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對勞動過程、勞動體制、勞工權益以及勞工運動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血汗工廠的重現集中體現了全球勞工面臨的苦境。90 年代以來的“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作為關注勞工問題的新社會運動,代表著全球化背景下勞工維權和勞工賦權的第三條道路。本文將以過去10 多年該運動在美國的發展過程為分析對象,探討以下三個問題。首先,借助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 關于“市場—社會”間“雙向運動”的理論透鏡,對“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中多元化的行動者及其行動進行分析;其次,結合相關的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理論,剖析該運動不同于傳統勞工運動的特質;最后,以推進具有社會運動理論視角的勞工研究為出發點,圍繞該運動對于勞工維權和勞工賦權的影響力和局限性,提出未來研究面臨的現實和理論問題。

關鍵詞：反血汗工廠運動　公司行為守則　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理論

作者單位：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一、引　言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北美和歐洲的工會與人權、消費者、學生及宗教組織聯合發起了跨國性的“反血汗工廠運動”(anti-sweatshop movement) 。該運動以著名的品牌公司為批判對象,借助消費者和新聞媒體的力量, 要求公司承擔“公司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 在其全球性生產體系中制定“公司行為守則”(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并建立多種監察機制促進守則的實施,從而達到在全球范圍內消除血汗工廠,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公正、民主、平等的目的。

“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注1）開辟了全球化背景下維護勞工權益的第三條道路,也預示著全球化背景下勞工運動的新方向。90年代以來復興的勞工運動,促進了具有社會運動理論視角的勞工研究的大發展。（注2）這些研究不僅提出了以往“制度主義”或“新制度主義”研究范式所忽視的新問題,而且運用“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和“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的概念去把握新興勞工運動的方向。作為新興勞工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已經成為一些具有社會運動理論視角的勞工研究的關注點(Clawson , 2003) ,但尚未有研究者對該運動的特質、影響力和局限性進行專題研究。本文將以起源于美國的“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過去10 多年的發展過程為分析對象,探討該運動不同于以往嵌入“資本—國家—工會”三方機制的勞工運動的嶄新特質,并圍繞該運動對于勞工維權和勞工賦權的影響力和局限性,提出未來研究面臨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筆者將簡要概括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對勞動體制、勞工權益、勞工運動的沖擊,借此闡明“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產生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背景。

二、經濟全球化對勞動體制、勞工權益和勞工運動的影響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庇護下,借助高科技革命的力量,資本通過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跨越國家的邊界實現了全球性流動,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產體系。與此同時,資本的積累方式、生產組織方式和盈利方式都發生了明顯變化。

首先,資本在全球流動,構建全球性生產網絡,試圖以一種“空間性解決方案”(spatial fix) 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即資本在一定地域內“過度積累”的問題(Harvey ,2001 :315、369) 。在進入“后工業社會”的歐美發達國家,制造業面臨全面的衰退。（注3）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發達工業化國家逐漸衰退的制造業在香港、韓國、臺灣等新興工業化地區和國家獲得了發展。70 年代開始,隨著勞動力成本的逐步提高,制造業資本從歐美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地區,通過“外包制造”的方式涌向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亞洲、拉美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建立出口加工區,并提供稅收優惠、廉價的勞動力、弱化政府對“勞動體制”（注4）的干預成為這些國家吸引外資流入的主要方法。出口加工區的發展繪制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無產階級化”的圖景。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全球70 多個國家的850 個出口加工區雇傭的工人早在1995 年就已經超過2700 萬, 其中70 - 80 % 是女性(Khan , 2002) 。

其次,資本的積累方式和生產組織方式都發生了變化。戴維·哈維將這種變化稱為“彈性的積累”,即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在過程和結構上都與“福特制”的“剛性”格格不入,新的經濟秩序表現為一種“彈性的積累”——在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生產和消費模式上都表現出充分的“彈性”(Harvey ,1990 :121) 。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則表現為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或“彈性專業化”的轉變。新的生產組織方式使用靈活多用的機械和高技能的勞動力,小批量地生產特殊化的產品,滿足多樣化且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從而最終兼顧生產效率和規模經濟效應(Nadesan ,2001) 。

再次,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方式由生產領域擴展到市場領域。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模式是典型的消費經濟。作為資本主義固有的意識形態, “消費中心主義”(consumerism)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得以空前膨脹(Cross , 2000) ,并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起著意識形態上的支撐作用(Sklair , 2001 :255、291) 。面對“消費經濟”帶來的巨大市場,資本解決“過度積累”危機、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活動逐漸由生產領域擴展到市場領域。一方面, “個性化”的消費模式在西方的盛行和“消費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膨脹為資本在市場領域借助“品牌化”(branding) （注5）和“廣告大戰”,通過刺激消費的方式拓寬邊際利潤空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另一方面,出口加工區內“專制性工廠體制”(despotic factory regime) （注6）又為資本在生產領域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追求利潤最大化提供另一種可能性。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種種手段又重新被利用,即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和加大勞動強度來提高產能,通過無報酬加班、克扣工資和福利、彈性用工制度來降低勞動力成本等等。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對于勞動體制、勞工權益和勞工運動都產生了巨大沖擊。資本的全球性流動以及全球性生產體系的形成不僅加劇了勞動力對資本的依賴性,強化了資本對勞工的控制,導致勞工利益受損,而且加劇了全球工人階級身份認同的危機和傳統勞工運動的衰落。

首先,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卻受到國家移民政策以及政府對國內勞動力市場的規范性政策的種種阻隔。勞資雙方在流動自由上的不對等性也加劇了勞動力對于資本的依賴、資本對勞工的控制。基于70 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制造業日漸衰敗的現實,麥克·布洛維看到一種新的“霸權式的專制主義”(hegemonic despotism)“工廠體制”的形成。布洛維認為, “新的專制主義是在霸權式體制上生長出來的……資本和勞工的利益還是相互協調的……并非恢復了舊的專制主義,新的專制主義的基礎是資本的流動性對于全體勞工所產生的理性轄制……工人對資本外逃、工廠倒閉、或是生產轉移的恐懼代替了原來對于被監工解雇的擔心”(Burawoy , 1985 :150) 。穆涅斯在對于美國和墨西哥邊界的工廠體制的比較性研究中發現,美國政府對于由兩國邊界進入美國的墨西哥移民的嚴格管制不僅限制了墨西哥勞動力向美國的自由流動,而且對位于兩國邊界工廠中“專制性”的工廠體制的形成有著直接影響(Mu‰noz , 2004) 。許多研究中國企業勞資關系的學者都認為戶籍制度助長了資本對農民工的控制和剝削(Lee , 1998 ;Chan ,2000 ;Chan &Wang , 2005/2004 ;Pun , 2005 :5) 。

其次,資本在全球流動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活動造成了工作條件和勞工利益的“向下競爭”(Race to bottom) (Ross & Chan , 2002 ; Chan ,2003 ;Aguirre & Reese ,2004) 。“血汗工廠”（注7）在歐美發達國家大量雇傭移民工的行業和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加工區中的重現集中反映了這一趨勢。強迫性勞動、使用童工、工作時間過長、無報酬加班、職業傷害和職業病、體罰、性騷擾、工資過低等問題成為新聞媒體和研究者廣泛關注的“血汗工廠”問題。

