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的憂思

蘇鐵山

2002年7月5日

一、引言

筆者曾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一個社會的基本面貌是由它所實行的政治經濟制度決定的。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和人民的幸福，與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為它設計和選擇的政治經濟制度密切相關。筆者在展開下文的時候，想坦率表明的第一個觀點是：當今中國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與它的處于主流地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們所主張的經濟理論和選擇的經濟制度密切相關。筆者無意否認這些處于主流地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們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想讓中國人民幸福的善良愿望。然而，善良的愿望和具體理論與政策所導致的社會后果畢竟是兩回事。

二、失業人口增加，社會問題嚴重

1、簡要的數字

二零零一年第二季度，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3.3%，人數為618.7萬人。（見注釋1） 到二零零一年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升至3.6%。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零年底，全國累計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2300萬人，到二零零零年底，全國仍實有下崗職工911萬人。（見注釋2）中國農村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70%。由于人多地少，專家計算的剩余勞動力為1.2億到1.5億，也有人估計為2億人。用德爾菲法調查的結果表明，中國城鎮當前的實際失業率已經達到7%的城鎮失業率的警戒線。（見注釋3）也有調查結果表明，全國登記失業人員、下崗人員、待業人員（不包括農村剩余勞動力）總數約為1912萬人，失業率是10.4%。（見注釋4）綜合以上數字，全國城鄉剩余勞動力（失業人口）已達1.7億以上，占全國7.1億勞動力的23.9%。

2、大批失業人口（見注釋5）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1）造成城鄉大量人口的貧困化

在農村，由于負擔重，生產成本上升，外出打工困難，已降下來的貧困人口近年開始反彈。在城市，由于無事可做，無業可就，無經濟來源等原因，造成貧困人口逐漸上升，數量已達上千萬人。有人估計已達3-5千萬人。筆者認為，這個數字與本文前面所引數字是吻合的（加上家屬子女）。目前城鎮“低保人口”已達1300萬人。（二零零二年六月底公布數據）。

（2）群體性事件不斷上升

大量的城鎮失業人員，就業沒有門路，經商沒有本錢，自謀生路異常困難。而部分地區和企業欠發（不發）“下崗金”和“救濟金”，欠發（不發）“工齡買斷金”、“醫藥費”、“取暖費”、“醫療補助金”、“職工遣散費”等等情況時有發生，加上各種腐敗、貪污丑聞和工作的簡單、粗暴，造成激烈的群體性事件不斷上升。十幾年來，圍堵政府機關、企業，包圍政府、企業工作人員，斷絕公路、鐵路交通、游行示威、靜坐等層出不窮。實際上已造成中、小型“動亂”不斷的局面。

（3）社會不滿情緒日益上升，政治動蕩的危機深重

由于失業的問題愈發嚴重，大量人口的生活沒有出路，前途無望，再加上社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政治丑聞、貪污腐敗丑聞不斷，特別是社會公平（政治公平、經濟公平）逆向發展。窮者越窮，富者越富。一方面是貧病交加，既無錢看病，也無錢上學，甚至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實際政治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是花天酒地、洋房、汽車、小老婆，實際政治地位日益上升……等等。如此，造成社會不滿情緒加速上漲。各種不滿言論數量大、言辭激烈、政治性強。特別是各種“政治流言”、“政治笑話”、“政治段子”內容越來越大膽暴露、語言越來越尖銳、潑辣。指向越來越集中、明確，而且鋪天蓋地，傳遍全國。所謂“天象示警”，“山雨欲來，風滿樓”，政治動蕩的危機已十分深重。

（4）不正當手段謀生，經濟道德喪盡，社會風氣惡化

部分失業人員靠正常手段和渠道謀生困難，在社會道德風氣惡化的大環境下，走入不當謀生渠道。近二十年來，走私販私、販毒賣淫、坑蒙拐騙、假冒偽劣、假煙、假酒、假名牌、毒酒、毒油、毒大米、注水豬、注水牛、瘦肉精豬、激素雞……愈演愈烈，已在全國泛濫成災。

（5）經濟性刑事犯罪惡性上升

大部分失業人員正值青壯之年，在市場經濟利益驅動，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的環境下，其中少數人鋌而走險，或“占山為王”成為黑社會頭目，稱霸一方；或“落草為寇”成為車匪、路霸、強盜，為害鄉里城鎮；或淪落為形形色色的“智能型”犯罪分子。十余年來，兇殺、搶劫、偷盜、詐騙、拐買人口、敲詐……屢打不絕，且成惡性上升趨勢。

