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中一個無產階級家庭的生活簡記

馬前卒/2009-1-4

　　火車在蘇州只停2分鐘，苗麗楠拖著一個沉重的皮箱走進12號車廂，四處尋找自己的號碼。開車鈴聲響過，窗外的未婚夫和幾個朋友使勁的敲窗戶，她卻還在慌亂地尋找自己的位置，無暇道別。沉重的皮箱放不到行李架上，我幫了一下忙，她的未婚夫在窗外看見了連連拱手。就在這時，車開了。
　　
　　苗麗楠今年21歲，是陜西渭南地區XX縣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孩，微胖，并不怎么漂亮，但長的很壯實。臉頰很明顯地發紅，是經常做農活風吹日曬的結果，在江南水鄉的的兩年生活也沒有改變這個特征。站在車廂中部，苗麗楠對自己的上鋪很困惑，因為她從未進過硬臥車廂，或許某天對軟臥車廂的一瞥讓她以為所有的臥鋪都應該是雙層的。直到列車員過來換票，她還在觀察別人怎么坐，似乎想確定窗戶邊上的折疊座是不是可以隨便使用。這期間列車員花了一番口舌向她解釋換票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折疊座上，緊緊裹著自己的外套。旁邊的下鋪沒人，估計是無錫或南京的預留鋪位，另外2個中鋪的女孩很隨意的坐在上面聊天，苗麗楠還是謹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發愁晚上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鋪位。隨著火車一路向西，無錫、常州都被拋在身后，窗外密集的廠房、住宅，雜亂的倉儲用地開始被農田和丘陵取代，她的緊張表情開始舒緩：“終于又看到地（農田）了，我要回家了！”。盡管已經失業，但對已經2年沒回家的她來說，過年回家依然是一個值得向往的事情。為這次回家，頭2天她就開始準備東西，回家前一天她后半夜才睡，早上6點即起，和男友一起擠上吳江到蘇州的汽車。其實，火車下午快1點從上海開出，1點45才到蘇州，她大可不必這么著急，蘇州火車站只讓離開車時間有1小時的持票旅客進候車室候車，她肯定在站前廣場的寒風中等了幾個小時。但苗麗楠實在是怕耽誤回家，實在怕這花了300塊買來的臥鋪票浪費掉，寧可早早的站在火車站。
　　
　　2007年，苗麗楠初中畢業后已經在家鄉做了一年小生意。“可惜我不適合做買賣”，于是她又到渭南市上技校。盡管對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但學校里的氣氛還是讓苗麗楠作出了準確的判斷“這是個騙錢的地方，一年到頭只想著騙我們幾千塊錢”。技校上了沒幾天，校園里來了一個職業中介，還是XX縣的老鄉，保證你能在蘇州找到月收入上千的工作，于是苗麗楠斷然決定出去見識見識。“連西安都沒去過，總要出去見識一下，否則永遠沒機會出去，出去一次，以后就敢自己出去打工了”。更何況這老鄉把蘇州說的天花亂墜，對老鄉只收1100塊中介費，“外縣的要收1300－1400呢，有個人是她（中介）的遠方親戚，還花了900呢!”。苗麗楠就這樣登上了去蘇州的火車。
　　
　　去蘇州的路遠比回來的漫長，中介為這群懵懂的小姑娘小伙子準備了每張90多塊的無座票，教他們中途逃票。2009年的苗麗楠依然要問我“回家要經過幾個省？”。自然她早已說不清當年走什么路線去的蘇州，只記的坐了幾十個小時的火車，到了小旅館倒頭便睡，還好，中介負擔找到工作前的旅館費用。每天中介大姐都會帶他們出去面試，十幾個廠子不停的跑。那是經濟高漲的2007年春天，這群年輕人卻對蘇州的工資水平沒有任何概念，1500的月薪就足以驚喜，1000也能接受。不到一星期，這批廉價勞動力就不再消耗中介的住宿費，進廠上班。每人至少為中介貢獻了800元的凈利潤。2009年元旦，苗麗楠回憶往事：“太黑了，這買賣我現在也能干，換了我不會要那么多錢的。”可惜如今的蘇州已不再需要勞動力。
　　
