存都面臨嚴重的困難，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原來就不受歡迎的黨務工作，產權變革后成了誰也不愿意接的燙手竽頭。我在采訪一位總經理兼黨委書記時，他很坦率地說，我不愿意當這個書記，他們（指上級黨組織）非要我當。我一直都是搞業務的，我也不懂黨務這一套，而且作為一個總經理，平時也很忙，讓我當書記，我也顧不過來。[34]他雖然直接說自己不愿意兼書記，是上級黨組織非要他兼任，他不兼任這個書記也不行。但是，他這個總經理兼書記，又讓下邊的車間主任全部兼任了支部書記。

    　這位總經理自己都不愿意兼任黨的職務，他為什么又讓他下邊的干部都這么做呢？我在采訪另外一位有關人士時，他說，現在你不讓各級經理主任兼書記不行啊。過去人們就不愿意當書記，但是，因為黨的職務與行政職務享受同樣的待遇，拿一樣的工資，為了享受這種待遇，有些人也就無所謂了，現在黨的干部不能享受這種待遇了，人們更不愿意干這一工作了，因此，只能讓行政領導兼了，這樣也算解決了待遇問題。另外，過去黨的書記還有黨管干部的權力和參與決策的權力，多多少少有點權威，別人也不敢不聽你的?，F在這些都沒有了，當書記，做黨的干部，一點好處也沒有，誰愿意干？你就是愿意干，下邊的人也不聽你的，你也干不下去。讓各級經理主任兼了書記，書記的待遇問題也就解決了，他說話也有人聽了，究竟是因為他是經理，別人聽他的，還是因為他是書記，別人聽他的，也就無所謂了，總之有人聽他的就行了。[35]

    　這種由經理兼任書記的做法，被人們稱作一肩挑，有些人認為這是國有企業產權變革以后，解決企業黨組織參與決策、黨管干部的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我們從上邊提到的情況中可以看出來，下邊的黨組織在進行這種安排時，哪里有那么深思熟慮的打算，他們之所以這么做，不過是為了回避讓他們頭疼不已的一個問題：如果黨務工作不由行政領導兼任，無法解決其待遇問題，也無法解決他對企業職工發號施令的權力問題。

    　但是，這種一肩挑的辦法，只是回避了問題，模糊了問題，并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當一肩挑的辦法無法實現時，黨的書記無職、無權、無人愿意干的事實，就暴露無遺了。我在實地調查時，就遇到了這樣的例子。一家國有企業產權變革后，至上而下的干部都實行了一肩挑。有一天，有一位車間主任因為工作上的差錯被外方管理人員撤了職，成了車間中的一名普通職工。另外一個非黨員接替他成了車間主任。因為這位新的車間主任不是黨員，當然也不能兼任黨支部書記，書記和主任這兩個職位因此被分開了。這位書記成了普通工人以后，不僅沒有了管理其它職工的權力，而且也沒有了相當于車間主任級的工資待遇，對他來說更加悲慘的是，按照公司的有關規定，他做工人的工作，還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資，要拿最低工資，要試用三個月，在他用行動證明自己適合這個崗位之后，才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資。[36]由此可見，那種以為通過一肩挑就解決了黨的書記無職、無權、無人愿意干的想法，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這個例子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不是企業離不開企業黨組織，而是企業黨組織離不開企業，企業內黨的干部，離不開企業行政管理人員的職與權。

　　第二，產權變革以后，企業黨組織在企業內維持其正?；顒用媾R著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首先，面臨著一個經費問題。我在采訪一位企業黨組織的負責人時，他指著辦公室的幾份報紙說，產權變革以后，黨組織開展活動不能從企業的財務里開支，只能靠黨員的那點黨費，這點黨費，訂上邊要求訂的報紙都不夠，其它活動還怎么搞？[37]

