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東北三省四市國企職工生活、就業狀況調查”憑借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視野，運用個案訪談與參與觀察相結合的方法對下崗職工生存和就業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描述性、縱貫性的研究。 在7月20日至8月20日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里研究人員對伊春、撫順、吉林、長春四個城市的近230名在職或下崗工人進行了走訪，完成深度訪談個案82個。其中撫順期間調查的主要單位有西露天煤礦、老虎臺礦、撫順第一建筑公司、東北特鋼集團、撫順石化三廠、撫順鋁廠、耐火廠、望花區勞動就業局；吉林期間調查的主要單位有吉化集團、吉化股份、中航一集團5704廠、江北機械廠、鐵合金集團；長春期間調查的主要單位有長春一汽、長春拖拉機廠、長春紡織廠、柴油機廠、南通第六建筑公司、長春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長春市人才市場；伊春期間調查的主要單位有南岔區、南岔森林經營所。大量的調查結果顯示國企下崗職工生活和就業困難的實際原因遠遠比我們之前理論假設中的勞動技能單一化要復雜得多，因此研究人員在訪談中不得不增加問題設置，并延長了在撫順、吉林的調查時間，調研的實際任務量遠遠超過了當初預想的程度。從下崗失業人員階層的現狀和整體發展考慮，值得關注的問題不僅是下崗失業人員勞動技能和再就業，還有下崗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子女教育、利益表達、社會希望等一系列問題。在這里我們并不試圖提供任何答案，只希望能夠通過我們的努力撕開問題的幾個小角，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窺探事情本身。 鐵飯碗消失之后 ——東北三省四市國企[1]職工生活、就業狀況調查 吉林大學團隊：劉巖 靳楓 宋爽 張凇綸 胡禮君 田冠浩 譚琳 指導教師：劉少杰 改革以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行政管理和生產經營相統一的一體化社會，國家壟斷性的占有和分配各種經濟、社會資源。個人為了獲得穩定的生活來源必須成為計劃經濟的“體制內人”。這期間國家推行低工資、高積累、高福利、高就業的社會政策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和整個國家的加速工業化。作為代價，改革以前個人的勞動技能強烈的依賴于其就業崗位，就業單位的行業性質和人事安排決定了職工的勞動技能發展程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單位成員終身受雇于企業，無法自行選擇工作崗位，最終造成了職工勞動技能的單一化。由于個人在經濟生活中無法獨立于計劃體制，缺少從事經濟活動的空間和低工資造成了個人經濟能力的低下。企事業單位作為國家實施社會控制的一環，向社會成員提供就業機會和醫療、養老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取得在社會事務中的支配地位，個人在社會事務中依附于單位，社會力量一直沒有真正形成。改革以前的中國，個人能力的發展被局限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點上；整個社會特別是城市中的工人階層嚴重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對計劃體制形成了強烈的依賴。這也就是說在計劃體制下我們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獨立的個人和社會。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權力在社會生活中處于主導地位，靠近政權核心的黨政干部和國有企業經營者在社會中處于強勢地位，而普通工人則必須獲得國家和單位的保護。中國社會的兩極結構在改革之前已經定型，我們的問題也從這里開始—— 一個失去了獨立個人與社會的國家，是一個缺少創造力的國家，它必然會走向制度的僵化，喪失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變革成為激發全民族活力的選擇。學術界一般認為進入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改革開始觸及原有制度的硬核，一體化經濟政治模式逐漸松動，地方政府和企業經營者的權利加大，然而社會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國企職工缺少對企業運行的影響和監督能力，在表達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地方政府與企業經營者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社會制約；另一方面國企職工勞動技能的單一化和經濟能力長期被削弱的現實也使他們面對市場經濟時表現出強烈的不適應，由此引發國有企業虧損、國有資產流失、失業、貧困等一系列社會轉型難題。 在“煤都”遼寧撫順，城區139萬人口中有35萬人下崗失業；全市低保對象達到16.4萬人。失業問題嚴重困擾城市經濟的發展。比這更為重要的是國企工人具有強組織性和同質性，在共同利益和情感認同基礎上形成的集體行動能力能夠強有力的沖擊社會結構，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因此在統一的框架下研究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中存在的問題，考察國企職工下崗后的生活保障，認識這一階層表達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方式，理解他們的心態和希望對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國企工人階層的整體發展和長遠發展會產生積極影響。一、計劃體制后的失業與再就業 國企職工在計劃體制中獲得就業崗位，形成和發展自身的勞動技能，對單位權力和社會資本抱有很強的依賴。由于獨立行動的能力受到計劃體制的嚴重削弱，在制度變遷中國企職工難以掌握企業與自身命運，適應新的就業環境。問題就出在這里…… 計劃體制下的勞動技能發展 受計劃體制時期就業方式和工作崗位的影響，國企下崗職工的勞動技能呈現明顯的單一化傾向。 撫順西露天礦一位38年工齡的裝車工這樣介紹他的“求職”過程： “我們都是下鄉抽回城的，隨父母就分配了，安排你干啥就干啥。……那時候都想搞個技術工種，學點車鉗鉚電焊啥的，像咱們普通工人，又沒有門路，那就只能是熟練工，力工。比較苦，比較累的你也得干。這一干就是一輩子……” 一位在西露天礦的高級爆破工這樣形容他的勞動技能： “在廠子干了這么多年了，就這一個技術，都是老把式了，培訓也參加老了，證也老多了，年年的，都是我這攤活的，別的就什么都不會干了” 改革以前城市居民必須通過國家提供的就業體系獲得生活所必需的資源，計劃體制以外，個人生存空間極其狹小。調查顯示，在國家保障充分就業的社會政策影響下，城市居民可以通過招工和接班等方式進入穩定的就業體系。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接受單位安排，被束縛在固定的崗位上，即使是在職期間參加技能培訓也主要是對原有工作崗位勞動技能的提升。 改革以前，計劃體制的束縛和社會資本的缺乏嚴重抑制國企職工勞動技能的發展，在撫順望花區街頭的零工市場一位原撫順特鋼的鍛壓工這樣向我介紹他的勞動技能發展情況： “就我這活，你到那，一天你就會，一瞅你就會，啥技術也沒有，現在（下崗了）誰還要你，……學別的勞動技能？那個時代不可能。你學了人家也不用你。你要學也得是單位讓你學，要提拔你啊，給你調動啥的，不然你學他干啥，你也走不了，那時候你就得在這干，別處都不要你。那時候我們也不想學，你沒別的門子，就是干這活，一天上班，到號就開資，啥愁事也沒有，那時候誰能想到下崗啊，都老天真了，就尋思國企好了，下崗？那不能啊，就跟你們這么單純。” 令調查人員驚訝的是那位干了38年裝車工作的西露天礦工人竟然是位籃球國家一級裁判，不僅如此，他還對圍棋有很高的修養。他向調查人員講述了他的經歷： “我那時，愛好體育，你看我瘦，我身體很好，我最厲害的是裁判，我最厲害的是籃球國家一級裁判證。遼寧省、撫順市、礦里、局（撫順市礦務局）里有比賽我都去參加。……我也不太遺憾，因為咱也沒有什么人，全是憑我能力，我去考試也沒有人。我去考試人都說：他也沒有人能考上嗎？好像都得走后門似的。我全憑自己，因為我吹多少年這個，我就知道我能考上。……在我前面去了兩個都沒考上，我吶，沒有門子，他也不讓我去，因為這個，考上這個將來能提拔你啊，單位當時還挺缺這方面的人才。后來實在不行了，領導說：就得讓他去了，他去備不住能考上。我到那就有把握，以前去那兩個水平都不行。考簡單，沒費什么勁。咱撫順當時晉級的考上三個，人家都是專職的管體育。……原來礦上有個考慮，好多次給我透氣，說我要是考上國家一級裁判，給我調機關，專職搞體育。……但是企業效益不好了，經精減人員，現在已經把這個崗位撤了。我剛剛條件都具備了，級別都到了……現在也沒什么可遺憾了，下崗的這么多，咱還能當個工人，你就該偷著樂了。” 大多數國企職工處在國家提供的就業體系中，人事權力和用工制度對個人就業地位起直接決定作用，靠近企業管理核心、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對職工工作崗位的獲得能夠產生重大的影響。相反如果缺少體制內的承認和支持，個人即使通過學習提高了技術水平，更新了原有技能也無法對工作崗位進行自主選擇，從而無法改變自身的就業待遇。除此以外國有企業的鐵飯碗，也使很多職工養尊處優，意識不到就業危機的存在。因此在國企職工中，大多數人喪失了提高和更新勞動技能的動機，選擇了安于現狀。 