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先生：您好

          感謝您閱讀了我的歪文《一個摩的司機的自白》，并給予的指教。但我們因處于二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你們是政府精英，國之棟梁。對你而言，國就是你們的家，你們在自己家里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而我們則不同，而我們則是“社會主義的棄爹”，是國之負擔，家庭之棟梁。我們下崗工人因上有老要治病，下有小要讀書。我們一家老小必須依靠我們每天弄回幾個小錢來維持生計。所以，我們才有不同的觀點。

          你雖比我大四歲，但我們也算是同齡人。不同的道路、不一樣的經歷、我們當然也會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說，精英階層與平民百姓階層之間，目前在思想上、認識上已形成了一條巨大的鴻溝。可以不客氣的說，這條巨大的思想鴻溝已影響了我國的社會安定團結與社會的和諧發展，你們作為“政府精英”或“國家理論精英”階層就沒有想過這是為什么嗎？

          實話說，我只認為你是一個當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當兵是你跳出農村的跳板。你說你是經過三個月自學考上了大學。但你敢說你在當工人的時候是一個安心工作的好工人嗎？那年頭，我見過了一批請事假、泡病假來謀求個人發展的“當代精英”。那三個月復習時間你的工資不是你過去的工人兄弟的勞動成果嗎？你在大學讀書時，交納過學費嗎？你們這批帶工資讀書的大學生難道不是全國的工人、農民供養的你們嗎。當你們羽翼豐滿時，卻玩出了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的花招，想當年如果也提昌教育產業化的話，哼，我敢說：窮小子想上大學，你做夢去吧！

          你說你沒有下崗的顧慮。可以憑自己的頭腦和雙手生存下去。你大學同學中，象你這樣經歷的人，比比皆是！對此，我不以為然。我只能說你依然在享受大鍋飯的優越性，或者說你是當代的食利階層。你們在工作過程中為國家和人民創造過財富和利潤嗎？你為培養你的工人農民謀取過什么福祉嗎？我只能說，你這是大言不慚。

          我在一篇歪文中寫過一段話：農業社會以權力為中心，工業社會以資本為中心，信息社會以知識為中心。而目前我國經濟成份是三種經濟形式的混合體，如果你沒有了權力，像我們下崗工人一樣，赤身裸體的被推入社會，我敢說，你一天都混不下去。你說，你憑什么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去，因為，養尊處優的生活已使你知識老化，你也沒有任何的動手能力，你已失去了自謀生路的本錢。而您目前能幸福的存活在這個世界，還得感謝“大鍋飯”。而我在十年下崗生涯中，已經受了生存考驗。俺活過來了。

          我們并沒要國家、政府義務照顧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廠由一個幾十人的手工業聯社，通過幾代工人的辛勤勞動和積累，發展成有幾千萬元資產的中型集體企業，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每年創造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家，我們和全國的工人一樣，每月工資僅能維持生存。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精英階層歌舞升平的今天，我們卻突然成了這個世界多余的人，我們昨天所創造的財富卻突然變成了別人的財產。你說這公平嗎？

          我們之間的所產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經歷，產生了不同的政治認同。老實說，中國的工農是最能忍辱負重的階層。我們唯一的期盼就是能以自己的辛勤勞動來養活自己和家人，并獲得社會對我們應有的尊重。我們的財產可以送人，但我們最恨用無恥的手段來剝奪我們財富，而使我們無法生存的人。

          過去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虛假光環照耀下，我們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抗美援朝、支援越南、支援第三世界的外援物質難道不是中國的工人、農民所生產的嗎？大量的教育、醫療機構、科研機構不是在我們昨天積累與創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嗎？應該說，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其它勞動群眾都是共和國財富大廈的奠基人和所有者。我們除了領導自己所操作的機器外，我們領導過誰。昨天的不幸和災難，不應全部由我們工人來買單。你們作為我們命運的主宰者就不應為你們昨天和今天的錯誤和失誤，負起你們應有的責任嗎？

          你說：“如果墮落到讓別人、讓社會、讓政府和國家來為自己不爭氣的命運買單的話，那你就不配活著！”我看你的書都是從屁眼里面讀進去的。中國的很多事情都是你們這樣的蠢材給辦壞的！