再次,以勞工為動員基礎、以工會為組織主體的傳統勞工運動陷入困境。就集體意識而言,全球的勞工難以形成對工人階級共同利益的認同。資本的全球流動性加劇了不同國家勞工對于有限工作機會的競爭,而勞動力市場、生產過程、產業關系的多元化致使工人階級對于資本主義的反抗和替代性制度的理解很難統一( Harvey , 2001 : 387 -388) 。同時,工會作為傳統勞工運動的組織主體,面臨急劇銳減。（注8）工會的衰落不僅表現為會員數量萎縮,而且表現為意識形態危機,即認為現有的社會制度是無法改變的(Lambert , 2002 : 186) 。

然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并非像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預言的那樣無法逆轉。90 年代中期以來,血汗工廠、失業、貧富分化、環境污染、戰爭等反映經濟、政治、社會不公正的問題引發了一系列“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的社會運動。從1999 年的西雅圖,2000 年的布拉格,到2001 年的魁北克,以及2002 年的華盛頓,在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積極推動全球化的國際組織的重要會議期間, “反全球化”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activists) ——勞工組織、環保主義者、學生、人權組織、宗教組織、女權主義者以及其他各種社區組織,通過集體行動要求在全球性范圍內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公正、民主、平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帶來的種種勞工問題,如勞工標準“向下競爭”、勞工運動的衰落,尤其是血汗工廠的再現,成為“反全球化”社會運動的重要關注點。本文重點討論的“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新興的“反全球化運動”的組成部分。

三、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現象和過程

卡爾·波拉尼關于“市場—社會”間“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 的理論為理解“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中行動者、行動及過程的復雜性提供了比較適合的分析框架。波拉尼認為,19 世紀英國產業革命的歷史反映了市場與“能動社會”(active society) （注9）之間的“雙向運動”,即“市場在不斷擴張的過程中將勞動、土地和貨幣不斷地商品化,而社會則通過一系列整合于強大社會機構中的制度體系來尋求自我保護”(Polanyi , 2001 :79) 。波拉尼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 的概念來闡述政治、社會和道德規范對于市場交換關系的約束作用,并認為“嵌入性”不斷地變化于“嵌入、反嵌入、再嵌入”之間。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資本的全球性流動、“去管治”(deregulation)的政府政策恰恰反映了市場對于社會規范性力量進行“反嵌入”的過程,而“反血汗工廠運動”則反映了社會對于“自我規范性市場”引發的社會問題的不滿和反抗,即社會要求對市場進行“再嵌入”,最終實現“規范性的市場”。筆者將以90 年代初期以來美國反血汗工廠運動為例,通過波拉尼“雙向運動”的分析透鏡,來分析該運動在行動者、行動及過程上的復雜性。如圖1 所示,反血汗工廠運動可以理解為多元化的行動者以市場和社會兩大場域為中心形成兩大聯盟:在市場領域,由投資者、品牌零售商或經營商、合同制造商、會計和審計公司等行動者組成的聯盟(以下稱為“市場領域聯盟”) 按照“自我規范性市場”和利潤最大化的邏輯運作;而在社會領域,由工會和人權、勞權、學生、消費者、公司社會責任NGO 組成的聯盟(以下稱為“社會領域聯盟”) 則按照規范市場、實現經濟與社會公正的邏輯運作。市場與社會兩種邏輯之間的互動、沖突和相互改造促使“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圍繞著三個主題不斷推進:守則制定、守則監察、勞工賦權。

圖1 　美國“反血汗工廠P公司行為守則運動”:行動者、行動與過程

(一) 守則制定

“公司行為守則”。20 世紀90 年代初期,進行“外包制造”的服裝、制鞋行業中的美國品牌公司最早面臨“血汗工廠”的指責。媒體的持續曝光和消費者的“抵制購買”行動對這些公司的品牌形象、銷售額以及利潤都產生了負面影響。面對這些問題,主要品牌先后制定了用于規范其供應商工廠勞動條件和勞工待遇的“公司行為守則”。守則的內容一般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和強制勞動、提供符合健康安全標準的工作環境、保障法定最低工資等。其中少數守則包括有關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條款。（注10）研究表明,全球最大的500 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二在90 年代建立了“行為守則”,而到了2000 年,這個數字增長至98 %。世界銀行2003 年的統計也表明,現已存在的關于勞權、人權、環保的“公司行為守則”已達1000 項(Rodriguez-Garavito , 2005) 。

“大學行為守則”(university codes of conduct) 。90 年代中后期,當美國大學與服裝品牌之間存在巨額授權經營的業務被發現以后（注11）,美國大學生也加入了反血汗工廠運動的行列。學生們通過靜坐、集會、游行、談判等集體行動成功地最終說服學校制定了“大學行為守則”,用于規范生產帶有大學標志產品的供應商的勞工狀況。1998 年,學生們成立了“反血汗工廠學生聯盟”(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 ,USAS) 。到2005 年,美國已有大約200 所大學通過了反對血汗工廠的行為守則(Appelbaum &Dreier ,2005) 。與“公司行為守則”相比,“大學守則”通常更嚴格,例如要求供應商向大學公開其所有工廠的信息、要求尊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要求提供高于法定最低工資的“生活工資”( living wages) (Esbenshade , 2004) 。

“多種利益主體守則”(multi-stakeholder codes) 。血汗工廠的問題同時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關注。1996年由克林頓和美國勞工部長牽頭成立了“服裝產業伙伴關系”(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 ,即一個由公司、工會、人權組織、宗教組織共同參與的聯盟組織,目的在于消除服裝業及制鞋業中的血汗工廠。1997 年,該組織公布了“工作場所行為守則及監察標準”,隨后成立了“公平勞工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來監督守則的監察實施。

(二) 守則監察

各種守則為維護勞工權益提供了政府干預和集體談判之外的途徑,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或集體合同所具有的執行力,守則的有效性面臨質疑。為解決這一問題,運動的主題轉移到如何建立有效的監察機制來促進守則的實施。

“內部監察”(internal monitoring) 和“外部監察”(external monitoring) 。品牌化零售商和經營商一般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建立“內部監察”機制:其一,擴展現有的供應鏈管理模式,即在原有質量、交期、價格等要求的基礎上,要求供應商達到勞工、人權和環保方面的標準;其二,建立全新的內部監察機構(O’Rourke , 2003) 。“外部監察”則是指由公司雇傭營利性第三方機構(主要是會計、審計公司) 進行監察。前述“市場領域聯盟”認為“內部監督”和“外部監察”足以保障守則的實施和改善勞工狀況。然而, “社會領域聯盟”認為“內部監督”和“外部監察”是受到公司控制的公關工具,無法保障勞工狀況的改善。首先,“內部監察”和“外部監察”中獲取的信息完全由公司控制而不向公眾公開,因此公眾無法了解有關守則實施的負面信息。同時,以牟利為動機的“外部監察”機構缺乏與工人溝通所必需的專業經驗和敏感性。