制度變遷中的企業與失業 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型中，一些政府部門的主管人員和企業經營者鉆了體制松動的空子，濫用職權，謀求個人利益，這是造成國企虧損、工人失業的重要原因。 一位撫順鋁廠的下崗職工是這樣看待國企改革的： “國有企業改革應該好好改一改，主要在管理者。怎么算好呢？當官的好才能行，現在我們這，當官的拉出去崩一崩絕對不冤枉他，簍的太厲害了。現在誰監督誰啊，現在當官的拿錢當的官，當上了就得簍錢，工人知道啥啊，滿意于生存狀況，開支就行了。別的啥也不知道。當官就說謊，上面領導來采訪，工段長裝工人，說謊，都是假的，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有一次石化那，朱總理來了，（當官的）把工人叫回家，整一大堆大學生說假話，瞞著上面。……” 撫順第一建筑公司的一位職工這樣像我們介紹他失業的原因： “為啥下崗？不知道。沒告訴你嗎？就是因為老實。我們“一建”原來多少人？將近一萬人，現在還剩多少？不到一千人，你越老實，你干活越好你越下崗。看著沒有，這些下崗的都是勞模。你知道啥叫改革不？從國企變到公司，公司底下是工區，是隊，都是個人承包啦，一夜之間，國有資產啊，都沒啦，流失啦。等公司明白過來，一盤結的時候，虧損老錢啦。……你說為啥？原來你是隊長，一承包你是項目經理了，你就得充實你自己了，原來各車間庫里什么都有，一承包全歸個人了。企業都沒人管了，有權的都撈東西去了，看看庫里有什么，拉，整個車就去拉，那邊還國有呢，這邊就私人的了。公對私的時候，你這東西自然而然就沒了，就對不上帳了。就這么企業就完了。企業一承包，我用你的時候就給你開支，不用你工人，你就回家。攬不著活了，工人就全回家了。上省委，上市委，聚眾被遣散……那都找了，找那都沒用了。” 我們在撫順市望花區街頭的小工市場見到了這位過去在機關工作的文秘干部： “我給你透漏個內幕，我們廠歸冶金局管，冶金局有個局長，讓我們廠給他買套房子，300萬，我們廠沒給他買，就把我們廠長給下課了。你不給我買，不用你當了，重新調個人當廠長，從外單位調來的，啥也不懂啥也不是，管理不了，但它可以管錢啊，他可以給你買套商品房。他管理不了，造成企業混亂，他啥也不管，這廠長來我都沒看到過他，我在機關的，我都沒看到過他。光聽說，工廠沒人干活了，產品沒人推銷了，市場就沒了，沒有市場工廠還怎么生存。……廠子現在倒還有，放假了不生產了，被“政府”瓜分了。政府有權，讓你當（廠長）去吧，讓他當去吧，誰來也不干好事，原來廠子挺大面積，現在賣剩不點了，賣多少錢沒人知道，工人沒活，全下崗了。” 國企改革在根本上觸動了計劃體制，國家直接管理單位，控制資源分配的一體化經濟模式發生了松動。企業經營者通過國企改革獲得了更多的自主經營權，財務以及人事制度發生了一系列變化。由于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改革之前已經定型，國有企業職工普遍技能單一，福利高，收入低，對企業管理權力產生很強的依賴，缺少參與市場競爭的經濟能力和監督企業運行的社會性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官商勾結鯨吞國有資產的現象在很多企業發生，一部分企業因此倒閉，造成相當數量的工人下崗失業。出于同樣的原因，在許多沒有倒閉的企業，企業管理者在用人方面的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一些人力資本豐富但社會資本缺乏的員工被企業排斥，很多地方出現了不正常的下崗現象。 人力資本對再就業的影響 沒有專業技術或勞動技能過于單一是很多下崗職工人力資本低的主要表現。在撫順市望花區街頭的零工市場一位下崗的鋼廠選料工人這樣介紹他的就業困難： “咱原來干的是熟練工種，說白了就是力工，啥技術也沒學著，現在上哪人也不要你……剛上班時我還干過兩年火電焊，有個證，就是個初級，要是一直干那個，你要是會亞弧焊你看看，一個月最少1500。現在咱就只能在這當小工，就是流落街頭啊！現在哪招人都招年輕的，一看你這么大歲數，沒人要你了。要去一個月400到500塊錢，真都不如低保，采暖啥的都給你免了，農民工干這活行，他不用考慮（指采暖費，水電費，子女教育費等）…… 在這一天，你剛才也看見了，就一份活，140袋面扛大半天，才14塊錢，你除了能吃飯，其他的就別考慮了，什么家里穿的衣服啊，水電費啊，那都不考慮了。剛能解決溫飽。” 一位下崗的西露天礦下崗的爆破工對調查人員說： “咱這技術沒的說……可離開煤礦那還用放炮的，我估計除了拉登那哪都不缺咱這技術…… 我們廠有的設備都是日本時期留下的，全國就我們這還使，那幫人（用那些設備的人）更完蛋，回了家哪都沒要你的，就在市場上蹲著…… 還有過去在礦里干重體力勞動那些人，歲數大了，現在很多人身體完了，沒到50給你下崗，出大力干不了，也都在家呆著。” 與前兩位下崗工人所說的情況不同的是，吉林市鐵合金廠一位冶煉工人對自己今后的就業前景很有信心： “我們廠子拿我這個證（冶煉行業中級技術等級證）的人也不多呀，太少了。有這個我就比他們能多一百塊錢。要是現在廠子黃了，下崗，我就去民營企業，你看現在外面民營企業高薪聘請，像我這個工作，一個月能三到五千。” 同樣，學習到一定技術的農民工也有著較好的發展前景，一名在長春市打工的南通六建的農民工講了這樣一番話： “像我干這活現在一年也就10000多吧。唯一的前途就是出國（勞務輸出），去新加坡什么的，一年能掙10多萬。結完婚以后估計我能去上，現在得提高技能，考等級證……主要就跟身邊的人學，在工作中學，我還賣了好幾本書……《焊工基礎理論》、《焊工入門》還有一本勞動局發的《焊工》，我都是自己看，參加培訓學的都是皮毛，在這你什么都能學。……現在出來打工沒技術那可不行，沒技術掙不著錢。” 阻礙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資本低，一般來說在原單位干技術工作，參加過培訓，獲得了相應的技術等級證書，勞動技能多元化的下崗職工容易實現再就業；非技術工人隨年齡增長人力資本明顯下降，受到勞動技能單一和產業技術升級的影響一些下崗人員人力資本處于自然淘汰的地位，這些因素對下崗職工再就業都極為不利。 社會資本對人力資本的驅逐 下崗職工再就業困難不僅與人力資本有關，還要受到社會資本低的影響。一位耐火廠下崗的質檢干部總結自己難以再就業的的原因: “技能沒淘汰，就是沒人找你。你又沒關系……這行當哪企業都有，質量管理那都有。現在都是私人老板，要用人也是用親戚。” 撫順鋼廠大集體的一個工人告訴調查人員有“能耐”就有班上： “現在吧，有門道不下崗，一個月好幾千，咱這樣一分錢沒有，你有本事，有技術沒有用，老子英雄兒好漢，你爸爸厲害，你啥也不用干。 現在我們家親戚要在哪當廠長或者段長，我就能上班去。我要有20000塊錢搥上去也行。 你別說段長，大班長都賊有權。咱們要是哥們，你要在那當段長，我就去當臨時工去了，一個月開七八百塊錢。現在企業吧，那段長說用你就用你，說不用你就不用你。你能去上班，人家就給你交保險了，啥都有你的。像咱這樣，要能耐沒能耐，要錢沒錢你就在家等死吧。” 訪談中我們遇到了吉化集團的一位工人，因為有門子下崗后他很快又回到了原單位： “我們原來是集體編制，2000年集體給我們買斷了，又重新聘的我……靠什么？就是靠關系，我進吉化的時候就是我姐在勞資科，沒有人進不去。……我在淞南機器廠，針織三場，汽車配件廠都干過，進這些單位我挺自信，說白了就是家里有人，咱是個高中生，沒有文憑就得靠人。現在沒人大學生下崗的有的是。” 對于下崗職工來說，沒錢進行人情交往必然會造成社會資本下降，導致再就業難： “啥人情交往啊，現在（下崗后）都沒啥交往啦，這得需要錢啊，咱沒有，哪還想這個呀。以后誰還幫你啊？誰也指望不上了。沒朋友了，自己顧自己吧。……” 由于就業市場發展不健全，企業用工行為缺少相應的制度規范和社會約束，在一些企業部門任人唯親的現象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就業秩序，表現出社會資本對人力資本的驅逐、排斥，在社會資本的強效應下，下崗職工的人力資本效應相對弱化。另外失業造成的貧困使下崗職工難以維持原來的人情交往，社會資本下降，導致在就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下崗職工就業困難的原因。 二．下崗后生計何來？！ 返聘？剝削？ 調查人員注意到，一些國企職工下崗后，實際上并沒有離開原來的單位，而是重新招工回廠，叫做返聘。但在這種轉變過程前后職工的地位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一般看來返聘后職工的工資待遇明顯降低，與正式職工相比休假權益也得不到保障。 吉林市一家印刷廠的下崗女工向我們介紹了她返聘后的工作情況： “我現在單位返聘了。我屬于二線，裝訂什么的。……企業改制之后個人承包了。個人承包之后他認為我技能高，就又返聘我了。 現在休假保障不了，那就是你上一天給你一天（的錢），這就是看人家老板，你要有什么事兒，老板愿意扣你就扣你，不愿意扣你就給你，老板說了算。一天十二個小時白班，或者十二個小時夜班。人家上長白班的，一個月上二十點九個班，周六周日休息，可我們周六周日也上班，沒有周六周日。工資也不一樣，只能比人家少，不能比人家多。人家旱澇保收，歷來都掙不過人家。” 撫順西露天礦一位工人反映： “……原來礦上工人下崗，集體的全回去了，全民也攆回家一大半，干30多年的頂多給一萬來塊錢（買斷）……在職的一個人都掙1000多了吧。現在干活的人不夠了，（礦上）要往回找這幫下崗的，一個月說是給300……干一樣的活，你窩囊不？” 國企職工下崗后被單位返聘的現象比較普遍，但是返聘后職工的勞動權利經常的不到保障。一部分企業對下崗返聘人員的剝削十分嚴重，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下崗職工的生計。 再就業培訓 計劃體制造成了國企職工勞動技能的單一化，為適應就業市場的需要，很多下崗職工必須對原有勞動技能進行更新。出于這一考慮國家為下崗職工提供了各種再就業培訓。 在長春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我們遇到了一位長春市膠合板廠的下崗女工，她向調查人員介紹了那里的再就業培訓情況： “在這培訓的都有用，家政服務、月嫂、廚師、按摩、面點……你要想自己找點啥干挺有幫助。