          一個人、一個階層人士的命運應該說與他所處在的國度、地域、政治經濟團體、息息相關。任何人都不能脫離社會而獨自生存。政府及領導階層有責任和義務通過政策法律、稅收、提供就業機會和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來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所以，總書記提出：群眾利益無小事。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但你們卻以種種歪理邪論干擾和破壞黨的親民政策。應該說，少數不懂民心，不懂國情，通過炮制為已謀利的經濟邪論的所謂精英階層才是我們貧困的禍根。你們為侵占和剝奪我們昨天所創造的財富的個別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制造了理論根據。為此，你就不臉紅嗎？

          漢代大儒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就說：“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窮人窮急愁苦，政府不去幫助和救濟，那么窮人就“不樂生”，“不避死”，就自然會犯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也發出過類似的警告，他說：社會如果對勞動力就業管束太多，就業壓力就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定。封建社會的文人，資本主義的學者都明白的道理你都不懂，您就別再以“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自居了吧，因為，我為你感到臉紅，而我只有中學文憑。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政治認同的話，一切看似正確的理論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應有的效能。因為，建立穩固的政治認同才是一個社會維系穩定和發展的基礎，它同樣應是建設“和諧社會”最為重要的內容。

          如果我們社會沒有基本的政治認同，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和諧的社會，而只能是一個充滿沖突和斗爭的社會，是一個潛在地不穩定的社會。……， 當然，社會基本的政治認同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應是社會轉型期的必然反應。但這并不是說，有些問題不可以做得更好一點。如果要社會底層對社會秩序、法律秩序和政治秩序有最為基本的認同，就要有明確的財產關系，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還要有能監督司法的法定政治代議機構和新聞媒體，更要有真正來源于民眾程序性授權的權力。

          好了，為了明天的米錢，我又要跑“摩的”去了。順便告訴你一下，我的摩托車手續完備，每年都辦理了年檢手續。并購買了保險（強制保險）。是在我家附近跑“摩的”朋友圈中唯一手續完備的摩托車。世上謀生手段萬千，但我因能力所限制而無法選擇。但我也不認為跑“摩的”的行徑卑鄙。我不指望非法營運來發財，當我跑回明天的生活費后，我歡迎您明天繼續與我進行探討。我因文憑太低，水平有限，可能對您有所冒犯。如文中有不恭敬之處,敬請原諒。

          順祝您萬事如意，合家歡樂

                                   陳洪寫于：2006年7月31日星期一

      附：郭峰先生跟帖原文：

          作者，我比你大四歲，今年已經52歲了。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因為，國家、政府并沒有義務照顧我們這一代人一輩子。我在上初一的時候，已經從北京去了農村，靠掙工分自食其力。此后，經過努力，我當了兵、當了工人并在1978年靠自學（用三個月時間自學了初高中數學的全部課程）考上了人民大學。此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現在，我沒有下崗的顧慮。我可以憑自己的頭腦和雙手生存下去。我大學同學中，象我這樣經歷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也沒有任何高干子弟的背景。也就是說，我并不是什么天才或者幸運兒。講這些，無非是想告訴你，一個人，如果墮落到讓別人、讓社會、讓政府和國家來為自己不爭氣的命運買單的話，那你就不配活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說，把自己的前半生全部交給黨和國家安排了，只有你自己知道這是不是謊言！我也是那個時代活過來的。我敢說，我沒有把自己交給黨安排。我想交給黨，黨也不要我。你大概是59年出生的吧？50年代出生活到現在的人不止你一個。在我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政府和國家給我們提供的條件都是一樣的，并未厚此薄彼。咱們都是站在同一條時代的起跑線上的。至于有些人發達了，有些人落伍了，這個責任更應該從自己身上尋找。摩的的本來用途并不是載客。你把它用來運營，危害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其中，也包括你自己。而且，我敢肯定，你沒有上三者險。我問你，如果你的一位乘客乘你的車負傷導致癱瘓，你打算如何處理？是一逃了之，還是救治到底？我相信，你會選擇前者。因為，你連自己也養不活。這樣一來，豈不又要讓一個對你的前半生沒有責任的無辜者為你的命運買單嗎？世上謀生的手段不計其數，何必搞這種損人利己的營生呢，還要編出一些歪理為自己的行為找出合理性。你不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卑鄙的行徑嗎？

相關鏈接：《一個摩的司機的自白》；《“摩的司機”與“精英學者”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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