“多種利益主體監察”(multi-stakeholder monitoring) 。“公平勞工協會”(FLA) 是“多種利益主體監察”的典型代表。FLA 是一個由品牌公司,人權、勞權和消費者NGO ,以及大學聯合組成的監察性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對監察者進行資格認證,審閱監察報告,并對監察結果進行公布。然而,FLA 的監督模式受到NGO 的批評。批評者認為FLA 的監督模式受到公司的控制:由公司來選擇監察者并直接為監察付費;公司對于受監察的工廠有影響力;最終公開的只是監察報告的摘要。作為對以上批評的回應,FLA 在2002 年4 月對其監察機制進行改革,希望借此對于“外部監察”掌握更多的控制權(O’Rourke , 2003) 。

“獨立性監察”(independent monitoring) 。由于“內部監察”和“外部監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公司控制的問題,“社會領域聯盟”中的NGO要求建立一種透明度更高、更民主的“獨立性監察”,即監察由與公司無直接關系的第三方進行,并向公眾公開監察報告。1999 年,由“反血汗工廠學生聯盟”聯合工會組織和其他NGO 成立的“工人權益協會”(Worker Rights Consortium ,WRC) 是“獨立性監察”機制的典型代表。WRC 監察機制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和透明度:管理和顧問董事會中沒有公司代表;在組織、運作和經費來源上獨立于公司;要求生產帶有大學標志服裝的公司公開所有供應商的名單、地址、勞工狀況;對工廠的監察依靠勞工對違反大學守則的行為進行直接投訴并依靠當地的NGO對投訴進行審核;向公眾公開監察報告。此外,WRC 的監督機制體現了“勞工賦權”的特點:其守則特別強調尊重工人自由結社的權利;強調對工人進行培訓,幫助他們了解大學守則的內容;工廠的監察以接收工人的直接投訴為基礎(O’Rourke , 2003) 。

(三) 勞工賦權

監察機制的完善提高了守則實施過程的透明度和民主性,但是依然無法對全球性生產體系中所有工廠進行檢查(O’Rourke , 2003) 。如何向勞工賦權,增進工人在守則實施過程中的行動能力成為運動的關注點。然而,對于“勞工賦權”的意義和策略,運動的各方參與者卻有不同的理解。工會認為運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工人的組織能力,守則監察只是促進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的工具;學生、勞權NGO 認為“勞工賦權”意味著提高工人對于守則監督機制的參與以及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權利的實現;其他NGO 和部分公司則將“勞工賦權”理解為,提高工人對于守則監督機制的參與或促進“非工會性的員工代表機制”。

勞工培訓。盡管各方對于“勞工賦權”意義和方式存在分歧,但都認為組織培訓、增強工人對于守則內容和勞工權利的了解是賦權的前提。許多工會和勞權NGO 在出口加工區開展了關于守則內容和勞工權益的培訓。例如2001 年,美國和香港NGO 對運動鞋品牌在中國廣東的供應商工廠進行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的培訓。（注12）

增強工人對守則監督機制的參與。部分品牌公司希望在“內部監察”機制中增強工人的參與。很多NGO 認為工人是最理想的監察者,他們比任何“外部”監察者都更了解工廠的勞工狀況,因此工人應該成為監察機制的主角。例如, “工人權益協會”監察機制基礎就是工人的直接投訴。

建立“非工會性的員工代表機制”。從促進“參與式管理”、增強勞資溝通、協調勞資關系的管理理念出發,一些品牌公司積極促進“非工會性的員工代表機制”。例如,過去幾年間,銳步(Reebok) 在其馬來西亞、中國、泰國的供應商工廠中積極促進工人建立“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或“員工福利委員會”等非工會性質的工人組織,并為其提供培訓,增強其溝通能力。（注13）

通過守則監察推動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一些個案研究表明, “獨立性監察機制”對于促進出口加工區工會的建立具有積極作用。多米尼加共和國BJ &J 廠和墨西哥Kukdong 廠成立的工會都是借助“獨立性監督機制”建立的,成為這些國家服裝出口加工區歷史上的首家獨立工會(Esbenshade , 2004) 。BJ &J 和Kukdong 工會建立后與管理方進行了談判,并簽訂了集體合同, 為工人贏得了許多切實利益( Isaac , 2001 ;Rodriguez2Garavito , 2005) 。

四、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理論視角

雖然“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是圍繞勞工標準、勞動條件、勞工待遇等古典的勞工問題展開的,但作為工會、人權、消費者、學生、宗教NGO 等多種“社會行動者”( social actor) (Touraine , 1988) 共同參與的跨國性社會運動,它并不是簡單地復歸于以勞工利益為中心由工會領導的傳統勞工運動。剖析運動的嶄新特質需要借助適當的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理論作為分析工具。由于本文以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美國的反血汗工廠運動為分析對象,而該運動與美國勞工運動有著密切聯系,在此筆者將簡單回顧二戰以后美國勞工運動的發展軌跡以及勞工研究的理論范式,借此為理解“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的特征尋找合適的理論視角和分析工具。

(一)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與“新社會運動理論”

20 世紀70 年代歐美國家興起了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多階級構成”的社會運動——公民權、女權、環保、和平運動等等。面對種種“新社會運動”的興起,歐洲學界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進行了廣泛的清理, “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 NSMTs)就是其理論成果。如表1 所示,“新社會運動理論”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運動的社會基礎、主題、主體、場域、集體行動、目標和組織方式都有不同的解釋。兩種理論最明顯的差別在于,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主要將社會運動理解為一種以無產階級革命為核心命題的“階級政治”( class politics) ,而“新社會運動理論”摒棄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的“經濟還原論”,強調的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新社會運動理論”認為社會運動產生的社會基礎不在于“階級結構”,而在于人們在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公民身份、價值觀、信仰等方面的身份。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的能力首先取決于其界定自我“身份”的能力。此外, “新社會運動理論”認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領域同樣可以成為“新社會運動”的場域,因此存在著“生活方式的政治”(life-style politics) 和“文化或符號意義的行動”(culture or symbolic activism) 。

二戰以后“商務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 （注14）的盛行標志著美國勞工運動已經失去了基層動員、批判現有制度等社會運動的特質(Robinson , 2000 ;Nissen ,2003) 。而“制度主義”學派成為二戰后美國勞工研究的主導范式。（注15）同時,“商務工會主義”為標志的美國勞工運動也未能與60 年代以來新興的公民權、女權、反戰、環保、學生運動等“新社會運動”建立聯系,這對于勞工運動和“新社會運動”而言都是一種損失(Nissen , 2003 ; Clawson , 2003 : X、13 、20) 。那個時期以產業關系學派為主導的勞工研究也未能從“新社會運動理論”中汲取豐富的創見(Turner , 2004) 。

(二)“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使美國“商務工會主義”陷入深刻的危機。面臨危機,美國工會開始全面改革。一些學者認為,在改革中美國工會正在重建其“社會運動機構”的身份,而美國的勞工運動也開始煥發出20 世紀30 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生機(Johnston ,2000) 。90 年代以來美國勞工運動的復興推動了勞工研究的理論創新。近年來的美國學界出現了大量具有社會運動理論視角的勞工研究,這些研究提出了以往的“制度主義”或“新制度主義”研究范式所忽視的新問題,如工會作為行動者的選擇和戰略,工會與社區組織建立同盟,基層勞工的動員和參與等問題(Turner ,2004) 。

