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GDP,不如改造GDP(31)
聽嬋釋禪
內容提要:
一、GDP無罪,“他們”有罪;
二、“GDP,也即三駕馬車說”的內在機理和實踐結構形式;
三、“GDP,也即三駕馬車說”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四、“四輪汽車說”代替“三駕馬車說”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客觀必然性
一、GDP無罪,“他們”有罪
一段時期以來,人們大多不問三七二十一地對被稱做萬惡之源的GDP進行了嚴厲的口誅筆伐和控訴,大有取消這個“經濟總量統計數據”而后快的心態。其實,GDP做為一個從西方數理經濟學演變過來的描述經濟發展總量的一種宏觀的經濟統計數據模型,在考量“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交換、消費”等的總量存在或是發展方式方面,還是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有著一定的宏觀指導和參考價值的,特別是對于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商品短缺時期”更具有很積極的指導意義,但自從科學技術推動市場經濟之商品生產手段、交換手段、消費手段取得長足進步后,使商品“生產、交換、消費”的效率和效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于社會商品或是說社會財富的急劇增多,而使社會財富的公平正義的“分配”日益凸顯出來了,因而使GDP這個宏觀經濟總量統計數字“漸顯”其在對市場經濟運行的指導方面的極大局限性和危害性,并因此也喪失了其在指導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意義。其根本原因就是這個GDP,是從來沒有把市場經濟之社會財富的“分配”環節考慮進去的。這就象一個四個車輪的汽車,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只是考慮其中的三個車輪,只給“生產、交換、消費”這三個車輪打氣、維修、更換輪胎等,卻從不把“分配”這第四個輪子當回事,這樣你的宏觀經濟政策不跑偏,不導致市場經濟四個環節在循環和演變過程中的“破壞和中斷”的金融經濟危機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這樣說,統計局無罪,GDP這種落后的統計理論或是統計方法和模型的缺陷和局限性有罪;GDP無罪,把其作為考核干部并以此做為唯一的提拔干部的硬指標、硬依據和硬標準有罪;GDP無罪,30年的私有化的使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和轉移的改革思路或是國策有罪;GDP無罪,投資上項目等可以使那些腐敗官員可以從中獲得大量的受賄、貪污、回扣、紅包等的“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的這種推動GDP并唯GDP論的“自私自利的邪惡原動力”有罪,等等。
目前,我們必竟還沒有可以替代GDP這種“宏觀經濟總量”的統計方法或是模型,如果誰非要詛咒它,那么最好在詛咒它之前先給設計出一個更科學合理的“宏觀經濟總量”的統計方法,否則那不跟沒說一個樣,統計局該怎么用還是要怎么用。任何無聊的情緒上的渲瀉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因此,我們還必須“窮根溯源”地探討這個GDP之所以被人們所討厭的理論與實踐根源,并設計出相對科學合理的“新的”或是“經過改造”的宏觀經濟總量的統計方法,以便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具有更能促進社會穩定和諧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相對科學的理論與實踐的依據。
聽嬋釋禪曾發表了《論“三駕馬車說”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局限性和危害性(9)》( 2008-12-01 )和《論“四輪汽車說”代替“三駕馬車說”的客觀必然性(18))( 2009-02-13 )兩篇文章中,主要就是依據“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來論述GDP的局限性和危害性的,并因此提出了如何改造GDP的設想。當然,這樣的兩篇文章是不可能被已經被西方經濟學徹底洗腦的經濟理論界和實踐家們所重視的。不過,再大家共同討厭GDP并也拿不出什么替代和改造的辦法之前,還是虛心地參考一下也是沒有什么壞處的。
