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外匯儲備看中國的依附性經濟的發展

作者：史翼  來源：馬克思主義評論網
 

中國的兩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怎么用，這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界為人津津樂道、爭論不休、樂此不疲的問題：錢實在太多了，都放一個籃子里不安全，還是分開裝吧；都分開也不一定好，關鍵還是多樣化，賣點國債，投點地產，賣點石油，換點黃金；多樣化也不見得好，還是拋掉一部分的好，以后少賺點；拋了也不行，會造成美元更大的貶值，而且少買也不行，那樣美元就不堅挺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們的熱心勁不下于那些熱衷于炒股的家庭主婦討論股市行情。這似乎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就是中國實在太有錢了，已經多到發愁該怎么花了。事實又是如何呢？前幾天傳出消息說中央政府代發地方政府債券2000億，只待3月全國人大的最后審議了；又說2008年前9月地方財政赤字6728億；昆明市委書記仇和也發狠話說誰招商引資不力誰就滾蛋……可見中國的確沒錢。于是某些所謂經濟大師又跳出來說，一個是外匯一個是內部財政，此二者是八桿子搭不上關系。不過那只是他們故意混淆視聽或者幼稚無知而已。正如一個人外表的精神亢奮、體力旺盛和內部的內分泌失調、神經錯亂不可能不無關系。當然在既定的條件下，來討論外匯儲備的結構、使用，以便讓這些現有的前能夠保值或者最大地發揮用處的確很有必要，正如一個精神亢奮、精力旺盛的人總不能讓他一直亂嚷亂砍，總得先想辦法把他的嘴堵起來、手綁起來的。但是一當老百姓具體討論到外匯儲備的處理時，一些所謂高明實則心眼扭曲的經濟學者立刻就將問題轉向“要不要將外匯儲備分掉”這樣庸俗的討論上面去，然后對老百姓進行嘲諷和“教育”，似乎外匯管理是門高深的學問，老百姓不應該摻和，這樣就把老百姓的一切權力抹殺，完了只能像在其他一切問題上聽“經濟學者”們忽悠。

所以在討論外匯儲備怎么用之前，我們先看一下看些外匯儲備是怎么來的，又為什么會，而且來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高，是很有必要。而且這個也遠比討論外匯本身要來得重要，這才外匯儲備問題的根本。

任何人造衛星上天總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而且這是一個越來越快的過程。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到現在這個天文數字也是如此。中國的外匯儲備在改革開放之前一直都維持著一個比較低的水平，沒有一年是超過10美元的，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當時中國長時間受帝國主義封鎖，國際上的經濟往來受到嚴重的限制，雖然在艱難的擴大著，但總的來說規模不大，相應的交換手段也不豐富。其次，中國的生產的絕大部分產品是用于國內積累建設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用于跟國際市場交換創造利潤，所以創造的外匯也不大；并且創造的外匯大部分也用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最急需的技術、裝備、原材料和文化的進口上，所以實際儲備量也不大。第三，中國具有完整、堅實、強大、健康、穩定的國民經濟體系，而且獨立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并不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周期性危機的影響，也不受投機資本的沖擊，所以，沒有必要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來現實自身經濟狀況的良好。這是人造衛星的起飛階段，這時候人造衛星受地球引力絕對地控制。

從改革開放到1993年是一個相對平穩的增長階段，我國外匯儲備從1981年的27.08億美元增長到1993年的217.12億美元。這主要是改革開放的功勞，是對外經濟交往日益頻繁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吸引外資、增強自身融資能力從而在沿海地區實施“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的必要保證。這是人造衛星上天在低軌道繞地飛行階段，還是受地球引力控制的，而且在這個階段衛星如果不繼續往上升的話，則遲早要從這個軌道掉下來。也即中國的對外開放不可能長期維持在“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的階段，如果中國的市場經濟不進一步擠壓計劃經濟的空間從而獲得獨立、外資投資的領域和程度不進一步加大，那么原有的計劃經濟就必然要控制、引導這個市場經濟和吸收、改造、控制這些外資，而后者無疑是鄧小平等“有中國”改革派所極力避免發生的，于是1992年的春天適時到來，外匯儲備這個人造衛星也必然隨著這個春天而到達一個更高的軌道。

