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清軍
摘要：在多年、多次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筆者通過對東北老工業基地C市一個典型的單位型社區一拖拉機廠社區20年中從相對富裕走向集體貧困的描述，揭示了制度變遷的深刻影響及其三大不足：正式制度的匱乏和制度的殘缺；非正式制度與政策的濫用；反貧困政策的設計與執行失誤。
序言
查理斯沃斯(Simon J Charlesworth)在《工人階級經驗的現象學研究》一書中，描述了隨著傳統工業生產方式的日益衰落、工人階級從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全面解體的狀況：“工人階級被拆散了”，“過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離析了”；與此同時，在老工業區巨大的物質廢墟上，出現了“工人階級無言的精神的廢墟”。書中描述了羅瑟勒姆鎮(Rotherham)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景：
小鎮就像一個死城，街道破落雜亂，工人失業，商業蕭條，工人無所事事，整日在大街上酗酒，生活沒有希望，年輕工人找不到工作，成群在大街上閑逛，犯罪率高升，教育落后，生活貧困，工人精神萎靡。
查理斯沃斯描述的是英國一個老工業區在去工業化過程中工人的生活狀況，而當筆者調查東北老工業基地C市拖拉機廠社區時，看到了驚人相似的一幕。該廠一位退休職工在2004年向市領導反映情況的報告中寫道：
“目前職工的困境：我廠原有職工一萬多人，1998年以后，下崗職工4000多人，退休職工3000多人，2002—2003年解除勞動合同的1000多人，退養的500多人，現在崗的300多人。下崗職工能夠就業解決生活司題的僅占其人數的20％．退養職工每月只能領到176元，退休職工雖然有‘保命錢’，但很大部分要兼養下崗的兒孫們，尤為艱難的是那些年齡為50～60歲之間的人，他們既要奉老，又要撫幼，可掙錢無路，醫療保障至今尚未落實，一有病痛，十分揪心煩惱。由于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更為嚴重的是自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難承擔醫藥費)導致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這是十多年極為罕見的。”
在調查中，筆者在社區中還發現一些隨處可見的現象：很多職工失業在家，無所事事，為了消磨時問整天打麻將；由于貧窮，生活壓力大，這十幾年得腦溢血、偏癱的居民成倍增加；迫于生活壓力，有不少下崗失業女工晚上出入色情場所，陪人跳舞或者出賣身體：還有一些下崗失業人員，找不到工作，為了麻痹自己，整天喝著劣質的白酒，渾渾噩噩地生存著。從總體上來說，拖拉機廠社區的居民，不僅在物質生活上遭受著貧困，而且在生活方式、精神狀態上也逐漸走向城市生活的邊緣。
拖拉機廠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單位型社區，居民都是拖拉機廠原來的職工和家屬。回溯到1980年代中期，工廠正處在興盛時期，社區呈現欣欣向榮景象。一位下崗職工回憶到：
“在80年代后期的時候，拖拉機廠效益特別好，在整個c市都是有名的，汽車廠的效益都不如它。其他工廠的職工都羨慕拖拉機廠的職工，很多人想方設法想往里調，這片宿舍樓原來在整個市里都少有，拖拉機廠職工不僅福利待遇好，還有房，工資不愁。我記得過年過節什么都分，家里用大缸裝豆油。早上工廠幾十輛大車往外開，別人一看車隊就知道是拖拉機廠的，特別氣派。那時工人按時上下班，到月底就開工資，很少有打麻將的。平時業余時間，工會會組織活動，看電影，等等。工廠還有足球隊，在全國都是有名的，還有籃球隊。”
誰會想到，時隔20年，拖拉機廠社區會從一個人人羨慕的社區逐漸走向了貧民區。在這20年中，社區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轉變?是什么因素導致它從相對富裕的社區逐步走向城市邊緣?又是什么因素導致拖拉機廠職工走向集體貧困?帶著這些問題，從2003年開始，筆者先后四次進入社區開展實地調查。并且，從2005年8月到12月，筆者住進了社區，與社區居民廣泛地接觸，一起體驗貧困的生活。本文的資料都來自筆者與居民的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的筆錄。
一、背景：拖拉機廠20年變遷史
貧困，不僅僅是簡單地對人們生活狀態的一種表述。從社會整體的視野看，貧困是一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的反映，背后隱含著深層的社會原因。所以，拖拉機廠社區從相對富裕向貧困的轉變，其背后與整個社會結構轉型密切相關，是隨著80年代中期以來的國企改制以及就業制度、分配制度、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等制度性轉變而逐步加深的。
c市拖拉機廠始建于1958年，曾是國家大型農機重點骨干制造企業，是國家500家最大工業企業和機械工業100家最大工業企業之一，是該省規模效益最佳企業之一，主要生產輪式拖拉機。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由于職工依托單位，實際生活不平等程度并沒有擴大。拖拉機廠作為大型國有企業，其職工相比于其他工廠的職工在生活與心理上都存有優越感。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工廠為了解決職工配偶與子女就業問題，先后成立了三個廠辦大集體企業：拖拉機廠配件廠、勞動服務公司與修建公司。到80年代末期，大部分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是拖拉機廠的職工。
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推進，拖拉機廠在80年代中期迎來了最輝煌的時期。1984年拖拉機廠開始產品轉型，從制造大型輪式拖拉機轉向小型農用四輪拖拉機。由于正趕上農村經濟發展迅速時期，小型農用拖拉機市場需求量大而產品緊缺，拖拉機廠的轉型，抓住了市場的機遇，結果出現了前文所描述的繁榮景象。
好景不長，到90年代初期，拖拉機廠的效益迅速下滑：其一，在1990年與1992年，迫于市政府的壓力，兼并了兩個即將破產的企業，即c市工程機械廠與Y市柴油機廠，職工人數由原來的七千多人一下增加到一萬二千多人，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二，其他地區制造拖拉機的鄉鎮企業興起，擠占了大部分市場。其三，內部管理混亂，經營不善。由于企業效益逐步下滑，工人的福利待遇也慢慢減少，職工生活開始艱難起來。但是，一直到1997年6月，拖拉機廠每月還能開出工資，職工勉強還能維持生活。但從1997年7月開始，工廠再也無法給工人開出工資，一直到1998年9月，拖欠大部分職工13個月的工資。1998年9月25—28日，工人連續三天上街堵馬路，要求工廠開工資、整頓拖拉機廠。迫于工人的壓力，市政府與拖拉機廠最后做出決定，國營職工每人每月開176元，上班的職工上班一天加六元，但對于集體企業職工，拖拉機廠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