培訓也不用自己拿錢……” 一位撫順鋼廠的下崗工人認為對于歲數大的下崗失業人員，培訓已經失去了意義： “快50的人了，誰還去培訓啊？對人歲數小的，30來歲，20來歲有點用，學完了有地方要你，過35都不好找了。……（參加培訓）沒用，這樣的人少，你還想找活，一問，42，沒人要。” 調查中，撫順市耐火廠的一位下崗工人認為再就業幫扶機構對他們作用不大： “政府也給你辦個培訓班啥的，我去過幾次，有沒有適合咱的技能咱也沒碰上，都是家政服務，家庭護理者方面的，你說咱一個男同志，這方面你干？就算你能干有人用你嘛？……想參加（培訓）也不知道上哪參加，不知道哪里有培訓咱的。再一個主要還是培訓以后安排工作效果不好，安排完就能掙400到500，你還解決不了家里的生活。” 目前再就業培訓的主要內容更適合于女性和年輕的下崗職工，這一部分人能夠通過再就業培訓的方式獲得勞動技能的更新，找到新的就業途徑。但對40、50人員來說，找到新的工作崗位的可能性比較小，即使通過再就業培訓找到工作，工資待遇也不會太高，難以解決家庭生計問題。 就業市場不完善的影響 非技術崗位報酬過低是下崗職工生計困難的又一個原因，民工的勞動力價格遠遠低于城市工人，對下崗失業人員工人造成很大沖擊。 撫順街頭零工市場一群下崗工人這樣議論： “用農民工肯定是便宜，讓我們全民的干這活，你得給我基本工資吧，農民工在農村活不下去了，三百就能干。” “現在招工，要去一個月400到500塊錢，真都不如低保，采暖啥的還能給你免了，農民工干這活行，他不用考慮（采暖費，水電費，子女教育費等）……現在老板太黑，人有的是，400一個月你干不干？你不干，農民工干。就這價，農民工干也不容易。” 城市工人考慮到住房、采暖、子女上學等最基本的生活支出，無法接受每月低于500元的工資標準。目前一些城市同時存在大批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現象與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對非技術勞動力過度剝削有關。 就業市場不健全還表現在用工行為的不規范上。在被調查的四個城市中，我們發現由于對企業私自招工缺少有效的監督和管理，下崗人員的勞動報酬經常得不到保障。這也導致了他們對私人企業的不信任。 這是調查人員在撫順街頭勞動力市場聽到的議論： “給私人老板干犯不著，私人老板不和你不簽合同，私人的沒保障。” “他需要人就自己到市場找來，談好價就去走。你干了倆月，工資壓著不給你，一個月壓一個月的知道不？……就上個月，我周五去要錢,他講話：‘你著啥急，這還能跑了？周六、周日我沒去，周一一去就找不著人了……都跑了。” “現在那些（就業）中介不就是唬弄人嗎？給你找去了，活干完了不給錢……不如在市場上當小工，最起碼該多少錢是多少錢，當場就給你。” “外面（外省市）也有到咱撫順招工的，我是不敢去……到外面人生地不熟的，更不給你錢，那你還能咋的？在撫順你還能找伙人找他講理去，到外面了，不給你錢你回都回不來！現在這社會不就是坑蒙拐騙嗎？……” 自主創業 由于下崗后重新獲得就業崗位的難度大、收入低，自主經營實際上是很多下崗失業人員的選擇。一位在天津開小吃部的撫順鋼廠下崗職工對調查人員說： “……我跟你說實在的，像我們這些人（指40以上），你就得自己干點啥，開個買賣。老婆、孩能吃飽，就是養家糊口唄，還能咋的？就是靠個個（自己）。那你不靠個個誰管你。…… 就能把稅給你免了這事好，就這事我舉雙手擁護政府。過去我剛下崗的時候上過夜市，他們（城管部門）天天來攆你，不讓做買賣，還罰款，都不讓你活啦。” 政府部門提供的減免稅政策對下崗職工自主創業起到了扶植的作用。但是調查中受訪者也提到，目前城市管理部門的執法和收費對下崗職工靈活就業起到很多負面影響，下崗職工自主經營的門檻被人為抬高。 “現在錢難掙，最好別給別人打工，怎么也要自己干。這樣生計才有保障。”這是我們在訪談中，一名下崗工人一再重復的觀點。他說自己很幸運，因為在八九年政策鼓勵經商的時候，他就自己開了一家汽車配件的小買賣，當時一個月可以掙八九千，再加上單位的工資，是相當不錯的了。雖然現在下崗了，買賣也沒以前好賺錢了，但比起其他下崗同事自己現在要好得多。他還這樣向我們解釋說： “現在最困難就是錢難掙，現在人就尋思我怎么找個工作給別人打工，你就沒尋思你自己干嘛，自己干咋的都比給別人打工強，我呆一半時間都比那強。現在從外地來的那么多，人家都能干，咋就咱不能干呢。你咋還比農民還強吧，咱家在這，農民到這又吃住啦，怎么能讓人家掙的都比你多呢？咱不說干力工，你干啥不能干。” 國企下崗職工的生計問題不僅關系到個人、家庭也關乎社會穩定，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完全解決。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這一階層的整體和長遠發展著眼，最重要的是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提升這一階層的人力資本水平，與此同時還必須規范用人單位的招工行為，限制社會資本對就業的不正當影響，建立完全開放的勞動力市場。除此以外考慮到下崗職工重新獲得工作崗位的困難，政府部門還需要在城市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上合理減少對下崗職工自主經營的限制。 三、保障：下崗工人最后的“諾亞方舟” 貧困是長期以來困擾社會的一大難題，消滅貧困始終是近代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貧困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當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難以保證時，就會引發許多社會問題，甚至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危及社會穩定。 下崗職工曾經在國有企業中有著羨煞旁人的“鐵飯碗”，今天面對著制度變遷、企業改制、下崗裁員的現實，他們變成了最無助和迷茫一群人，他們的生活是艱難的。沒有了工資收入的他們“一無所有”——對比擁有土地的農民他們這樣形容自己。他們每天為生計憂慮著，為子女教育憂慮著，為不敢期盼也期盼不到的將來憂慮著……一無所有的他們感受著下崗前后的落差，他們本來可以即將享有一輩子辛勞換來的安穩日子，拿著各種應得的福利保障平靜的生活，但他們卻不得不去面對基本生活都難以為繼的巨大挑戰。生計？家庭？將來？……他們苦惱著，到底誰來保障他們的生活？我們也思考著，到底誰來保障這個階層的生存和發展？ 失業前后的福利保障落差 “鐵飯碗”——至今仍存的幸福記憶 今天，當下崗職工提起曾經在國企工作時享受的保障和福利待遇時，仍舊難以掩飾心中的那份興奮與驕傲——— “上班（在原單位）的時候那能不好嗎？那時候什么都有啊，醫療、養老，還有保健……保健就是一個月也十幾塊錢，那時候錢也實。” “那時候單位啥都管你啊，去看病，有職工醫院，差不多的，就是拿個掛號錢。上學也不花錢，都是子弟校。住房、采暖都是單位管，哪像現在……” “原來你就是家里死人了，單位也給你派個車，拿倆錢，要不說還得是國企……那叫有保障。” 失業后企業的福利與保障 下崗對于很多人意味著失去了勞動收入和單位福利，陷入生活的困境，在對國企失業下崗人員的訪談中我們不只一次聽到過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要求不高，能買米能買油，粗茶淡飯餓不死，就行了。”“能實實在在給點錢就啥也不說了。” “我們這好多兩人都下崗，孩子都像你們這么大都上學呢。……我，晚上出去撿破爛去，白天賣了五塊錢，夠嗎？這孩子生活費在哪出？我們家姑娘上大學呢，爺們還有病。白天出去撿怕人笑話，晚上出去，…欠水費，卡我電。……這法律應該欠水卡水，欠電卡電，現在卡著你老百姓，一個禮拜沒有電了。” “現在在家住水錢電錢都得用，所以說現在活的挺難，不太好活。現在就是強維持，老百姓沒有生活費，你還不給出路根本就承受不了。” 一次性經濟補償與失業保險 “現在你一個臭工人，誰管你?還什么保障？大集體的（鋼廠集體）一分錢也不給，你找誰去，有招想去，沒招死去……咱鋼廠那退伍軍人都下崗了，現在個個沒能耐就餓死。” 職工的命運與企業的命運僅僅聯系在一起。當企業效益不好，甚至破產倒閉時，職工的命運也完全失去了保障，基本生活都難以為繼。這是我們采訪時三位下崗職工分別向我們介紹的情況： “您離開工作崗位后給沒給您一些補償啊？比如一次性的經濟安排？” “現在都缺我們一萬多塊錢了。單位都不給分支，到現在下崗了也沒給，就欠一萬多了唄。93年開始，十年多了，沒給開支。……我們這屬于集體民營，應該到四十五周歲你給退，……” “沒有，下崗這幾年一分錢都沒給我，企業就是不管了，不是說我一個人，……下崗最起碼得給失業金吧，失業金也不給你，啥也不給你，國家還不承認下崗，還不給錢，……根本就不夠生活費……” “全民的工人能給開錢，像我們這樣的集體工人一分錢不給開。就像倒閉了似的，倒閉了礦里還不承認，承認倒閉給你買斷也行啊，都干了二三十年了，買斷也不給你買斷，也不給你錢，也不算你退休，就像放假似的！” 一次性經濟補償是一些破產或倒閉的企業在職工下崗時一次性的給予以保證他們生活來源的經濟補償措施；失業保險是依法籌集失業保險基金對因失去工作而暫時中斷勞動、失去勞動報酬的勞動者給予幫助的社會保險制度，目的是為了使職工在失去工作短時沒有收入來源時能夠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可見獲得失業補償是下崗失業人員依法享有的權利，所以大量存在的下崗職工未得到相應失業補償的現象應該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國企職工中很多人都有二、三十年的工齡，辛苦了大半生，突然間沒有了工作，又得不到相應的補償，這對他們的生活和心理都構成了巨大的壓力。 醫療保險 由于一些國企職工工作性質的特殊性，他們的身體健康程度普遍較低。在撫順西露天礦采訪時，我們就發現了這樣的現象：因為過去礦區的工作環境差、工作強度高，患有心臟病的下崗職工比例多，這影響了他們的再就業機會的獲得，治病看病問題更成為了他們的又一個心事。