很多學者將美國復興的勞工運動的發展方向概括為“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注16）(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SMU) (Robinson , 2000 ;Nisson ,2003 , 2004 ;Clawson , 2003) 。“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的基本特征在于強調“階級政治”和“身份政治”融合。關于工人階級在社會運動和歷史變化中的作用,與“新社會運動理論”一樣,“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批評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認為勞工運動只有認可工人在階級立場以外的多元化的利益和身份,并與其他民主性的社會運動“相互合作”或“相互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改造社會的潛能(Johnston , 2000 ;Clawson , 2003 : 194 - 195) 。

具體而言, “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的理論包括以下三個命題。第一是“批判性”(criticalness) 命題,即運動的目標在于改造現有的經濟、政治制度,使之符合公正、民主的原則(Robinson , 2000 :113 - 114) 。結合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有的學者進一步指出運動的主旨在于反抗公司的“統治”(Nissen , 2003、2004) ;第二是“建立聯盟”(coalition building)命題,即作為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工會、勞工運動要超越階級的邊界與其他社會群體和社會運動結成聯盟,共同推動社會改革(Clawson ,2003 :16、24 ; Nissen , 2003) ;第三是“基層動員”(rank-and-file or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命題,即工會的力量源泉不是傳統的選舉政治和集體談判,而是動員基層會員的廣泛參與和實施工會內部民主(Robinson , 2000) 。

(三)“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

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了以國家為邊界的工會組織和勞工運動的衰落。如何在全球范圍內維護勞工的權益,推動跨國性、國際性勞工運動的發展成為重要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傳統的“國際工會主義”是建立在國家性工會組織和產業關系體制之上的,而國際性工會組織的主要作用限于信息溝通、外交和政策層面(Clawson , 2003 :152 ;Hyman , 2005)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不僅動搖了傳統的“國際工會主義”的組織基礎,同時也暴露了以往國際勞工運動中“官僚主義的、外交性的精英主義組織模式”的局限性(Hyman , 2005) 。

因此,很多學者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維護勞工權益的方向在于推動“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glob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GSMU) 的發展(Moody , 1997 ; Eder , 2002 : 184 ; Clawson , 2003 ; Hyman ,2005 ;Frundt , 2005) 。“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尚未建立明確的概念體系。該理論的基本特征在于強調以跨國性、國際性、全球性的視角去重構“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提出的“批判性”、“建立聯盟”、“基層動員”命題(Nissen , 1999 :249 - 252 ;Lambert &Webster ,2001 :46、48- 49) 。

(四) 上述理論與“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的相關性

首先,面對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的現實,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與“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解釋力不再是此消彼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無疑加劇了資本與勞工在經濟利益上的沖突——資本的全球流動及西方“福利國家”的解構迫使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重新面臨資本和市場的“專制”,而血汗工廠的再現也見證了發展中國家新興工人階級遭受的剝削和壓迫。面對資本與勞工在全球范圍內的利益沖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所強調的“階級政治”因為重新植根于社會現實而恢復了生機。反血汗工廠運動的興起恰恰說明勞資矛盾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勞工運動作為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依然是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時,“新社會運動理論”對于理解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特征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理論假設。例如, “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身份政治”命題對于理解反血汗工廠運動中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NGO 的行動及其與工會的聯盟提供了貼切的概念工具,這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無法解釋的。又如,“新社會運動理論”認為,社會運動可以超越生產領域,在日常生活和文化領域以“生活方式的政治”或“文化或符號意義的行動”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這對于解釋反血汗工廠運動中“反公司“、“反品牌”的“文化行動”提供了理論參照。

同時,由于直面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社會運動和勞工運動的現實,“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和“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的理論對于理解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特質提供了直接相關的分析框架。例如, “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提出的“批判性”、“建立聯盟”、“基層動員”命題對于理解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社會基礎、組織形式和目標提供了概念工具; 而“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的理論則為探討反血汗工廠運動的跨國性、全球性開辟了嶄新的理論空間。

五、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的特征

透過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新社會運動理論”、“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和“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的多重透鏡,筆者發現“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在社會基礎、參與主體、組織方式、對抗對象、動員對象和目標等各方面具有與傳統的勞工運動明顯不同的特征。

(一) 運動的社會基礎和參與主體:工會—NGO 構成的“行動者聯盟”

20 世紀上半葉,在“國家干預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建立了“資本—國家—工會”三方制衡的產業關系模式。在相對穩定的三方機制當中,勞工運動的社會基礎和主體是清晰可辨的,即工會代表勞工利益在生產領域與資本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為勞工爭取經濟利益,或由工會和代表勞工利益的政黨在政治領域通過推動立法或游說政府的方式為勞工爭取政治和社會利益。然而,7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下政府的“去管治”政策,資本的全球流動和工會的衰落見證了三方機制的解構。

與嵌入在“三方機制”當中,以勞工為社會基礎,以工會、政黨為主體的勞工運動不同,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歐美興起的“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具有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參與主體。就社會基礎而言,有的學者認為“作為多種利益主體(互動) 的產物,公司守則服務于多種階級利益”(Frundt , 2004) 。有學者更明確地指出,“(反血汗工廠)運動是為具有道德關懷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設計的運動,而不是勞工組織尋求為工人階級賦權的運動”(Johns &Vural ,2000) 。也有的學者將運動的社會基礎理解為“中產階級的行動主義者和消費者與勞工的聯合”(Frank , 2003) 。

運動的參與主體則體現為工會與人權、學生、消費者、宗教NGO 結成的“行動者聯盟”(activists-alliance) 。在意識形態上,工會—NGO 聯盟并非建立于對于共同的“階級立場”和“經濟利益”的認同,而是建立于共同價值觀或道德原則上的“身份認同”, 即“關注社會正義的行動者”(Kozinets & Handelman ,2004) 。在參與運動的“行動者”看來,“血汗工廠”首先不是一個階級利益或法律責任（注17）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和價值觀的問題,即“血汗工廠”侵犯了勞工的基本人權,違反了社會正義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而反血汗工廠運動則代表一種關于人權和社會正義的抗爭。正如學生領袖所分析的, “我們在反血汗工廠運動中取得成功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激進。盡管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應該徹底改變公司的權力結構,但更多的人參加集會和靜坐主要是因為他們關注人權問題”(Benjamin , 2000 :244) 。同樣,美國工會也策略性地采取了“人權”、“公司社會責任”等“話語”來表達和維護勞工的利益。正如美國“紡織品貿易及產業雇工聯盟”(The Union of Needletrades , Industrial & Textile Employees) 的主席所述, “(在運動中) 我們希望傳遞的信息就是:全球性經濟中需要公司社會責任,勞工的權利是人權,工作場所中需要民主,勞工的尊嚴是一個道德問題”(Johns &Vural ,2000) 。在組織形式上, “行動者聯盟”并非表現為正式的、統一的、科層化的組織機構,而是一種去中心的、松散的“網絡化”聯系。這種組織方式保證了工會和各種NGO 在運動中的充分獨立性。

然而,工會—NGO 之間通過“網絡化”方式構成的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行動者聯盟”內部也存在矛盾。工會無法放棄其代表工人利益的“階級立場”,并試圖在運動中增強工人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的集體力量,對此,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各種NGO 難以認同。因此,工會和NGO 對于運動的主旨和策略存在不同的理解。在工會看來,運動的主旨不僅在于消除血汗工廠,而且在于借助守則監察提供的制度空間促進工人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并推動跨國性/全球性的勞工團結。然而,NGO 則認為運動的目的在于消除血汗工廠,即消除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非人性化、不道德、不合法的雇傭行為,并認為“獨立性監察”或是勞工參與的監察機制足以實現這一目標,而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并非必然的選擇。

