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改革”、“否定改革”是個偽命題
 
 
曾峻 　　 2009-1-23 　　 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2006年3月，胡錦濤同志“兩會”期間發表關于改革的講話，標志著歷時兩年的改革爭論塵埃落定。黨的十七大報告用一部分專門回顧改革開放歷程、總結改革開放經驗、堅定改革開放信念，此后有關改革的言論基本上以正面表述和肯定的居多。在迎接即將到來的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2008年，所謂“負面聲音”更是銷聲匿跡。社會上果真出現過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嗎？這場改革爭論果真一無是處、要全盤否定嗎？

2008年春節，筆者按時間線索重新收集、整理、研讀了2004年至今有關改革爭論的各種材料，結果發現：所謂“反對改革”“否定改革”不過是個別人歪曲事實、危言聳聽并借此顯示自己一貫正確的伎倆。2006年后高層關于堅持改革和深化改革的一系列論述恰恰吸收了反思改革中提出的許多真知卓見。

除去境外學者，國內學者有著相同相似的經歷，都有前改革開放時期的生活特別是“文革”的經歷。其立場觀點的不同也都是從相同的經歷中引出的。“新自由主義”者從否定的角度看待已有的經歷，中國的一切災難歸因于計劃經濟；“新左派”則從肯定或部分肯定的角度看待已有的經歷，改革開放以前雖然經濟上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那時注重公平，多數人有地位有尊嚴則不容否定。他們甚至用數據證明，即使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也是處于不斷增長和發展中的，并非否定者所想象的那么糟。

用“新左派”、“新自由主義”，“左”和右的標簽將爭議者們“臉譜化”，雖有失簡單，但容易幫助人們對他們進行鑒別和歸類。透過他們對具體問題的爭論，我們不難發現，這場爭論不過是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重復了人類永恒的話題。

第一，應該重視多數還是應該重視少數。“新左派”無疑是站在多數立場上說話，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堅信歷史是人民大眾創造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尊重和維護絕大多數普通人的權益。“新自由主義”者口頭上不敢否認人民創造歷史，但他們認為少數人為改革開放和歷史進步作出了貢獻，所以應善待富人，甚至認為政府官員是發展的最大受害者。“新左派”指責“新自由主義”者為強勢利益集團代言，對日益擴大的社會差距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新自由主義”者指責“新左派”是民粹主義，企圖重新回到平均主義的狀態。多數還是少數？平等還是自由？精英主義還是平民主義？歷史上不乏爭論。

第二，應該效率優先還是公平掛帥？主張善待富人，無疑會強調效率；主張關注大眾，無疑會關注公平。

第三，應該青睞市場還是青睞計劃。今天誰也不希望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了，但計劃是否還有必要？應發揮怎樣的作用？怎樣發揮作用？“新自由主義”者具有明顯的親市場情結，其程度之高以致被“新左派”斥責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更把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的弊病歸結為市場化的惡果。

第四，應該有個“小政府”還是“大政府”。親市場者當然希望政府越小越好，與之對立者則認為良好的市場離不開政府的嚴刑峻法，離不開有效的管制和干預，尤其在社會轉型、問題叢生的今天更應發揮政府的作用。

多數與少數、平等與自由、效率與公平、計劃與市場、大政府與小政府，看來都屬于古又有之的話題，各自也都無所謂對錯。但放到具體的情境中去，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時期卻應有所側重。就中國而言，在改革開放前20多年，為了沖破傳統體制的束縛，講讓少數人先富、多講點效率和市場、主張小政府都十分必要，然而當社會不公越來越嚴重、市場缺陷暴露越來越多、社會分裂和沖突越來越厲害的時候，多講點共同富裕，多強調些公平正義，多發揮些政府作用則尤為緊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價值的鐘擺應隨歷史變遷而擺動，而不能靜止不動。

概括說來，2004至2006年的爭論至少取得三方面的成果。

其一，認清了既往改革存在的不足和今后改革努力的方向。某些領域的改革走了彎路，某些領域的改革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某些領域的改革甚至出現方向上的偏差。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公平欠缺，社會安全系數下降，就業、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民怨沸騰，生態環境惡化，經濟增長質量不高，城鄉、區域發展失衡，國際經貿摩擦增多等等，都是毋庸回避的事實。承認這些問題，并不等于否定改革總體的成就，恰恰是為了以后的改革取得更大成就；看到一些領域存在的缺憾，也不等于取消這些領域的改革，恰恰是為了深化改革。

其二，找到了改革問題產生的原因。一是在實際操作中過分簡化改革的內容，把改革簡約為經濟改革，經濟改革簡約為追求GDP、招商引資等一兩個指標，簡約為規模、速度和總量，忽視結構、質量、效益等根本性問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對精神文明建設重視不夠。

