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那些所謂“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和企業領袖們，一直為貧富分化的正當性而辯護。他們的理由是：競爭就會有輸贏，有輸贏才會產生效率。先富起來的人，即使揮霍無度，錢也會花在自己的社會里，刺激需求。這就是西方著名的“垂滴說”（trickle down theory）。其意思是，政府與其增加社會福利，還不如大肆減稅。其結果雖然是政府的收入減少、對窮人救助不足，但那些富人和企業從減稅中得益后，會通過自己的開支來刺激全社會的經濟增長。這是增進社會福益的更有效的辦法。據說“垂滴”這一詞的發明者是喜劇家Will Rogers。他在大蕭條中曾開玩笑說：“要把錢都攬到富人手中，希望那錢會垂滴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
　　此說在中國當然不是笑話，而是頗為主流的理論。比如我們都非常熟悉某大經濟學家的“保護富人說”（名字不敢提，因為怕稿件被槍斃）。這位大經濟學家也有位大富人作盟友，稱窮人的真正利益就在于看著他多掙錢，因為他掙得越多就交稅越多，這樣國家才更有能力照顧窮人。
　　如今中國經濟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出口急劇下降，國外市場靠不住，“拉動內需”則成了走出困境的主要途徑。不用說，窮人一無所有，無法指望他們消費，現在正是富人們大顯身手的時刻。可惜，有種種跡象表明，在這種困難時期，第一個背叛中國經濟的就是富人集團。
　　二月三日，《紐約時報》經濟版刊登了一篇發自香港的報道：《中國人正在海外花更多的錢》。這里的“中國人”，實際上指的是中國的富人。該報道說，因為經濟危機，香港的珠寶銷售下降了9.8%，反映了香港人正在勒緊褲腰帶。但是，今年新年大陸人在香港購買珠寶的數量卻比去年增長了50%。香港珠寶店了老板介紹說，這些大陸富人購買的是五克拉六克拉鉆石的耳飾，也就是說每單只耳飾要三克拉的鉆石，相當可觀。再有，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正在坍塌之中，很多家境很好的階層也不得不變賣家產。但是，中國的搜房網正在組織中國的富人們到洛衫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紐約等地去“抄底”。這些地方，無不是美國房價最高的地區。有的城市中等房價就在百萬美元上下。可是，這個“抄底團”本來計劃四十人，因為想去的人太多，在出發前一個月就沒有位置了。
　　讀了這篇報道，也許有些人覺得很長中國人的志氣。俗話說真金不怕火煉。碰到這么大的經濟危機，真掏得出錢來的還是咱們中國人。房地產大鱷任志強最近去了趟美國，看見許多中國人在那里狂購，在賭城里也看到了許多中國賭徒，于是愛國主義情緒大發，在自己的博客中豪邁地寫道：“曾幾何時，被美國人看不起的‘東亞病夫’如今已成了美國奢侈品消費的座上客，也成了賭城貴賓室中的大亨。美國的金融危機已危害到相當一批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而中國的騰飛則讓更多人可以實現美國夢了。”也怪不得在達沃斯國際經濟論壇上，世界各國都指望著中國來拯救自己的經濟。不過仔細一想則不是滋味：同一天的《紐約時報》還報道，目前中國的農村民工中，七個人就有一個失業。如果這些富人在國內花錢，那么不管怎么揮霍無度，他們的財富確實還能夠“滴垂”到窮人的頭上。那么幾滴水雖然不解渴，但總比沒有好。遺憾的是，他們沒有選擇這樣作。
　　我這里倒不是想對中國的富人進行道義的譴責，而是希望指出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甚至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事實。傳統發達國家的富人階層，其財富向下垂滴的比例確實比較大。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富人階層，特別是急劇發展起來的國家的暴富階層，其財富向下垂滴的比例很小。道理很簡單：富人享受的是最精致的生活，需要的是最精致的產品。這些產品，除了鉆石等等需要依賴自然資源外，一般都是在生活水平比較高的發達社會才能出產。比如，在一個大多數還吃不飽的國度中長大的人，很難想象私人包機、私人游艇上的種種講究。這樣的產品，只能讓那些最接近也最理解這種生活方式的人來設計制造。結果，發達國家的富人享受的高檔商品，多是發達國家自己制造的。發展中國家的暴富階層，其收入和本國老百姓相距過于懸殊，但心理上比起發達社會的富人來有強烈的自卑感。為了克服這種自卑，表示“老子并不比你差”，他們在消費上就特別喜歡攀比，喜歡購買洋貨，一來質量好，二來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份。這就使他們在消費上背叛造就了自己的經濟。為任志強所洋洋得意的中國富人在美國瘋狂購物、瘋狂賭博的情景，就是這種背叛的真實寫照。