（6）前途無望，輕生西去

少數失業人員，因貧、因病、因殘、因債……無求生門路，上不能贍養父母，下不能養活妻兒，對未來悲觀失望，被迫自殺，甚至帶著全家自殺。這樣的悲劇在全國已屢見不鮮。

三、失業的原因

本文先簡述有關“失業”原因的幾個理論：1、 古典“失業”理論認為：勞動力的價格太高，沒有回落到使供求雙方均衡的水平。就是說，只要工資足夠低，市場總能解決所有失業問題。這一理論又被稱為“自愿失業理論”。2、 凱恩斯的“失業”理論認為：失業是因為商品市場的總需求下降造成的。所謂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失業”。凱恩斯認為，工資很難下降，而且無濟于事，只能減少勞動力的數量。所以這一理論又被稱為“非自愿失業理論”。3、 弗里德曼的“自然失業”理論認為：由于經濟結構調整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和由于變動工作崗位所造成的摩擦性失業是任何經濟中都會存在的，所謂“自然失業”。其對于總勞動力的比率稱為“自然失業率”。由于生產力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技術的進步及就業制度的變動等原因，都可以造成“自然失業率”的提高。4、 “效率工資模型”、“內部人和外部人模型”、“失業回滯”理論“效率工資模型”是指企業主為了提高勞動效率，同意把工資定在較高的水平。這樣造成求職者增多，勞動力供大于求所造成的失業。“內部人和外部人模型”是指企業“內部人”受工會和“合同”的保護，可得較高工資并保全工作崗位。而外部人進入企業，企業主要承擔培訓費等增加支出。這樣就造成“內部人”的工資高于勞動力市場出清的水平，而“外部人”繼續失業。“失業回滯”理論認為：在實際失業率（自然失業加上周期性失業等）很高的情況下，自然失業率會上升。以上為西方經濟學關于失業原因的代表性理論。我國的經濟理論界在解釋我國下崗、失業的原因時，除采用上述理論外，還提出了幾個代表性的理論說法：1、 國有、集體企業冗員過多。隨著改革的深化，企業為提高效益，裁減冗員，造成失業人員增加。2、 國有、集體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敗落，造成整個企業關閉，企業所有人員均失業。3、 在勞動力絕對過剩的情況下，還存在著勞動力相對過剩的情況。由于就業信息、地域、行業、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等和勞動者個人素質、條件和要求造成勞動力的流動性差所造成的失業，稱為“僵硬性失業”。筆者認為，上述有關“失業”原因的理論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所有這些理論，解釋的都是市場經濟制度下的失業原因。為進一步探討失業的原因，尋找減少失業的途徑，有必要擴展研究失業原因的思路。失業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復雜的一個問題，影響人就業的因素也是異常復雜的。筆者認為：至少還應包括如下的幾個方面：1、 一定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系統，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所能承載的最大的人口數量。比如，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資源及其生態環境系統所能承載的最大人口。影響承載力的還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較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科學技術水平可承載較多的人口。2、 一定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系統，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所能承受的最大的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之間能量和物質交換的強度。比如，人類社會所釋放的“二氧化碳”是不是已超過了自然界所能接受的強度。3、 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它的“就業容量”是不同的。在這里，為了研究問題，有必要建立一個新概念——就業容量。所謂就業容量，就是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系統中，所能容納的就業人口的數量。上述三個方面所涉及的知識領域和問題異常寬泛和復雜。本文僅就第三個方面，即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對就業容量的影響，進行一些探討。人類社會，就其主體來說，已經經歷了原始社會時期、奴隸社會時期、封建社會時期，現在正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居于主要地位，社會主義制度雖遭受嚴重挫折，但仍必然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時期。因此，本文僅探討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就業容量問題。“就業”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它的含義是不同的。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所謂就業，按照國際勞工局的定義，就是一定年齡階段內的人們所從事的為獲取報酬，或賺取利潤所進行的活動。所謂“失業”，就是在就業年齡階段，有勞動能力，并愿意就業的勞動者，找不到工作這一社會現象。在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就業”的含義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見《共產黨宣言》）資本主義制度以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按資分配和市場經濟為其基本特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兩大基本矛盾，一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個別企業的生產的有計劃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計劃的矛盾。這兩大基本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先天的不合理性和必然滅亡的命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各利益主體均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的基本途徑之一，是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最有效途徑之一是降低工資和減少員工。因此，制造和維持一定數量的失業人口，造成勞動力之間的競爭，是“降低工資”和“減少員工”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結果。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并自然造成失業。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均存在大量失業，就是明證。原蘇聯、東歐各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后，也出現了大量失業，就是明證。資本是追逐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運動的目的是利潤。為利潤而生產（經營），生產（經營）的目的是利潤，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經營）的本質。