從1994年開始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到2000年已經達到1655.74億美元的規模，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匯儲備國，在這七年時間里，中國的外匯儲備平均每年凈增長超過兩百億。這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特別中共十四大全面確立市場經濟改革后，中國經濟全面市場化、進一步向外資開放、最終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的結果，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與此同時，年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也于1994，1996年進行改革，實施了匯率并軌、取消外匯留成、銀行結售匯制、成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等舉措，也正是順應這個大的政治經濟發展趨勢的。而1998年亞洲和巴西、俄羅斯金融危機，對正在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國經濟也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使得進一步增加外匯儲備的厚度是維護、增強中國經濟和金融穩定和安全的必要保障的觀念，成為當時國家領導人和經濟學界的共識——在不斷融入全球化過程中，只有掌握足夠多的外匯儲備，才能夠抵御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維持人民幣的穩定、提高對外資的吸引力。而這也正是外匯儲備的人造衛星從低軌道飛向高軌道的啟動器。

到高軌道后，人造衛星已經不完全受地球引力的控制了，它可以比較輕易地掙脫地球的引力，飛向自由的太空。而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開始大規模的經濟社會改革，國企私有化、工人下崗、三農問題持續惡化，以及教育、醫療、住房等全面推向市場，使得中國的國內市場嚴重萎縮，為保持中國經濟的穩定和較快增長，中國領導人不惜一切代價要求加入世貿組織，而且他們也如愿以償，這是的中國的市場和生產領域向外國資本全面開放，而且原有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規模迅速擴大，使對外出口和外國投資（投機）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中國經濟正式與國際接軌，從此被牢牢地捆綁在美國所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當中。此后中國出口、外國直接投資和熱錢迅速擴大，外匯也儲備呈現飛速增長，到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0663億美元，終于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而這巨額的外匯儲備不僅僅是中國外向型經濟交換的結果，也是保證在中國投資的外資的利益、從而是中國經濟穩定和安全的必要條件，也即是國際大資本和國內買辦資本的要求。終于，外匯儲備這個人造衛星逃脫了中國經濟的引力控制，開始投向茫茫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而它所服從的就不再是中國經濟的規律了，而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的規律。而2006年中國的金融領域也全面開放之后，巨額的熱錢蜂擁而至，一方面推高中國的資產價格，也迅速吹大中國股市泡沫，中國的外匯儲備也開始脫離中國政治的控制。于是在此后的兩三年中幾乎不以中國的政治為轉移迅速地膨脹，即使是在美元迅速貶值、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外匯投資嚴重虧損、金融劇烈震蕩的情況下，這個增長的勢頭也沒有任何緩解。

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是跟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不斷開放、不斷被固定在世界分工的底層、不斷失去獨立性從而不斷依附化、以及不斷為外國資本所侵略和控制和官僚資本不斷買辦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外匯儲備這個天文數字是怎么積累起來的了：

首先，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用大量寶貴的資源能源和慘痛的生態環境代價換來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主義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創造了比以往所有歷史的總和還要大的生產力，而中國的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則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制造了比中國以往所有歷史的綜合還要大的資源消耗和生態污染。盡管中國的經濟已經順利地融入了世界經濟，然而這個融入卻沒有什么值得慶祝的，相反它的滋味是非常苦澀的：中國是以“世界工廠”（而不是自我炫耀的那樣以“世界工廠主”）的身份進去的，在世界經濟分工當中，中國經濟處在極其的底端，不僅資本、技術、市場都控制在別人手里，甚至生產本身（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生產）也由別人說了算。大多數中國企業、特別是出口創匯企業不僅是低技術含量、低勞動附加值，并且高能耗、高污染，更為致命的是這些企業對自己生產、銷售到發達國家的產品幾乎沒有任何的定價權，利潤往往被壓得低而又低。所以這些企業在消耗了大量我國本來就稀缺的資源、嚴重破壞了我國本來就極端脆弱的生態環境的之后，實際上并沒有創造太多的利潤。但也就這么一點微薄的利潤都用于國家外匯儲備的積累了——當然官僚們為了這個積累過程能夠進行，發明了出口退稅的制度，用國家的錢來對出口企業進行補貼，以讓它們繼續這個賠本的買賣。也就是說在出口創匯的過程中中國老百姓一方面要給國際資本補貼以便它們購買中國的產品，另一方面還要對中國的出口企業進行補貼以便它們繼續出口。中國的官僚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是這樣用子孫后代的資源環境和老百姓的血汗來慷自己的慨的。難怪中國民航可以財大氣粗地一次訂購波音客機70架，近期總共訂購150架。不知道這150架飛機要挖多少尺的地皮、砍多少畝的樹、死多少煤礦工人。