縱觀該項運動過去10 多年的發展軌跡,盡管運動的社會基礎具有多階級性而參與主體表現為工會—NGO 的聯盟,實際上以中產階級為社會基礎的各種NGO 在守則的制定、監察、勞工賦權的過程中成為最為重要的參與主體。各種NGO 的意識形態、行動策略以及NGO 與品牌之間的互動關系成為左右運動方向的最重要影響因素。

(二) 運動的對抗對象:品牌公司

反血汗工廠運動認為“跨國公司”權力膨脹是造成全球性勞工問題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強對跨國公司的監督,增進跨國公司運作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成為運動的關注點。在運動初期,跨國公司,尤其是占據較大市場份額的品牌化零售商和經營商,成為運動的主要對抗對象。這與傳統的勞工運動將生產領域內的制造商作為主要的對抗對象是很不同的,主要原因正如“買家主導型商品鏈”的理論（注18）所表明的,居于主導地位的零售商和經營商對于生產領域的勞工標準具有自上而下的影響力。而將品牌化的公司作為主要對抗對象是因為“品牌形象即這些品牌公司的財富來源,也是其致命的弱點”(Klein ,2000 :343) 。

然而,品牌化零售商和經營商很快擺脫了“對抗對象”的位置,逐步將“公司社會責任”的理念（注19）融入公司的長遠發展戰略,改善與“行動者聯盟”尤其是NGO 的關系,從而在運動中占據主動。品牌公司行動轉變的關鍵在于發現“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所倡導的“公司社會責任”理念有助于公司實現長遠的利潤最大化目標(Diller , 1999 ;Waddock , 2002 : 4) 。進而,品牌公司策略性地實施了“公益事業營銷”(cause-related marketing) ,用于迎合消費者對于血汗工廠問題的道德關懷。例如,1996 年,銳步(Reebok) 在出產于巴基斯坦的足球上貼上“無童工”標簽,希望借此向公眾和消費者表明公司在消除童工問題上的進步立場(Diller , 1999) 。又如,認可“服裝產業伙伴關系”(AIP) 的“工作場所行為守則”公司在通過認證之后就有權為其產品貼上“無血汗”(No Sweat) 的標簽,從而成為消費者認可的“負責任的制造商”(Johns & Vural ,2000) 。

隨著多數品牌逐步接受公司社會責任的理念,制定“公司行為守則”,并在守則監察問題上積極地與各種NGO 開展合作,“行動者聯盟”開始改變運動初始階段將品牌公司作為“對抗對象”的立場,轉而尋求與品牌的“合作”。例如,批判性較強的工會和學生NGO ,雖然在“生活工資”和組建工會的問題上一直與品牌處于對抗狀態,但在運動過程中也轉而強調合作的重要性。“工人權益協會”(WRC) 的負責人表示, “由于合作有助于加快行動,因此我們歡迎合作,但不會以犧牲分析的獨立性和評判的公正性為代價。合作只是維護工人利益的手段”( Gaus ,2004) 。“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The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的負責人認為,工會—品牌之間有可能建立一種“工具性”的同盟關系。“Nike 和Reebok 在Kukdong 工會成立的過程中起了工具性的作用……品牌發現要求供應商嚴格遵守守則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因此會不遺余力地向供應商施壓。品牌成為勞工在實用意義上的同盟,當然并不是天然或有機的同盟”(Rodriguez2Garavito , 2005 :225 -226) 。有的觀察者擔心NGO —公司之間的“合作”反映了公司的“招安”(co-opting) 策略,即將NGO 由“監督組織”(watchdogs) 改造為“合作伙伴”(partners) ,從而使NGO 喪失批判的自由, 最終強化公司對于運動的控制(O’Rourke , 2003) 。

(三) 運動的場域和對象:以市場和消費者為中心及勞工的邊緣化

傳統的勞工運動以生產領域為中心,通過組織工人參加工會、進行集體談判來爭取勞工利益。與此不同,反血汗工廠運動則希望在市場領域,通過動員消費者對于血汗工廠的道德義憤,將消費的購買力轉換成改造資本不道德的商業行為的正義力量。運動中“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動員模式反映了全球性生產體系中新的權力關系模式,即零售商和品牌經營商成為全球性生產體系的主導,其利潤最大化模式也是以市場領域和消費者為中心的( Esbenshade , 2001) 。同時,20 世紀90 年代以來, “道德性消費”(ethical or conscientious consumption) 在發達國家取得了相當的發展。（注20）在此基礎上,運動中的“行動者聯盟”相信,對于消除全球性的血汗工廠,在市場領域內利用消費者的購買力對抗零售商和品牌經營商可能比在生產領域內動員工人對抗制造商更為有效。工會和NGO 以消費者為動員對象開展了一系列行動。例如在消費旺季向消費者公布關于血汗工廠的調查報告,通過在店鋪前集會、游行動員消費者對于血汗工廠的關注;鼓勵消費者抵制購買血汗工廠的產品;或是通過書信、電子郵件等方式敦促零售商或品牌經營商改善勞工狀況。美國大學反血汗工廠運動成功的重要原因也在于“行動者”動員大學生作為有良知的消費者,關注印有大學校標的服裝廠的勞工狀況。各種形式的“消費者行動”(consumer activism) ,包括“抵制購買”和“反品牌的文化破壞”(anti-branding culture jamming) ,對于零售商和品牌經營商的市場銷售額、品牌形象、股票價格都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在反血汗工廠運動中,盡管工會和部分NGO 強調基層勞工的參與和賦權,但很多研究表明基層勞工的參與非常有限:出口加工區的勞工對于守則制定和監察機制的建立是沒有發言權的;勞工未能主動地將守則作為一種與資方談判的工具;多數人對于通過商品鏈自上而下的由管理者導入的守則持不解或懷疑的態度(Clawson , 2003 : 166 - 167 ,188 - 189) ;即使存在由當地的NGO 進行的“獨立性監察”,工人的參與也僅限于被動地回答監察者提出的問題(Frundt , 2004) 。同時,運動在推動“勞工賦權”(即組織工會和集體談判) 方面取得的進步也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少數守則包括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條款;多數公司和一些國家反對強大而獨立的工會;關注血汗工廠問題的消費者未必對于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表示支持(Elliott & Freeman , 2003 :70) 。

(四) 運動的目標:政治、文化、道德領域的民主、自治、正義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理論認為勞資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的階級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勞工運動的主旨在于推翻剝削性的經濟制度。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的”勞工運動不同,反血汗工廠運動本質上是一種“改良主義的”社會運動,其目標是在現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增強社會對于市場、公司、品牌的監督,消除血汗工廠現象,從而維護政治、文化、道德領域的民主、自治、正義原則。