“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縮寫,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它是對一國(地區)經濟在核算期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的最終產品總量的度量,常常被看成顯示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生產過程中的新增加值,包括勞動者新創造的價值和固定資產的磨損價值,但不包含生產過程中作為中間投入的價值;在實物構成上,是當期生產的最終產品,包含用于消費、積累及凈出口的產品,但不包含各種被其他部門消耗的中間產品。 GDP的測算有三種方法:生產法:GDP=∑各產業部門的總產出-∑各產業部門的中間消耗:收入法:GDP=∑各產業部門勞動者報酬+∑各產業部門固定資產折舊+∑各產業部門生產稅凈額+∑各產業部門營業利潤;支出法:GDP=總消費+總投資+凈出口。”
上面這段引自網絡搜索。下面以“支出法,也即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消費的三駕馬車說”為例,也即GDP=總投資+凈出口+總消費,來把聽嬋釋禪的那兩篇文章的“重要論述”, 再重復引用說明和論述一下這個“千人恨,萬人唾”的GDP,并探討如何改造GDP的問題。
二、“GDP,也即三駕馬車說”的內在機理和實踐結構形式
世界上最先讀懂馬克思,并展開波瀾壯闊偉大社會主義實踐的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這不僅是說他們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建立了“以公有制為經濟載體形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更為重要的是在于他們確立了以“大分配”為綱的,并帶動“生產、交換、消費”三個環節的以期“綱舉目張”的在經濟落后國家是可以和平穩定快速發展經濟的成功理論和實踐。
雖然,列寧和斯大林根據當時所謂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或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大交換和小分配、小消費”發展模式,曾預言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腐朽滅亡性,但由于西方市場經濟經過若干次“商品生產和貨幣生產過剩危機”的洗禮后,除了靠對“過剩商品和貨幣”的對外輸出轉移這種危機外,更主要的是通過制定各種經濟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對“小分配、小消費”這個市場經濟運行的“短板”進行了強力修補,特別是拿出大部分國家財政收入等來參與修補他們的這個“短板”,也就有效地克服了他們那“短板”對市場經濟四個環節運行所產生的負效應和危害性,從而保證了西方社會市場經濟國家60來年的繁榮和穩定發展。
不知是從何年何月產生的,一提經濟發展或是增長時,則言必“三駕馬車”也即GDP,行必“三駕馬車”,并被現代人掛在嘴邊做為“口頭禪”的“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說”,正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一個標準衍生產品。其只不過是從馬克思的市場經濟理論中抽取符合其階級利益集團的部分,加以強調化、片面化、局限化的玩意。對此,聽嬋釋禪試對“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經濟學說”的內在結構等進行一下分析,看其到底是個什么貨色。
對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說,也即GDP”來說:
一是投資。其所謂的“投資”,也就是商品的“生產”和為商品流通創造“交換‘環境等罷了,進行商品“生產”的“投資”是比較好理解了,就是“投資”人類的“衣食住行用等”的商品“生產”。而就“交換”環境改善等的“投資”來說,嚴格地講也應屬商品“生產”范疇,但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可以把其劃歸為“交換”的范疇。比如建設港口飛機場、鐵路公路、商業大廈、證券交易場所、農貿大廳等,都屬于改善“交換”環境、或是加快“交換”速度、效率和效果等的“投資”。再比如建水庫、修引水渠道、建輸水管道以至到用戶最終的對“水”的消費的整個過程的“投資”,都是為“水”這種商品的最終實現商品價值而進行的改善“交換”環境、速度、效率、效果等的“投資”。電力等的“投資”也是一樣的。我們管這種“投資”叫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但其歸根到底仍然沒有離開商品“生產”和改善商品“交換”環境、速度、效率和效果等方面的市場經濟四個環節的循環和演變過程這樣范疇。