資本主義這個生產目的的深一層含義是所有與生產利潤無關的人都是多余的，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沒有生存的必要。這就是市場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市場法則。這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真實含義。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為利潤而生產的生產目的，制約了它的就業容量。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大量失業的根本原因。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為其基本特征。這是完全形態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較高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盡可能滿足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樣的“生產目的”，它的“人文關懷”是無比博大的，涵蓋著全體社會成員；它的“就業”含義是非常寬泛的，只要是人民和社會的“需要”。客觀上，社會主義社會的“就業容量”是非常博大的，因為，社會只需要提供給“就業者”必須和盡可能豐富的生活資料，就可以去做人民和社會認為需要做的所有事情。這無疑會充分的利用所有的勞動力資源，這無疑是對生產力的巨大解放。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相應的制定了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的正確方針，以維護“社會主義”的存在。然而，非常遺憾，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隨著“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等謬論的泛濫。整個社會，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所占的比重愈來愈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和按資分配所占的比重愈來愈高。這樣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整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的特征愈來愈明顯，而社會主義的特征則日益淡化。更為可嘆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們從未明確的宣布放棄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即盡可能滿足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但在實際上，在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都在以“效益”、以“利潤”為中心。這就在事實上將“利潤”作為我們整個社會第一位的生產目的了。這樣的生產目的，實際上與資本主義制度已無區別。無庸諱言，正是由于我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比重的不斷增加，和社會生產目的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雷同，才造成了我國目前嚴重和日益發展的“下崗”和“失業”問題。歷史的事實也是如此。一九八五年后，隨著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逐漸衰落，我國“下崗”、“失業”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僅從全國城鎮登記的失業率看，一九八五年是1.8%，到二零零一年底已升至3.6%。（大量的統計數據和人們觀察到的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本文不贅述）。行文至此，有人也許會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量返城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造成了嚴重的失業問題。當時靠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并無能力解決。只是在八十年代初采取了重大的政策調整，開始實行在就業問題上的“三條腿走路”的方針，即國家負責解決一部分，自愿組織起來解決一部分，自謀生計解決一部分。首開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先河，才使嚴重的失業問題得以逐漸緩解。特別是近幾年來，正是靠大力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才安排了大量的“失業”和“下崗”人員。個體和私營經濟在解決失業和下崗問題上功不可沒。從表面上看，從現象上看，以上所言是有道理的，似乎也符合事實。然而，如果私營和外資經濟真能有效的解決“下崗”和“失業”問題，那么，今天就不應該有如此嚴重的“下崗”和“失業”問題。再者，如果私營和外資經濟真能有效的解決“下崗”和“失業”的問題，那么，就不應該出現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私營和外資經濟越辦越多，“下崗”和“失業”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的情況。就個別的私營和外資企業來說，它是能夠安排和解決一部分下崗和失業人員的工作的。然而，從社會總體上看，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身恰恰是造成大量失業的真正根源。這個結論已經被資本主義的經濟史和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的現實所證明。可以斷言，如果中國正如某些人所期望的，徹底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那么，中國的失業問題和由此造成的社會悲劇，將使“上帝”都感到震驚。中國城鎮高達2—3千萬的下崗、失業、待業人員和中國農村高達1.2—1.5億的剩余勞動力。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他們的“剩余”是為創造利潤的經濟活動所不需要的“剩余”。他們是被事實上以創造利潤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排除在社會經濟生活之外的。這就是他們“下崗”、“失業”、“待業”、“剩余”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我們冷靜的觀察和思考當今全國的就業狀況，就會發現，一方面有大量的失業、下崗、待業和剩余的勞動力沒有事做，另一方面，那些數量眾多、勉強就業的人擁擠在第三產業的少數部門，造成嚴重的“流通過剩”情況。當你走遍全國的城鎮，眼見那樣多年青、聰明、漂亮、健康的男女擁擠在一家又一家飯館、美容院、發廊、洗腳屋、按摩房、歌廳、服裝店、商店、菜攤、水果攤……——明明沒有多少顧客和生意——卻在艱難的“自謀”著“生路”時，您不覺得心疼嗎？！我們天天在說“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天天在說“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卻眼見著生產力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被大量的浪費著。作為共產黨員，作為堅持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共產黨員，我們能不自責嗎？！