　　其次，面臨著一個活動時間和活動場地問題。在產權變革以前，不論是黨員還是黨的干部，都習慣了在上班時間進行黨的組織活動。雖然這些活動比較乏味，由于參加這類活動等同于上班，人們也就無所謂了。產權變革以后，新的企業主往往不允許黨組織利用上班時間開展組織活動，企業黨組織直接面臨著一個如何開展活動的問題。如果改在業余時間活動，由于占用了參加者的私人時間，許多人就借故不來了。另外，利用業余時間活動，往往需要在企業外進行，還有一個活動場地的問題。因此，許多企業黨組織仍然堅持在上班時間進行活動，不能公開活動，就半公開，或者完全秘密的活動，但是，這要冒一定的風險。我在采訪一位有關人士時，他講了這樣一件事，在一家中日合資的企業，黨組織有一次在一個房間里關起門來秘密開會，不知道是誰告訴了日方的總經理，日方總經理一腳把門踹開，質問他們不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在這里開什么黑會，開會的黨員個個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是好。[38]
再次，在產權變革以后，企業黨組織進行活動時，還面臨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它活動的目的是什么？它代表誰的利益進行這些活動？如果企業黨組織僅僅代表一個抽象的黨，它的活動不與企業內的人和事結合起來，僅僅局限于組織黨員學習中央文件，向黨員干部傳達中央精神，這種活動勢必難以長期維持。但是，這個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它代表所有者，產權變革以后，它顯然不能再代表所有者了，至少不能代表所有的所有者了。代表管理階層，也代表不了，因為企業內有總經理。我在進行實地調查時，有些企業黨組織的領導人，認為他們應該代表工人。[39]但是，工人并不認為他們能代表工人的利益。[40]而且企業黨組織的各級領導人，在產權變革后基本上都由各部門的經理兼任，即所謂的一肩挑，在日常工作中，他們都是管理工人的管理人員，怎么可能再充當工人代表呢？這個問題說到底還是因為企業黨組織成了地下黨，業余黨，在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中沒有它的位置。

　　第三，產權變革以后，黨組織通過發展黨員吸納各種優秀人才，變得更加困難了。

    在產權變革前，企業黨組織在發展黨員問題上已經面臨著許多困難。這些困難在產權變革以后，變得更加嚴重了。因為在產權變革以前，盡管黨的意識形態的吸引力越來越小，黨的威信因為腐敗現象的猖獗越來越低。但是，黨組織畢竟還掌握著黨管干部的權力，黨員資格仍然是選拔干部的一個重要條件，另外，企業黨組織也保留著參與決策的權力。因此，入黨即使不能成為一種精神追求，至少還可以成為一種追求物質利益的手段和途徑。但是，產權變革以后，黨組織的這種權力也沒有了。因此，黨組織從精神和物質利益兩個方面，都失去了對人們的吸引力，主動要求入黨的人更少了。

    我在一家企業進行調查時，我問一位年輕職工，產權變革后企業有什么變化。他直截了當地說，最大的變化就是非黨員也可以受到重用。他舉例說，有一個與他年齡差不多的大學生，和他一樣前不久才進入這家企業工作，因為這個大學生在電腦方面非常出色，他的這一才能被外方總經理發現以后，外方總經理馬上讓他在公司的計算機中心擔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他說，這在產權變革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干部，根本沒有這種機會。所以，我們現在都明白了，不是黨員，只要自己干得好，也可以受到企業的重用。我本來就不想入黨，現在對入黨當然就更沒有興趣了。[41]

    在我進行實地調查的另外一家企業中，產權變革以后，連續三年都沒有一人申請加入黨組織。為了完成上級黨組織交給的發展黨員任務，企業黨組織只好從企業產權變革前的申請者中找了三個人，把他們發展入黨。這位企業的一位中層干部說，這三個人中，有兩位都犯過錯誤，按說都不能發展入黨。在過去三年多時間內，黨組織也沒有對他們進行過任何培養教育，按說這也不能發展他們入黨?，F在發展他們入黨，實在是出于無奈，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人家還愿意入，我們還能說什么？還能提什么條件？[42]

    由此可見，對企業黨組織來說，產權變革造成的休克狀態，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是企業黨組織如何在產權變革后的環境中生存的問題。產權變革以后，許多企業黨組織的組織架構雖然可以恢復起來，但是，它過去所擁有的權力是無法恢復的，在意識形態上，黨組織早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權力是其生存的基礎，產權變革不僅剝奪了它對企業內部事務進行干預的權力，還剝奪了它利用企業的資源維持自己組織活動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生存就變成了它所面臨的一個最嚴峻的問題。