二是出口。就出口來說,那就更好理解了。無論是普通商品的出口,還是生產商品的“產能”出口,以至到外國去投資和勞務等的出口,其不過都是商品“生產”或是“交換”的“投資”范疇罷了。也就是說,“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和出口”兩者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出口”是給外國人的“衣食住行用” 等服務;“投資”則可能是給本國人的,也可以是給外國人的“衣食住行用” 等的服務的。而無論是“出口”過程,還是“投資”過程,都是可以通過就業這種分配方式使民眾獲得“收入”,并使人類進行生產和再生產的。
三是消費。就“消費”來說,這本身也沒什么錯,人類生產商品和改善交換環境效率就是要進行豐衣足食的“消費”和豐富多彩、方便舒適地“消費”,以滿足人類的“衣食住行用”,及其演變幻化的千奇百怪的生活和生產需求。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說,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經濟學說”,正是根據自己或其階級利益的某種偏好,從完整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缺一不可的環節中,抽取了其中的“生產、交換、消費”三個環節,并加以改頭換面,用以解釋和指導市場經濟的運行,和政府政策對市場經濟的掌控了。于是,也就形成了在很多國家大為盛行把這幾種玩意胡亂地加吧加吧的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雞的屁”了。當然,這種經濟理論所形成的對市場經濟運行的指導的經濟指標,在一定的范圍內是可以“適當地解釋和指導”市場經濟的運行的,并也能無意并間接地解決一些市場經濟運行的表層問題,但其巨大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卻是必須要受到批判的。
三、“GDP,也即三駕馬車說”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也正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經濟學說”,也即GDP,對完整并缺一不可的“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這一重要經濟理論的殘酷“閹割”,并把可以左右市場經濟運行“全局和安全”的“分配” 閹割出局,才使“三駕馬車說”在指導人類的市場經濟運行時,出現了極大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一是丟失了“分配”的“三駕馬車”就相當于是沒有了“車夫”的三駕馬車。而沒“車夫”的馬車,這“馬車”的方向性、平穩性、節奏性等也就要成問題了。而掌控“分配”的“車夫”,不僅僅只有“市場”本身,更為重要的是掌握“公權力并具有裁判職能”的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可以這樣說,人類社會產生的包括經濟危機在內的各種不同形式的危機,其最根本的策源地都是在于這種“相對公平正義的分配”關鍵環節的缺失和缺陷造成的,甚至包括所有國家內部的“政府或是朝廷”的更迭替換,也即那個“成也分配,敗也分配”的千古怪圈。而一個國家產生的包括經濟危機在內的各種危機,甚至導致國家內部的“政府或是朝廷”的更迭替換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在“分配”這個關鍵環節上出現了“合理并有效調控”的缺失和缺陷。
二是“三駕馬車說,也即GDP”是幫助強勢利益集團強化其利益最大化和剝削掠奪的理論。這種把人類的生存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方向的“分配”環節舍棄,留下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強勢利益集團的可以放縱地追求利潤最大化和剝削掠奪的“投資和出口”和可以窮奢極欲的“消費”環節部分,除了顯示了該理論對剝奪、剝削、逐利和少數人階層的袒護外,再就是揭示了這種理論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本性。不僅不能反映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實際現狀和面貌,而且也顯示其對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全過程需要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的全局性把握、均衡性協調和節奏性調控的缺失和缺陷,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一葉障目偏好,為“三駕馬車說”留下了歷史的遺憾。
