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社會矛盾尖銳彰顯平凡真理
目前中國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危機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尤其是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更是進一步促進了原有的政治危機積累不停地在蛋殼的表面呈現零星的點狀爆破。這種密集的網點狀迸發在奧運會以后中國的經濟逐步被拖到世界金融危機的旋渦中更顯出具有世界性質。國家的專政機關,如警察、司法;國家的行政機關,如各級地方政府;國家的準經濟機關,如銀監會、證監會等,已經和群眾直接沖突了。
我們看到,在強調和諧的同時,不和諧卻以更大的程度被激發出來。社會缺乏民眾權益的保護渠道,也沒有任何利益集團能夠站在民眾的利益上講話。這種各地地方政府及附屬機構,尤其是作為政府底限意志的警察機構與民眾的沖突表明了某些機構已經成為民眾的對立面,因而成為實質的政治統治者;而某些地方政府與資本的聯盟使他們成為實質的剝削者和剝奪者。社會也發生著質變,各類帶有個人利益訴求的沖突不停地結合起來,撞擊政府以潛規則結織的利益網。
一、工農聯盟和自身的階級組織被瓦解以及失去權力導致失去一切權益
市場經濟促使社會瓦解為各類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利益集團,而這些集團處于政府的進攻狀態,因而不斷地陷入瓦解。但是地方政府、資本利益集團卻控制著從政治力、經濟力、輿論力量、教育力量、軍事力量等一切資源的力,從而形成了針對多數群眾的絕對優勢。而具有這個優勢的群體已經喪失了建國初期革命干部的那種忠誠和無私,因而墮落成為利用祖輩的政治優勢無償剝奪、收割資本收益的官僚者,而其中的一部分人直接從事工商業和金融業,從而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中的金融壟斷資產階級。這是中國的實質的統治者,這些人利用先進的生產力發展出空前強大的監控手段,從而建立起可怕的專政形式。
1、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及其變種的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絕對權力壟斷
誰在中國擁有權力?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機構被資產階級以內部滲透的形式把持以后,保留了專政的絕對化形式與依賴的官僚機構,從而建立起對其舊基礎(工農群眾)的統治。這種內部的叛變以依賴力量、依靠基礎的顛倒和變更為主要標志的。之所以說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是不能容忍的,主要是經過了以下的三個階段,無產階級專政將過渡到它對面的形式:
一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時期,強調革命的純潔性與工農的的血肉聯系。為了徹底保證“造反有理”所顛倒的舊世界不會翻身,毛主義的導師發動了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這場失敗的實驗進一步證明了改變統治階級的統治、剝削模式是多么地困難。它不是通過一場運動就能夠改變的。
二是消弱革命的鋒芒,擴大革命黨的依靠基礎,從而在現實的領域將依靠工人、農民擴展到依靠資產階級。將資產階級納入人民的范疇,將知識分子為主的小資產者作為工人的一個組成部分,將革命黨異化為執政黨,將生產力標準和經濟標準作為唯一標準等等。從而模糊階級概念、黨的性質和宗旨、社會主義的定義與范疇,模糊人民、民族獨立的立場。從赫魯曉夫的“三個和平”的理論、工業農業黨、物質刺激到國內的市場經濟、徹底改變經濟的生產目的、改變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和服務目標,已經表明其正在向其官僚資產階級的專政過渡。