流動黨員問題

    　產權變革對企業黨組織的沖擊，不僅使原來的企業黨組織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使勉強生存下來的企業黨組織面臨著嚴峻的生存環境，它還衍生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流動黨員問題。在產權變革過程中，有些國有企業徹底破產倒閉，這些企業的黨組織自然而然地消失了，這些企業黨組織所管理的黨員被迫流向社會，成了具有城市戶口的流動黨員。還有一些國有企業，它們的黨組織雖然在產權變革過程中生存了下來，但是，企業黨組織所管理的許多黨員，卻因為種種原因被迫離開了企業。這些黨員也成了具有城市戶口的流動黨員。如何對這些黨員進行控制和管理，是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流動黨員問題并不完全是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引起的，正如當初人民公社解體時，造成了大量農民的流動，從而形成了農村的流動黨員問題一樣，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也造成了城市的流動黨員問題。但是，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造成了大量的國有企業被兼并、出售、租賃、股份制改造……，城市流動黨員從個別現象變成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這些具有城市戶口的流動黨員，與人民公社解體時形成的具有農村戶口的流動黨員相比，管理起來更加的困難。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人民公社體制因此而瓦解之后，一些農村黨員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外地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農村黨組織對他們的控制，成了流動黨員。但是，這些來自農村的流動黨員，大多數都是以臨時工的身份外出打工的，在外地打工若干年后，最終還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在他們外出期間，他們的妻子兒女一般都住在農村，逢年過節，，他們還要回去看看。也就是說，他們的家還在農村，根還在農村，他們的農民身份并沒有完全改變，他們只是一種臨時的流動者，因此，農村黨組織對他們還有一定的約束力。國有企業產權變革造成的流動黨員，卻沒有這么一個相對固定的根，對這些流動黨員來說，他們的根，就是原來的國有企業，離開了這個企業，就成了真正的流浪者，因此，地方黨組織對他們進行管理控制，也更加困難。

   　 在如何管理這些流動黨員問題上，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由哪一個黨組織來管理的問題。這些流動黨員原來所在的企業黨組織，有的隨著企業的破產和出售，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有的企業黨組織雖然還存在，但是這些黨組織也不愿意管理他們，因為這些黨員已經離開了企業，企業黨組織缺乏控制和管理這些黨員的有效的手段。因此，流動黨員只能由流動黨員居住地的黨組織管理，即由流動黨員居住地的街道居委會黨組織管理，但是，這些黨組織也不愿意管理，它們的理由是這些黨員只是住在這一地區，他們并不在這里工作，街道黨組織控制不了他們的勞動人事關系，同樣缺乏管理和控制他們的有效手段。[43]另外，由于中國實行單位制度，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單位負責，因此，中國城市的街道居委會，一直是最不受重視的基層組織，所管理的對象，都是單位不愿意接受的人員，如殘疾人，刑滿釋放人員，沒有文化的家庭婦女，沒有工作單位的孤寡老人，各種單位不愿意管理的離退休人員等。街道居委會的黨組織，行政級別也非常低，管理的黨員人數也非常少。一下子讓它管理眾多的流動黨員，這些黨組織也確實沒有這種管理能力。

　　我在進行實地調查時，就遇到了這種問題。一個國有企業破產了，其所有黨員都成了流動黨員，上級黨組織讓這家企業所在地的街道黨組織接受并管理這些黨員，街道黨組織不同意，說這些黨員的數量比我們現在管理的黨員多許多倍，其中一些干部的級別也比我們高，我們怎么能管理他們，除非上級黨組織再專門成立一個黨委來管理他們。[44]由于這些黨組織不愿意管理這些流動黨員，這些黨員就成了“兩不找”“兩不管”的黨員，成了不受黨組織約束的自由黨員。據四川省委對1000家國有企業的調查，三年中共有6780名黨員因為下崗等從企業中轉走了組織關系，但是，其中80%被對方黨組織拒收，成了這種誰也管不著的自由黨員。[45]像深圳這樣一座改革開放走到全國前列的城市，人員流動更加頻繁，流動黨員的數量更多，這種不受黨組織管理的自由黨員也更多。據統計，深圳市有這種流動黨員36600人，其中20000多人屬于這種自由黨員。[46]