二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其結果不僅僅是權力失去約束，權錢勾結，腐敗叢生，毒害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損害黨和政府合法性基礎，而且造成政府對民眾和社會問題反應遲緩，政府決策封閉性強，民眾和社會團體缺乏必要的和暢通的渠道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于是，改革越來越成為黨和政府自己的事情，更無法避免大的決策、用人失誤，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土壤。郎咸平所揭露的國企改制問題、MBO問題之所以引起全民認同和同情，并不在于要不要進行這樣的改革，也不在于普通工人需不需要作出犧牲，而在于企業主人在這場改革中嚴重缺位，被棄若蔽履，國有企業成為老總、私人老板的“唐僧肉”。有人稱國企改革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憲政問題。此言不謬。

當少數人分享改革的成果，多數人承擔改革的成本，忍受轉型的痛苦的時候，改革的動機和目的便會受到質疑，改革動力資源喪失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展示了學者、學術在社會發展中的應有作用。無論站在哪個群體一邊，無論表達的是何種立場，爭論讓知識分子再度站到風頭浪尖。普通老百姓只是從自己個別的、感性的角度感知到改革中的不足和問題，由于職業和身份所限，他們無法也沒有義務去進行理性思考，當然更沒有機會出現在各種研討會、座談會、咨詢會上。所以，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就應該借助他們的研究和自己的思考、判斷，利用各種場合發出聲音。像郎咸平、張維迎，還有那些“非主流經濟家”，雖然都表達的是部分真理，但各自有理有據、以理服人、堅守立場的勇氣和做法，都值得肯定和敬仰。

習慣于大一統的民族，不讓爭論，不敢爭論，也不會爭論。托網絡技術之福，許多官方正式媒體不好刊登的言論首先在網上出現，然后又把正式媒體拖進來，所以不讓爭論，統一口徑，嚴防死守的傳統做派已無法維持。毛澤東早就說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說明左、中、右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背后是不同群體、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訴求，他們各自的代言人發出聲音，據理力爭，而且用價值、理論來支撐這些聲音和具體要求，也都屬于正常現象。在爭議、辯駁、交鋒中，他們各自捍衛了自己的立場，指出對方的缺陷和漏洞，同時也被對方揭示出自己的缺陷和漏洞。高明的政治家不懼怕爭論，甚至要創造條件鼓勵爭論，更不會片面地站在某一方，把自己置于矛盾沖突之中。他們的策略是折中、緩沖、平衡，統籌兼顧各種需求。從這一點看，這正是政治進步的一個標志。

所有的爭論都有意氣用事的成分，為了產生沖擊力，往往會產生點兒過激言論，如關于改革爭論中就有“人吃人論”、“圖窮匕現論”。但這兩論均出自境外學者之口，幾乎所有境內學者都能守住底線，對過激言論給予回擊。政治家們也沒有被個別過激言論所激怒，而是從大局著眼，頭腦冷靜，沉著應對。

就改革本身而言，突出方向性、科學性和協調性。所謂方向性，就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起來，同時發揮好“兩個長處”，即市場經濟的長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長處。科學性是指改革決策的科學性，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改革的基點和決策的依據，把總結我國改革的實踐經驗與吸收國外的有益做法結合起來，把廣泛征詢群眾意見與認真進行專家論證結合起來，努力使改革決策兼顧到各方面利益、照顧到各方面關系，真正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協調性是指改革措施的協調性，要統籌好經濟體制改革的各項工作，統籌好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體制改革，統籌好改革涉及的各項工作，形成共同推進改革的整體合力。

在高層的這些講話和文獻中，講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對片面突出市場機制的校正，講國家經濟安全是對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校正，講兼顧各方利益是對少數人壟斷改革話語權的校正，講全面協調推進改革是對片面強調經濟改革的校正，講社會公平和正義是對過分強調效率的校正，講改善民生、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對少數人享受改革成果的校正。深化改革、科學發展、社會和諧，中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次揚帆遠航。

總之，“反對改革”、“否定改革”是個偽命題，因為2004至2006年的改革爭論根本沒有人提出“要不要改革”的問題，爭論的焦點是“改什么”和“怎樣改”。倒是那些口口聲聲說“改革不可動搖”的人，在逐字逐句抄襲別人的觀點后卻不敢標明。這說明他們也從改革討論中獲得收益，可悲的是他們卻不敢承認，甚至要將大討論的意義一筆抹殺。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務處）

（摘自上海市委黨校主辦《理論文萃》2008年第2期，原文標題為《沒有反對，只有反思——關于204至2006年中國改革爭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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