進入1999年，下崗分流政策已在全國推行，拖拉機廠也從1999年3月開始執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政策，大批職工被下崗裁員回家。自此，拖拉機廠不再生產拖拉機，而是對外加工零活，需要的職工人數僅僅在一千左右。2002年，工廠成立“拖拉機集團有限公司”，把下崗工人和原來工廠拖欠的債務扔給了拖拉機老廠。有限公司的各個車間實行承包制，在崗工人實行按件計酬的工資制度，一般工人每月工資500元左右。截至到2002年末，拖拉機廠在冊職工9592人：下崗職工4946人，在崗職工4646人(工廠在統計的時候把退養的和拿不到下崗補貼的職工——即放長假的職工，全算成在崗職工)。到2002年底，工廠拖欠養老金4500萬，拖欠職工工資累計達16個半月、總計4493.3萬元。實際上這個統計數據僅僅包括了國有企業，而廠辦大集體放長假的職工2000多人未包括進來，這些人既得不到下崗補貼也得不到相應的補助。到2003年，工廠實行買斷工齡的方案，分兩批把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全部買斷。
到2005年5月，拖拉機廠在職職工人數為1836人，退養職工人數為1036人，下崗職工人數為3051人，進入統籌人數為5354人(含退休人員)。其中，在職職工中有管理人員298人，工人為1490人，而這1490名工人都在各個私人承包的車間上班，收入低、工作也不穩定。同時，退養職工和下崗職工四千多人都處在放長假狀態，這批職工隨著兩年下崗政策的結束，每月176元的補助也被取消了，現在就只能等著工廠最后破產，期盼能夠得到一筆補償費。
二、貧民區——走向城市邊緣的生存狀態
從拖拉機廠20年的變遷可以看出，拖拉機廠社區一步步走向貧困是與拖拉機廠的效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工廠走向破產的時候，社區居民也逐漸走向城市的邊緣。對于貧困的現象可以從許多方面進行描述，本文主要從兩大方面進行：物質生活的貧困；文化或生活方式的貧困。
1、物質生活的貧困
(1)收入低或者沒有收入
按照社區居民與拖拉機廠的勞動關系，本文把居民分成幾類：一是退休人員，一般都有退休金，但用退休職工自己的話，這些退休金還要養活下崗失業的兒孫；二是買斷勞動關系的合同工，人數只有近兩千人，都是1984年后進入工廠的比較年輕的職工，也正因為年輕，一般還能在市場上實現再就業；三是仍在崗的職工，有1490人，雖然在崗，但是與在市場上就業沒有區別，都在私人承包的車間工作，按件計酬，每月工資在300—600元之間；四是國營放長假職工，由于下崗政策被取消，他們出再就業中心之后就沒有了生活補助，這批人最多——現在還有四千多人，他們都是1984年之前進入工廠的，年齡大致在四五十歲，再就業比較困難；五是集體放長假職工，從企業經濟效益不好開始就放假回家，沒有任何補償與保障，人數有2000多人。
在上述五類人員中，只有年輕買斷工齡的失業人員，因為年輕還能在市場上實現再就業，生活相對比較寬松，而其他四類人員的生活都比較貧困，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其一，下崗、放長假職工再就業之后工資收入低。
由于他們的年齡偏大、文化水平較低，以及缺乏技術，在市場上只能找到一些保潔、力工、打更、看車、保安等技術含量低、工資水平低的工作，或者擺地攤、開修車鋪、修鞋鋪等個體小買賣。在調查中了解到，他們每月只能掙300—500元。但即便這樣的工作，能實現再就業的下崗職工也只占他們總人數的20％。
一位49歲下崗職工：
“我在家實在呆不下去了，太困難了，就扛把鉗子到馬路上等活，平均下來一天能掙10塊錢，有時候一天能掙30多，但是干了幾天又要等幾天，等的幾天就一分錢都沒有。”
其二，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穩定，經常沒有收入來源。
這在社區內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再就業工程一直是東北各級政府主抓的工作，但是考慮到下崗職工的實際情況，能夠實現再就業的職工人數并不理想。下崗職工找不到工作，也就意味著沒有收入來源。另外，由于勞動力市場并不規范，下崗職工再就業后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保障，不僅工資待遇低，更為主要的是工作不穩定，經常被辭退或者被開除，相應地收入來源也不穩定。
一位44歲的集體企業放長假職工：
“我有兩年沒找到工作，每天跟我媳婦就吃四五塊錢，沒什么菜，每頓兩個饅頭，吃點自己腌的白菜，煙都買不起，我抽自己卷的，買點煙絲就行了。”
其三，“老養小”，退休職工用退休金養全家。
退休職工雖然有退休金，但這些“保命錢”需要用來養兒孫們不僅要提供下崗放長假的兒女生活費用，而且還要扶養第三代，特別是第三代的教育費用，養老變成了“啃老”。在調查中筆者發現，有退休老人的家庭，家庭基本生活還能維持；而那些沒有退休職工，又無生活來源的職工家庭就比較困難。
一位每月領1700多元退休金的職工(因為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退體金比較高)：
“雖然我每個月有1700多的退體金，但還是要罵政府：我三個兒子、三個兒媳婦都在拖拉機廠，全下崗了，還有三個小孩，都指望我這點錢，但這點錢怎么養活這一大家?我有兩個女兒也是拖拉機廠下崗的，女兒嘛，就根本顧不上了。”
(2)消費水平低
隨著工廠不開工資，收入來源無保證，大部分家庭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層面都存在困難，食品消費與衣物消費水平比較低，基本維持在溫飽水平。按照他們慣用的說法就是：“現在只能維持，要想吃好、穿得體面基本不太可能，反正現在是餓不死，凍不著”。
一位49歲的國營退養職工：
“現在大家都是維持，吃口飯，要說吃不起飯的人家也不多。就算你能找到工作，孩子的上學費用要花吧，冬天的采暖費要交吧，這幾項下來就得幾千元，每月就算你能掙500塊，也只能維持，想過好點基本上不可能。”
一位45歲的集體企業放長假職工：
“說出來不怕你笑話，我有七八年沒買過新外套了，身上穿的都是原來工作時候的工作裝。平時也吃不上好的，也就吃飽飯吧。”
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失業工人：
“你看到剛才那個女的吧，她是下崗的，她家兩個月都沒吃過肉，一點都不夸張。我們樓有個窮的，她丈夫死了，沒錢買菜，每天到市場上撿點白菜幫子做菜。”
一位在社區內開食雜店的下崗女職工：
“從我們店里賣東西就能看出現在大家有多窮：前些年企業效益好的時候，東西賣的特別快，那時賣的最好的煙都是五塊錢的。大家剛下崗的那幾年也還湊合，但這兩年徹底不行了，東西賣不動，大家抽煙都抽2元的‘生命源’的煙。”
一位開小超市的店主：
“從你進我家門到現在有兩個小時了吧，你看有沒有人來買東西，現在大家都沒有消費能力，東西賣不動，我這里一天也掙幣到20塊錢。”
(3)有病無錢治