　　然而，比由哪一個黨組織來管理更難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管和管什么的問題。這些流動黨員原來都在國有企業工作，而且還是黨員，有的還是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優越感?，F在下崗失業，對原來的工作單位，對黨組織都有怨言，覺得自己跟著共產黨干了這么多年，到頭來落了這么一個下場，連飯碗都沒有了，對黨組織和黨的活動，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覺得黨員不黨員，關鍵是有錢，信念不信念，關鍵是吃飯，不愿意再受黨組織的約束。有的已經自行脫黨，有的干脆提出來要求退黨，有的則加入了宗教組織，從宗教上尋找精神寄托。[47]管理這些對黨組織頗有怨言，對黨組織有很大的抵觸情緒，甚至于對黨組織很反感，而黨組織又對其缺乏有效約束手段的黨員，無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另外，這些流動黨員，在失去原來在國有企業的工作以后，基本失去了生活來源，生活往往比較困難，生計是一個很大很迫切的問題，因此，黨組織組織他們學習，他們往往要求黨組織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或者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這些要求都是黨組織難以解決的問題。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又強化了這些流動黨員對黨組織的抵觸情況，更加增加了黨組織管理這些流動黨員的難度。我在調查時發現，因為產權變革而下崗的黨員，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怨氣很大，黨組織的領導人都經常躲著他們，更不要說組織他們進行學習，做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了。[48]

    　對流動黨員進行管理的另外一個困難，是地方黨組織沒有積極性。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演變，各級黨組織已經從原來的職業革命家組織，演變成了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對于沒有一些好處的事情，他們是不熱心的，也不愿意介入。對流動黨員的管理，就屬于這種沒有好處，費力不討好的工作。[49]因此，各地的黨組織對此都沒有積極性，并提出許多借口來推卸管理流動黨員的責任。例如，有的提出“抓大放小論”，認為黨的建設也應該抓大放小，重點抓好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黨的建設就不錯了，小國有企業既然都在放開之列，其黨組織的工作當然也應該一放了之。流動黨員更應該一放了之。[50]有的提出“力不從心論”，認為現在進行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黨組織的工作千頭萬緒，抓日常生產經營和在崗黨員的教育管理都顧不過來，哪里還有精力去管理下崗失業的黨員，即使想管現在各級黨組織也沒有這種能力。[51]我在實地調查中發現，地方黨組織的這種消極心態非常明顯，他們甚至都不愿意討論這類問題。[52]

   　 從國有企業中流動出來的這些黨員，有些人可能長期失業，呆在家中，有些人可能會重新就業。如果他們在其它國有企業找到了工作，[53]那么他們就重新成為了國有企業中的黨員，由國有企業的黨組織對他們的管理。如果他們到了非國有企業就業，他們就成了非國有企業中的黨員，這又從如何對流動黨員進行管理的問題，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即如何在非國有企業中建立健全黨組織，管理好這些企業中的黨員的問題。這個問題比流動黨員問題更棘手，更難解決。

    　首先碰到的問題仍然是上級黨組織本身的問題。我在上邊已經提到過，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演變，中共的各級黨組織已經蛻變成了一種既得利益集團，對于沒有好處的事情，他們是不熱心的。對那些仍然屬于國有企業，但是，產權轉移到了其它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企業所在地的黨組織都不愿意接手其黨組織的管理工作，[54]對于產權與政府毫無關系，地方黨組織對其內部事務沒有任何權力的非國有企業，他們當然就更加沒有興趣去管了。我在對有關人士進行采訪時，他們對非國有企業的黨組織問題的態度都相當冷淡，有關部門也沒有設立專門的機構或者指定專人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有的指定了專人負責，工作也是處于起步階段。[55]

   　 其次是大多數非國有企業的企業主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企業內建立黨組織。大多數非國有企業的企業主都把自己的企業看成自己獨立王國，對黨組織的滲透非常敏感，總是找這樣那樣的借口，直接間接地阻撓地方黨組織在自己的企業內建立黨組織的專門機構。[56]我在進行實地調查時，有關人士說，按照黨章的要求，凡是有三個以上黨員的地方就應該建立黨的組織，因此，建立黨組織并不需要征得私人或外國企業主的同意，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在非國有企業中建立黨組織很困難，往往要征得企業老板同意，得到他們的合作，才能進行。他說，為了在一家私人企業中建立黨組織，往往要費很多口舌，在做了許多說服工作之后，才能把黨組織建立起來。有時好不容易把黨組織建立起來了，沒有幾天，有些黨員被老板解雇了，黨組織也不復存在了。就算是黨組織能維持下來，在企業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書記處處還要看人家老板的臉色行事，否則就有可能被炒魷魚，因為那畢竟是人家私人的企業，不是國有企業。[57]如果遇到比較開明的私人企業主，黨的活動還好辦一些，否則，黨組織就難有作為，形同虛設。大部分這類黨組織的工作都開展不起來，其作用也就是收收黨費，傳達個通知。[58]

