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信心”的訪談　　

                                   何干強　　

作者按語：最近，某報紙記者通過電子郵件對筆者采訪，出的題目是“中國信心與世界信心的互動”。記者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當前中國的發展引人注目，同時國際形勢也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如何辯證認識中國信心與世界信心的互動關系。”二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如何理解‘提振我們自己的信心就是給世界信心’”。我以為，報刊記者提問總是有一定導向意圖的，記者在采訪時提何種問題，使用何種概念，這是記者的權益；然而被采訪者回答問題，卻不必迎合記者使用的概念，回答問題更應力求科學。下面是筆者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　　

記者：當前中國的發展引人注目，同時國際形勢也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如何辯證認識中國信心與世界信心的互動關系。　　

何干強：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經濟走向國際化的條件下，國際經濟震蕩影響中國經濟是很自然的。但是說到信心，首先要弄清中國經濟的性質與世界經濟性質的差別。中國經濟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總趨勢是向上的，我們具有解決國內經濟困難的根本制度條件，為此，我們對克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和經濟發展的前景理應充滿信心。　　

但是，對世界經濟，我不主張籠統講增強“世界信心”。從生產關系角度看，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發生這次號稱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現象。當代發達國家占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向下的，必然會在一次又一次危急中逐步走向衰亡，因而對此說不上樹立信心。　　

面對資本主義性質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人民絕不是什么應堅定信心的問題，而是可以進一步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盡管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但是，這次大危機已經充分說明，其本質仍然是資本主義，仍然存在無法解決的深刻的對抗性基本矛盾。我們的輿論陣地有必要要利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向廣大讀者宣傳，中國絕不能搞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決不能搞私有化，走有人鼓吹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而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建設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國際資本主義終歸要爆發的各種危機的牽制，真正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　　

當然，從生產力角度看，世界經濟總要向前發展，資本主義的危機改變不了世界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總趨勢，只有從這個角度看，才用得上“信心”這個概念。而只有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由發達資本主義控制的舊秩序，世界生產力才會更健康的發展。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團結世界各國人民，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作斗爭，終將改變這種舊秩序，對此我們應當有信心。　　

因此，我們不宜在報刊陣地上對所謂過國際聯手“救市”表示要堅定信心。至于在國家關系之間使用一些外交辭令，那又當別論；不過，即使外交用語也要講分寸，否則，會使我國人民產生疑惑，如果我們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真的共赴金融危難，豈不會養虎為患？　　

記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如何理解“提振我們自己的信心就是給世界信心”？　　

國際經濟危機的緩解，會有助于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中國解決好自己的經濟問題，客觀上有助于遏制世界經濟衰退。中國作為世界上前幾位的大經濟體，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本身就是對世界的貢獻。所以，中國政府最近采取重大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受到國際社會的熱評，亞洲股市11月10日“聞風而漲”。　　

從國內當前解決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出現的問題來看，我們理所當然地要樹立信心。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們能夠戰勝前進道路上發生的一切困難的根本條件。利用好這個條件，就能像戰勝特大雪災、地震災害一樣，戰勝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暫時困難。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①][②]。金融問題的解決在于弄清問題本身的現象與本質之間的聯系，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尋藏在這種聯系中。我認為，我們對我國能夠戰勝困難的信心就建立在，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經濟學的指導下，我們完全能夠弄清我國金融現象與本質之間聯系。　　

金融危機，無非是銀行出現呆賬，貸出的貨幣或貨幣資本收不回來了。但是這是表象。貨幣流通的順暢與否其實是商品流通順暢與否的外部表現；而商品流通的順暢與否，則取決于社會再生產各部門之間的比例是否恰當，或者說取決于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對于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正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所說，發展經濟要從國力出發，綜合平衡要有利于廣大人民，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形成一個符合國力的有利于廣大勞動人民的產業結構來發展國民經濟。如果經濟發展超出國力承受，產業結構不當，就會造成商品流通不暢，進而影響貨幣流通不暢，發生金融問題。　　