三是“三駕馬車說,也即GDP”忽視了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對“分配也即就業等”的排斥和摧殘。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對生產手段水平的提高,尤其對工農業商品生產的勞動力的排斥是日益地加強,影響了廣泛的就業也就是影響了對全體社會成員的相對公平正義的分配。“投資和出口”這兩種商品“生產”和改善“交換”環境效率的經濟活動的“多少”,已越來越無法表現對“就業也即分配”機會和崗位的正比例關系了。也就是說,以前投資或是出口100萬元的額度可以提供10人就業,現在卻只能提供5人就業了。“投資和出口”雖然可以提供就業崗位,特別是對于工農業這種科技手段正在不斷滲透的產業,對就業崗位的提供會變得越來越少了,而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目的,就是通過就業這種“分配”形式來獲得“收入”,并進行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消費的。所以說,對商品生產和交換手段的越來越現代化的產業的投入多少,已不能正比例地解決好“就業也即分配”問題了。隨著科技手段的日益進步,以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形成的“GDP”,將越來越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喪失了其應有的指導作用和權威,就像“雞的屁”那樣越來越沒有味道和中看不中用了。
四是“三駕馬車說,也即GDP”,迷失了人類通過就業也即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和國民經濟二次分配也即國家財政收入等“分配”方式獲得“收入”,并才能進行下一步消費的目的和方向。現在人們在談論拉動內需時,總是除了大談投資和出口外,再就是大講消費,唯獨不提“分配”。試想一個不能“相對公平正義分配”的社會,少數人占有了大多數的社會財富,而多數人卻只有少量的社會財富。在少數人沒有那么多的即期消費能力,而那想消費的多數人又沒錢進行即期消費時,你那個大談的“重視消費”,那不是緣木求魚又能是什么呢?沒有了“分配”,商品生產的意義又何在;沒有了“分配”,又哪來消費;沒有“分配”,那商品生產的“交換”又靠什么去進行。正是由于有了“分配”這個關鍵環節,才使商品的“生產”有了意義,使“交換和消費”成為可能并能不斷地進行下去。而畸形的“分配”,會使商品“生產”滯緩;“交換”難以暢通;“消費”出現衰退。也只有形成了“相對公平正義的大分配”,才能帶來商品生產、交換、消費的大活躍、大順暢和生氣勃勃。而這種“大分配”模式,其中的建立和完善“社會公共福利保障體系”,則是其重要給成部分和應有之意。
四、“四輪汽車說”代替“三駕馬車說”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客觀必然性
人類總是需要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去尋找那些更能“準確合理地解釋和正確有效地指導”社會經濟實踐的理論和方法。當一種理論或是指標方法不能有效地衡量和指導社會經濟實踐及指導政策制定時,也即人們看到那些用以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理論和衡量經濟發展程度和規模的指標等,不能“準確合理地解釋和正確有效地指導”社會經濟實踐時,人們就會產生懷疑和疑問,一種探尋新經濟理論和方法的“破舊立新”的沖動也就無法抑制。也就是說,“在一個真正的思想者眼里,只有正確與錯誤,而沒有什么狗屁理論權威或是權威理論”(纏中說禪語)。
在許多國家盛極一時的用以表現經濟發展總體規模和增長速度和程度等的GDP指標,就是一個很受人懷疑和指疑的經濟指標統計體系方法。這個被許多國家最為看重的經濟指標,雖然從宏觀上看,其“堅挺的經濟增長兩位數”是那樣的威風八面且風光無限的使當政者渾身舒坦無比,但其卻無法真實宏觀地反映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態,無法真實宏觀地反映“就業”這種國民經濟的初次分配狀態,更無法反映“按公權力分配”這種國民經濟二次分配的真實宏觀狀態,更無法反映“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利的分配”的“分配”狀態。當然,用其衡量個體或是集團或是地域等的生活水平那就更是離題萬里了。也就是說,你那GDP在某地一平均都能使人人家家“小康”了,可真正的事實確是許多人家連溫飽都沒混上。由此可見,這老舊的GDP指標的局限性、欺騙性、危害性有多大吧。盡管這是一種帶有模糊性的宏觀經濟總量指標,但也不能離人民群眾的生活太遠吧。否則又有什么資格發揮其對“經濟政策制定”的指導意義呢?而這種無法給“政策的制定者”以真實可靠的宏觀經濟信息或是數據參考的經濟指標,其“對政策制定的指導,也即對市場經濟運行的指導”也就必然使“經濟政策的制定”會走出許多彎路他邪路。很顯然,這種不能真實宏觀地反映“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全過程”的整體狀況和狀態的“經濟總量指標”本身肯定是有其克服不了的缺陷和局限性。