    　第三個問題是這些企業內的黨員對建立黨組織和開展黨的活動態度冷淡。在非國有企業中，許多黨員不僅對建立企業黨組織、開展黨的活動態度冷淡，而且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許多黨員，在離開國有企業到非國有企業就業以后，心理很不平衡。他們認為，自己過去在國有企業中工作，好歹也是一個黨員，如今落到這種地步，不得不靠為私營企業主打工養家糊口，是一件很丟人的事。在他們看來，在私人企業內打工，本來就覺得丟人，讓別人知道自己是一個黨員，更覺得丟人，因此對黨組織的事不太熱情，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有的黨員腦子里有臨時觀念，覺得在非國有企業打工，本來就是混一天算一天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更不愿意參與黨組織的活動。有的黨員則是擔驚受怕，覺得現在自己身陷非國有企業，處事要小心，害怕暴露了自己的黨員身份，企業主看不慣自己，炒自己的魷魚。還有一些人，黨組織的觀念早已淡薄，覺得這正好是擺脫黨組織控制的機會，原來的黨組織管不著自己了，自己不聲張，現在的企業里也沒有人知道自己是黨員，這樣更自由?；谏鲜龇N種原因，在非國有企業中，出現了許多隱性黨員，人們把他們叫做“地下黨員”。[59]但是，這種地下黨員，不是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前，在社會中不公開暴露其黨員身份但與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系的那種地下黨員，而是不愿意向上級黨組織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不主動與上級黨組織保持聯系，讓上級黨組織找不到的地下黨員。

　　黨員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使上級黨組織搞不清楚一個非國有企業中有沒有黨員，有多少黨員，這又增加了在非國有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的難度。而且即使在這些企業中建立起了黨組織，有些黨員也不肯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有一家私營企業，上級黨組織根據了解到的情況知道其中有三名黨員，并在這家企業中建立了黨組織，后來才發現還有三名黨員，這三名黨員已經在這家企業工作多年了，但是，一直不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60]黨員既然連自己的黨員身份都不愿意暴露，在這些企業內開展黨組織活動的難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是非國有企業本身的一些特點加大了地方黨組織在這些企業中建立健全黨組織的難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國有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非國有企業的數量比較多，規模比較小，在這些企業中建立黨組織，在操作上，相對比較困難。另外，非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不同，它們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人員的流動性比較大，企業本身的生存周期也比較短，在市場環境中不斷生生死死。這也給地方黨組織在這些企業中建立黨組織，教育和管理這些企業中的黨員增加了困難。[61]

　　由此可見，對流動黨員和非國有企業中的黨員的管理教育，是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而且隨著產權變革的不斷深入，流動黨員以及在非國有企業工作的黨員會越來越多，這一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從目前的情況看，各級黨組織對此還沒有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黨員沒人管”的現象，將會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嚴重。

結論

   　通過上邊的考察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對企業黨組織的影響是巨大的，許多企業黨組織因此而組織癱瘓、隊伍潰散；雖然有一些黨組織在產權變革后仍然可以生存下來，或者重新恢復起來，但是維持正常的組織活動已經非常困難，更難以在企業內發揮重要影響；在產權變革過程中，還有一些企業黨組織隨著企業的破產倒閉永遠消失了，它們管理的黨員被迫流向社會，有些企業黨組織雖然生存了下來，它原來管理的一些黨員卻因為下崗等原因離開了企業，這兩種人構成了地方黨組織難以管理的城市流動黨員，造成了棘手的流動黨員問題。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給企業黨組織帶來的這些變化，將對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產生重要的影響。

   　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所建立的單位制度。中國共產黨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執政黨，而是中國政治生活的領導核心，因為它不僅直接控制著中國的國家權力，還直接控制著工廠、學校、醫院、研究所等基層單位。中國共產黨利用國家權力在各行各業中逐步建立起這些單位組織，并將絕大多數的城市人口吸納到了這種單位組織中，通過這些單位組織對大多數城市人口進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