在實踐中，忽視從國力出發是存在的。本來，合理利用外資是為了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曾幾何時，不少地方干部卻把外資當成自己的國力，出現了盲目引進外資的傾向；加上把改革開放與建立獨立自主國民經濟體系對立起來，盲目發展外向型經濟，這就加大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順差，加大了制造業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加大了超過合理限度的外匯儲備，從而加大了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我國經濟的制約。這種制約性越大，國際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就越大。　　

在實踐中，不利于廣大勞動人民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從產業結構來看，盲目發展小汽車產業拉動經濟就是一例。這等于把與它相聯系的一系列產業所耗費的資源和勞動力，都用于為目前能夠買得起小汽車的階級和階層服務了，須知大多數勞動者目前還買不起小汽車，這決定了小汽車產業的發展一旦超出狹小的限度，就會因供過于求而影響一大批相關制造業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難，這就必然反映到貨幣流通上，變成金融問題；這里還不談小汽車過多在交通、占用土地、污染方面帶來的后果。房地產業又是一例，由于過多的發展脫離一般老百姓消費力的高檔商品房，同樣產生由商品房流通不暢引起貨幣流通不暢的問題，再加上房地產的炒作引起泡沫，就更加變成金融問題。這兩個例子反映出，產業結構出現了不利于大多數人的因素，就會引發金融問題。一般地說，引起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顯然與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自發性有關，私有制比重越大，這種自發性就越大。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導向可以利用好市場社會分工制度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同時減少這種自發性；但是，如果公有制基礎被削弱，計劃導向就難以實現了。　　

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僅會助長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自發性，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而且會通過資本積累必定發生的收入差距兩極分化，造成市場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導致商品不能實現有效流通，引發金融危機。目前我國出現商品流通不暢，直接表現在市場需求不足。而重要的市場需求是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因為投資需求最終是為消費需求服務的。這就必須尋找發生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　　

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為指導，這種原因并不難找。實際上，我國市場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主要表現為以農民和工人為主體的大多數勞動者消費力不能適應市場的供給。人們的消費力取決于收入，收入取決于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決定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那么，現在的問題是否發生在這里呢？答案是不容回避的，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目前確實是與所有制結構存在的問題相聯系的。近些年來，不少地方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搞私有化“改制”，導這致公有制經濟比例嚴重下降，收入差距明顯拉大，而高收入者人數少，消費總量少；中低收入者是大量的，卻缺錢，這怎么能不造成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不足呢，又怎么能不引起商品流通不暢，從而導致銀行借貸不平衡呢？　　

根據上述簡要分析，解決國內金融問題的基本思路也就大體清楚了。這就是，必須采取標本兼治的辦法。治本之策是，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調整所有制結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下定決心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決振興新型公有制經濟；同時從有利于人民出發，調整產業結構，構建既開放又獨立自主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這樣就能比較徹底地解決我國金融問題，實現經濟的科學發展。當然，針對眼下急于解決的金融問題，也不能忽視治標之策，也就是用財政手段追加經濟結構中的短線投資、解決銀行呆賬，用政治手段制止金融投機、腐敗等等。　　

說到這里，就可以明白，我國目前發生的金融問題和經濟問題，內因是主要因素。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肯定有，但不能說是主要的；我國資本項目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并沒有開放，把我國金融出現的問題，主要歸結為外因的影響是缺乏根據的。沒有必要擔心，如果國際金融危機不能緩過氣來，我國一定會跟著倒霉。只要堅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國際金融危機再嚴重，我國經濟也可以做到“我自巍然不動”。　　

從根本上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只要遵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個客觀規律，就一定能解決現存的經濟問題，這是我們對國內經濟實現科學發展具有信心的底氣所在；而忽視遵循這個基本規律，盲目地用西方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教條治標而不治本，即使講有信心，也是難以實現的。　　

                                        2008.11.20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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