在反血汗工廠的學生運動中,多數學生認同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是“反公司主義”(anti-corporatism) 而不是“反資本主義”(anti-capitalism)(Featherstone , 2001) 。“反公司主義”的意識形態反映了學生們對于民主的訴求,這種訴求不是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而更多的體現了“新社會運動理論”所強調的“身份政治”的特質。學生領袖指出,“對于‘反血汗工廠學生聯盟’(UASA) 的成員而言,是‘反公司’還是‘反資本主義’并不重要……根本的問題(在于) 創造民主的決策機制,從而在工作、家庭、政府中賦權于所有的人——無論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但是‘資本主義’不是有益于組織動員和分析的話語,因為它已被打上了(階級) 的烙印。我們應該意識到不僅是勞工和學生被剝奪了決策權,還有其他的人同樣也遭受壓迫,原因不在于他們的勞工或學生身份,而在于其性別、種族和性取向”(Krupat , 2002 :115 - 116) 。

反血汗工廠運動當中的各種“反品牌化”(anti-branding) （注21）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 則反映了“行動者”對于文化自治的訴求。在大學反血汗工廠運動中,除了采取社會運動中常見的游行、集會、請愿等集體行動方式,很多情況下學生們也創造性地采取了許多非暴力的、戲劇化的“文化行動”,即借助大學生廣泛認同的青年流行文化的形式和符號——T 型臺、音樂、戲劇等等——來喚起學生對于勞工問題的道德關注。例如通過在校園舉辦“嘲諷式的時尚展”暴露血汗工廠的問題;制作出版卡通畫冊,展示帶有大學吉祥物標志的服裝在血汗工廠的制造過程;將縫紉機搬到校園中心再現血汗工廠的工作場景;抬著放大的運動鞋道具并裝扮成印尼制鞋工人的模樣進行游行;在大學校長辦公樓門前舉辦新聞發布會并遞交一張放大的16 美分的支票(代表工人的小時工資) (Appelbaum &Dreier , 2005 ;Benjamin ,2000 :244) ,等等。

然而,反血汗工廠運動中出現的“反品牌化”的“文化行動”尚未發展成為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因為這種“文化行動”對資本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消費中心主義”(Sklair , 1998) 從未提出質疑,從而無法從根本上危及資本主義的市場和利潤。正如浩特指出的,“參與‘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al movements) 的消費者并非革命的先鋒,他們只是與善于創新的公司一起尋找擺脫消費者文化之困境的途徑,他們只是幫助公司摧毀舊的品牌化范式并尋找新的準則……他們從未對市場構成威脅,因此‘消費者的反抗’其實不過是一種有助于市場不斷恢復活力的文化試驗”(Holt ,2002 :89) 。同樣,反血汗工廠的學生運動對于“消費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未提出革命性的批判。學生領袖指出,“學生運動建立在學生—消費者的范式之上,即試圖將學生塑造為有良知的消費者。該范式因為與主流的消費者運動合拍而具有廣泛的訴求力,它是運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我們從來沒有反對學生消費,也沒有對大學的運動產業以及大學成為市場營銷機器的現實提出挑戰”(Krupat , 2002) 。盡管學生們已經意識到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動員模式的局限性,但問題在于,如果放棄學生—消費者的范式又會令學生運動失去其廣泛的訴求力和動員力。

(五) 運動的跨國性

與傳統的以國家為邊界的勞工運動不同,反血汗工廠運動采取了跨國性戰略和行動。運動試圖通過在全球性商品鏈中建立并實施行為守則,推動美國工會、NGO 與出口加工區工會、NGO 之間的跨國性聯盟及合作,促進跨國性的維權、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從而改善全球性生產體系中的勞工狀況。如前所述,多米尼加共和國BJ &J 廠和墨西哥Kukdong 廠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成功個案,預示著這種跨國性策略的希望和可行性。“全球性的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為理解運動的跨國性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工具。以Kukdong 廠為例,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的成功體現了“全球性的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的兩個基本要素:其一,運動具有跨國性,參與者包括美國、韓國和國際性工會組織和NGO、跨國品牌、韓國制造商、墨西哥當地的工會、NGO、政府機構以及基層勞工。其二,具有“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的特征,依賴于勞工組織—社區組織的聯盟和基層動員(Rodriguez2Garavito , 2005) 。

六、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和勞工研究面臨的新問題

近年來的勞工研究已經開始突破“制度主義”或“新制度主義”主流研究范式,并結合社會運動、勞工運動的理論,如波拉尼的“雙向運動”理論、“新社會運動理論”、“政治機會結構”理論、“資源動員”理論等,探討全球化背景下新興勞工運動的發展方向和嶄新特質(Munck ,2004 ;Frundt ,2005 ;Turner ,2004) 。作為具有社會運動理論視角的勞工研究的最新成果, “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和“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理論為理解包括反血汗工廠運動在內的新興勞工運動的特征提供了有益的概念體系和分析工具。然而,多數研究的關注點在于守則的制定過程、內容以及監督機制的發展,而關于守則在工廠基層實施效果的實證研究尚不多見。筆者認為,公司行為守則作為維護勞工權益第三條道路的實際影響力和局限性,仍然是具有社會運動理論視角的勞工研究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同時,作為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新興的勞工運動的組成部分, “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與政府干預和組建工會、集體談判的傳統勞工運動模式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是勞工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 作為“波拉尼”式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運動,“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能否維護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的勞工權益?

作為植根于公民社會的“波拉尼”式的改良主義社會運動,反血汗工廠運動興起于歐美發達國家,它以工會—NGO 聯盟為主體,以發達國家消費者為動員對象,而運動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加工區的勞工狀況（注22）,并以促進政治、文化、道德領域的民主、自治、正義為目標。顯然,該運動不同于政府干預和組建工會、集體談判的傳統勞工運動模式。具體而言,公司行為守則的實施以及勞權的維護并非建立在政府、國際組織(如ILO) 、工會的干預和監督之下,而是依賴于一種以市場和消費者為導向、以NGO 為主導的守則監察機制。問題在于,這種“私有化”的監察機制能否長期有效地維護勞工權益。最為明顯的挑戰在于消費者—勞工、NGO —勞工、工會—勞工之間因階級、國別、經濟利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而形成的失衡權力關系,可能致使基層勞工在運動中進一步邊緣化,從而使反血汗工廠運動偏離維護勞工利益、勞工賦權的主題。

首先,盡管一些學者對于以“消費者—勞工聯盟”為基礎的社會運動持樂觀態度,認為“消費者與工人之間的聯盟是強大的、持續的,憑借它對利潤可能構成的威脅,這種聯盟為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尋求正義帶來了最好的希望”(Featherstone ,2003 :264) 。然而,更多的研究指出,借助消費者運動來維護勞權、促進勞工賦權在全球化背景下面臨種種困境。與歷史上美國工會動員工人階級消費者購買貼有“工會標簽”(union label) 產品的運動不同,20 世紀90 年代的反血汗工廠運動中的“消費者—勞工聯盟”具有跨國性,其社會基礎是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身份分離。這種分離不僅表現為階級,而且表現為國籍(即在全球性生產和分配體系中的位置) (Frank , 2003) :主要的消費者既不是出口加工區的生產者,也不是發達國家的低收入勞工,而是高收入的中產階級(Johns &Vural , 2000) 。