而其中的問題,出就出在以“三駕馬車說,也即GDP”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和其經濟指標統計方法的“投其所好”的把“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缺一不可的四個環節給生生地割裂開來,而只保留了目前許多國家都采用的“投資、出口、消費也即市場經濟中的生產、交換、消費三個環節所組成的三駕馬車說”,及依據這個理論把“投資、出口、消費”等三個方面的東西胡亂加吧加吧湊成的GDP的宏觀經濟指標統計方法和數據。也即舍棄了市場經濟之“分配”環節這個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關鍵環節。這就是GDP所依據的經濟學理論方面的缺陷和局限性。當然,根據這種充滿缺陷和局限性的理論所演化出來的統計學方法體系也就只能是“騾子睪廢”了。
現在的“三駕馬車說”是除了大談“投資和出口也即生產與交換”外,再就是一個心眼地只認“消費”,卻從不過問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及“分配”狀況與“消費”狀況的是什么關系?任憑大量儲蓄存在不去“消費”而不知什么原因?更有甚者,某些人不知道如何調整社會財富的“分配”關系的去縮小貧富差距,而是緣木求魚地空談什么降低儲蓄率。“GDP,也即三駕馬車學說”對社會大多數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沒錢“消費”的現象視而不見,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導致的20%的人占有80%的社會財富、80%的人只占有20%的社會財富的嚴重“分配”不公平視而不見,對因為“分配”不公平導致的“市場經濟四個環節的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遭到破壞和中斷所形成的金融經濟危機視而不見。很顯然,這“三駕馬車說”就象“以前有個皇帝看見人們饑餓的沒飯吃,卻說為什么不吃餅”那樣愚蠢并裝傻。
因此,在批判老舊的經濟學理論和其經濟指標統計方法的“破舊”過程中,我們還必須努力去建立并完善一整套新的更加有效地解釋和理解“整體”經濟問題的理論和經濟指標統計方法。現在我們以“市場經濟”的定義為基礎,并以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為依托”,設計一個宏觀經濟指標統計模型體系,并以此來表現宏觀經濟發展規模、總量、程度和經濟增長速度等,聽嬋釋禪把其稱為“四輪汽車說,也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用漢語拼音字頭就是“SFJX”。這下咱中國也牛一把,不用那破英語字頭。這個“學說”,由于加入了市場經濟四個環節中最關鍵的社會財富“分配”環節,可以極大地彌補原來GDP宏觀經濟指標的局限性和統計的不全面性。也就是說,“三駕馬車說”已不能“準確合理地解釋和正確有效地指導”現實的“市場經濟運行”實踐和體現其內在發展規律了。只能以新的更能“準確合理地解釋和正確有效地指導”現實的“市場經濟運行”實踐和體現其內在發展規律的“四輪汽車說,也即SFJX”的理論和經濟統計方法等來代替了。
聽嬋釋禪發明的“四輪汽車說”理論,其中的“四輪”也可以形象比做“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而這部“汽車”就是“市場經濟”本身;這部“汽車”的行走運營,就是“市場經濟的運行”;“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的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就是這部經濟“機器也或是汽車”的行走運營良好。市場經濟中的“生產和分配”兩環節是這部“汽車”的主動輪,市場經濟中的“交換和消費”是這“汽車”的從動輪。也就是說,社會有了商品,你又有了購買商品的錢,你不會買賣東西的“交換”,不會進行“衣食住行用”等的“消費”,那也就太說不過去了吧。只有“汽車的四個輪子”能夠互相協調一致、動作配合有序、合理均衡地行走運行,才能使“市場經濟”這部“汽車”走的更平穩、更協調、更有節奏、速度才能更快、效率和效果才能更佳。否則,若某個輪子過大或是沒氣胎癟了或是其它什么原因,那這部“市場經濟”的“汽車”也就只能緩慢爬行、或是停滯不前的拋錨了,甚至還會翻車。
因此,衡量“市場經濟運行”的宏觀經濟指標也就要進行重新設計和修改。“四輪汽車說,也即SFJX”的理論和經濟實踐依據就是:“由市場經濟中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或是四個方面所產生的‘經濟量’加在一起做為衡量經濟發展或是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指標集群”。也即把“三駕馬車說,也即SFJX”的“投資和出口也即生產和交換、消費”,外加一個“分配”四者所形成的“經濟量”加在一起而形成的宏觀經濟指標集群。但“四輪汽車說”這個綜合指標要剔除以住“投資與出口”之間的過多重復計算,然后劃定各個不同時期,把商品“生產”也即“投資或是出口”的數額,“加上”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也即就業等的總收入和國民經濟二次分配也即國家財政收入、外匯收入、資產收入等的數額,“加上”商品流通也即投資或是出口中商品“交換”的數額,最后再“加上”全社會用于“消費”的數額,四者加起來用以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運行狀態和狀況,或是經濟增長速度等。