　　苗麗楠也進了吳江的一個電子廠，安裝設備面板，月薪1200元：“要算上加班費的”，她補充。在工資表上，老板表現出對勞動法還有一點敬畏，周六的工資另列，按平時日薪的150％計算，同樣的薪資適用于其他節假日。但苗麗楠從來沒打算弄清楚周六的工作是不是該領200%的工資，對她來說，“加班”這個詞不包括周六，因為“那是正常上班”。平時的加班倒是依照勞動法，如果下午5點半之后繼續上班，可以領150％的時薪，可惜這150％是一個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的惡劣結合——5點半時即公布加班的工作量，你必須在晚8點前完成，否則此后的加班即便到了半夜，也只按加班到8點計算工資。最忙的時候，隔個兩三天就要加幾天班，還好消耗體力不算太大，苗麗楠能夠跟上世界經濟的節奏，靠加班把月收入穩定在1200塊。
　　
　　1200塊的工資，每月要向廠里繳回200元的伙食費，如果愿意住廠里沒有空調的宿舍，只要再交30元，于是每月有970元錢可支配。“第一年我往家里寄了五千塊”，苗麗楠現在還很懷念世界經濟一路飆升的日子。只是廠里的伙食實在難吃，“只能吃第一頓，以后就純粹是填肚子”，蘇州的酷夏和不取暖的冬天也實在難熬，于是苗麗楠打算出去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晚飯。可一打聽房租，嚇了她一跳，在這個離吳江縣城還有十幾公里的村子里，15平方米不帶廚衛的小隔間居然要400塊！而同時在蘇州城內比較老的一個城內小區，廚衛齊全，有木地板的兩室戶只要800塊。苗麗楠并不知道這一點，否則對本地房東的憤怒還要再加幾分。這些房東都是幾十年前的農民，過去都說蘇湖熟，天下足，但本地天下第一等的良田已經全部被征去做開發區，農民們只剩下自己的宅基地，于是蓋起高高的樓房吃房租。小小的鎮上有上百家工廠，十多萬工人，房租水漲船高，農民房東們也期盼著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再加幾個百分點。
　　
　　自己租400塊的房子太貴了，兩個人分擔倒還可以勉強接受。于是苗麗楠和男朋友的感情很快更進一步，兩人同居了，租了一間500塊的房子。房子不到20平方米，有獨立衛生間，房租每月一交，但房東保留隨時漲價的權利，冬夏兩季，房東還要收他們60塊/月的空調折舊費。此外，電費是1元/度，比市價高約一倍，房東的理由是線路損耗；水費包干制，每月10元。這種自建的房子很不防火，所以房東不許在屋子里動火，為此苗麗楠還要再買一個電磁爐。很顯然，這些消費超出了苗麗楠的經濟能力。好在男友的收入要高的多。苗麗楠的男朋友叫許歡，22歲，長發，看起來很象學生，家鄉是山東濟南所屬的一個偏僻村子。和苗麗楠的家鄉相比，這里人多地少。苗麗楠的家里人均2畝多好地，和許歡全家的土地差不多。在許歡的家鄉，全部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依照訂婚時苗麗楠的觀察：“五六十歲的也都在外面干活，不過不少是因為兒女不肯養”。因此許歡早早地出來工作，如今是4年工齡的熟練工，和苗麗楠結識前已升任領班，月薪2300-2400，忙時可有2700，甚至超過了許多電子廠里新來的大學生，足以承擔“昂貴”的房租。在我不知道他的具體工作前，我認為他是準高薪階層。
　　
　　許歡在玻璃廠工作，和同事一齊把大塊的玻璃加工成安全的鋼化玻璃。成噸的玻璃在廠區里堆放，玻璃墻倒下來時像一座刀山，碰到輕則割傷，重則丟命；處理不好的玻璃隨時可能自爆，象一個反步兵地雷那樣打出無數破片；運輸和包裝過程也必須萬分小心，忽然破碎的玻璃隨時可能劃過你的血管。總共500多人的工廠，每月都有數十人受程度不等的傷害，大部分人沒有醫保，和老板各承擔一半的醫療費。按照概率計算，工人每年都有50％的概率受或大或小的一次傷，許歡已經受了幾次傷，為自己上了醫療保險，而且“當了領班，可以少干活，只在忙的時候上生產線”，這讓苗麗楠非常欣慰。從這個22歲的男人身上，你可以體會“血汗錢”的真正含義。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月收入有3000多，除了給家里寄一些，電視等電器也逐漸配了幾件。08年春節，兩人一起去了濟南見許歡的父母。苗麗楠的父母嫌山東太遠，但也管不到那么遠，只是在電話里說年紀太小，先訂婚吧，長大了再結婚。除了這次去濟南，苗麗楠很少離開工廠所在的鎮子，去蘇州的次數屈指可數，只和一個要好的同事（江蘇人）去過一趟她的家鄉。她知道蘇州有天下聞名的園林，知道大上海就在幾十公里外，知道杭州就在不遠的南方，但這一切和她都沒有任何關系。