列寧和毛主義導師的預言正在變為真正的現實。而這一階段已經發展到后期階段,即資產者明目張膽地掌握政治協商會議,而官僚掌握“人民”代表大會,從而在實質上建立在真正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聯合體。而“生產力、人民、先進文化”代表的主體發生的顛倒性轉移,土地的徹底私有化,則直接把中國推進到第三階段。
三是取掉共產黨、人民共和國的外衣,直接為壟斷資產階級的正名。這一時期是正在發生的歷史。從文化上否定革命,否定一切在建國后建立的價值體系,從而將自由主義的“升官發財”資產階級思潮滲透到一切視聽文化領域以及人與人相處的關系上,和《共產黨宣言》表達的資產階級對封建社會破壞效果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這種破壞力量的對象轉移來為破壞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即建國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資本主義在嘲笑社會主義價值觀,畜生在嘲笑人。
2、資產階級、漢奸買辦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訴求是“官退民進”,繼續推進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
有一篇網文認為,目前左派的盟友是右派。短暫的聯盟是可行的,但是長期來看卻是有害的。資產階級、漢奸買辦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聯合體根本不屑于和那些不在實質上掌握任何有組織力量,而只在道義上占據上風的左派聯合。左右兩個派別只在其對付的目標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在呼吁政府放開權力。
但是放開的權力給誰?很顯然,給了資產階級和右派。比如那個土地流轉,根本是資產階級擴張資本的要求。還有物權法,短暫地看似乎同時給了老百姓以“物權”,但實質上給了“合法剝削了群眾的勞動成果”然后合法化的渠道,也就是合法“洗錢”的渠道。不僅如此,還給了他們在政協表演的機會,給他們在金融危機面前保持利潤、減少損失的機會。一旦某個領域出現問題,就有資本代言人高呼要“引進市場模式”或者“改革”,其根本動力就是資本的利潤要求。
資本很聰明,通過教育的商業化或光做不說的市場化,資本將自己的利潤投入到科研、教育的資助中,從而培養他們的利益代言人;
資本很聰明,通過對大眾網站的投資和收入誘惑,誘導“大字報”偏離真正的群眾意志,從而引導對其有利的宣傳和報道,甚至在事件發生后,直接將“封口費”塞到他們被吃喝玩樂撐得張不開的嘴巴里;
資本很聰明,通過黨報尋租和各級小報的商業化,將自己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利益訴求象墨水一樣潑灑在社會輿論的大畫上;
資本很聰明,通過吃喝玩樂、五毒俱全的形式收買一切具有經濟政治利益訴求的知識分子,給予他們財產和報酬,使他們在媒體上成為明星,使他們感激涕零地回報資本。
資本上滲透到一切的社會領域,破壞一切最后的公共產品和良心、價值。
資本已經,并將全面參與到官僚政治中來,從而建立起資本、政治、文化“黑紅金”對勞動群眾的絕對壓迫。
更重要的,那些國內資本能夠收買和滲透的地方天然地給外國資本創造了良機和開拓了便捷通道。偽軍打著自由、民主的旗幟,為外國主子開辟了一條直達民眾和民族要害的通道,從而扼住中國的脖子。
而一些左派分子,幻想著和這樣的群眾聯盟,從而對付中國已經在外國代理人、政府中外國綠卡持有人和政府中的大資本家,無疑是一廂情愿。
二、“造反有理”,同時我們要大膽地呼吁“勞動者有理,民權有理”。
中國的所有要害在于,處于經濟、政治下勢的群眾沒有任何的權利,完全處于被壓迫、被剝削、被隨意剝奪、被人任意妄為的境地。
幾位著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如張宏良的五有社會,韓德強的“強大、公正、民主、法制、高尚”(可能有誤,請以韓文原表述為準)理論,都是追求的終極價值。而其達到這一目的地的手段、途徑,卻缺乏嚴密的論述。
韓德強的正負反饋理論,闡述了一種社會主義的可能途徑與歷史的另一種表述。但是我們現在面前的,卻已經是自由主義泛濫,各種利益訴求膨脹表演,民眾利益處于被壓迫剝削的重要時期,如果想通過引導正反饋而達到對社會的全面撥亂反正,實質是不可能的。
