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權域：保衛憲法，保衛國有企業，保衛社會主義！(舊文重發)

    這段時間，全國都在紀念抗戰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電臺、電視臺和人民群眾中多次響起抗戰歌曲，響起《黃河大合唱》中那幾句雄壯的歌詞："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
    今天，我們中國又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憲法》遭到嚴重破壞，我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主義的制度岌岌可危。
    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現在的中國，已經是"私有制經濟為主體"。
憲法第七條規定："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現實情況是：大量國有企業被賤價出賣給私人，或者通過所謂"改制"變成私有企業。
    所以，我給我今天的發言安了一個題目："保衛憲法，保衛國有企業，保衛社會主義！"
限于時間，我今天只講幾個重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失敗了還是勝利了？
    從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議開始，我國就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以后是越來越泛濫。他們的一個主要論點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失敗了，應該改走資本主義道路。
    我在1991年寫的長文章《論三個時間差--與工程師們談社會主義》，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那篇文章列舉了大量經濟統計數據，今年只講幾個主要的。
    從1952年到1980年，我國的國民經濟每年遞增6.5％（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計算是6.8％），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一倍，比美、英、法等西方發達國家快兩倍。從1980年到2000年，我國經濟的年增速度約9％，仍然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快一倍，比西方發達國家快兩倍。這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
    印度比中國早獨立。1952年，印度的經濟總量比中國多三分之一。1990年時我國經濟總量比印度多出一二倍。
論人均GNP或人均GDP，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大為縮小。與印度相比，我們高出他一倍多。
    第二個問題：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相比，哪個的經濟效益高？
    搞私有化的人鼓吹：國有企業效益低，天生搞不好，只有私有化。
    我在1999年發表的文章《國有企業最需要國民待遇》，用大量數據回答了這個問題。事實證明，在各種所有制企業中，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最好。這里也只講幾個主要數據。
    美國《財富》雜志每年公布"世界500強企業"的經濟數據。1997年，"世界500強"的總利潤是總營業額的3.9％，是總資產的1.32％。1998年，"世界500強"的總利潤，是總營業額的3.84％，是總資產的1.129％，比當年我國銀行的儲蓄存款利率低得多！
    我國國有工業的總利潤占總資產的比例，1952年是14.5％，1957年是18.5％，1966年是19.2％，1970年是15.8％，1975年是11.1％，1978年是12％，1980年是10.8％。在那二十八年間，我國國有工業的利潤率一直是兩位數，比"世界500強"高好幾倍。
    1988年，趙紫陽接受一些高參的建議，未經仔細籌劃就搞"價格闖關"，造成物價飛漲。趙紫陽慌了手腳，來個急剎車。這一放一收，造成重大損失。1988年，我國國有工業的利潤率降為8.3％，仍然是"世界500強"的好幾倍。
1988年后，由于一系列政策問題，國有工業的利潤率逐年下降，1990年是3.3％，1992年是4.1％。1993年"頭腦發熱"（朱镕基總理的話），國有企業的利潤率繼續下滑。1995年是1.4％，1997年是1.6％。盡管如此，我國國有工業的利潤率仍然大大高于當年的"世界500強"。
    90年代初，中國工業協會作了仔細調查。論經濟效益，國有工業最高，集體所有制企業次之，外資企業最低。問題是稅負嚴重不平等。
    1989年，每100元產值，國有工業上稅13.28元，集體所有制企業上稅5.52元，外資企業只上稅2.41元。高低相差四倍。
    1989年，每100元銷售收入，國有工業上稅9.28元，集體所有制企業上稅5.26元，中外合資企業上稅4.75元，外資企業上稅只有0.02元，即2分錢，等于沒上稅。
    1996年的統計，國有企業的納稅負擔，比集體經濟高1.7倍，比股份制經濟高6倍，比外資企業高3.1倍，比私營經濟高14倍。
    這樣不平等的待遇，加上其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把國有企業搞得很困難。搞虧損了，然后說國有企業效益低，生來就搞不好，只有賣掉，搞私有化。
    請問：還講不講道理？還要不要良心？