醫療、住房、孩子教育，一直是社區居民的三塊心病。其中，醫療首當其沖。由于拖拉機廠的職工并沒有納入醫療保險，所以醫療沒有任何保障。從計劃經濟時代到1997年，拖拉機廠的職工都可以在廠職工醫院享受公費醫療，家屬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優惠。但從1997年以后，隨著工廠效益低下，醫院也開始不景氣，大批醫生下崗失業，到2002年醫院倒閉，再到2005年干脆連地皮、房子和設備都賣給了私人。所以，自1997年以后，拖拉機廠的職工和家屬就根本沒有享受過醫療保障。當工廠開始實行掛帳政策后，工人看病得先自己墊錢，然后到工廠掛帳，等工廠有錢了才給予報銷，但實際上能夠報銷醫藥費的職工非常少。一位退休職工在2004年張貼的公告上這樣寫道：
“在計劃經濟時代，職工的養老、醫療根本不成問題，到時候了就正常退休，安享天年，有了病就上醫院治療，無論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著擔心醫療費用問題。這就是廣大職工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勞保待遇。進入市場經濟以來，一切都變了，變得我們職工應具有的醫療保險也無影無蹤，毫無著落；有了病就得花度日的生活費，雖說是工廠給報銷，可是三年五載也報銷不了一次，就是死了人，喪葬費也無處可領。而另一方面，醫藥費卻成倍地上漲，一個普普通通的感冒病，花二十幾元就可以治好，上醫藥得用888元。……試問拖拉機廠職工能有幾人承受得了醫藥重負?要有，也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滴。在問道‘有病怎么辦?’的問題時，80％以上的職工回答：‘小病買幾片藥對付對付，大病就得硬挺著，聽天由命!’七八年來，拖拉機廠職工命殞于無錢醫治者已有數人，如此無奈，何等悲哀!．．
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因病致貧的家庭在拖拉機廠社區很普遍，最困難的家庭基本上家中都有重病病人。在社區60多戶低保戶中，除了戶主是殘疾人之外，其他的家庭中都有重病病人。在他們每月的申請材料上可以看到：
“我和愛人均系拖拉機廠職工，我今年42歲，妻子今年37歲，家中有雙胞胎兩兒，兩歲多。我患有乙肝多年，由于單位效益不好一直硬挺沒有治療。我妻子雙耳鼓膜穿孔需做手術，僅手術費一項就需要一萬六千余元(不合床位費、檢查費、治療費、藥費等其他一切費用)。由于單位效益不好，本人拿不出此項手術費；加上家中雙胞胎兩個小兒子無人看管，造成有痛不能及時醫治，由于耳疾，時常伴有眩暈。希望社區能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因為做手術看孩子都需要一筆費用。”
“因夫妻雙方單位長期不開支，家庭無經濟來源，本人身體多病，患有腦血栓、腎結石、前列腺、骨質增生、腰十二椎骨拆過，還要扶養兩個孩子上學，加上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母親，每月也要照看幾次，所以生活非常困難。”
(4)教育負擔重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拖拉機廠擁有自己的子弟幼兒園、小學、中學以及職業技術學校，拖拉機廠職工子弟可以免費讀書。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企業不景氣，這些學校逐漸被推向社會。失去了單位提供的教育福利。面對教育費用一直高漲的大環境．許多下崗失業人員家庭背負了沉重的負擔，給社區帶來了新的貧困現象：下崗、放長假職工家庭子女輟學率在這十幾年明顯上升，有的家庭選擇教育費用低的學校。
一位35歲失業職工：
“我兒子現在讀二年級，我跟我愛人都有病，沒工作，全靠我姐和我媽接濟我們。現在就是孩子的教育費用太高，全家也就他花錢最多。原來想把孩子送到好點的學校，但是家里沒錢，只能上拖拉機廠小學(現在名稱也變了)。你說現在老師也不好好教課，每天到4點就放學了，放學之后交錢的就留下來補課，剛開始的時候全班就我兒子一個人沒錢補課，他一放學就一個人走了，而其他的孩子都留下補課。我看著實在不忍心。你說我再窮也不能讓孩子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老師也來家里找過我，我把現在的狀況說了，老師說也可以理解。后來我用一個大塑料袋把家里所有的硬幣和一毛一毛的錢都裝去了，總共就200多，說起來心理都難受，那時家里就剩下那點錢了。其他的孩子周六周目都要報這個班那個班的，按道理應該按照他的興趣報個美術、音樂班的，但是現在條件擺在這里的，報班要花錢，我兒子一個班都沒報。”
(5)住房緊張
2U世紀80年代的時候，拖拉機廠還實行福利分房，職工按照工齡和職稱加權平均記分，排隊分房。按照工人的說法，那時總體上還算公平。進人90年代之后，工廠不景氣，再也沒有蓋過職工宿舍，所以大部分50歲以下的職工都沒有分到房，有些家庭被安置在臨時過渡房(24平方米的平房)或者單身宿舍(2l平方米的樓房)，年輕點的職工隨父母一起住(一般退休的職工都分到了房子)。
住房最緊張的還是集體企業放長假的職工，在工廠集資建房的時候，并沒有把他們算在內，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總廠職工的家屬，沒有房權，隨總廠職工一起住。雖然在1994年的時候，配件廠集資建過兩棟樓房，但是80％的集體企業職工住在不到24平米的平房或者和父母住一起。
總之，在拖拉機廠社區，由于多年不分房，并且又無力購買商品房。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多，住房越來越困難。有退休老人的家庭一般還能湊合住，但是沒有老人的家庭或者集體企業職工家庭，他們的住房不僅狹小、陰暗，而且在采暖、采光方面都非常差。
一位39歲的下崗男職工：
“我爸原來也是拖拉機廠的國營職工，后來調到別的單位了，分了這個平房，前幾年我爸就過世了。我媽是配件廠的，屬于集體企業職工，她沒有房權，也沒分到房子。我也沒分到房子，在工廠的時候我跟他們一起住。下崗之后我跟我愛人出去租房住了，去年我出車禍，我愛人跟我離婚了，我在外邊也租不起房，又搬回來跟我媽一起住了。但是這房子小，就一問房，廚房是公用的，我就在后邊搭了個棚。冬天沒裝暖氣，我就用被子捂著睡，碰到冷的天，早上起來頭發胡子露在被子外邊全白了，那有什么辦法。原來沒分到房，現在別說買房，就是租房都租不起，就這樣將就吧，今年我用塑料紙把棚給捂上了，不透風，到了冬天就會好點。”
以上五個方面證明，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十多年中拖拉機廠社區居民已經從相對富裕走向集體貧困。
2．生活方式(文化)的貧困
查理斯沃斯在《工人階級經驗的現象學研究》中認為，在去工業化過程中，工人階級處于經濟的邊緣和社會的被排斥地位，已經不可能上升到社會的中上層。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和獨有文化逐漸消失。在拖拉機廠社區，我們能夠看到相似的一幕：社區居民由于經濟貧困而導致生活方式的全面貧困，他們所熟悉的20世紀90年代以前那種獨有的單位型社區的生活方式已分崩離析，面對的是在市場經濟中被拋人城市邊緣的生活方式。
在20世紀80年代，由于拖拉機廠屬于大型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在全市首屈一指，職工到月就開工資、工資高、福利待遇好，在生活上是其他工廠職工所羨慕的，工人在心理上也存有相對優越感。隨著企業一步步走向破產，原有的生活方式已蕩然無存。工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貧困，還要面對因物資貧困帶來的文化的貧困，或者說是生活方式上的邊緣化。