其次，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以犧牲國民的收入和福利換來的。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被我們的官僚和經濟學家所津津樂道、引以為豪的現實，并由經濟學家恬不知恥地稱之為“比較優勢”——當然這些經濟學家都是缺心眼的，他們在談到中國資本家的比較優勢的時候，卻只字不提中國勞動者的“比較劣勢”。實際上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遠不止于此，因為中國除了大部分工人拿低工資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甚至連工資都拿不到；而且所有這些工人們都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他們失業了只能挨餓，病了只能扛著，受傷了只能滾蛋，老了只能等死；沒有任何部門會為他們爭取哪怕一丁點的合法權益，一當他們自己起來爭取的時候卻隨時都有可能被安上“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的罪名，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關系著國民素質和民族未來”的教育培訓說也是“誰投資誰受益”，所以要他們自己掏錢，掏完錢之后告訴你不應該“挑三揀四”，只要滿足于低工資、無福利，就業絕對不是問題。

再次，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是官僚的“政績”換來的。一直以來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的GDP是考核這個地方或部門的官僚“政績”的唯一標準——雖然口頭說也有其他的標準，但這些標準基本不重要——在集體和國有企業變賣、廣大中小資本慘淡經營、國內市場一片蕭條的情況下，招商引資特別是招外商引外資和商品出口便作為拉動地方經濟發展僅剩的兩個法門。于是在官僚當中一方面普遍出現了仇和式的招商引資，引起國際上各種各樣熱錢冷錢都涌進中國；另一方面就是從中央到地方不斷派出各種考察團、代表團、洽談團全世界去推銷產品。另外，中國的外匯儲備管理從來都是少數人的事，老百姓無權過問，所以控制著中國金融的官僚們紛紛打起這些外匯儲備的主意，在巨額的外匯儲備的管理、投資、操作當中攥取巨額的利益。這個在香港太陽報《中國金融派系傾軋爆出驚天黑幕》一文中已經揭露得淋漓盡致。所以保持巨額的外匯儲備、保持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是這些官僚的利益所在，也是他們的利益保障。

最后，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是國際資本威逼利誘訛詐來的。外匯儲備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國家進行國際經濟交往中保證自身的支付償還能力，從而保證自身經濟體的穩定和安全。這在資本主義商品交往中是必須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在商品交往中只需保持與一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交往規模相當的外匯儲備就可以了，不必無限積累。但是在完全開放的、并以美國為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資本自由化和金融投機改變了這一切。因為在國際上游走的、且數額巨大的金融大資本通常可以通過在開放的證券和外匯市場上的投機炒作來制造各種金融危機來謀取暴利，而這些金融危機往往與一國的經濟規模和國際經濟交往總量沒有太大聯系，從而使一國在危機是需要巨額的外匯（通常是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元）進行償還。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各國不得不紛紛擴大自身的外匯（主要是美元）儲備規模——歷次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讓每一國家都不得不服從于這個規則，即使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日本也不能例外。當中國行高彩烈地向世人宣布，成功加入世貿組織，與國際接軌，全面開放經濟和金融的時候，中國就已經跳進了美國所設定的陷阱中了。這樣中國的外匯儲備瘋狂的增長也是情理之中的了，因為不是中國政府讓它漲的，而是國際金融體系的運行規律和國際金融大資本讓它漲的。而且這些外匯儲備一旦漲上去，在中國經濟體不發生嚴重問題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再降下來的，因為外匯儲備不斷地增長就是維持中國經濟穩定和增長的必要條件。一旦這個增長變慢或者停止，國際金融資本立刻通過美國的金融市場和美元的貶值來影響中國的經濟。所以中國的外匯儲備除了不斷地增長，別無出路。