周末有時她會去買點東西，再就是在家里看電視，話吧里打長途只要一毛錢一分鐘，可以和家人好好聊聊。網吧就貴了，周末每小時2塊，平時1塊，苗麗楠偶爾也會挑1塊錢的時段去上網，和各地朋友聯系一下。每周只休一天，總是過的很快。苗麗楠買了一輛自行車，上下班輕松一些，還可以買米買菜，許歡從此在家里吃飯，既可口又省錢。但飛漲的物價讓這個賢惠姑娘很不滿意：“蘋果2塊5一斤，隨便撿幾個就10塊錢，吃不起”，來自蘋果產地的苗麗楠抱怨說。我提出建議，可以吃便宜一些的柚子，苗麗楠表示贊同：“柚子要便宜些，也好吃，”但也有問題“皮太厚，而且單個重量太大，想少買點都不成”。倒是許歡的老板逢年過節發些水果或副食，可以調劑一下生活。這對小夫妻的日子就這樣簡樸而又溫馨的過著，苗麗楠的同事和老鄉都很羨慕。
　　
　　2008年到了，上網幾乎不看新聞的苗麗楠開始感受到人民幣升值問題。她打工的電子廠都是出口產品，一下子就沒了市場。從4月份起，加班漸漸少了，甚至正常工作日都無事可做。苗麗楠說“臺灣老板最小氣，過中秋節只發一個月餅，年夜飯弄得誰也吃不下”，這樣的老板顯然不會放過轉嫁危機的機會。苗麗楠的月薪從1200跌到500－600，同事們也一樣，但扣的飯費住宿費標準不變，許多人紛紛離職。許歡的玻璃廠主要針對國內汽車商，一時還能維持薪水不變，苗麗楠也就留了下來。“我給他做飯，對他身體有好處”，“他廠里飯菜貴，隨便一個菜要3塊5，還很難吃，每月總要幾百塊的”，日益閑暇的苗麗楠安慰自己說。自我安慰不能改變收入劇減的事實，于是房租標準換成了400元/月，沒了獨立衛生間，面積也變小了。苗麗楠也不是沒想過換份工作，如今的她并不害怕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去，但她不可能扔下許歡一個人在這邊，所以選擇面就只能限于附近的幾家電子廠，可它們也都在裁員。就連電視都和他們作對，蘇州有線電視說是改數字化，要交幾百初裝費，房東不肯出，他們只能不看有線電視，奧運會也看不得。酷熱之下，苗麗楠常去網吧，里面有空調，還可以看看服務器上的盜版電影。
　　
　　8月份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電子廠一家家關門，不關門的也半死不活。聽去廣東的朋友說，那邊工資本來比這邊還低，七八百的很常見，如今也是不停的倒閉、裁員。苗麗楠打消了換工作的念頭，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務。本來打算還往家寄點錢的，現在也只能先撂下了。玻璃廠也受到了大形勢影響，好在不象電子廠那么大，生活還能勉強維持，但長此以往總不是個事。夫妻倆決定，到年底先把房子退了，讓苗麗楠回家過年。明年年初看看形勢再作打算。12月底，兩人退掉了房子，賣掉了家具和電器，這讓苗麗楠很是心疼：“電器連1/3的價格都賣不到，自行車160塊買的，只能賣幾十塊”。我03年剛到蘇州時，自行車是從上海騎過來的，電器大多來自舊貨市場，我建議她可以依樣行事。回答是：“不知道哪里有二手市場，鎮上沒有”。我再次提議把東西寄放在朋友處，反正明年因為許歡的緣故，她還是要出來的。可是“朋友老鄉大多走的比我還早，都快沒人了，剩下的住集體宿舍”。最后，我設想把東西寄放在廠里或房東處，回答是“絕對不可能，人家不管這個，除非和保安熟悉，可誰知道和你熟悉的保安干多久？”，看來，的確只有變賣一條路。快回家了，問及社保關系怎么辦。苗麗楠似乎不把這當回事：“本來沒上全，加起來1000塊，要算辭職才能拿到一部分，很麻煩的，現在我算自己離職，沒得拿”。算是捐給蘇州市政府了。
　　
　　12月下旬，苗麗楠想法設法買回家的車票，可回家的人越來越多，都想提前走，硬座票實在買不到，她才忍痛買了一張300多元的硬臥：“汽車也有，但年底總要貴得多，可能要500”。在火車上，雖然苗麗楠總是說自己回家了很高興，還不時的念叨許歡答應春節不忙的話，去陜西看他，但她一路沒有露出過真正的笑容，在折疊座上一直坐到半夜。當然，她也表示“這里比硬座安靜多了”，可還是每逢臨時停車就坐立不安，開車了就舒一口長氣。很容易看得出來，她不喜歡這個環境。我問她回家之后是否還要出來，她說過了十五還要出來，家里還有一個讀高一的妹妹：“她能考上什么樣的學校就讓她讀，我家供2個學生不行，供一個還可以”。還說“現在也不怕去哪了，全國各地都有老鄉同學去過”“要不是許歡就不一定去蘇州了，兩個人只能顧一頭”。我說許歡對你不錯，應該高興，應該珍惜。苗麗楠嘆了一口氣：“才在一起幾年，將來日子長著呢”。大概是上鋪太熱的原因，6點多苗麗楠就穿戴整齊，坐在了窗子旁邊，看著窗外越來越熟悉的家鄉景色，還是沒有一點笑容。8點半，車到渭南，苗麗楠匆匆下車去趕一趟經過她家的汽車，否則就只能到縣城再轉車，她指望在家里吃午飯。她的手機停機了，“等我回到蘇州，應該會充值的”，今年春節沒法給她發信息祝福了。