他們很多人都無奈的告訴我們，現在沒事就出去溜溜，一個消磨時間，一個鍛煉身體，因為實在得不起病，得病根本看不起。現在走到哪都害怕，因為有病也沒去看，心臟病不知道啥程度了，萬一不行了就交待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從來都沒有享受到醫療保險，艱難的生活現狀讓“看病”這基本的需要都成了奢侈的東西。 長春紡織廠的一位下崗職工告訴我們企業一直都沒有給她交過醫療保險： “……什么都沒有，哪有保障啊，現在根本就不管，現在我們下崗任何事兒都得我們自己花錢，……就別有病，有病去不起醫院就得死，誰管你，沒有錢就完了。現在大病去看看去，小病吧，就得挺著。現在上醫院看病吧，看不起，吃啥藥啊，現在藥多貴啊。” 訪談中我們深切的感受到了下崗職工對醫療保險制度的無意識，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時，更多的答復是“啥叫醫療保險啊？” 我們可以猜測普遍、長期存在的對這一權利的剝奪已經讓他們喪失了對它的哪怕一點點認識。但是一位下崗職工的話卻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答案——“老是肯定會老的，但得病就是偶然的了，誰知道什么時候得病呢？……我們就知道養老保險，別的啥也不知道，也沒那條件管了，病啥不啥的不重要啦，現在這情況能湊合活到老就拜神去了。”有病無法投醫吃藥，這是一個聽起來讓人無法不寒心的事實。 老有所養？ 中國人自古就講“老有所養”，可權利被普遍剝奪的下崗職工他們是否能夠保證“老有所養”呢？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本應由企業、個人、社會三方共同負擔的養老保險在個別單位竟然完全由個人承擔，而且如果不交這筆錢，就不允許職工退休。可這幾萬塊錢高額費用的支付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艱難的。于是在這種現象突出存在的撫順西露天礦就出現下面職工所描述的情況： “俺們都五十來歲了，俺們就是靠（等）啦，靠到退休，還拿不起這個保險金，一萬多，俺們開點支二年開不出來錢，就是給人家白拿錢，到五十周歲退休就得拿一萬多的保險金……現在這十來年，單位一分錢保險錢不給你交，全得你自己拿。” “那到時候怎么辦呢？” “退唄，那你也得退呀，到親戚家誰家借唄。” “就是不交保險錢就不給你退休呀？” “那當然啦，你不交保險錢能給你退休嗎？我們這退休還真沒有不交，有的他借錢，哭著喊著借錢，有的嘛我退了我借你錢，我把“折”給你了，你就開去吧，把你那錢開出來，再給我唄。都那樣現在，那我也不能不退呀。好不容易耗到退休，沒有錢我也得退。退休只能跟關系好的借，借完我存“折”給你了，我跟你借兩萬，你開完再把“折”給我唄。現在退休四千多塊錢，等兩年你才能緩過來，才屬于開自己的錢。” “這“折”是什么折啊？” “存折唄，退休的存折。我跟你講現在有多少能交起的啊？沒有。都是這樣，用這種方法。這兩年你白交錢，你一分錢開不了。全民的給，到退休了啥錢也不用你拿，開六百呀，開七百呀，啥錢人家給開呀。咱這集體的就不行啦。” 這種交納養老保險的方式想必是很多人聞所未聞的，他們最后能為自己想出這樣的養老保險支付方法可謂用心良苦了，但更多的下崗職工根本無法承擔這部分錢，當我們問他們那今后怎么辦時，他們只有沉默和嘆息。“攆回家最起碼得給個生活費吧，一分錢不給，等到我們熬到退休年紀了，我們還得交那保險錢，保險錢我們上哪去湊去？把家里底子都花光了我們上哪去弄保險錢去，……沒法交，老了都不知道咋活呀……” 遼寧省勞動保障廳下達文件中明確指出，只要參加工作三個月或幾個月以后仍在本企業工作，就要負責給交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訪談中我們幫一些下崗職工算過一筆帳，他們中很多人即使有買斷的錢，這些錢到退休找那部分錢還遠遠不夠交養老保險，根本不可能再維持生活、家庭和孩子所需要的費用。 目前東北社會保障制度運行困難，其中養老保險一塊，2000年三省僅養老資金缺口近20億元。據1999年統計，僅養老金一項，東北三省拖欠累計高達500億元，相當于三省一年的財政收入。養老保險資金長期拖欠的問題至今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形成了個人賬戶保金“空轉”的尷尬局面。而養老問題是反應一個社會福利保障程度的重要方面，如果養老得不到保障，怎么能夠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平等、完善、和諧發展的社會呢？ “家庭保障” “啃老”——一個令人辛酸的現實 “啃老”——這個和“下崗”幾乎同時被人們熟悉的詞匯中蘊藏的無奈和凄涼又有多少人認真的思索過呢？在下崗職工的家庭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四十歲左右的職工下崗了，夫妻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都不能保證生活來源，支付不了子女的教育費用，但是已經年邁的父母每月還可以開幾百塊錢甚至一千多的退休金，于是過去經濟獨立的他們又不得不重新依靠起父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今天這種“啃老”的現象在大家心中已經變得習以為常了。撫順市民政局的孫主任在我們的訪談中提到這種現象這樣說：“現在撫順失業率這么高，還能保持社會穩定，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老的養活小的’，生活有保障了，這樣小的就鬧不起來了。” 在撫順礦區我們遇到了一位有32年“礦齡”的老人家，他退休有好幾年了，老伴前年也去世了，兒子兒媳下崗后一開始沒工作就靠老人家的一點退休金活著，后來實在沒有辦法，無奈中夫妻二人只好到沈陽打工，把剛剛5歲的小孫子留在家由老人帶著。老人家一臉無奈的對我們說：“為什么當礦工光榮了三十幾年，到這么大歲數了不僅要養兒子還得養孫子……？” 我們到吉化家屬區調查的過程中遇到了這樣一個老人人，她是長松化工廠（集體企業）的退休職工，曾經在吉化工作過好多年，今年63歲。以下是我們對她進行訪談的一段對話： 她先給我們講了她年輕時的故事，當時長松整個公司就她一個鋼筋工，那時候干活特別累，現在身體也不好，腰托是她的老毛病了。她從長松化工廠成立那天就在那工作，用她退休時公司領導的話說：“長松就是像她這些老太太給攢下的”。按理說現在應該是她在家享清福的時候了，可是她現在的生活卻和我們想象的恰恰相反。 她的三個孩子都是在吉化上班，大閨女被逼著買斷了；二兒子在吉化，104廠的，工傷在家養著；小兒子才找著工作，一個月這回能給三百。她現在退休一個月就500塊錢，跟二兒子在一起，還得養活孫子。 “您孩子買斷了，但這個年齡也能干點別的活吧？” “干啥？買斷了一個人七千多塊錢，還有孩子上學，你說哪有本錢吧，賣菜你還得有本錢呢！現在這社會孩子奶奶養活著，奶奶一個月就那點退休金！我們這些老人也不指著活多長時間了，死了更省心。難就難在現在這些年輕的沒工作的。” “您退休后的生活怎么度過的？” “度過？那叫混！！家里的人太讓我操心了，退休了還是挨累，每天就混吧。” 是的，除了辛酸和無奈我們不知如何總結我們聽完這個故事后的感受。 “家？老婆都不跟咱過了，還有家嗎？” 家，是避風的港灣，是一個人的保護傘，下崗職工失去了收入來源，來自家庭特別是伴侶的生活保障對于他們顯得更加重要。 在訪談中，一名撫順市耐火場的下崗職工對我們說他現在非常感謝他的妻子： “下崗后一分錢沒有。我現在靠我媳婦養我。” 柴油機廠的一位下崗職工提起他家的生活狀況時說道： “我現在就吃老本唄，我九零年下崗之后也找過工作，沒辦法，歲數大了，人家不要啊，就干過一個門衛的活，干十來天，人家說不要就不要你了，也沒開支。就我愛人還上班，這還將就點，他在一個藥廠的藥物車間當副主任，一個月一千七八百塊錢，現在讓她養活全家，咋說呢，無奈歸無奈，還是幸虧了她……” 不幸的是，有些國企職工夫妻雙雙下崗，對他們來說家庭正在失去保障的作用。 調查中我們遇到了一位多次上訪的西露天礦下崗工人，他為我們找來了幾份關于職工下崗的文件，并指著上面畫標記的部分說：“中央文件上說，為保障職工家庭的基本生活，夫妻雙方在同一企業的，不要安排雙方同時下崗；而且你看這一份我們企業的文件，上面也有，雙職工在本企業必須保留一個”，他接著跟我們解釋道，“保留一個就是說必須有一個是在崗的，但是我們一找到企業，企業就說不知道（是雙職工家庭）。這都是糊弄人，一查工人登記表或者一查個人登記表，一查不就查出來你是礦外的還是說局內的了嗎？” 在調查中我們注意到，這位下崗職工介紹的情況在很多企業中存在，夫妻雙雙下崗失業使很多家庭陷入了絕境。在撫順市西露天煤礦我們了解到因為失業、貧困，礦區的離婚率明顯升高：“家？現在我們這家庭幸福的太少了，離婚的老多了，沒有錢，媳婦就跑了，不跟你了。哪還有家啊？你想想倆人在一起，天天只想著一百多塊錢全家一個月咋花還咋過日子啊？唉……”很多人離婚其實是為了尋求生活的保障，幾位下崗女工向我們介紹了這樣的情況：“為什么現在社會離婚的這么多？現在不開支啊，老爺們不掙錢，老娘們就跟你離婚唄，再找別的唄。要不她沒有生活來源啊。找不到找七八十歲，靠勞保的唄。歲數小的你下崗了你沒錢了，那趁年輕再找別人唄。現在歲數大的五六十歲離婚了找一個七八十歲的最后還有遺產呢。” 在對長春拖拉機廠的訪談過程中我們和一位退養工人的訪談意外的受到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的干擾，他赤膊、瘦削，看上去神情恍惚，他強行插入了我們和訪談對象的對話之中，從他說話的口氣和內容上，大家都猜測出他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訪談結束時他已經被人拉走了，我們從周圍人的談論中知道了關于他的故事：他原來也是拖拉機廠的職工，當時是一個挺活落，挺能干的人，可由于前幾年突然下崗了，什么經濟來源都沒了，妻子就跟別人跑了，孩子的教育、整個家都一下子垮了，他也開始精神越來越差，現在精神不正常，就像一個混世魔王一樣天天在拖拉機廠周圍混日子…… 家庭對于一個人是重要的，當一切都沒有了保證時，家庭也許是他唯一的寄托，但家庭生活是需要有物質作為保障的，家不能給人以安全感，生活的幸福也就沒了。