　　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在后發展國家中，走均富之路的社會總比走貧富急劇分化之路的社會要健康。日本是前者的一個典型。關于日本，有許多神話。比如企業總裁的收入不過是本企業普通職工的十倍、企業破產時老板經常把最后一點錢分給職工然后自己自殺等等，不可信以為真。但是，這些神話，總有若干現實基礎。日本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小的國家之一。到六十年代初時，全民醫療保險、終身雇傭制度等等就已經確立。日本窮時，沒有多少大款能到國外揮霍，即使偶爾有些也無法成為炫耀性的時尚。日本富時，則幾乎全民都成了被世界旅游業所追逐的富裕游客。再看日本的國內市場，“國產”經常是昂貴的同義詞，“進口”則有廉價之含義，不管是從中國進口還是從美國進口。
　　中國過去的經濟政策，一直強調“改善投資環境”，要讓企業賺到錢，對弱勢階層缺乏保護。其意圖不能說不好：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后，其財富就能迅速“垂滴”到下層社會中，使窮人受益。殊不知，如果在這條道路上走得過遠，則會使貧富分化迅速達到驚人的地步。當中國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創造了一個巨富集團、使他們的消費能力遠遠脫離本社會的正常水平時，他們就不在本社會消費了。比如去年香港（也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地區之一）的富豪趙丹陽，就以221萬美元之巨競得和股神巴菲特共餐的機會，讓巴菲特本人也吃驚不已。按說巴菲特是股神也是慈善家。他一輩子的所得都如數捐了出去，當然不會圖趙先生這221萬美元了。這些錢，據說都將用來幫助舊金山的窮人和無家可歸者。可是，舊金山實際是個滿城富翁的地方。許多無家可歸者在那里安營扎寨，一個原因就是條件太好了：氣候適宜，特別是冬天很溫暖，無凍死的憂慮，而且當地人對無家可歸非常慷慨。無家可歸者固然可憐，但舊金山的無家可歸者至少在無家可歸者中屬于比較不那么可憐的一種。再看看中國，人口是僅有七十六萬多人的舊金山的一千七百多倍，況且窮人比率比舊金山高得多，救濟窮人的資源比美國也少得多，更需要幫助。拋開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僅僅以一千七百多的人口倍數來乘一下，那么，趙先生如果對中國的窮人有對舊金山的窮人同樣的同情的話，給舊金山的窮人221萬美元，就應該給中國的窮人三十七億美元。可惜，即使他想把自己的財富“垂滴”下去，也輪不上造就了他的社會的老百姓。
　　我在這里不是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提醒我們的社會：不患不均則必患寡。社會公平問題不及時解決，遲早要影響社會的效率。如今中國的老百姓太窮，靠他們創造不出內需來。這就需要政府站在他們一邊，幫助他們創造出內需來。具體的說，政府刺激經濟的計劃，除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外，還要加強社會服務的含量，比如，醫療、教育、退休金等等。在這些領域，因為長期欠債過多，要補的洞非常大，僅此一項就可以創造出足夠的內需來。比如，政府可以給所有農村戶口的孩子一個“教育紅包”，其數額足夠支付這個孩子到任何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基本費用，并規定任何學校不能拒絕接受。這樣我們才能創造不同的下一代，不同的未來。至于哪個房地產商要破產，那實在不是政府要操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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