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當今腐敗的七大根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   邵道生

　　劇變社會期的中國腐敗為什么這么嚴重？為什么會泛濫成災？為什么反腐敗呈現“長期、艱巨和復雜”的態勢？為什么我們的幾任國家領導人都發出了不反腐敗要亡黨亡國的警告？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要探索中國在社會轉型期腐敗發展、泛濫的根源。

　　一、社會劇變期包括腐敗在內的社會問題頻發是發展中國家的“共性”。

　　社會劇變期包括腐敗在內的社會問題頻發是發展中國家的“共性”，是發展中國家發展遇到的一個“共同難題”，“文化大革命”后處于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就遇到了這樣一個“世界性的共同難題”。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對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數據所作的統計分析，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處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階段，是社會變革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包括腐敗在內的社會問題頻發的階段。

　　二、在這個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資源大規模變動，利益產生巨大的誘惑力，社會在發展的同時亦給腐敗的滋生、蔓延、泛濫提供了土壤和空間。　　

　　應該說這場改革是史無前例的，改革引發的社會變化是劇烈的、空前的，改革對社會各方面（意識形態、思想、行為方式、人們的觀念）的沖擊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尤其是改革過程中各個階層、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利益博弈之激烈是出乎人們想象程度的。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就出現了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所說的那種情景：“在這個旋渦中哪里還可能有基于道德準則的交換呢？在這種漲落不定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必然力圖抓緊良機進行買賣，每個人都必然成為投機家，就是說，都企圖不勞而獲，損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機發財。”盡管這是恩格斯用來描述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人們心態的，卻同樣適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劇烈變化中的中國國民的心態變化。

　　三、劇變的社會使原有的政治秩序失靈，而新的社會秩序卻尚未及時建立健全起來，于是腐敗便乘虛而入。

　　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改革開放的社會出現了以下三個極其尖銳的問題：一是“怎樣獲得巨大的利益”？二是“誰能搶占致富的最高點”？三是“按照什么游戲規則搶占致富的最高點”？而當時的社會存在著權力控制疲軟、權力監督乏力與市場經濟發展的“游戲規則”缺乏兩大弊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的弊端很難在極短的時期內一下子消除干凈。于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權力本位”像幽靈一樣出現在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之中，“權力優先”成為利益集團進行利益博弈時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原本那種在濃濃的階級斗爭氣氛下對整個社會的利益誘惑的抑制機能，在尚未健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被大大地削弱；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權力的絕對化現象和特殊歷史條件下“家長制”的復活現象，又大大地抑制了社會對權力者的監督功能，這就給權力腐敗創造了“絕佳的機會”。劇變的社會使原有的政治秩序失靈，而新的社會秩序卻尚未及時建立健全起來，于是腐敗便乘虛而入。

　　四、搶占了獲得利益的“制高點”的“有權人”和“有錢人”之間的“利益聯盟”，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腐敗泛濫的主體，是社會劇變時期的腐敗源。

　　在初級社會主義階段和極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不可抗拒的高利益誘惑面前，社會中的“特殊人群”和少數權力者以腐敗來“回答”、“解決”上述這三個問題。

　　首先，富有資本積累經驗的國外、境外的大商人、大跨國公司為了迅速地獲得利益，迅速地占領中國市場，其中有一小部分商人與“有權人”進行了權錢交易，建立了利益上的共同體。數據表明，近10年時間里，跨國企業在華商業賄賂事件的數量一直在不停地上升，中國在近10年內就調查出了50多萬件有關跨國腐敗的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其次，社會上一小部分“先知先覺的商人”為了搶占利益的最高點，一方面采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原始積累方式進行“血腥式的積累”，另一方面還模仿國外、境外資本家，與“有權人”進行權錢交易。所以，只要認真觀察，每一個被查處的腐敗官員身后都有一批不法奸商的影子，商業賄賂風靡不完善的初級市場，腐敗官員和不法奸商成為社會腐敗這根藤上的兩顆毒果。

　　其三，國內某些地區或某些領域的“有權者”利用手中的公權，為自己及其家族與身邊的小集團謀取私利，在“有權人”與“有權人”、“有權人”與“有錢人”之間結成了“利益的共同體”——“腐敗利益聯盟”、“既得利益聯盟”、“權力資本聯盟”，在一些地區或領域甚至會形成腐敗的權勢階層，如廣東湛江腐敗案、褔建廈門遠華案和沈陽慕馬腐敗案。在一些地區，腐敗分子甚至用國家資本去打造“超級億萬富翁”，上海社保基金腐敗案就是最為典型的案例。