“低保”：“救命稻草”！“救命稻草”？ 在很多情況下，職工失業和下崗意味著完全或部分喪失經濟來源，直接危及職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問題，當失業保險等都難以全方位解決城市絕對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問題時，社會救濟也就成了國家和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于是“低保”逐漸成為了經常被人們提及的詞語之一，它是很多下崗職工最后的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解除了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改善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也使更多的人在經濟上有了安全感。 以撫順市為例，這座建國初期被譽為“煤都”的城市曾為全國的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至改革開放以來，撫順的經濟位次逐漸后移，煤炭資源已近枯竭，礦區經濟運行步履維艱。撫順市總人口227萬，市區人口139萬，到2004年底累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32·5萬人，其中城區25·6萬人，由于大量下崗失業人員的存在，社會保障工作運行起來難度極大。龐大的下崗失業人員構成了撫順一個清晰的底層社會，他們的生活現狀用“悲慘”來形容絲毫不為過。溫飽是他們最高的生活目標，他們懷念著計劃經濟時能吃飽飯的日子，當我們問到他們現在最需要什么的時候，異口同聲的回答就是“錢”。在一次訪談中，一位五十多歲的被訪者在我們面前落淚了，他這樣為我們描述他的生活：“……現在富的太富了，輕輕松松好幾百萬，窮的太窮了。以前大米八毛一斤，現在一塊多一斤，什么買時都得尋思尋思。買菜一個月真是啥菜便宜買啥菜，肉是半個月吃一回……。”他們很多人無法負擔子女的教育費用，更不舍得花錢給自己看看病，他們最怕誰家有什么“紅白喜事”，因為人情交往對他們來說已太過奢侈。這時候“低保”就真正成為了他們的“救命稻草”。 調查中我們從撫順市民政局了解到，撫順市是遼寧省“低保”工作的試點市，根據國務院“城市低保條例”，撫順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16·4萬人，占全市人口的11·4%，其中城市人口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170元。由于撫順市就業面不大，就業壓力就比較大，而且撫順下崗失業人員大齡的比較多，同時撫順現在存在大量集體企業雙職工下崗家庭，家庭的負擔可想而知。“低保戶”只能維持溫飽和基本生活的保障。 訪談中我們就遇到了這樣一個下崗后靠低保維持生活的被訪者，下面是我們的一段對話： “叔叔，您下崗之后什么都沒干嗎？” “沒干，啥也干不了，到哪哪不要！” “那您都靠什么活呀？” “就一個月開一百多塊錢的低保。只能天天喝粥啦。孩子都養活不起呀。” 這位被訪者因為有心臟病下崗后特別難找到工作，妻子也和他離婚了，他就一個人帶著孩子每天在盼退休的消極心態中渡過自己的日子，因為退休后還可以有退休金，而之前這近十年的生活只能依靠“低保”了。調查中撫順市大部分享受低保的受訪者都表示由于物價上漲，每月一百七十元的標準對于他們來說還是太低了，還無法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除此之外，“低保”執行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一些確實存在生活困難的職工由于不符合地保對象的規定享受不到低保的救助；另一方面個別有工作收入的人通過關系“騙取”低保，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這些問題影響了“低保”資金使用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人們對“低保”政策的理解。 在撫順鋼廠附近的一處勞動力市場我們遇到了一位耐火廠的下崗機關干部。他今年四十九歲，在談起自己下崗之后的生活狀況時，他的焦慮完全寫在了臉上—— “現在有很多不該享受低保的享受低保了，這里好多都是。你家有親戚朋友在區政府，在街道他就給你辦了。通過自己符合條件辦低保的根據我了解就60%吧。” “您覺得現在生活怎么樣？” “貧困潦倒，套用句歌詞——‘饑寒交迫’。為什么套用歌詞，說‘饑’，再好一點的青菜我都不敢買，我愛人收入也就將近500，我*老婆過日子，我只能掙點零工錢。這零工市場到現在就一個來雇的，扛面的。就你這收入，你敢吃啥？肉都不敢考慮，說心里話，不怕你笑話，俺家兩三個月沒買肉，今天買了，明天你過啥。第二個‘寒’，我家我愛人有工作，不享受低保，你就得自己交暖氣費，我交不起，我冬天暖氣費1700，暖氣改革到現在冬天我一天沒享受過暖氣，你讓人寒心不，咱這大北方的，回家棉褲都不敢脫，頂大天點個電褥子。” 這位下崗職工的介紹讓我們認識到了現行的“低保”政策在執行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諸如覆蓋面小、標準低且缺乏科學依據、隨意性較大（受人情關系影響）、規范化水平低等等。當我們認識到低保在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時，我們對這根“救命稻草”就有了更多的期待。它應該能給予真正迫切需要它的人，它應該能去救助更多需要它的人。 對于城市的貧困家庭，我們應該更多的了解他們的實際情況，更好的為貧困家庭提供服務，解決他們的現實問題。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經濟社會制度，直接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它牽動著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四．利益訴求與表達 企業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的國有企業更是處在風口浪尖上。隨著國企的改革，眾多企業面臨著降低管理成本和勞動成本的巨大壓力，也因此形成了龐大的失業群體。調查中，我們所涉及的三省四市，貧富分化明顯，下崗失業人員的利益受損狀況凸現出來。正如上文提及的，調查中我們耳邊充斥著下崗職工訴說的各種不平均、不平等、政策執行的錯位以及他們的不滿。 “現在這些官兒們，糊弄老百姓一來一來的，上班的時候你有工傷給你按照參照工傷亡上報，待遇什么的都跟工傷一樣，但是你一退休或者一下崗，就全都沒有了！上班那時候誰明白這個，他也沒跟咱講啊，現在退了、下崗了，全沒了。…… 現在誰當權誰有令，改革本來是好事，但是越往下落實越差，給工人整的是懵燈帶拽線啊。我們現在連上面啥政策都不知道。” “……我們也相信上面政策是有益于大局的，但是你不能一點不管我們這些下崗的啊，畢竟我們是做了犧牲的！起碼我這養老保險你（企業）應該給交啊，當初讓我下來你是這么答應的啊！” “改革革的是誰啊？是大集體啊，那些國企的還管管，我們大集體的一改革就被踢出來了，啥保障也沒有，國家政策不是這樣的啊！” “改革改的我懵頭轉向了，我退休時候工資也不知道為啥就被拿下去108元，到現在沒人給我們解釋，我們去找，人家說‘給你點錢就知足吧’，可他畢竟不是那么回事啊！” 引發筆者思考的是，下崗失業人員如何應對利益受損？他們是沉默接受、消極抵抗，還是會選擇集體行動，比如上訪？ 筆者在伊春市南岔區進行采訪時，發現當地大部分的退休工人都有過上訪的經歷，在百姓心中，他們是上訪群體中的驕傲。問及一位林區工人，他說“那些老頭挺能耐，有時間、有精力、而且年歲長，去上訪人家不敢動他們，成天去靜坐、堵門口，真成過幾次！我們不行，我們輕易不去，除非逼得不能活了。雖然有很多不公平、不應該。一旦去了就沒工作了，這一個月200多塊錢全家指著活命呢，所以啊，不管怎的都得忍。”調查中得知這位工人在林區修大壩的時候被占用土地幾十畝，所得償還了了。 在撫順，上訪，對工人而言不是個敏感的詞語。每天清晨，市政府門口總會有帶著各種目的而來的上訪者，“上訪常態化”幾乎成為撫順一大特色。上訪在他們看來是解決問題的法寶，“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 高某和妻子都是撫順礦物集團西露天礦的工人，雙下崗。高某今年44歲，已經下崗五年了。這五年中，他和他的同伴們走了一條艱辛的上訪之路，公司、集團、市、省、中央，他作為一名談判者，同國家信訪辦、國家勞動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的接待人員們多次對話，用他的話說叫做“對質”。 您為什么選擇上訪這種表達的形式呢？ 我是屬于停薪留職的西露天的工人，但是我還沒有期滿就強迫著下崗了，而且我家是雙下崗，下崗之后養老保險單位也不給交了，個人實在負擔不起。我最開始時總找單位領導的，但總是得不到解決。有一次我從領導那出來，一個同事說“跟我們去上訪吧，上訪之后沒準就能管你。”我覺得也是，不訪就一點希望沒有，訪了，再說這也合理合法，沒準還真行。（除了上訪就沒有別的方式可以采取嗎？比如說訴諸法律？）有文件規定：法院不予受理國企改革中的職工勞動糾紛問題。 就這樣您就去上訪了？您覺得上訪能解決問題嗎？ 咱礦并軌買斷之后，礦里的執行和買斷的政策規定不符，下崗職工經常上訪，因為規模大，剛開始國家挺重視，回來之后給解決解決。但是老有上訪的后來就不怎么管了。但總上訪的人單位會給你一些好處，米啊、油啊、有時候給點錢，有的企業還回聘了他們，但是也僅僅是作為臨時工，一天給19塊錢，不簽合同。那些沒上訪的就擱家待著，啥也沒有，后來大家你告訴我、我告訴他的，就連起來了。