   　中國共產黨對這些單位組織的控制，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個是行政途徑。所有這些單位組織，都隸屬于政府的一個部門，這個部門被稱作該單位的上級主管部門。中國共產黨控制著政府，利用上級主管部門與單位組織間的行政隸屬關系，對單位內的事務進行控制。另外一個是黨組織途徑，在上級主管部門和單位組織中都存在著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這兩種黨組織是上下級關系。通過這一途徑中國共產黨也可以對單位內的事務進行控制。中國的國有企業就是這些單位組織中的一種類型，從它涵蓋的人口數量、擁有的資源和擔負的功能看，也是最重要的一種類型。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國有企業的直接控制，對于控制國有企業所涵蓋的眾多人口及其所擁有的資源，維護它在政治上的領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然而，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割斷了國有企業與其上級主管部門間的行政隸屬關系，上級主管部門也因此失去了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的權力。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控制國有企業及其職工的第一條權力鏈，從上級主管部門到國有企業，再到國有企業職工的權力鏈，就被切斷了。但是，國有企業產權變革的意義并不局限于此，如本文所述，在產權變革造成的第一條權力鏈斷裂之后，國有企業內的黨組織失去了它在企業內存在的根基，有的徹底癱瘓，有的完全潰散，有的勉強生存下來，但已無法對企業內部事務發揮重要影響。中國共產黨控制國有企業及其職工的第二條權力鏈，從上級主管部門黨組織到國有企業黨組織，再到企業內的黨員，再到企業職工的權力鏈，實際上也被切斷了。

    　就國有企業所涵蓋的人口和資源而言，隨著行政和黨組織這兩條權力鏈的斷裂，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政治生活中既控制著國家權力，又控制著社會基層組織的領導核心，實際上已經被迫把自己的權力收縮到了國家權力機關，失去了對社會基層組織進行直接控制的能力，不得不從過去的領導核心蛻變成了僅僅控制國家權力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從過去的領導核心，逐步轉變成僅僅控制著國家權力的執政黨，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以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它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出現和發展開辟了道路，預示著中國的政治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本文通過對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對企業黨組織的影響的考察分析，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的這一重大變化?！　?BR>　　---------------------------