　　
　　火車繼續前行，更多的苗麗楠和許歡從硬座車里涌出來，走向他們闊別已久的家鄉，休一個久違的長年假。幾十年以來，他們用自己的血汗與青春推動了高速前進的經濟列車，同時也被這列火車拉著勉力前行，現在他們可以暫時下車休息了。他們是這一代中國勞動力的典型代表，是工薪階層的主體。很顯然，和他們生產出來的無數財富相比，他們的薪水微不足道，他們的老板只能指望出口和富裕階層的奢侈消費為這無數的工廠提供足夠的需求，經濟危機的禍根就此埋下。從這個角度說，2008年這個動蕩的年份來的一點也不意外。但對于這些指望微薄的工資來支撐自己簡樸生活的，來養家糊口，為下一代積攢希望的無產階級來說，2008年底的“長假”實在太沉重了。在這里，我祝愿苗麗楠和許歡們春節愉快，祝愿他們的父母身體健康，祝愿他們的臉上總有笑容，祝愿他們年年都能有一個溫暖而又安心的假期。
　　
　　后記：
　　
　　2008年結束了，這是一個多年以后我必定要向子孫講述的年份。講述這一年的故事可以有許多角度，在我今天回頭看時，我發現這居然是自中國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第一個迫使全體無產階級反思、認識社會的年份。在它結束之后，苗麗楠或許歡們終于有空閑坐下來，回望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的將來——他們原來也不是沒想過這些事。用苗麗楠的原話說“到哪生活都無所謂了，反正是打工，隨著工作走吧。結婚不敢太早，賺點錢才能安家”。但從2009年的趨勢來看，春節后返回吳江的苗麗楠這點小小的期望恐怕會被現實打的粉碎。但他們不能不回到工業化社會，農村已經不再有需要他們耕作的土地。城市里有他們的愛情、友情、夢想和他們已經習慣的生活方式。2009年會如何，我們拭目以待，現在，還是讓他們和另外一些人過一個安靜的春節吧。
　　
　　能在網上讀這堆干巴文字的讀者，大部分應該處于這個社會的中下層——不會是底層，因為我們讀過大學，我們有空上網，我們有空看別人的故事。在讀故事的時候，請你記住，這些故事對于苗麗楠來說是真實的生活，而且他們離我們并不遙遠。苗麗楠告訴我：“中學同學有不少讀大學的，聽說還有一個考了渭南市第二，很厲害的”，但是“我們早不聯系了”。同學之間的感情可能會因為生活道路不同而漸漸變淡，產業工人們卻不會離開這個國家，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是我們的父老鄉親，他們的生活和我們息息相關。和中間階層比起來，產業工人最大的差距并不是收入本身，而是日復一日，沒有任何變化和理想的生活。中間階層也有生活的重壓，但社會起碼還給了我們一點希望，一點向上爬或逐步積累技術的希望。我們可以指望有朝一日讓自己的生活更理想化一點，而產業工人很難有這樣的機會，他們身上的擔子太重了。盡管我們也是小人物，但在向上爬之余，最好還是向下看一看，想一想怎么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改變這個弱肉強食，下層卻已經沒機會吃殘羹剩飯的社會。退一步說，就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經濟危機可是逼到了眼前，把我們這些下層小資產階級一步步地逼向徹底的無產。你回避現實，現實可絕對不會放過你。
　　
　　2009 01 03 隨筆
　　
　　注：本文內容均為實事，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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