我們上訪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問題、下崗職工買斷的錢到退休時候找的那部分錢遠遠不夠交養老保險的，還有的已經活不起了，比如那些40、50人員，他們都靠父母接濟，爹媽都多大歲數了，這都不好說啊，生活難以維持。 您上訪究竟要訪些什么呢？ 我們都是拿著文件、拿著本本去上訪的。你看我手里的文件，從中央到省市全都有。首先，按照合同法、勞動法甚至是憲法的第28項第25條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集會、YX、上訪”這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而且我們這么多次的上訪，都是控制在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合法權益之內，我們也沒打文字幅，也沒有擾亂機關的公共秩序，也沒阻礙交通，更沒影響到什么人辦公，也沒給社會帶來危害。這都是合法的。 然后我們訪什么呢？主要是針對礦上在并軌、買斷期間執行的遼寧省發的試行報告，因為當時遼寧是一個試點，既然是試點，不是正式文件，那我們老百姓認為不妥就有理由上訪，而且你要是在遼寧執行帶來很多問題那我們更得上訪，省得到別的省去實行。 能具體說說跟您切身利益相關的內容嗎？ 中共中央文件（即中發[1998]10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筆者注）明確規定“為保障職工家庭的基本生活，夫妻雙方在同一企業的，不要安排雙方同時下崗”，而且礦上也有這個文件（即撫礦就業字[1998]120號“關于印發撫順礦務局再就業服務中心工作細則的通知”，筆者注）。但是我們家兩口子同時下崗。 再者，按照撫順礦務局發的《下崗職工再就業實施辦法》（即撫礦就業字[1998]199號“關于印發撫順礦務局下崗職工托管實施辦法的通知”，筆者注）里面規定了保障金的算法（即文件中說的“托管經費”，筆者注），托管經費第一年應該給150元每人每月，加上養老保險金49.92每人每月，加上7.49元的失業保險金，加上10元的門診醫療費，一個月就是217.41。但是實際上第一年才給了我們208元，這就差了九塊四毛一，一年就欠一個工人112.92；第二年應該給咱們是135+49.92+7.49+10一共是202.41，實際給咱們196，欠了76.92；第三年應該給187.41，但是給了168，欠了232.92。這回你算吧，一年礦里欠一個工人422.76元，礦務局下崗一萬一千多人，你算算啊，我們能不告嗎？ 最要命的是，我們下崗之后養老和醫療保險單位都不管了，說沒錢，沒錢你也不能不夠工人死活是不是？我們把青春都獻給黨了、獻給企業了，你不能老了就把我們扔給社會啊。你知道我們現在怎么說嗎？說我們這一代人啊，“下生就挨餓，上學又停課，畢業就下鄉，而今沒工作，今后無著落”！！ 現在西露天不是破產啊，他現在辭退了我們去招臨時工，這也不符合政策。我們覺得應該優先解決自己的下崗失業人員，讓他們返崗，而且要簽訂勞動合同，要同工同酬。 這些是跟我自己的利益最相關的。其他人上訪還有的因為工傷，現在下崗了單位沒給任何措施，有的因為是軍人在企業還有生產任務的條件下讓下崗了，這也不符合文件規定的，還有強迫買斷的，還有在停薪留職期間就被迫下崗的，有的買斷時候簽字蓋章都是別人替他簽的，還有把他章騙去了的。很多。礦務局的領導有一次在會上說了良心話，說“現在的下崗工人就等于是過去的‘八女投江’、黃繼光一類人，是下崗工人的犧牲換來咱們的穩定。”但是你說我們犧牲，犧牲你不能光給評價吧，我們還得生活啊，不像是真犧牲了、死了就拉倒了，你得給我們回報，得讓我們活！ 上訪通常是什么規模？ 一次性去的人一般不多，最多一次是140多人。有時候能達到一千多人，但這一千多人不是同一天去的，都是今天你去、明天他去、過幾天又有倆去的，這樣的一千人。 能給我們講講您的上訪經歷嗎？ 2004年5月23 號，我們一共22人在國辦大廳里被截訪，還有人被打了。 2004年8月，一共115人去北京上訪，我們80多人在人大門口坐著，沒人管我們，后來維護天安門治安的人開始以解決問題為由把我們都拉到天安門公安局了，一共去公安局的有65人。當時是答應解決問題的，后來沒信兒了。 2004年11月23號，早晨七點多我們一共50多人在勞動保障部的大門口跪著，快八點了，部長鄭斯林上班正好碰見了，他當時都哭了，說工人們受苦了，大伙就跟他反映情況。他給遼寧省省長張文岳聯系，并且把我們的上訪信傳到省里了，還跟我們說如果再有截訪的、打人的都找他，他給解決。這是我們最受重視的一次。后來鄭部長派的兩個人，還有省市的人來調查，開（調查）會之前領導威逼利誘，工人們也沒能把真話遞上去。上面來人說對政策上規定的關于養老、醫療保險，再就業簽合同什么的礦里應該執行。但是人一走了，就托，從12月份拖到1月，到3月也沒解決，現在還撂著呢。上面政策是好的，但是下面有時候執行的不行。說實話我是真希望你們的調查能一炮打響，反映工人的呼聲，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讓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2005年1月11號，我們在省委省政府信訪局提出要見李克強書記，人家說不可能，不讓約時間也不讓我們打電話。當天我們去省勞動廳信訪辦，一個50多歲的男的說我們‘你們與企業解除了勞動關系，就不管你們了，就把你們推向社會了，愛哪告哪告去’！ 2005年5月30號，晚上六點多，100多人我們準備坐火車去北京上訪，在西站，礦長、礦業集團信訪辦處長王明坤都帶著保安來的，我們的人有反抗的都挨打了，一部分人被拉回去了，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去北京，后來北京那邊公安局說給解決，我們回來了，這都兩個多月了，還沒消息。 你們上訪有哪些非常明確的要求？ 有。第一，辭退社會招募的臨時工，安排并軌職工回崗或者二次就業；第二，返崗或二次就業人員，只要回到原崗位享受在崗職工同等待遇，做到真正意義的同工同酬就可以；第三，承擔并軌職工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取暖費并給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第四，是不合理的并軌職工重返工作崗位；第五，有關部門（社會勞動保障部、民政部、社保總公司、醫保機構、總工會等）排出一個真正的聯合調查組深入到并軌職工之中，詳盡的做出一個調查，真實地反映并軌職工現狀，給新政策的出臺以充分的依據；第六，嚴懲打人者，賠償被打者的損失包括醫療費用。我們的要求可以用十六個字概括“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饑有所食，難有所管”。 您的上訪過程是順利的嗎？ 當然不是了。我也遭到過威脅，差點被打。我在西站我們要去北京上訪，怡和（執撫礦集團的怡和公司）的保安挺橫的說跟我“談談”，說“你要敢去我整死你！”這說著就要動手，后來礦里領導來了，把他攆走了。后來我咨詢電臺的法律節目，這種公司的保安，你的職權范圍就是公司內部，在這種公共場所你沒有權利，你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是違法的。我們上訪有時候半道就給截回來了，單位去車，回來之后有的把車票給報了、有的在路上吃啊喝啊的，回來之后單位就“包保”，看著你那也去不了。以后要是有個啥中央精神了、會議了，就來看著你，這段時間你說啥要求他們都說行，等這陣風過去就拉倒了。有的鬧得兇的，你提啥條件他都滿足，報銷醫療費了、有的家要蓋煤棚了他就給你水泥阿、磚、瓦什么的，還有得給焊個門什么的。 總的來看，您覺得上訪的結果怎么樣？ 一直沒得到好的解決。但是，如果不上訪、不鬧，那就一點希望沒有。上訪有時候也給解決，尤其那些頭頭兒。反正，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 對于上訪而言，通常地方都是答應對工人的生活給與一定補助，而這種生活上的補貼，一方面消解了人們的抗議活動，同時也在無形中鼓勵更多的工人舉行抗議活動。下崗失業人員通常不是在利益受損后立即反抗，往往是在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遭遇困境的時候才會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只是要一個溫飽而已。 撫順市的35萬下崗失業人員構成了一個清晰的底層社會。他們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包括政治弱勢；他們是城市中的貧困群體，包括權力貧困。和諧的社會建構不排斥不平等，但是至少要讓聲音的傳達暢通。因為民眾的利益表達是執政黨、政府制定決策和解決問題的必要前提，而暢通的表達渠道也是一個社會基本的安全閥。 導致大規模的、常態化的上訪另一原因在于已有制度的閑置。比如，工會制度。工會本該是工人利益訴求的第一站，但是，在訪談中幾乎無人提及。如何彌補制度疏漏、如何真正發揮體制內的作用，這些值得深思。 我們在這里詳述了一個上訪的案例，并不能夠說明工人們應對利益受損的主要渠道就是上訪，只是上訪常態化在撫順較為凸現。 （注：筆者在括號中注明的文件，都來自被訪者提供文件的復印件；另附高某等人的上訪信一封。） 五．對比：下崗工人鏡像中的自己 “鐵飯碗消失之后”這個議題反映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國有企業的離職職工身上有著多元的內涵。如一部分下崗工人實現了再就業，有的是滿足的再就業，有的卻是不情愿的下崗、非滿意的再就業；一部分沒有實現再就業，有的是想再就業但由于缺乏種種機遇不能再就業，有的是想再就業卻由于生理原因無法再就業。在對三省四市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了多元的“下崗之后”，使我們對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態與對社會的看法有了進一步更深層次的了解。