    注釋：

　　[1]《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2。
　　[2]參見訪談記錄1-1；4-4。
　　[3]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開始于1993年。1993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四屆全會決定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產權變革是其重要內容之一。
　　[4]參見鄒讜關于中國政治的論述：鄒讜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5]我認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前的人民公社，也是一種單位，但是，人民公社已經在80年代末解體，國有企業就成了涵蓋人口最廣的一種單位。
　　[6]這是中國共產黨管理和控制社會基層組織的重要手段，任何一個企業，一個車間，一個工作班組，都要黨員和黨的組織的存在，不能留有空白點，從而確保黨組織隨時隨地掌握和控制各種基層組織及個人的各種動態，使黨組織在任何時候，都處于一種主動地位。
　　由于企業的規模不等，有的企業比較小不再分為車間和班組，在這種情況下，往往只在這樣的企業中建立黨支部或黨小組。
　　[7]三會一課制度是指定期召開支部黨員大會、支部委員會、黨小組會、按時上好黨課，是黨的組織生活的主要形式。參見：葉梧西邵云瑞，《現代企業黨的建設》，（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6年），頁161。
　　[8]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十一條規定，對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進行教育和培養，做好經常性的發展黨員工作，重視吸引在生產第一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中的優秀分子入黨，是基層黨組織的基本任務之一。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頁74。
　　[9]陳峰公婷的文章《毛后中國的黨與市場：對列寧主義政黨根基的侵蝕》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分析。參見：Chen,Feng and Gong,Ting.,Party versus Market in Post-Mao China:The Erosion of the Leninist Organization from Below.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3,No.3,September 1997,pp.148-166.
　　[10]參見：葉梧西邵云瑞，《現代企業黨的建設》，頁150
　　[11]高云，<黨的基層組織權威弱化成因芻議>，成都：《理論與改革》，1998年，第1期，頁70-71。
　　[12]陳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組織部長），<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情況的調查和思考>，第5-8頁。
　　[13]參見：葉梧西邵云瑞，《現代企業黨的建設》，頁8。
　　[14]參見：陳三儀（四川省委組織部長），蘭州：《組織人事研究》1997年，第1期，頁8-11。
　　[15]訪談記錄：7-6。
　　[16]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被人們簡稱為“改制”。
　　[17]訪談記錄：7-6。
　　[18]參見：史海，<海城市委在企業改制中是如何抓好黨建工作的>，沈陽：《黨員特刊》，1997年，第2期，第16-17頁；<黨員信箱>，沈陽：《黨員特刊》，1997年，第1期，頁36。
　　[19]訪談記錄：7-6。
　　[20]訪談記錄：5-3。
　　[21]對此還有一種觀點，叫“可棄論”，即一些地方在出售或兼并國有企業的過程中，認為黨組織可有可無，甚至擔心黨組織是一個會影響企業出售或兼并的包袱，在談協議時根本不提黨組織及黨員的何去何從問題，從而使這些企業的黨組織和黨員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參見：陳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組織部長），<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情況的調查和思考>，頁7。
　　[22]訪談記錄：4-4。
　　[23]訪談記錄：1-7。
　　[24]仲兆軍牛巧娣，<在國有企業改組改制中加強黨建工作迫切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沈陽：《黨員特刊》，1998年，第9期，頁14-15。
　　[25]訪談記錄：3-5。
　　[26]訪談記錄：1-1。
　　[27]訪談記錄：3-5；3-4。
　　[28]訪談記錄：1-6。
　　[29]訪談記錄：4-2。
　　[30]訪談記錄：6-2。
　　[31]訪談記錄：6-2。
　　[32]訪談記錄：1-7，5-2。
　　[33]訪談記錄：9-2。
　　[34]訪談記錄：3-3。
　　[35]訪談記錄：1-6，1-7。
　　[36]訪談記錄：7-1。
　　[37]訪談記錄：3-4。
　　[38]訪談記錄：1-1。
　　當然也相反的情況，在一家香港巨商控股的外資企業中，這位香港巨商就對中方的黨組織十分照顧，允許他們利用企業的場地，在上班時間進行黨的活動。但是，這都是特殊情況，并沒有任何法律保證。參見：訪談記錄：1-1。
　　[39]訪談記錄：4-3；1-6。
　　[40]本人在實地調查中，被采訪的工人都堅決否認企業黨組織能代表他們的利益，認為企業黨組織只代表那些黨的干部的利益，認為企業黨組織既不愿意代表工人的利益，也不能真正地維護工人的利益。參見：訪談記錄：6-1；7-1；7-4。
　　[41]訪談記錄：7-2。
　　[42]訪談記錄：4-2。
　　[43]陳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組織部長），<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情況的調查和思考>，頁6。
　　[44]訪談記錄：1-1。
　　[45]陳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組織部長），<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情況的調查和思考>，頁6。
　　[46]鐘蔭騰鄭秀玉，<黨的基層組織設置若干問題談>，深圳：《特區理論與實踐》，1999年，第4期，頁46。
　　[47]陳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組織部長），<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情況的調查和思考>，頁6。
　　[48]訪談記錄：1-6。
　　[49]陳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組織部長），<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情況的調查和思考>，頁5-6。
　　[50]張明智鞠向波，<企業黨建不能‘抓大放小’>，沈陽：《黨員特刊》，1998年，第6期，頁15。
　　[51]陳文光（中共四川省常委、組織部長），<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亟待加強——對國有企業下崗黨員教育管理情況的調查和思考>，頁7。
　　[52]訪談記錄：9-1。
　　[53]這種可能性應該說越來越小，因為中國政府現在對國有企業的態度，不是擴大其數量及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而是減少其數量及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抓大放小”這四個字就能充分說明這一點。參見：陳佳貴（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與改組>，深圳：《深圳特區報》，1999年。9月23日第7版。
　　[54]訪談記錄：9-1。
　　[55]訪談記錄：10-1。
　　[56]鄭煦林,(福建師大經法學院研究生),<私營企業黨建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福州：《福建理論學習》，1997年，第1期，頁23-24。
　　[57]訪談記錄：7-6。
　　[58]李靜唐金風，<如何加強私營企業黨員管理教育工作>，沈陽：《黨員特刊》，1998年，第2期，頁15-17。
　　[59]張明智，<非公有制企業中黨員不轉組織關系的幾種心態及對策>，沈陽：《黨員特刊》，1998年，第7期，頁16-17。
　　[60]李靜唐金風，<如何加強私營企業黨員管理教育工作>，頁15-17。
　　[61]訪談記錄：7-6。
　　在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對非國有企業內黨員管理困難的根本原因，還是產權問題。正是由于上級黨組織對于非國有企業沒有財產所有權，所以，它們也決定不了這些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決定不了這些企業的人事安排，也不能通過這種人事安排給企業中的黨員分配各種物質利益，從而也不能控制這些企業中的黨員的行為。這是上級黨組織在非國有企業中建立黨組織，面臨重重困難的根本原因所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