    第三個問題："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應該怎樣計算？
    2003年"兩會"前，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提案，要求國務院主管經濟的曾培炎主任，按照《憲法》第六十二條第九款的要求，向"兩會"報告：《憲法》第六條、第七條是否得到貫徹執行？現在我國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還是私有制為主體？這些年賣了多少國有企業，賣得多少錢？這些錢用到哪里去了？
    曾培炎派了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的四名局長來找我談話。他們硬說現在的中國仍然是"公有制經濟占主體"。理由是，"公有制"、"私有制"應該按"資產"計算。現在的中國，國有資產仍占多數，所以"全民所有制"仍占主體，并沒有違反《憲法》第六條和第七條。
    我問：你們所說的"國有資產"是不是包括了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故宮博物館、全國的大中小學？
他回答：當然包括。這些都是國有資產嘛！
    我說：你們這是曲解《憲法》。我國《憲法》的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段話很清楚，"公有制"、"私有制"是按"生產資料"來計算的。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故宮博物館是"生產資料"嗎？全國的大中小學，全國的各種醫院、博物館是生產資料嗎？你們計發委那個辦公樓是生產資料嗎？
    我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這一套解釋有理，認為我國經濟中的公有制經濟仍占主體地位，就請曾培炎主任向"兩會"報告，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全國人民來評判。
    幾天后，曾培炎主任向"兩會"作經濟工作報告，完全回避了我提的問題，根本不談《憲法》第六條、第七條的執行情況，根本不談我國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還是"私有制為主體"，更不報告出賣了多少國有企業，賣得多少錢。
在2003年的全國人代會上，曾培炎升了官，當上了副總理。簡直莫名其妙！
    第四個問題：股份制是"公有制"嗎？
    鼓吹大量出賣國有企業、搞"私有化"的學者和高參們說："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我國的大中型私營企業中，有一些搞了股份制；國有企業變賣給私人后，他們大多數實行股份制；國有企業"改制"，由原來的廠長、經理收購之后，他們中的大多數搞的也是股份制。所以，仍然是"公有制企業"，我國經濟仍然是"公有制為主體"。
    這又是曲解憲法的騙人之論。
    到山西平遙古城參觀過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日升昌商號"在1823年（鴉片戰爭之前17年）就實行了股份制，有十大股東。日升昌商號是公有制嗎？
    美國的福特公司、洛克菲勒公司早就是股份制公司，那是公有制嗎？
    "二戰"之后的日本全國的大、中、小企業和商店，幾乎全改為股份制。獨資企業極少。能說日本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嗎？
    1982年起草、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法學家和政治家們，大概早就預料到會有人曲解"公有制"來為推行"私有化"打掩護，找借口。所以，他們起草、制定的憲法早就作了防備。
    從1982年到今天，我國的《憲法》雖經多次修改，《憲法》第六條沒有刪改一個字。全文如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這一條寫得清清楚楚，任何一個稍有文化的人都明白：《憲法》所說的"公有制"，指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憲法》所說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兩種：一種是"全民所有制"，即國有企業；另一種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即城鄉勞動人民組織的合作社。
    股份制企業不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這是沒有爭議的。
    股份制企業是不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企業呢？也不是！因為股份制企業的生產資料是"股東"所有的，并不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股份制企業的紅利是"按股分紅"，即"按資（投資）分配"而不是"按勞分配"的。
還有一個重要差別是"支配權"不同。
    大家知道，"產權"包括三個權：一是所有權，二是支配權，三是收益權。
    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城鄉合作社，其領導機構是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選舉時，社員或社員代表是平等的"一人一票"。合作社的大政、大計和經營方向，也是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決定的；表決時，社員或社員代表也是平等的"一人一票"。簡言之，合作社的"支配權"屬于全體社員，每個社員擁有的支配權是平等的。
    股份制企業的支配權則不然。股份制企業里有大股東、中股東、小股東和零星散戶之別，他們各自擁有的股票（或股份）數量是不同的，差別懸殊。大股東擁有的股份，往往是小股東的幾十倍、幾百倍、幾千倍、幾萬倍。股份制企業的選舉和投票表決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一票"。大股東擁有的選舉權、表決權，是小股東的幾十倍、幾百倍、幾千倍、幾萬倍。家住外地而持有少量股票的"散戶"（這種"散戶"的人數很多），不可能專程去參加股東大會，也就放棄了自己的選舉權、表決權。因此，股份制企業的"支配權"掌握在大股東手里。
    只憑上述兩項就可以判定：股份制企業不是《憲法》所說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企業，不屬于《憲法》所說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那些鼓吹"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人，不是無知，就是理論騙子。
    近幾年出現了"國家控股（國家股占51%以上）的股份制企業"，這是什么性質的企業呢？由于這類企業中有相當大（不超過49%）的一部分股份是私人占有的，這類企業的利潤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按資分配"的，所以，這種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是"半社會主義"企業，相當于50年代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4年初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我國農村出現的第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農民把自己的土地、耕牛、大型農具以"入股"的方式交給合作社統一支配。年終結算時，合作社的純收入先按"股份"給予"分紅"，其余部分在扣留公積金、預留明年生產資金之后，按社員的工分多少分配（即"按勞分配"）。"按股分紅"部分大約只占合作社純收入的10-20%。由于各戶農民的人均耕地相差不多（這是土地改革時平均分配土地形成的，只有少量上中農家庭的人均耕地略多一些），所以，"按土地分紅"基本上是"按人頭平均分紅"。由于有些農家有耕牛和大型農具，有些農家沒有，所以，"耕牛和大型農具分紅"部分，才"不屬于按勞分配"。
    有"入股分紅"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被稱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簡稱"初級社"。
    現今的"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其私人股份的比重和"按股分配"的比重，遠超過當年的"初級社"。所以，準確地說，這類企業應稱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由于這類股份制企業有利于吸收民間資金，又是"國家控股"的，企業的"支配權、管理權"掌握在國家派去的管理人員手里，要把它算入"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我看也可以。
    問題在于，自1997年鄧小平同志去世以來，在"國退民進"的呼聲中，國有企業被大量地賤價出賣或"改制"為私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也所剩無幾，縣和市級縣基本上沒有了。城鄉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合作企業，大都變成了私營企業。"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已經"改變"成為"非公有制（即私有制）為主體"的中國。
    《憲法》第六條、第七條遭到破壞的結果，首先表現為數以千萬計的職工下崗、失業，數以億計的工人農民成為老板手下的"打工仔"，從"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淪為"弱勢群體"，基層的大量公務員和教師不能按時、足額地領到工資和退休金；我國的貧富差距懸殊，基尼系數突破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再一個大問題是影響我國的科技進步。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國家的科研機構與國營工業一直是拉動我國科技進步的火車頭。國外一項新發明、新技術、新產品出來，只過幾年十幾年，我國就研制出來，趕上去了。國有工業萎縮的這些年，我國科技進步的速度放慢了。盡管我國的電子工業產品的數量很大，出口很多，但是其中的核心部件、核心技術是從外國買來的。這類產品的銷售收入，要抽出很大一部分來支付外國的專利費。科技進步速度放慢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越往后會越明顯。
    所以，我要大聲疾呼：全國的共產黨員和勞動人民團結起來，保衛憲法，保衛國有企業，保衛社會主義！