事實上，當一個國家深深陷入到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全面地開放國內市場和金融產業、允許國際資本自由流動的時候，巨額的外匯儲備并沒有太多的現實意義，首先這并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市場穩定和金融，這個在歷次的金融危機、特別是日本的經濟衰退中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其次這些外匯儲備的數量并不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實際需要和獨立意愿，而往往是取決于美國金融體系、也即是主導美國金融體系的少數壟斷大金融資本的實際需要和獨立意愿，它們才是當前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魔術師；再次，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的結構、使用也并不由這個國家來決定，更不是由這個國家的經濟學家來決定，這也是中國只能將絕大部分的外匯儲備放到美國的金融市場上，而不能將其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或其他外匯儲備的主要原因。外匯儲備名義上是中國的錢，但是，一當進入到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時候，這些錢就不完全屬于中國了，而必須服從資本運動的規律，服從國際大資本所建立的國際金融秩序，就像一個突然爆發的房地產商，雖然手里攥著大把的鈔票，但是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中，他卻不能隨意揮灑，只能重復地投進房地產市場中，而且在服從于更大的官僚壟斷資本的意愿。

這就是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由來、為什么必須保持這么高的儲備。這也是任何一個陷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當中、依附于美國經濟的經濟體所不可避免的——其他國家沒有中國這么突出只在于它們的經濟規模或者不如中國這么大或者沒有中國經濟那么開放那么自由那么具有依附性。

盡管中國的官僚買辦們在每一次國際會議上都嚷嚷要建立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然而它自己卻日甚一日地陷入到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個泥潭當中不能自拔。但按中國的官僚買辦和所謂經濟學家卻睜著眼睛說瞎話，說什么“順應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全球化潮流”的鬼話來安慰自己和欺騙老百姓。所以，中國的官僚買辦們對中國全面融進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國經濟牢牢地依附于美國經濟這個事實并沒有什么不滿，相反它們都認為不壞，因為這樣至少是拉近了中美關系，使中美的利益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而使中美成為一個利益攸關的整體。維持巨額的外匯儲備、購買大量的美國國債正是為了維護美國經濟的穩定，從而也是維護中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當然這也只是漢奸買辦們編造的無恥謊言或者少數幼稚的人的幻想而已。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在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沒有哪個國家真正跟美國是一個利益的整體；從來都只能是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捆綁在美國國家利益之上，并服從于美國的國家戰略，而且在必要的時候美國會毫不猶豫地出賣這些國家的利益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幾十年來歐洲、日本、印尼都向我們提供了這些活生生的例子。

在現在中國已經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并且國際金融持續動蕩的情況下討論是否需要再增加外匯儲備、是否需要增持美國國債，是否需要改變當前外匯儲備的結構等這些問題，是很有必要。但是絕不能像少數人所鼓吹的那樣，把外匯問題僅僅局限于此，那樣必然只會落入買辦們設定的陷阱中，因為這些討論的結果都只能是必須增持——可能結構會有稍微的調整。所以我們必須跳出這寫狹隘的視野，把中國外匯儲備問題放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層次下來看，才可能找出解決的辦法。

中國很缺錢，這是確定無疑的——不僅基礎建設缺，改變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也缺，不僅改善民生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也缺。而巨額的中國外匯儲備如果能夠轉化成國內現實的投資，那么這對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無疑是意義非凡的；或者能夠改變現在外匯儲備只能增不能減、只能把國際貿易的剩余投到無用的美國債券市場上的尷尬局面，讓新創造的外匯切實用于國內經濟社會，這也同樣對中國的發展有重要作用。但如上面所述，所有這些的前提就是必須堅決、果斷、徹底地從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當中獨立出來——這種獨立不是說完全脫離和斷絕關系，而是改變當前以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和經濟結構，支持中小民族企業的發展，保護、開拓、活躍國內市場，加大科技研發、推廣的投入，斬斷對國際資本的依附關系，讓經濟的發展完全服務于國民而不是國際大資本和少數官僚買辦。而所有這些反對美帝國主義經濟霸權、爭取民族經濟獨立的斗爭，必然是和反對大官僚大資本大買辦的民主斗爭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民有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參與，任何維護民族利益的斗爭都不可能展開，更不可能取得勝利。（馬克思主義評論網 www.review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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