美國學者劉易斯(Oscar Lewis)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貧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理論。他通過對貧困家庭和社區的實地研究，認為：貧困文化實際上是社會中貧困者與其他人在社會生活方面相對隔離，因而產生出一種脫離社會主流文化的貧困亞文化。處于貧困文化當中的人有其獨特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其文化特質可以表現在個人、家庭和貧困社區等各個層次，這種貧困文化的特點可以通過貧困群體內部的交往而得以在圈內加強，并且可以世代傳遞。在下文，筆者將描述拖拉機廠社區居民經過20年轉變所形成的貧困文化。
(1)打麻將成為居民打發時間的主要方式
許多下崗失業、放長假職工找不到工作，在家里無所事事，聚眾打麻將成為他們打發時間的主要方式。在調查中了解到，在社區內每兩個居民樓就有一家麻將館。這種麻將館并非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那種娛樂場所，而是在食雜店內或居民樓內騰出一兩間房子，由麻將館老板提供桌椅與麻將，每打一場收2元。在調查中還發現，大部分打麻將的賭資都在每圈2角或5角，幾圈下來也就輸贏幾塊錢。從這么小的賭資可以看出，下崗失業人員打麻將并非是真正賭博，而是打發時間的一種方式。
在一家小食雜店內的所謂麻將館里，筆者看到的是：一問低矮的小平房，面積不到30平方米，除了擺放貨物的地方外，其余空間放上了三張小桌，坐滿了正在打麻將的人。下面是店主對筆者的介紹：
“到這里來打麻將的大部分都是拖拉機廠下崗職工，找不到工作，總得找個事做，在家里悶著肯定要悶出病來。他們打麻將也不是要賭錢，每圈下來也就輸贏幾塊錢，大點的打不了，打發時間而已。早上八點多開始就有人，一直到晚上十二點都有人。你來這個地方做調查還真來對了，天天都有人。你說像我這么大歲數的，上哪找工作，上了四十就找不到工作了。他們也不是懶，就是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呆著吧，夫妻都下崗了，都找不到工作，那肯定會干仗，互相瞅著都不順眼，沒錢啊，肯定矛盾就多，還不如來打上兩圈，打發打發時間。”
(2)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增高
在拖拉機廠社區，夫妻雙方都沒有工作的家庭不在少數，并且大部分家庭夫妻雙方都從拖拉機廠下崗失業。在生活重壓下，家庭糾紛明顯增多。更為嚴重的是，最近幾年社區內的離婚率大幅度上升。在調查中發現，大部分離婚的家庭都是女方受不了貧窮，拋棄兒女與家庭離開了社區。
一位45歲的下崗職工(從1994年就不上班了)：
“我94年離的婚，就是沒錢，妻子移民到澳大利亞去了．跟人跑了，要是我有錢她也不會走，都是給工廠害的。”
一位40多歲的放長假男職工：
“我跟我愛人都下崗了，我沒有收入，她還好點，不是拖拉機廠的，是藥廠的，一個月還給400多塊錢。兩個人都呆在家里，肯定干仗，沒錢，生活發愁，兩個人都來氣，你看這些家具都是我們打架給摔碎的，電視機也給我摔了，家里的碗筷也是重新買的，兩個人心里都憋得難受，看誰不順眼，就打起來了。”
(3)迫于生活壓力，部分下嵐失業女職工賣淫
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迫于生活壓力，有些下崗失業女職工經常出沒于黃色舞廳、洗浴中心等色情場所。她們在舞廳陪人跳舞，每陪跳一支舞曲可收入15元一20元，在洗浴中心的一般都是出賣身體。對于哪些家庭有人從事這項職業，這在社區都是公開的秘密。
一位下崗職工：
“社區里有好多男的做縮頭烏龜，靠媳婦出去跳舞養著，他們裝出沒事的樣子，其實他們都知道自己媳婦在外邊，經常夜不歸宿，你說他們能不知道嗎。有些外單位的人碰面也說：我在哪看見你們單位誰的媳婦在陪人跳舞。我就告訴他們，別這么說，都是走投無路才這樣的，要是能找到工作，要是能有份像樣的工作，也不至于去那種地方。拖拉機廠職工的媳婦有多少人去干這行，我們也不知道，但肯定是有，而且人數還不在少數。”
(4)日常交往少，居民生活圈子封閉
在拖拉機廠社區，20世紀80年代那種公共生活隨著工人下崗失業早已消失。而在日常生活中，下崗失業職工的生活圈子也逐漸封閉起來，原來的工友、朋友也很少來往。在調查中了解到，導致居民日常交往減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經濟上的貧困，過多的人際交往會帶來經濟上的壓力。其次，自1998年工廠開始實行下崗政策以來，很多居民有七八年沒有在一起上班了，并且部分下崗失業人員迫于生活壓力還要外出就業，七八年不同的經歷也導致他們之間的共同話題逐漸減少。其三，下崗失業之后，生活和心理壓力都增大，有些居民不愿意來往。隨著居民間日常交往的減少，作為典型的單位型社區也逐步瓦解，原有的公共生活與日常生活在這十幾年時間內都解體了。
一位退休女職工：
“現在親戚朋友都很少有來往了，紅白喜事都不參加，送100塊錢吧，要是有這些錢家里還能撐上一段時間，買高粱還能買幾十斤呢。”
一位下崗男職工：
“平時我也很少串門，沒什么意思，大家都窮，也沒什么好聊的。原來的工友大部分都不聯系了，都下來七八年了。見面了大家都不說拖拉機廠的事情，一說就來氣，說有什么用?我除了去麻將館看看之外，也不太愛走動。”
(5)家庭支持網絡匱乏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了解決職工配偶與子女就業問題，拖拉機廠開始興辦廠辦大集體，先后成立了三個集體企業。到1982年，拖拉機廠又設立了職業技術學校，拖拉機廠職工的子女都可以進技校，然后分配到拖拉機廠工作。另外，職工退休之后子女可以頂替接班。通過以上幾種方式，拖拉機廠大部分職工的子女與配偶都被安排進了工廠就業，形成了全家都在拖拉機廠上班的現象。在調查中了解到，有一家居然有12口在拖拉機廠上班：包括老夫妻兩人、三個兒子與三個兒媳、兩個女兒與兩個女婿。當拖拉機廠經濟效益好的時候，工作的人數多當然對家庭有益，但是一旦拖拉機廠走向衰落，那就無法轉移風險，當工廠實行下崗放假的制度后，整個家庭都面臨著下崗失業。按照工人形象的說法是：拖拉機廠都是一窩窩的，下崗之后就是連窩端。
由于家庭結構與職業結構的這種特點，下崗失業人員在再就業與生活接濟等方面，來自于家庭的支持非常少，因為全家都面臨著下崗失業、找工作困難、生活不寬裕。從這個角度說，他們的家庭支持網絡非常的匱乏。
一位退休男職工：
“我兩個兒子都在拖拉機廠，一個在配件廠，一個在鍛造車間，都下崗了，現在拖拉機廠一下崗全是一窩一窩的下。除了我這點退休金，他們誰也顧不了誰，誰也指望不了誰。”
一位下崗男職工：
“我在子弟學校畢業后就下鄉了，我爸也是拖拉機廠的，下鄉抽調回來進的拖拉機廠。我們車間幾十個人，父母都是拖拉機廠的，有十幾個是一起下鄉一起抽調回來的，現在都下崗了。我看他們的日子跟我差不多，都不好過。你說一家都是拖拉機廠的，現在都一起下崗了，誰來幫你?要是家里有一兩個在外單位的就好了，至少還可以接濟一下。”
(6)自殺、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多