　　搶占了獲得利益的“制高點”的“有權人”和“有錢人”之間的“利益聯盟”，是中國社會轉型時期腐敗泛濫的主體，是社會劇變時期的腐敗源，人數雖少，能量極大，然而就是這部分人徹底地擾亂了社會改革的進程，攪亂了社會利益的調整、分配的格局，使兩極分化現象日趨嚴重，使中國的腐敗屢禁不止，愈演愈烈。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腐敗高峰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五、腐敗高峰期的重要特點之一：位高權重的“一把手”成了腐敗的重要成員，這不僅催化了腐敗的發展、泛濫，而且大大地加重了反腐敗的難度和艱巨度。

　　全國性的統計數據表明，“1998年在全國查處的地廳級干部中，‘第一把手’占總數的42﹒1%。”（李雪勤：《黨員特刊》，2000年第11期）始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走上了歷史的高速通道，國家的、省市一級的，甚至包括過去遠離中心城市的、發展相對落后的縣（區）委一級的，都成為經濟發展競相開發的處女地，諸如“農村的圈地運動”、“城市的拆遷運動”、“中小國企的改制運動”和“大中型工程項目開發”都如火如荼地“燃燒”、“蔓延”起來，而能批這些項目上馬的又是誰呢？一般權力小的官員不行，掌握生殺大權的一般大多是包括縣處級（“地方性高級干部”）的“第一把手”和中央部委、省市一級的“第一把手”，這就是說，經濟大規模的發展不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機遇，同時亦給“第一把手”腐敗的發展、泛濫創造了“機遇”，不少領導干部往往很難抵制大規模的經濟開發帶來的高額利潤的巨大誘惑。

　　 “第一把手”腐敗發展、蔓延的直接惡果就是將劇變社會的腐敗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由于“第一把手”腐敗者是官場中人，經驗老到，“人脈”廣泛，又是以“腐敗團伙”出現，熟悉官場行為的所有特點，具有反“反腐敗”的高超能力，因而大大地加重了反腐敗的成本，加大了反腐敗難度、復雜度和艱巨度。

　　六、與腐敗現象掛鉤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與大量“窩案”、“串案”的出現，加劇了當今反腐敗的難度，使反腐敗的形勢變得困難和嚴峻。

　　腐敗分子“扎堆”，相互“抱團”，構成了一種“勢力”，形成了一種“氣候”，若是這些“扎堆”的、“抱團”的人都是一個單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或是“扎堆”、“抱團”的總頭頭是“第一把手”，那么問題就變得非常之嚴重。當今社會的反腐敗，并不像開國初期那樣，僅僅是和單個的、零星的腐敗分子斗，而是在與“體制內的權力腐敗團伙”斗，在與一個個“靠腐敗獲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小集團”斗，反腐敗的艱巨性、困難性也就在這里。

　　七、腐敗成本太低、反腐敗成本太高、對腐敗打擊不力、法律懲罰失當是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

　　懲罰是對付違法行為、犯罪行為、腐敗行為的最重要的手段，對于某種“流行”的惡行，懲罰一定要及時將它“扼殺”于起始階段。“明相”魏征所說的“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以及古人柳宗元所說的“賞務速而有勸，罰務速而有懲”，也就是這個道理。然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腐敗打擊不力仍是主要傾向。

　　為什么腐敗會如此發展、泛濫？為什么一些官員會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去腐敗？為什么在一些地區、單位的領導會發生“前腐后繼”現象？為什么……原因自然有很多，而腐敗成本低、風險小、回報率高是最重要原因之一。易家言先生于2000年4月24日在《檢察日報》上指出：“目前查處的各類腐敗分子，真正判了實體刑的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腐敗分子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飯碗。”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胡鞍鋼先生于2001年3月22日在《南方周末》指出：“1993年至1998年，每100名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干部中，只有42﹒7人被立案偵查，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6人”，各種腐敗活動因“低風險，高收益”而日益活躍、猖獗，因而腐敗“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年來在黨內確實滋長了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的情緒，這就放松了黨的紀律，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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