下面我們就對比幾個不同種類的個案的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困難、對下崗的看法、對生活的描述、對未來的打算和對社會的希望，從而更加豐滿而立體的展現老工業基地的工人在鐵飯碗消失之后的一些生存和心理狀態。對比個案一共有五個，個案一屬于完全自愿下崗，滿意的再就業的下崗工人；個案二屬于半自愿下崗，滿意的再就業的下崗工人；個案三屬于不滿意的再就業的下崗工人；個案四屬于想再就業卻沒有機會再就業的下崗工人；個案五屬于由于生理因素不能再就業的下崗工人。具體內容經轉述如下： 個案1（完全自愿下崗，滿意的再就業）： 長春柴油機廠下崗工人 劉某，男，1967年生人，14年工齡，大專，已婚。主動要求下崗買斷，原長春柴油機廠計劃工人。2004年柴油機廠搞破產、重組，自身就買斷了。1996年自身申請放的假，不愿意在柴油機廠“混”，認為柴油機廠的人際關系復雜你，缺乏晉升機會，本身想搞管理，不想一輩子在底下，認為柴油機廠前景不好就出來了。實現了多次再就業，1996年從柴油機廠放假出來，通過人才市場找到了一份廣告公司的設計工作，比較滿意，在廣告公司學的東西非常多，到后期認為在那沒有太多的可學的東西了，就在2000年撤出來，在廣告公司工作了4年。2000年以后柴油機廠又給他召回，還是搞計劃，工資還是五六百，與在外面私企的工作環境、工資、進取心、發展前景差距較大，不滿意召回的工作，但為了不被開除致使什么都沒有還是回來了，在2003年9月份后期就主動買斷了。之后在家呆了3個多月，通過人才市場找到現在的工作，現在從事工藝品制作，屬于給私人打工，在經濟開發區，是設計者，也很滿意，和自己喜歡的興趣很密切，薪水、環境也很好。他認為自己在再就業過程中并沒有遇到什么最大的困難。如果讓他再次選擇企業性質的話，他認為合資企業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已經形成了，相對來說比較落后了，進入合資或外資企業接觸好的管理方式，對自己今后也有好處。他認為國企工人下崗是大勢所趨，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最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沒有競爭力，管理方式落后，和市場經濟有很大關系。還拿柴油機廠舉例說明，認為在計劃經濟時代它經常不考慮競爭方式和如何管理，吃大鍋飯習慣了，而現在引入競爭、引入社會這種格局，競爭加大了，一些產品互相競爭，柴油機搞發動機，全國搞發動機的好的企業特別多，有的引進外資，自然而然人家占的優勢就比較大一些，所以柴油機廠管理始終這么落后，于是就被市場淘汰了。他對未來的打算是在現有的職業的基礎上能夠得到晉升，實現自我價值。并希望社會能給企業一個良好公平的競爭環境，給下崗職工提供好的再就業培訓機會。 個案2（半自愿下崗，滿意的再就業）： 長春拖拉機廠下崗工人 宋某，1970年生人，12年工齡，大專，已婚。原在長春拖拉機廠做過工人和會計員，2003年正式下崗。由于自身懷孕的問題，在車間采取投票下崗的情況下，她被大家投票下崗了，她自身也投了自己一票，因為她認為名額一定，總要有人下崗，她又懷孕，所以就在半自愿的情況下下崗了，并認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下崗后經營自家小賣店，感覺很滿意。她認為早下崗使她較早的實現了再就業，拿她的話說“如果是現在讓我下崗的話我再找出路就不好找了，我感覺挺慶幸的”。并且由于是自家開設的小賣店，再就業過程中并不覺得有困難。如果再次讓她選擇企業性質的話，她說還希望選擇國有企業，不過她認為不可能了，因為大鍋飯已經沒有了。她認為企業裁員的原因就是大鍋飯取消了，人多，錢少，養不了這么多人，但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人多，是因為領導都貪，廠子不掙錢惡性循環，他們就從裁員上來解決問題，不解決實質問題，像質量問題啦、銷量問題啦等。說到未來的打算，她雖然不想一輩子開小賣店，但是她對實現自我已經不抱有希望，而是現實的為將來打算，認為未來就是掙錢、吃飯、養孩子。對社會的希望就是貧富差距不要太大，因為那樣容易引起社會的混亂和社會不穩定因素。 個案3（不滿意的再就業）： 吉林市吉化廠下崗工人 李某，男，25年工齡，高中文化，已婚，2000年被買斷，買斷前在吉化大集體當過工人和基層管理者，屬北方公司。企業改制集體變民營以后，直接被劃撥到海特化工廠，做化工工作，屬于吉化集團。李某對買斷以前的工作都比較滿意，而對買斷以后的工作則不太滿意，原因是他認為現在是給私人打工，企業性質不好（原來在國有不用倒班），現在需要倒班，被人管治，對工人要求太嚴格，而且沒有前途。如果讓他再次選擇的話，他還是原意選擇國有企業，因為國有企業各個保障全。說到下崗離職的問題他認為是大勢所趨，主要是因為企業經濟效益不景氣。他認為現在的生活就是維持，他對未來也沒什么具體打算，想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了，對社會的期望就是掙錢越多越好！ 個案4（想再就業卻沒有機會再就業）： 撫順市耐火廠下崗工人 翟某，男，1958年生人，20年工齡，教育程度初中，已婚。下崗前是撫順耐火廠的工人，下崗后沒有實現再就業，沒有再就業是因為工資待遇沒保障，工資待遇太低，和所付出的勞動不成正比。他認為國企改革并沒有改好，權力交易嚴重，基層政府不作為，是政府造成的國企人多，改革應該一步一步來，如果銜接不好容易造成社會紊亂。目前翟某沒有收入來源，靠妻子養活。但是如果讓他再就業的話他還是希望能進國企，因為國企工資穩定。再就業覓職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問題是年齡、技術和勞動報酬無法得到保障的問題。他認為目前的生活就是饑寒交迫的生活，三月不識肉味。未來也沒什么大算了，認為學什么也沒用了，零工市場已經超飽和了。對社會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給他一個公道，保障他的基本生活，還認為企業應該承擔一部分社會保障，并且由于醫療保障不能個人辦，所以企業應該給下崗工人辦理集體醫療保障。 個案5（生理不允許再就業，等退休）： 撫順西露天礦下崗工人 張某，男，1960年生人，20年工齡，初中，離異，生活來源靠孩子贍養和低保。2001年下崗，下崗前屬撫順西露天礦礦工，下崗后一直沒實現再就業，主要因為自身有心臟病。如果讓他選擇再就業的企業性質，張某還選擇國有企業，認為國有企業好干活，工資和工作都穩定。他認為自身下崗是社會原因造成的，但他認為不可能實現再就業了，最大的困難就是自身有病找不著工作。目前的生活只能吃老本、喝粥。對未來也沒什么大算了，就等著領退休金。希望社會能給下崗工人點補助，提高其生活水平。 下面我們就上面五種類型的典型個案的描述進行對比與分析，從他們對自身情況的敘述中找到一些下崗職工再就業困境的原因，并表達這些下崗職工對社會的希望，使我們能夠重視中國工人的發展狀態，防患于未然，為社會的和諧發展盡一份綿薄之力。 40、50的國企情結 通過上面幾種情況的典型個案，我們發現年齡因素在再就業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較為年輕的人（70年代出生的人）更容易沖破原有的鐵飯碗的計劃經濟幻想，試圖趁著年輕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重新塑造自己的職業前途。而40、50的下崗職工則多數還對國有企業保有較深的幻想。從個案一和個案二我們能夠看出來，兩者都屬60年代后期、70年代的人，在下崗之前都做過不同程度的再就業準備。個案一的被訪男士早在1996年就意識到柴油機廠的落后的管理體制，他用“混”來形容廠內職工的工作狀態，從那時起他就已經給自己放假，從“適應單位” 走向“適應社會” 的道路，這一步看似輕松，實質上對50、60年代的老工人來說卻是極其難走的一步，他們從未想過自己手中的鐵飯碗也有破碎的時候，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作狀態仍然抱有幻想，并且這種幻想根深蒂固，對企業改革的內涵認識不足，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作模式使他們中毒頗深。即使在下崗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情況下仍然對國有企業的工作狀態保有極深的依戀和幻想，如當我問到40、50歲數的李某、翟某、張某在再就業過程中是會選擇國有企業呢還是私有企業時，他們的回答分別是“那當然（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總的來說他的各個保障全。”“當然是固定職業了，收入穩定”“還選擇國有企業。因為國有企業好干活，個人的不好干，國有企業我還是喜歡的，不管掙的多少，干活也穩吶，有把握。你給個人干吧，這個錢不準稱，你給個人干了，今天不給你錢、明天不給你錢，犯不上。國有企業到號就開支。”其實以他們現階段的人力資本已經很難再進入到國有的體制內了，在他們被信賴已久的計劃體制排斥時，他們依舊保持著高度的幻想，頭腦中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迷霧仍然不能被市場經濟模式的大勢驅散，也許我們也可以說這是40、50人員的國企情結。這也使他們在再就業的過程中與心中所想有極大差距，很容易產生不滿再就業和消極不就業的現象。 下崗工人看下崗 從這五個典型的案例的對比來看，較為年輕的實現了滿意再就業的個案較為傾向于市場競爭和效益歸因；而未實現再就業的40、50人員，生活境遇較差的案例則更傾向于管理體制、腐敗、社會政策的歸因，認為市場競爭失敗是管理體制失敗導致的。并且認為這些政治體制因素會嚴重破壞社會穩定。如翟某認為國企工人下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交易”，他舉了個例子說：“特鋼原來效益特別好，薄熙來上臺以后，大連鋼廠瀕臨倒閉，它通過權力，就把大連鋼鐵廠合并到特鋼了，迫使特鋼把原有的資金投到那個廠去，扶植那個，大鋼扶植起來，現在他不行了。”張某則認為是“社會造成的”，如他說到：“集體工人都下崗那不是社會原因嗎？