自1997年7月工廠拖欠工資以來，部分職工家庭就開始陷人貧困。在拖欠13個月工資期問，社區內已經有兩人因生活困難自殺了。到目前為止，在過去的七八年時間里，有十幾個下崗失業職工自殺。這在原來是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在調查中發現，這些自殺的職工一方面是因為生活與心理壓力大，另一方面也因為這些人大多有不治之癥，因為沒有醫療保障，為了不拖累家庭而選擇了自殺。
另外，在將近十年時間里，非正常死亡人數大幅度增加。在調查中了解到，有些職工背負著沉重的生活與心理壓力，但一時又找不到好的出路，所以心理著急導致患上中風、偏癱等病癥，這幾年得這種病癥的人數大量的增加，而因患病而死亡的人數也在不斷的增長。
一位退休職工：
“就我們家跟前的幾棟樓里，這五六年的時間里，就非正常死亡了十來個，年紀都不大，好好的就死了，這在以前從沒有過。原來在上班的時候聽說一兩個年紀不大的人死了，大家覺得很驚訝，現在大家好像習以為常了，說起誰誰死了，大家也就那樣了。這幾年死的人太多了，心理壓力大啊。前天晚上還跳樓了一個，從六層樓上跳下來的，聽說是得了癌癥，年紀也不大，剛五十出頭。”
一位放長假職工介紹：
“在98年過年的時候，我們廠就有個女的自殺了，喝的農藥，后被搶救過來了，實在是太窮了，沒法過年。廠里知道后，趕緊過來了，給她們家買了兩袋面粉，給了200塊錢，這才把年給過了，要不然連年都沒法過。”
從上面六個方面可以看出，拖拉機廠社區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生活方式已蕩然無存：原來上下班時熙熙攘攘的情景、工作時熱火朝天的場面都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敗的廠區、雜亂的社區環境、居民精神上的萎靡。從職工個人、家庭及整個社區，都陷入了物質與生活方式上的貧困，職工個人的精神面貌、家庭關系以及社區內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三、制度制造貧困：一種結構性解釋
社會政策導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貧困的主要因素。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誤或不合適的政策導向，都將引起不平等而導致貧困。奧科克(Pete Alcock)指出：“從政策決定問題的意義上來看，貧困的界定通常取決于應對貧困的各項政策，于是政策和貧困就好像學術固內存在著的‘雞和蛋’的謎面，理解貧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類似的論述也體現在文森特(Vincent)對20世紀英國貧困史的討論中：貧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決定了窮人在社會分層
結構中的地位。窮人，是由那些反映貧困的經濟政策創造和再創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來：治理貧窮狀況的政策的歷史，就是貧困本身的歷史。而馬克格拉杰(Macgregor)則從政策失誤導向不平等、爾后產生貧困的角度說明自己的觀點：如果政策是政治家決策的產物．貧困就相當一個政策概念。
本文在分析導致拖拉機廠社區居民貧困的原因時，將關注制造貧困的三方面制度因素：其一，正式制度匱乏和制度殘缺；其二，非制度化的制度與政策濫用；其三，反貧困政策的設計與執行失誤。可以說，上述三方面導致社區整體性貧困的制度因素，都具體地深植于關系到下崗失業群體切身利益的三大制度改革過程中。
1、勞動關系改革
在沒有實行下崗政策以前，拖拉機廠職工按照與企業的勞動關系不同可以劃分成三種類型：全民所有制正式職工、全民所有制合同工與集體企業職工。全民所有制正式職工指的是，1984年前參加工作的國營職工，以及1984年之后分配來的大學生與退伍軍人。全民所有制合同工指的是，1984年后國營企業招入的職工子女，以及從外單位調入的一些職工，他們與企業每10年簽一次合同。集體企業職工主要指的是，在拖拉機廠廠辦大集體上班的職工，他們與企業都沒有簽訂合同，在80年代中后期，在拖拉機廠效益好的時候，雖然集體企業職工與國企職工在福利待遇與收入上存在差別，但是差別不大。全民所有制正式職工與合同工之間，并沒有因為勞動關系的不同在福利待遇與收入上有差別，但是到1999年企業實行下崗失業政策的時候，這種勞動關系上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考慮到拖拉機廠在實行下崗失業政策時采取不同的待遇，本文將下崗失業政策區分成正式的下崗失業政策與非正式的下崗失業實施策略。但不管是正式的制度還是非正式的實施策略，其結果都導致了拖拉機廠職工走向貧困。
(1)正式的下崗失業政策
1984年前，雖然職工沒有與工廠簽訂勞動合同，但是國有企業和工人之間存在著隱形的契約關系，工人接受低工資的同時，國家對他們承諾終身就業，并且還有公費醫療、福利分房、廉價子女教育、養老保障等一系列社會保障。1984年開始實行勞動關系改革，工人必須和企業簽訂勞動合同。但當時拖拉機廠還處在興旺時期，誰也沒有考慮到會有下崗失業的一天，所以絕大部分工人都沒把簽訂合同當回事，他們認為這只不過是走個形式罷了。到1999年開始實行下崗政策的時候，職工終身就業的隱形契約關系徹底被解除了。
下崗政策是在“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口號下推進的，但是，其結果除了造就一大批城市貧困者之外，并沒有解決國企普遍效率低下的問題，并且加快了企業走向破產的進程。在1997年7月一1998年9月這段不開工資期間，許多拖拉機廠職工家庭就已經陷入了貧困。1998年9月，拖拉機廠職工被迫上街游行三天。迫于工人的壓力，工廠實行新的工資制度：每個國有企業職工每人每月176元，上班的職工每天再加6元。由于即便在工廠上班，一個月也不到350元，所以自1998年10月份之后，有三分之二的職工就開始不上班了，大部分都外出自謀出路。1999年開始實行下崗政策時，實際上許多工人已經不在崗了，實行下崗政策只不過是把隱性的下崗現象通過政策顯現化。從1999年到2000年，拖拉機廠職工分三批下崗：第一批把各個車間不在崗的職工與一些與領導關系不好的職工辭退了；第二批就開始整個車間地下崗；到第二三批下崗政策執行之后，除了剩下不多的幾個車間(如銷售科、能源科、總裝車間等)和機關辦公室之外，全廠一萬多名職工中有八千多人下崗。
下崗職工直接進入再就業中心，領取下崗補助：第一年每月220元，第二年每月196元，第三年每月188元。三年之后，下崗職工必須出再就業中心，實際上就是企業不再負責他們每月的生活費。出再就業中心之后，按照拖拉機廠作出的規定，下崗職工應該買斷工齡進入失業狀態。全民所有制合同工必須買斷，因為他們是合同工，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合同工分兩批買斷，按照每個工齡596元的標準給予補償，有部分合同工不愿意買斷，但是工廠威脅，如果這兩次不買斷的話，以后買斷的標準就沒有現在這么高。工人看到企業目前所處的狀況，到2003年所有的合同工都買斷了。全民所有制正式職工在原則上是要求他們買斷，但是如果執意不買斷，工廠也沒有辦法強制，不過每月的生活費沒有了，并且職工還要向工廠每月交25元左右的養老保險個人承擔部分。
就這樣，從1997年開始拖欠工資，到后來的下崗失業政策的實行，在這五六年的時間罩，大部分工人從工廠獲得的收入每月不到400元。對于大部分家庭來說，工作期間的積蓄早已花光，如果不能在市場上再就業的話，他們的生活將從拮據走向貧困，最后淪為赤貧。