然后再把“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方面劃分為四個“子指標”,用以衡量全社會商品“生產”了多少?社會財富“分配”了多少?社會商品“交換”了多少?社會商品“消費”了多少?總體上“生產”的商品還有多少剩余?哪些商品短缺?哪些商品充足?社會財富“分配”的貧富差距多大?對商品的“交換和消費”產生了怎樣的正負影響? “分配”到個人、家庭、企業、國家等錢財有多少用于了購買活動的“消費”?有多少錢財積存起來了沒有用于購買活動的“消費”?進而也可以從中找出是什么阻障了“消費”?是商品“生產”不足的約束?還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平?還是“交換”手段落后等因素?怎樣調整“分配”關系促進商品的“交換和消費”?等等。
由“四輪汽車說”所形成的這類宏觀意義上的經濟指標,雖然也會象GDP那樣不一定太有準頭,但因其必竟加入了社會財富“分配”這樣一個重要指標,其意義就與以往的帶有很大局限性的GDP指標有了根本性的區別。再加上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子指標”的分析和對比,就會找出各環節不均衡、不協調、不良性、不合理等的原因,也即能夠準確有效地檢驗檢查出哪個“汽車輪子”出了問題,更有利于通過政策調整和制度設計等去“對癥下藥”,使“市場經濟的四個環節”真正達到“良性循環和合理演變”的境界,從而促進全社會的和諧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主義“人本位”的“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社會理想。
當然,這五大指標(也即四個環節的各個經濟量加在一起是總指標,其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四個子指標)里要把什么貨色放進去或是放進去什么統計的經濟標的?在這里可大致說一個輪廓,就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生產、交換、消費”三個環節以前的GDP經濟統計“標的”也可以說是大致差不了太多,但需要修改和克服重復計算的地方是肯定不少了。這個就不多說了。關鍵是新加入的社會財富“分配”環節,這個經濟統計“標的”的“面”的把握可是關系這個“四輪汽車說”新指標的有效與否和成敗得失了。其經濟統計“標的”的大致“標的”是:一是“按勞分配”的包括按照勞動者的體力、智力、知識、技能、服務等參與社會財富分配而獲得的國民經濟初次分配的就業等的工資、獎金、津貼收入等; 二是“按公權力分配”的包括代表國家和社會各層級組織行使權力的政府等社會各層級組織的主導者們,運用“公權力”對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資產財產、國有企業、國家安全、國家財政收入、國家外匯收入、基礎設施等“公共”資源進行公平性、效率性、正義性、全局性、協調性、均衡性、科學發展性的社會財富的國民經濟二次分配收入等; 三是 “按資分配”的包括依據個人、家庭、企業、國家等在各種大小不同的實體或是虛擬“經濟運行體”中所占有的資產、資金、資本、股份等的份額或是比例進行的對“利潤、利息、紅利、差價、股份兌現”等獲得收入的正負分配收入等; 四是“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的包括那些手中掌握國家和社會各層級組織“公權力”的個人或集團,在對各種社會公共資源的正常公務性“分配”的同時,從中為個人或小集團額外獲取的灰色收入、行賄受賄的貪污腐敗收入、回扣紅包分配收入等。 后兩者雖然統計有很大難度,但卻是社會財富的主體和全社會的主要收入,如果這兩者統計不了,就無法真實全面地表現和衡量全社會的財富的總量和分布狀況。那這個依據“四輪汽車說”所建立的新經濟統計指標體系也就必然要失真,甚至要失敗的。當然,如果后兩項太費勁,就弄一個系數打進去,這樣弄出來的統計數字就不至于太跑偏。
題,可以說是給點到家了,剩下的工作那就只能留給統計專家去做了,若把所有的“活”全包了,總是有些貪功的嫌疑的。有人不是說:“統計局正在禍國殃民或是在禍國殃民的路上”嗎?現在有了這么好的理論為依據,為黨國立功的機會到了,如果再無動于衷,那是不是就有點太遲鈍了吧!
200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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