附文：

曾培炎領銜中國超級智庫

http://news.163.com/09/0404/02/5618VQJQ000120GR.html

　　執行副理事長8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經濟學家厲以寧、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魏禮群。

　　副理事長10人

　　香港國際商會主席馮國經、廣東省原省長盧瑞華、中央外事辦原主任劉華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副主任委員徐榮凱、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

　　常務副理事長

　　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常務理事

　　秘書長魏建國，商務部原副部長

　　秘書長

　　中鋼股份董事長黃天文、中海集團總裁李紹德、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裁王會生等大型央企負責人等

　　從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上引退一年后，71歲的曾培炎再度“出山”，這次，他有了一個新身份——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以下簡稱國經中心)理事長。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級智庫，在3月20日召開的第一屆理事會上，曾當選為理事長。

　　國經中心領導層不尋常的“豪華”陣容，一時有了“中國最高級別智庫”之稱。

　　溫家寶批示成立超級智庫

　　3月20日，在北京中國大飯店，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正式成立。這個新智庫的領導層，擺出的是一個“超豪華陣容”（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組織架構圖）。

　　“這個新智庫是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來國家發改委下屬的國際合作中心和對外開放咨詢中心兩大智庫。”參與國經中心籌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說，溫總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僅靠經驗，靠少數人的智慧是很難作出正確決策的。

　　國經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點研究的19個課題，包括金融危機第二次沖擊波的可能性等。

　　經濟學者頻繁發生誤判

　　在曾培炎看來，眼下越來越復雜的國際環境，“是對各國智庫謀劃能力的考驗。”與此相伴隨的，是一些經濟學者和智囊專家的種種預言一再淪為笑談。

　　2007年底，中國社科院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還在強調“4%是中國通脹承受的極限”、“宏觀經濟不會大起大落”，兩個月后，CPI達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貸危機初起時，不少主流學者紛紛給出“危機是暫時的”判斷，強調“對中國影響不大”。

　　學者和智庫機構頻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輿論批評。

　　“半官半民”-新智庫重要標志

　　高層次、超部門，是新型智庫的第一個標志。國經中心目前常設的研究人員有上百人，其中部分為事業編制，而它的開放式研究平臺可實際調動的人力則遠超這一規模。劉克崮介紹說，因此，國經中心的成員分別來自國家行政部門、各社會團體、大型企業、港澳商會、金融機構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單一部門和社會集團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庫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半官方半民間”的身份。作為對半官半民的探索，國經中心吸收了許多像曾培炎這樣的“退下來的老同志”，他們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間，又能因原來的職業經歷而將社會意見快速反饋至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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