(2)非正式的下崗失業實施策略
除了正式的下崗失業政策之外，還有一種非正式制度的做法，就是“放長假”。顧名思義，放長假指的是工廠有活干就讓你上班，如果沒活就放假回家，但不辦理下崗失業證，也不提供任何補助。放長假，作為一種非制度化的制度，是制度執行者對政策的濫用。目前，拖拉機廠職工有兩類放長假人員：一是全民所有制正式職工，二足集體企業職工。
全民所有制正式職工出再就業中心之后，并未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從2003年之后，他們就處在放長假的狀態，一直到2005年基本上沒有職工被招回工廠上班。他們不僅得不到工廠的任何補助，反而每月還得往工廠勞資科繳納養老保險個人承擔的部分。對于這部分職工來說，他們大多數都屬于“4050人員”，再就業相當困難，但是他們的身份很尷尬，既不屬于下崗職工，也不屬于失業人員，而只是勞動關系仍然掛靠在工廠，等著企業破產最后得到一筆補助。
放長假另外一類人員就是集體企業放長假職工。國家從1998年開始制定下崗失業政策以來，就沒有把集體企業職工考慮進去，集體企業職工一直處在制度的真空狀態中，他們既得不到下崗補助、失業救濟金、解除勞動關系補償金，在再就業過程中也享受不到優惠，由于所有的政策都是針對國有企業職工的，因此他們從一開始失去崗位就處在放長假狀態。在拖拉機廠的配件廠，從1992年起，就有不少職工開始放長假，到了1996年，已經有80％的職工回家，從那時開始他們需要自謀出路，從工廠得不到任何補助。所以。在整個社區，集體企業放長假職工是犧牲最大的群體，在工廠興旺的時候，他們和國有企業職工干著同樣的活，甚至因為是集體企業職工身份，總廠臟、累、差的工作都讓他們去干，即便這樣，他們的工資、福利待遇都比國有企業職工差。
不管是國有企業放長假職工還是集體企業放長假職工，現在他們都處在制度的真空地帶，這一制度的缺陷導致他們的生活更加貧困。
2、社會福利制度改革
從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拖拉機廠職工和其他國有單位一樣，職工一直接受的是低工資、高福利的待遇。在廠區內有托兒所'幼兒園、子弟小學、中學與職業技術學校、理發館、公共浴室、職工食堂、職工商店、廠辦醫院、圖書館、電影院、體育場等設備齊全的生活、休閑娛樂設施，職工可以享受高福利的待遇，職工家屬也可以享受到優惠。雖然職工的工資非常低，但由于生活消費非常低，因此生活無憂。在調查中當筆者問到那時工資那么低、生活是否拮據時，有職工回答：“那時生活上基本不需要花錢，一個月除了買點水果零食之外，其他的消費工廠基本上都可以解決，看病不花錢，孩子讀書不要錢，水、電、住房都不用花錢，連理發、洗澡、看電影都不要錢。”除了這些福利待遇外，在80年代中期，每當過年過節的時候，職工還可以分到面粉、豆油、豬肉、水果等。在企業效益好的時候，職工多的家庭甚至用大缸裝豆油。
集體企業職工雖然在身份和心理上比全民所有制職工低一等，但是由于依靠總廠，企業效益也非常好，他們在福利待遇上并不比全民所有制職工差，雖然他們沒有住房權、不享受公費醫療，但是他們大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家屬，所以也能夠以非常優惠的價格享受到這些福利設施。
到了90年代中期，這一切福利待遇都沒有了。在工作期間，他們承受的是低工資待遇，所以一旦下崗失業，一般的家庭都沒有什么積蓄，即使有點積蓄，在1997年到1998年不發工資期間，很多家庭已經陷入絕對貧困。所以，隨著福利待遇的取消，而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又沒有建立起來。迫使他們的生活逐漸走向貧困。下文，主要介紹與他們切實利益緊密相關的三項福利制度的改革，從中可以看出制度的變遷怎樣直接導致他們的貧困。
(1)公費醫療改革
拖拉機廠有自己的職工醫院，屬于市里甲級二等醫院，在20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當企業效益非常好時，職工醫院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水平也比較好。但是，隨著企業經濟效益下滑，醫院也難以維持下去。1998年企業開始實行下崗政策，職工醫院也開始把一部分醫生和護士辭退回家，到2002年醫院基本停辦，而2005年年初的時候，醫院連設備帶地皮全賣給了私人。在這過程中，拖拉機廠職工實際上從1996年就失去了公費醫療的福利。取消公費醫療之后，拖拉機廠并未給工人辦理醫療保險。拖拉機廠原來規定，在廠外醫院看病可以按比例報銷，但是真正能報銷的職工非常少。按照工人自己的說法是，只有領導干部才可以報銷醫藥費，有些職工因病死了好幾年，醫藥費也沒能報銷。在這期間，許多家庭因病致貧。有病看不起。而因病跳樓、自殺等現象也時有發生。
一直到2004年，拖拉機廠才根據市政府(2003)37號文件的要求，制定了“關于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住院統籌’實施方案”。在方案中說明：
“拖拉機廠目前效益差，職工收入低，全面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有一定困難，但是為了解決職工看病難，負擔醫療費用有困難，工廠決定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住院統籌’，同時參加‘大額醫療費用救助’。繳費基數按照市職工每月平均工資60％的標準，工廠承擔職工月平均工資的4.9％繳費，職工按照2％繳費。”
但統籌方案中也作出說明：
“按市政府文件規定個人帳戶額度我廠進行醫療補貼，隨每月工資做表，工廠沒有能力承擔時，進行掛帳，日后處理”。
這一條實際上要說明的是，如果職工想要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住院統籌必須繳納個人帳戶的繳費，并且先墊付工廠承擔的部分，這筆錢等日后處理。另外，隨著這個政策的出臺，方案明確規定：
“此方案實施后，工廠不再辦理醫療費新的借款和報銷等事宜”。
也就是說，工廠通過這次政策，對工人所有的醫療費用一概不負責任。
實施方案出臺后，一方面是方案本身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工人也無力承擔高額的繳費，所以并沒有工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住院統籌。但是隨著實施方案的執行，工廠把承擔工人醫療費用的責任全部推脫了。正如一位退休職工在給市委市政府領導的信中這樣寫道：
“拖拉機廠的困難，直接影響了職工家庭生活的多方面困難，如下崗子女找不到工作，孩子升學交不起錢，有了病就醫更困難。小病到藥店，大病沒錢看，因此這些職工在傷心落淚。”