顯而易見,這種嵌入于階級、國際勞動分工、國際消費體系的“消費者—勞工聯盟”無法回避消費者—勞工之間失衡的權力關系(Esbenshade , 2001 ;Frank ,2003) ,因此其維權、賦權的潛能受到種種限制。首先,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消費者參與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在于對血汗工廠的道德義憤,而并非對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批判。因此,如何利用中產階級消費者的力量來服務于工人階級的長期賦權,如何促進長期性的結構性變化,如何令消費者對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表示支持成為難題(Esbenshade , 2001 ;Frank , 2003) 。其次,國際生產與消費體系中的不同位置決定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差異。研究表明,通過消費者讓利(即提高商品價格) 來提高勞工標準的現實空間是極為有限的。美國經濟學家2003 年的統計調查表明,多數消費者不愿購買惡劣勞動條件下出產的商品,即便價格便宜;然而只有極少數消費者愿意承受改善勞工待遇引起的價格上漲。消費者對于勞工標準反映的不對稱性預示著,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反血汗工廠運動只可能將勞工標準維持在消費者認可的最低水準,而無法不斷提高勞工標準( Elliott & Freeman , 2003 :35、45 - 46) 。

其次,NGO 的“代表性”問題,以及NGO —勞工之間因階級、國別、性別、種族等方面的差異而形成的失衡的權力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著運動的維權、賦權潛能。例如,“反血汗工廠學生聯盟”(USAS) 作為學生組織參與運動,無法回避其在種族、性別、階級等維度上與出口加工區勞工的差異性。正如克魯帕特所質疑的,“USAS 必須面對其內在結構的矛盾性,即作為一個建立在美國大學的以中產階級白人為基礎的組織如何代表拉美和亞洲發展中國家貧困勞工的利益”( Krupat ,2002) 。同時,學生NGO —勞工聯盟中也存在權力失衡的問題,對此學生領袖已有所反思, “我們的組織方式可能也反映了一種權力關系,我們這些有錢的人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告訴那些沒有這些資源的人他們需要什么。我們在工人和工會之間起著溝通作用……但工人缺乏自主性的計劃和行動,從而處于依賴者的位置”(Clawson , 2003 : 191) 。

最后,當今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研究不能忽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于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工人階級的不同作用過程(Munck ,2004) 。塞爾維爾用世界體系論的歷史比較分析方法對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勞工運動模式進行了準確的概括:西方的工人階級面臨被市場“解構”(disconstructed) 和“還原”(unmade) 的問題采取的是“波拉尼”式的反抗,即社會對于市場商品化的反抗;而發展中國家新興的工人階級采取的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反抗, 即勞工對于剝削的反抗(Silver ,2003 ;Munck , 2004) 。（注23）以全球化背景下勞工利益的多元化和勞工運動的復雜性為前提去探討反血汗工廠運動的影響力和前景無法回避這樣的問題,即作為植根于發達國家公民社會的“波拉尼”式的社會運動,反血汗工廠運動通過何種形式與發展中國家工人階級正在經歷著的古典馬克思主義式的反剝削的勞工運動相聯系?

(二) 作為維護勞工權益、勞工賦權的第三條道路,“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與政府干預和組建工會、集體談判的傳統勞工運動模式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是替代? 排斥? 還是相互補充?

盡管傳統勞工運動模式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強烈沖擊,很少有學者相信以市場和消費者為導向的公司行為守則監察機制可以替代政府干預和組建工會、集體談判的作用。盡管缺乏相關的實證研究,但關于血汗工廠運動的歷史研究為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鮑里斯對美國20 世紀進步時代、新經濟政策時期以及90 年代的三次反血汗工廠運動進行了比較分析。盡管歷次運動都具有動員消費者的特征,但鮑里斯認為,缺乏工會組織和國家立法的維權機制,而僅依靠消費者導向的策略無法消除血汗工廠現象(Boris , 2003) 。同時,由于公司行為守則的作用范圍僅限于出口加工區的勞工狀況,而政府干預對于維護勞工權益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因此守則無法替代政府干預的作用。

公司行為守則與政府干預、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之間的關系是相互排斥還是相互促進,也是爭議的焦點。在運動的早期,許多“工會主義者”認為公司行為守則代表著國家立法和國際勞工標準的“私有化”(Kearney , 1999 :208) 。同時,公司支持守則的目的在于削弱工會的組織和談判能力,因為在守則的監察體系中,公司只需要與分散的、缺乏資源的小型NGO 就建立在妥協基礎上的“多利益主體守則”進行談判(Compa , 2001) 。隨著運動發展到“勞工賦權”階段,一些個案研究發現,運動中發展起來的“獨立性監察機制”有利于促進跨國性的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 Isaac , 2001 : 107 ;O’Rourke , 2003 ; Esbenshade , 2004 ;Rodriguez2Garavito ,2005) 。這些個案不僅表明公司行為守則運動與政府干預、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的傳統勞工運動模式可能形成相互促進的互補關系,而且顯示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探索“國際勞工團結”新模式的可能性。然而,BJ &J 和Kukdong 等少數成功個案,并不表明通過獨立性監察機制推動跨國性工會組建和集體談判具有普適性,而運動中新興的以“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為特征的“國際勞工團結”新模式面臨種種挑戰。

首先,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的重點仍然在于守則監察而非勞工賦權,甚至積極推動勞工賦權的NGO(如UASA、WRC) 也未將跨國性的工會組建活動列為其工作重點( Elliott & Freeman , 2003 :71) 。主要原因是“很多學生更為關心的是政策改革而非組建工會和直接的行動,如果將組織勞工確立為UASA 發展方向,就會與主流的學生產生疏離……(其次) 多數工會對于國際性的工會組建活動還未投入充分的資源,面臨有限的資源和政治壓力,UASA 推動跨國性的工會組建的能力是有限的”(Krupat , 2002) 。2000 - 2003 年的三年間,“工人權益協會”(WRC) 僅開展了15 次工廠調查活動(Gaus , 2004) ,Kukdong 和BJ &J 獨立工會的組建只是其中少數利用監察機制促進組建工會的特例。

其次,工會推動“跨國性的勞工團結”的努力也面臨種種限制。一,在組織形式、資源運用、開展活動等各個方面,工會基本上還是以國家為邊界的,因此在戰略部署上必須面對如何兼顧全球勞工的共同利益和本國勞工利益的難題(Johns &Vural , 2000) ;二,全球化加劇了中心與邊緣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從而增加了發達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工會組織之間的合作困難( Eder , 2002 :167 - 170) ;三,冷戰時期“工會帝國主義”的歷史對工會間開展平等合作依然存在負面影響。

最后,運動中工會—NGO 之間建立在多階級社會基礎之上的跨國性聯盟的形成和維系,也是推動“全球性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面臨的難題。以“紡織品貿易及產業雇工聯盟”(UNITE) 為代表的工會退出“公平勞工協會”(FLA) 的“多種利益主體監察機制”,以及“美國勞聯產聯”退出“出口加工區正義聯盟”(Coalition for Justice in the Maquiladoras)都表明,在反血汗工廠運動當中,工會與NGO 在組織機構、國別(南北國家) 、資源、經驗等方面的差異所導致的緊張關系增加了跨國性的“建立聯盟”的難度(Compa , 2001 ;Bandy , 2004) 。

注釋：

* 　作為作者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本文受益于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潘毅教授的長期指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沈原老師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鼓勵和大量建設性意見。在此一并感謝。文中疏謬之處由作者本人負責。