社會造成的嘛。個人來看重體力活兒干不了不是還能干點輕巧的嘛。社會造成的給你攆回家了，單位啥也不管了。所以說是社會的問題。像我們這三口人給低保才給一百多塊錢，水電房錢什么都得交，所以根本就不夠，所以說花家底兒，花了拉倒。” 下崗工人看生活 從完全自愿下崗，滿意再就業的劉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被訪者談及將來的時候是充滿希望的，仍認為自己能夠有機會實現自身的價值，對自己的抱負仍然存在堅持，而起現階段的生存條件其也認為足夠滿足其家庭需要，相比來說是比較理想的狀態。而半自愿下崗，滿意的再就業的宋某，對目前的生活評價就更為積極和直接，其認為“我感覺挺好”，并且她在訪談過程中不斷流露出滿意的言語，但是對實現自身的價值期望不高，更為實際一些，認為只要能維持現狀掙錢、吃飯、養孩子就行。案例3不滿意再就業的李某雖然成功實現再就業，但他始終被體制安排，從管理者走上工人的道路，進行倒班，實非其所愿，但由于工資還可以，所以對生活也要求不高，有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意味。案例4想再就業卻沒有機會再就業的翟某和案例5因生理而不能再就業的張某這兩個40、50的沒有實現再就業的被訪者則大有被社會拋棄之感，用“饑寒交迫，三月不食肉味”和“就是喝粥，喝粥都強維持”表現了其生存的悲慘境遇。幾種不同的案例對現在生活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層次，反映出了幾種不同的下崗后的生活狀態和境遇。 下崗工人看未來 我們在關注了當代工人的現實生存困難和生存境遇之后，我們更應該關注他們的未來。下崗了并不等于不存在了，下崗后的工人們或是以體制外的工作方式存在，或是完全被放逐于社會，我們不能對其進行拖延的方式讓純粹的時間去解決一切問題，雖然“眼不見”，但是我們應該去“心煩”，為40、50的下崗職工的未來做一下打算，雖然對他們來說想達到的未來已不是什么光輝的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僅僅是老有所養、老有所撫。從上面幾種案例的對比中我們發現下崗對于有技術和年齡優勢的人來說意味著更多的選擇和機會，他們的未來想的是怎樣晉升，實現自我價值。如當問到主動下崗實現滿意再就業的劉某未來有什么打算的時候，他認為“晉升，發展的空間還很大”；而對于一部分40、50人員則意味著失去就業和機會，沒有打算成為了他們唯一的打算，如：“就這水平了，保持現在的水平。不想做別的了，還做啥啦！”，“就等著到年齡退休唄”。 看當代工人的希望 對于當代工人對社會的希望，我想只有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才能真正表達他們心聲，而任何轉述性的文字都會抹煞他們的真意。所以我們將不加修飾的將當代工人的希望呈現如下： 下崗工人的希望： 案例1（長春柴油機廠）：社會需要良好的公平競爭的環境，這是對企業來說；對個人來說沒有找到地方的下崗職工，社會應該提供再就業培訓，也出去看看，學習總是有好處的。 案例2（長春拖拉機廠）：希望貧富差距不要太大，因為那樣容易引起社會的混亂和社會不穩定因素。 案例3（吉化化工）：掙錢越多越好唄！ 案例4（勞動力市場）：社會應該給我一個公道，我應該得到的應該給我，從我現實說，國家法律有規定，保障工人最基本的生活，你這生活費該給我。還有就多了去了，第二個社保的事，企業你應該承擔，應該替我交，現在企業應該承擔的這塊他不承擔，靠你個人去交納。醫保這塊，它應該給我辦，你靠我個人能力去辦這個醫保，人家現在個人不給你辦，必須企業集體給你辦。說白了講話，老百姓的話，沒人管你。 案例5（撫順西露天）：我期望這個社會負點責任，對下崗人士能開點工資啊，補助點兒錢吶，希望生活能夠提高點兒，這就是最大的希望。 案例6（吉林鐵合金）：國家富強昌盛，老百姓能吃上飯，退休工人能開出資就行，最低要求。 …… 在職工人的希望： 案例1（系露天選煤廠工人）：從我們這看呢，就是給那些下崗的找不著工作的人給他們政策，就業比較難，因為他們收入比較低，他們呢，太差的活還不愛干，好的活還找不著。這樣的人挺多。 案例2（放炮工）：咱煤礦工人就是錢少。以前經濟全靠咱煤礦，一沒煤了就讓咱下崗，都說這是卸磨殺驢，咱露天礦工人苦。七點多就下坑，環境差，危險性大。你像這天（28度）這么熱，坑下就得39、40多度。沒有希望，就是失望。 案例3（鋼廠選料工人）：我目前希望社會能給點補助。 案例4（選煤廠提升工）：穩定、安全。 案例5（撫順鋁廠）：期望各廠礦效益好一些，生活有保障，社會閑人少，這樣社會治安有保障，這就好。 案例6（撫順石油三廠）：每個人都有飯吃，有好的環境，住房，經濟收入，人的精神面貌。精神面貌體現在人的生活狀況好了之后心理狀況。石化三廠精神面貌挺好的，內退2000多人，社會保障照發。下崗都是不好好干活的，過去國家減員增效時也沒有。好的精神面貌在我們那怎么體現出來的呀？比如，那個老師傅往那一坐，一個月一千八九拿著，精神面貌的體現。 案例7（吉林鐵合金）：沒考慮這些事。 ………… 結語：等待是辦法嗎？！ ——對下崗工人階層未來命運的擔憂 實際上在很多失業問題嚴重的城市，政府部門已經拿不出什么對策。一位學者曾經問東北某市民政局的官員：你們現在是不是想等著下崗工人熬到退休年齡，用時間過濾去這一代人的問題？沉默了片刻之后，官員的回答是：沒有更好的辦法，現在也只能這樣。 等待真的是辦法嗎？ 我們耳邊無數次的回響起下崗工人的一句話： “沒有希望……全是失望……” 等待意味著下崗職工要永遠承擔改革的代價，意味著他們的生存得不到保障，他們的存在得不到尊重。他們的價值已經不被社會承認，他們的利益也正在被社會淡忘。然而忽視他們卻是危險的，作為一個擁有強組織性和共同利益、情感的階層，他們具有強大的集體行動能力，能夠強有力的沖擊現有社會結構，影響社會穩定。更為嚴重的是等待還意味著他們的生命健康得不到保障，他們的下一代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從個人生計的角度看，這將造成他們失去平等參與社會競爭的機會，陷入貧困的循環；從整個階層發展的角度看，這會造成他們向上的社會流動受阻，喪失與社會結構和制度進行“對話—建設”的契機，永遠被社會邊緣化…… 等待會讓這一階層徹底失掉他們的未來—— 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指出：東北許多失業現象嚴重的城市之所以還能保持穩定，主要是因為下崗失業人員把對自身的關注轉移到下一代身上，一旦他們的這一關注落空，認識到整個階層已經失去了希望，就會引發嚴重的社會騷亂。 重視子女教育是下崗職工的普遍心理。改變命運的要求和現實處境的艱難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子女的教育支出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沉重的負荷。調查中一提起這個話題，我們的受訪者臉上就立刻寫滿了不安和憂慮。他們了解自己的能力，雖然他們想盡辦法、不顧一切的積攢著這筆巨款，但更多的時候那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天文數字！ 在吉林鐵合金廠家屬區中中我們遇到了一對夫妻，他們承包了鐵合金廠的一個存車棚。我們分別對夫妻兩人進行了訪談。 以下是對女主人的訪談內容的一部分： “……我屬于大集體的，我愛人是國企的工人，……那時候工作熬的身體也不行了。現在沒辦法了，自己承包一個車棚，黑天白天的熬，季度好啥的一個月能掙六七百，冬天也就二三百。而且成天在這吃在這住，為了孩子我也沒有辦法，現在每一步都是生活所迫啊。干這個也是沒辦法，兒子在本溪上大學，一年得不少錢。” …… “你有過生活或者生存的壓力嗎？” “有，就是孩子上學。你說好不容易考上了，不能不念啊。兩人工資好像幾乎就是供孩子一個了。人家條件好的大吃大喝的，但是咱們精打細算好像都不夠孩子的。等他畢業了我是說啥也不干了。熬得不行了。” 這對夫妻靠自己的血汗承擔著孩子的教育費用，可是那些生活來源得不到保障的父母，他們的孩子該如何接受好的教育，如何更好的成長和成材呢？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是不是應該引起更多人的重視呢？ 訪談中我們聽到了太多這樣無奈的訴說： “……我沒有錢，我有錢，我姑娘我也（能給）培養上大學了。我姑娘一米七三，長的也行，個兒也行，就是一樣，交不起學費念不了。那模特學校（學費）一年五千多，加上住宿啥的一千，得一萬多，你說這好幾萬上哪要去，誰供得起啊，要不我姑娘早上大學了……” “現在上個學就是要錢……原來一個班上50多人，上到初二就剩十幾個在哪學習的了……” “有時都不想活了啊。沒有生活來源呀……你就等著餓死，……這下崗那下崗，飯都沒有吃的。孩子大了上學你能不愁嗎？現在供個大學多少錢，掙多錢的孩子能上學，當父母的沒能耐的，孩子大了將來上學不就完了嗎？現在孩子上學交學費咱父母都累，別說上大學了。對不起孩子啊，孩子以后咋整？……” 眼前的現實讓我們不禁要問這一階層未來的命運將會怎樣？ 下崗職工可以等待退休，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呢？ 這個階層還能等待下去嗎？ 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會隨著時間的沖刷成為歷史的陳跡，但我們卻有充分的理由為這一階層的發展擔憂，為他們的下一代擔憂——他們的命運關系著未來中國社會的結構和秩序。 在這里，我們的全部理想只是——為這一階層的未來贏得尊重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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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荷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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