(2)住房改革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拖拉機廠一直實行單位福利性實物分配式住房制度，職工按工齡與職稱加權平均積分，排隊分房。職工住工廠分配的公房，每月只是象征性的交點房租，房產屬于單位，工人只有居住的權利，但那時工人也沒有認識到分到手的房子單位還會收回去：在大部分人的意識中，都覺得這房子已分給自己住了，那當然就屬于自己的了，工人的工資低，但是房子應該是對自己貢獻的補償。但1995年開始實行的房改政策取消了住房福利，按照市政府1995年31號文件的規定，要求全市的公有住房必須收回出售，或者直接出售給現住的單位職工：拖拉機廠1996年開始實行了這一政策，單位把公有住房按照五種類型出售給已居住的職工。五種類型即：成套住宅、非標準成套住宅、非成套住宅、非標準非成套住宅、簡易住宅，每類住房分為標準價和成本價兩種價格，工人購買后的房子的房產100％歸個人，當時這樣出售房屋總數為4188戶。從這個政策可以看出，房改政策實際上是對工人赤裸裸的剝奪，工人在低工資待遇下得到的住房，現在又要收回再一次賣給他們，很多職工覺得這一政策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但是工廠執行的房改政策是市房改辦頒布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要是不購買的話，就要搬出來由工廠出售給其他的職工。在調查中了解到，此次購房，住樓房的家庭大部分都花了1萬～2萬，而對于一個長期拿低工資的家庭來說，拿出這一兩萬也就等于花光了家庭所有的積蓄。
1997年，市政府又頒布了新的政策，這次售房增加了優惠政策，按照文件規定拖拉機廠應該返還部分售房款。但是工廠在2001年出臺了新文件，稱由于工廠已把1996年房改售房款用完，企業又非常困難，無法按市政府1997年29號文件執行，對于多收的購房款，將在2001年年底一次性返款30％，其余部分掛帳處理，待工廠效益好轉時，再分批、分期返還。但是，至今這筆錢也沒有返還，對于普通的職工來說，這又是一次赤裸裸的剝奪。經過幾次房改政策之后，帶來的只是他們生活的更加貧困。
自1997年之后，工廠就不再負責工人的住房問題，也沒再建過職工住房。在全社會已經走向住房貨幣化的形勢下，原來沒有分到公房的職工，再也無力在市場上購買商品房，只能住在狹小的平房或者原來的單身宿舍。在筆者的調查中，年齡在50歲以下的職工絕大部分都沒有分到房，有的住在過渡性質的平房內——原來是給無房的職工臨時性居住的，工廠當時允諾過幾年等工廠建了新宿舍再搬進去——房子面積只有20多平方米，但是沒想到這一住就是20多年。當初分給他們臨時性住房的時候，他們大部分是單身，現在很多一家三四口人都擠在狹小的房間內。
(3)教育制度改革
醫療、住房與教育，被拖拉機廠職工認為是壓在他們頭上的三座大山。教育福利制度改革，直接把許多職工家庭拖入貧困狀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拖拉機廠建立了從托兒所、幼兒園到中小學、職業技術學校一整套教育福利體系。職工子女可以享受到這些福利，他們從小學一直讀到職業技術學校，畢業之后直接進人工廠，在整個受教育期間不會給家庭帶來經濟上的負擔，這也是為什么職工在低工資的情況下，整個家庭還生活無憂的一個主要原因。
90年代中期以后，在“減輕國企社會負擔，提高國企經濟效益”的口號下，國有企業開始把廠辦學校推向社會。到1998年，拖拉機廠已把中小學推向了社會，停辦了托兒所、幼兒園和職業技術學校。中小學被推向社會，改變了原有的辦學體制，這本應該是教育體制改革的趨勢，但是，把學校推向社會并不意味著就要按照市場原則來辦學校，也不意味著企業和政府對職工子女的教育撒手不管。但到目前為止，對下崗失業人員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并沒有相應的保障制度或具體措施給予解決。經過這樣一次制度的改革，企業的負擔是減輕了，但是導致的后果是職工的負擔加重了，在拖拉機廠社區，因學致貧的家庭并不在少數，加上現在學校亂收費現象嚴重，對于每個家庭來說，子女的教育費用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甚至大部分家庭的最大消費支出就是孩子的教育費用。
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由于下崗失業人員以及放長假職工沒有收入來源或者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有80％多的家庭的教育費用落在了退休老人身上。正如這些老人所說的，他們不僅要養活兒子兒媳婦，而且還要養活孫子輩，承擔高額的教育費用。一位退休老人在社區內張貼的告示中這樣寫道：
“他們(退休職工)退下來時才幾百塊錢，雖經數度調整，如今也不過每月五六百元。就是這點錢也不能悉數用來‘保命’，因為兒女下崗難就業，因為孫輩學費貴，因為醫藥費用太虛高。”
教育福利制度改革是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但是減輕了負擔的拖拉機廠的經濟效益也沒有好起來，而是在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之后，加快了走向破產的步伐。但是，經過這一系列關系到職工切身利益的福利制度改革，其最嚴重的社會后果是導致了職工的集體貧困，社區也一步步走向城市的邊緣。
3、反貧困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為解決因下崗失業而導致的城市新貧困．各級政府采取了一整套反貧困政策：從具體的政策形式上，包括了下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業救濟制度、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再就業優惠政策以及小額貸款政策，等等；從反貧困行動的基本目標上，基本上涵蓋了消除貧困、預防貧困和緩解貧困等目標。但是，反貧困政策在實踐中所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在這十幾年中，城市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隨著國有企業以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推進，貧困人口越來越多，城市新貧困群體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生活也越來越貧困。在這種情況下，已有很多學者開始對此進行反思，他們從制度設計以及制度的具體實施過程人手，對其中存在的問題都做出很好的解釋：認為由于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與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反貧困政策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政策并沒有幫助城市貧困群體擺脫貧困。但是，本文認為，有些反貧困政策不僅沒有幫助貧困群體擺脫貧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們的貧困，這在拖拉機廠社區可以明顯地從兩個方面看出來。
(1)“低保”政策
阿馬蒂亞&S226;森認為，貧困概念必須包含兩個不同的要素，即識別貧困和加總貧困。所謂識別貧困，就是通過一定的方法將窮人從總人口中挑選出來。所謂加總貧困，就是運用一定方法將窮人所構成的集合的總體特征反映出來。森將貧困的識別和加總稱為貧困概念的必要條件。在森對貧困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作為反貧困的前提條件首先要識別貧困，通俗的講就是要把真正的窮人當成窮人來對待。但是，在拖拉機廠社區，由于“低保”政策的實行，真正的相對貧困人員并沒有被當成窮人，在社會救助等方面都無法被照顧到。