注1：“反血汗工廠”代表了運動在初始階段的主要訴求,“公司行為守則”的制定和監察則是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制度化產物。媒體更多地將該運動稱為“反血汗工廠運動”,但以運動中“公司行為守則”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則更多地將其稱為“公司行為守則運動”。由于本文關注運動發展的整個過程,作者將該運動稱為“反血汗工廠/公司行為守則運動”。根據具體分析的需要,行文中有時將其表述為“反血汗工廠運動”,有時則為“公司行為守則運動”。

注2：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Bronfenbrenner , et al . , 1998 ;Turner , et al . , 2001 ;Clawson , 2003 ; Lopez , 2004 ;Milkman &Voss , 2004 ;Fantasia &Voss , 2004 ;Reynolds , 2004。

注3：以美國為例,1899 - 1963 年間,僅有3 %的制造業最終產品依賴進口,在1971 年上升到9 %。而到2002 年,進口總值已經達到美國制造業GDP 的69 %(Clawson , 2003 :131) 。

注4：“勞動體制”主要是指有關雇傭及就業條件和狀況的制度模式,對于勞工向擁有或管理產業資本的政府和企業表達愿望、要求權利具有制度性的影響作用。勞動體制廣泛存在于國家、地區或是基層的正規性或非正規性的經濟部門中。勞動體制具有交叉性和多面性,它是在多種法律和社會機制的交互作用下產生的,而法律和社會機制的缺失同樣會造就相應的勞動體制(Candland &Sil , 2001 :17) 。

注5：“品牌化”是一種極為復雜精致的營銷策略,通過“品牌化”,“資本成功地在市場特權和消費之間建立了文化架構,并最終實現了對消費欲望和消費行為的控制”(Holt , 2002 :71) 。

注6：根據布洛維的研究,“專制性工廠體制”的典型特征是:勞工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政府在勞動保障、勞資關系方面的干預很弱;資本采用“強制性”手段控制勞工等等(Burawoy ,1985 :125 - 126) 。

注7：美國聯邦會計總署(GAO) 在1994 年對“血汗工廠”的定義是:對于以下方面的美國聯邦或州法律有所違反的工廠:最低工資、加班、童工、產業型的家庭勞動、職業安全與健康、工人賠償或產業規范(Bender & Greenwald , 2003 :5) 。

注8：20 世紀70 年代以來一直秉承“社團主義”原則的西歐國家的工會在全球化的巨大沖擊下陷入“去中心化”和衰落的困境。以英國為例,工會入會率從1979 年的55 % ,下降到1998年的30 %( Mommen , 2002 :41 - 44) 。在工會力量一向弱于西歐、澳大利亞、加拿大的美國,私有部門的工會面臨進一步的衰退。1954 年,美國私有經濟部門中39 %的勞工加入了工會,然而到2003 年私有部門的入會率已經下降到8 %(Clawson , 2003 :14) 。

注9：波拉尼并未明確指出“能動社會”是由哪些社會機構組成的,而是針對19 世紀英國的歷史將當時的工會、合作社、縮短工時社會運動的組織者、爭取政治權利的人民憲章運動以及方興未艾的政黨列入“能動社會”的組成部分。社會是“能動的”主要是指社會具有自主性,主要表現為社會對市場商品化的反抗(轉引自Burawoy , 2003 :198 - 199、206) 。

注10：國際勞工組織曾對近215 種守則的內容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其中僅有15 %的守則具有有關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權利的規定(參見Diller , 1999 :112) 。

注11：美國大學授權品牌經營商,如Nike 、Reebok、Champion、Russell 等將大學校標印制在針織衫、棒球帽、體恤衫、外套、運動衫上。大學對這些授權制造產品的采購額每年高達25 至30 億美元(參見Appelbaum &Dreier , 2005) 。

注12：http:/www.cleanclothes.org/codes/01-04-25.html

注13：http://www.fairlabor.org/2004report/companies/participating/complianceProgram- reeb.html#systems

注14：“商務工會主義”主要是指工會被看作(商業) 機構,為會員提供特殊服務(集體談判、合同、履行合同及投訴處理) ,從而獲取會費(Robinson , 2000 :113 ; Nissen , 2003 :137) 。

注15：該范式假設存在穩定的社會系統,而產業關系就是其中一個功能齊備的子系統,因此分析重點在于產業關系中各種機構和政策的有效性(Turner ,2004 :106) 。

注16：“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概念來源于對20 世紀70 - 90 年代,南非、巴西、韓國、菲律賓等國的勞工運動研究(Seidman ,1994) 。這些國家的“社會運動式的工會主義”具有以下特征:工會實現“跨階級的聯合”(cross-class alliances) ;廣泛地動員群眾參與從而推動社會改革;強調工會的內部民主;關注點從工資和工作條件等經濟問題擴展到公民權、民主化、社會排斥和團結等政治問題(Jilberto & Riethof ,2002 :9 ; Eder , 2002 :182) 。90 年代后期以來,學者開始運用這一概念來理解美國復興的勞工運動。

注17：由于國際法對于跨國公司的人權義務未作明確規定,所以很難追究跨國公司對于“血汗工廠”的法律責任,而只能從道德層面上要求跨國公司負責(Meintjes , 2000 :96) 。

注18：杰里弗將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行業(如服裝、鞋子、玩具、家用工具等) 中常見的生產網絡稱為“買家主導型商品鏈”(buyer-driven commodity chain) 。一條完整的“買家主導型商品鏈”由零售商、“品牌經營商”、貿易中間商以及工廠(合同制造商) 等等多種參與者的經營和生產活動構成,其中大型零售商和“品牌經營商”處于控制市場、生產和貿易網絡的核心位置,而生產則以“合同制造”的方式承包給獨立的制造商,并最終由第三世界出口加工區的勞工來完成(Gereffi , 1994 :97) 。

注19：廣泛被引用的公司社會責任(CSR) 理念主要是埃爾金頓1998 年提出的“三條底線”理論和卡洛(Carroll) 1999 年提出的四要素理論。埃爾金頓認為公司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維護經濟、環境和道德的三條底線(Desjardins &Diedrich , 2003 :34) 。而卡洛認為公司應該承擔以下四方面的責任:經濟(盈利和發展) 、法律(守法) 、道德(遵守社會慣例、習俗) 和慈善(捐助、參與社區活動) (參見Snider ,et al . ,2003 :176) 。

注20：例如,美國三所權威研究機構在90 年代末期對美國公眾的“道德性消費”意識進行的全國性調查結果表明,超過四分之三的調查對象表示愿意多花一些錢來購買“非血汗”工作環境中制造的產品(Prasad , et al . 2004 :63) 。

注21：拉森曾對“反品牌化”的特質進行過精辟概括,“在對于品牌的反抗中,我們試圖令與品牌相關的時尚、名人、偶像、標志、景象統統‘失去魅力’(uncool) ……在現有的消費者文化的廢墟上,我們將建立一種非商業性的新文化”(Lasn , 2000 :xvi) 。

注22：盡管美國大量雇傭移民工(通常是來自墨西哥、中美洲、中國的非法移民) 的行業也存在血汗工廠的問題, 但20 世紀90 年代的血汗工廠大多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Elliott & Freeman , 2003 :55) 。

注23：此外,布洛維(M.Burawoy) 對此也有論述。筆者曾看過他“Another Thirty Years”一文,該文是布洛維為其著作Manufacturing Consent 的臺灣版中譯本所作的序言,參見邁可·布若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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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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