四、必須說明的幾個觀點

1、 筆者反對以“利潤”作為整個社會生產的目的，但仍然主張生產和經濟活動要提高“效率”，增加“效益”，也仍然主張在一定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要追求“利潤”，以積累社會財富。筆者所主張的是整個社會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異化為“利潤”。2、 自從人類誕生，并步入原始社會，人類生產活動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滿足“需要”。但隨著有文字記載的階級社會歷史的發展，生產資料成了勞動者外在的對抗力量，與勞動者分離并對立，勞動目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結果與勞動者的關系被“異化”。這個生產的“目的”到了資本主義時期，在產品普遍采取交換價值形式的基礎上，進一步異化成了“利潤”。當然，這個“利潤”下面有各種各樣的“需要”支撐著。但資本追求的是“利潤”，而不是“需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說，這個“異化”也曾經和正在發生著一些積極的作用。例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技術的進步，促進社會財富的積累等等。但是，這個“異化”從它出現的時候起，也同時成為人類社會階級對抗和各種各樣罪惡的根源。比如“鴉片的販賣”、“鴉片戰爭”、“販賣黑奴”、“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對工人的殘酷剝削”、“黃、賭、毒”、“失業”……等等。到了現代，這個“異化”的負作用日益嚴重了，除了上述各點罪惡更加放大外，它已經成了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它已經成了危及人類自身生存的罪魁禍首——為了“利潤”，對自然資源破壞性的大規模野蠻開發和對全球環境的嚴重破壞。因此，人類自己的歷史任務已經擺在了他的面前——清除這個“異化”和這個“異化”的載體資本主義制度。3、 有的論者將一九六二年動員五百萬人以上的職工返鄉務農（連同家屬共兩千六百萬人左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開始的，延續多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總數約一千六百四十七萬人）（見注釋6）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的大批“知青”返城造成的嚴重“待業青年”問題，當作社會主義也存在“失業”問題，無力解決“失業”問題的證據。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有欠公允。首先，不能說一九六二年的“返鄉務農”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開始的“上山下鄉”不是一種就業安排。其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待業青年”問題，也應歷史的客觀的看，我們總應該準許我們的前輩存在一些失誤（就像我們今天也存在失誤一樣）——在當時，沒有很好的找到依靠社會主義的辦法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和方法。

五、幾點建議

1、 逐漸糾正和改變各地事實上存在的私有化和市場取向的改革方向。破除對市場和私有制的迷信（即破除對市場和私有制能自動實現最佳配置和最有效率的迷信）。進一步確立公有制為主，按勞分配為主的經濟體制，重新確立國家計劃和宏觀調控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即盡可能滿足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整個社會生產的總的指導思想。2、 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采用真正民主的逐級遞選的方法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防止和避免政府和官員腐敗的最有效的辦法）。政府應成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拋棄“小政府、大社會”理論中的謬誤。確立“小政府、天下為己任”的奉獻精神。3、 開征社會保障稅，對所有就業人員和所有企業實行累進稅率，以集中財力。4、 政府代表全體人民，代表整個社會，代表社會主義國家，逐漸增加對各項社會資源的控制，包括各種物質資源、市場資源和產銷資源的控制。以集中財力、控制力和經濟運做的空間，保障廣就業的實現。 5、 在就業的指導思想上，變“自謀生路”為“自謀生路”和“共謀生路”相結合。政府應擔當起“共謀生路”的組織者的責任。6、 參考“以工代賑”的思路，提高待遇標準，多勞多得。按照不同的年齡、性別、身體狀況、文化、技能、地域……等等情況，科學妥善的組織所有無業可就的勞動力資源，從事社會需要，但并不直接創造“利潤”的生產勞動、社會公益事業。包括城鄉環境和國土整治、綠化、植樹造林、東、中、西線南水北調工程、修橋鋪路……等等。以再造中華美好河山。以我國目前的綜合國力，工農業生產水平和不斷增加的社會總財富，只要妥善調節分配（不是平均主義，不是“一平二調”）是完全可以實現廣就業的目標的。

注釋：

（1）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規劃財務司：《2001年上半年勞動和社會保障統計報告》，2001年7月。

（2）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年鑒》（2001），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1。

（3）莫榮：《我國城鎮失業率已達7%，需要采取相應措施》，《研究論壇》，2001年7月5日第20期。

（4）城市失業下崗與再就業研究課題組，《我國城市中的失業下崗問題極其對策》，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社會學，2000年，第3期。

（5）本文第二部分所用的“失業”概念是廣義的，包括下崗人員、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未登記失業人員和農村剩余勞動力。

（6）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