拖拉機廠社區有將近5000戶，但是真正能夠享受“低保”的才60多戶，當然這60多戶是社區內最貧困的家庭，多因家中有重病病人。但是其他的4000多戶呢，他們的生活也陷入了貧困，但是由于這一政策制定的標準，他們并沒有當成貧困群體來對待。
作為城市居民生活保障的最后安全網，“低保”救濟的標準非常低，在2004年之前，救濟的標準是每月每人169元，2004年救濟標準上調，也不過是205元。按照社區工作人員的說法是：“低保這些錢就只能保證你能吃上飯，當然了也只能喝上粥。要想生活過好點基本上不可能，要是有病就更沒法保證生活了”。在進行家庭收入核查的時候，要把家庭所有的收入都計算在內，在拖拉機廠最普遍的做法是把退休職工的退休金也要計算為整個家庭的收入，并且有勞動能力而沒有工作的居民不給予考慮，不穩定的收入或者無法準確估算的收入都按照市場模擬收入計算。通過這樣折算家庭收入，實際上把許多生活困難，應該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給排除在救助之外了。
這里實際上涉及到城市貧困規范化定義的問題。在傳統的城市救助中，社會救助的對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勞動能力、無工作單位、無法定贍養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城市新貧困，但是對貧困的認定卻缺乏明確和規范化的標準，政府官員、專家、公眾對于貧困的理解存在著很大差異。即使是在政府內部，不同部門對于城市貧困人口的理解也不一樣。例如，勞動部門的“貧困人口”是失業下崗人員和離退休職工；民政部門的“貧困人口”是最低生活保障對象。按照民政部門認定的“貧困人口”標準，那些處在相對貧困的群體就被排除在社會救助之外，并且原有的單位給予的救助也因為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取消了。但在實際生活中，得不到救助的社區居民只會走向更貧困的處境。
(2)再就業優惠政策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為了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生活保障及其再就業問題，國家實施了企業安置、個人自謀職業和社會幫助安置相結合的“再就業工程”，實現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成為各級政府主抓的重點工作。再就業優惠政策，是針對國有企業下崗失業職工提出的政策，優惠的對象很明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即國有企業職工并辦理了下崗證、失業證。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在真正處于下崗失業狀態的職工中，僅有一部分人辦理了下崗證、失業證，所以，由于再就業優惠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在一部分下崗失業人員能夠享受到再就業優惠的同時，更多處于實際無業狀態的人員并不能享受到再就業優惠，他們在再就業過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這樣的政策實行的后果雖然使一部分人實現了再就業、擺脫了貧困，但是卻讓更多的人找工作困難，最后導致他們的生活更加貧困。
在拖拉機廠社區，有兩類人員因為沒有下崗失業證而享受不到再就業優惠。一是未曾辦理下崗證的職工，拖拉機廠只有1999年第一批下崗職工辦理了下崗證，而其后下崗的職工都沒有辦理下崗證，雖然他們也按照下崗職工待遇每月領取下崗生活補助，但是一直到出再就業中心也沒有辦理下崗證。二是集體企業職工下崗、放長假職工，如果從實際就業的狀態來定義他們的就業狀況，他們都處在真正的失業狀態，但是再就業優惠政策是針對國有企業職工的，集體企業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并沒有被制度包含進去，所以他們從1992年開始有放長假職工到企業徹底破產，都無法享受到再就業優惠。這兩類人員因為不屬于再就業政策規定的保障對象，所以在再就業的過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企業在招聘工作人員的時候明確規定下崗失業人員必須具備下崗證、再就業優惠證或者失業證，因為企業有這些證件可以免30％的所得稅。在2005年推行的養老保險優惠政策中，也明確規定優惠的對象必須具備失業證和再就業優惠證。所以可以看得出來，由于再就業優惠政策的出臺，實際上造成了部分真正的下崗失業人員在再就業和享受社會救助方面受歧視與被排斥，而這些受歧視與被排斥也加重了他們的生活困難。
四、結語
從計劃經濟時代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單位一直是公有制企業(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工人獲取個人資源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的渠道。工人與單位之間存在著依附與庇護的關系，個人、家庭、以及單位型社區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與企業的經濟效益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自90年代中期開始的國企改制，雖以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為目標，但是，從工人的角度來看，改革的過程實際上是逐步切斷工人與單位關系的過程，工人失去了單位的依靠，而又無法從社會與市場上得到充分的資源，那么工人家庭、單位型社區走向貧困則成為必然。
在本文筆者分析了東北一個單位型社區20年來從繁榮走向貧困的變遷史，指出：當整個社區走向集體貧困時，造成貧困的原因就不能追究到個人身上，而要從整個社會結構轉型去分析。從而得出，導致社區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貧困的三種制度變遷因素：正式制度的匱乏和制度的殘缺，非正式制度與政策的濫用，反貧困政策的設計與執行失誤。
(作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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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漢生、陳智霞：“再就業政策與下崗職工再就業行為”，《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4期。
文軍：“城市貧困化問題的社會學思考”，《城市問題》1997年第5期。
張小軍、裴小梅主編：《能力與貧困——北京城市貧困人13的個案研究》，即出。
周怡：“貧困研究：結構解釋與文化解釋的對壘”，《中國社會學網》2∞4年。
（英文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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