各種社會組織、教育機構、知識分子聯合體、媒體、影視等等占有組織資源、信息號召力資源的力量群,背后都站立著各種國內外的資產階級、政府利益集團。
在市場經濟的趨勢已經無法逆轉的時期,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從低級的階段開始,為民眾的權益而戰斗,要做到這一點,首要的就是:
爭取民權。
1、政治上的人民民主
在政治上,要求人民民主。
純粹的代表制度民主在20世紀已經喪失了其基本的歷史價值,繼續探索21世紀的參與制民主和代表制民主相互結合,從而以參與制民主直接監督人民的代表,并在人民權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直接撤除代表和代表體制。
資本攻擊共產主義是專制。恰好,是那些假共產主義國家不愿意實行巴黎公社原則的結果。現在有人攻擊馬克思,說他是專制的,這也恰恰是不了解巴黎公社原則的結果。
2、經濟上的勞動民主和勞動權益
在經濟上,要求承認勞動創造世界,承認勞動和勞動者的價值。
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對勞動者生存、就業、人身、自由、民主、言論等的保障機制“神圣不可侵犯”。
在企業內部,職工能夠通過企業的信息公開化獲得經濟民主,進一步強化《勞動合同法》中對勞動者有利的條文修改。抓住一切發生的工傷死亡、國有企業收購出售事件、經濟危機促進勞動者利益的增加和利益獲得。
支持工人、農民組織起來。
在城市邊緣地區,支持和鼓勵農民工、城市貧民組織起來,形成準工會組織。
在農村地區,支持農民結合成對抗市場經濟,防止在破產的合作社和公社。既然土地可以流轉,那么農民可以利用流轉的土地自我結合起來,從而形成農村的土地聯合體,共同對抗資本侵占農村地區的需求。
給予城市居民獲得居住、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福利,以及使他們獲得對股市、彩票等賭博形式的否決權和知情權。
凡是資本家所不愿意和不爽的,正是我們所支持的。凡是底層民眾組織起來形成為力量的,都要聲援。凡是能夠促進底層群眾權益而權利增加的活動,都要支援。就是這么簡單。
無論何種“先進的生產力”,如果其事物的主流方面都是促使勞動者這一生產力中最核心的要素身心損害,都應該反對。
無論何種土地流轉,只要他們破壞了農民組織起來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就要極力反對。
3、文化上的“勞動光榮,勞動創造歷史”,文化表現權,聯合真正有良心的知識分子。
在文化領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嚴重泛濫的地區。但正是在這一地區,我們要爭奪民權,展開文化的陣地戰。
人民將借助于自由的網絡形式。勞動群眾自己的創造影視作品將反映勞動群眾自己的生活,從而反抗文化界的賣國主義和反革命。
勞動群眾將在歷史上為勞動群眾自己的知識分子寫下傳記,從而改寫宮廷皇帝史、帝王將相史等英雄的歷史和文化市儈、政治白癡所寫的歷史。
21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實質上是這樣一個群體,即利用自己的智力、知識為受壓迫、受剝削勞動群眾建立民主權利、國家權力、人格尊嚴、生存發展權、文化話語權而奮斗的那些群體。
而那些走狗,不過是渣滓,終將被掃蕩到歷史的恥辱堆下埋葬。
自由和普遍的個人主義將本來團結的集團瓦解為容易個個擊破的原子,而這些原子只有受到外力強大的壓迫下才整合為一個整體。這些整體一旦失去這個強大的外力,那么其自身就逐漸出現破裂,直至完全的破碎、碎片化。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期,由于民族、國家的深刻危機,內部的殘酷壓迫剝削,促使勞動群眾在反壓迫、反剝削、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按照社會主義的目標結合起來,從而形成強大的戰斗力。當這些革命和外來壓迫的因素終了以后,內部的和平因素上升,享受勝利成果的思想發展了起來,得利思維使人民在經濟利益面前分裂、瓦解為組織力量上的烏合之眾。
那么,新的壓迫、剝削出現以及可以預見的金融危機帶來的全面社會危機,將進一步促使人民在強大的外力下團結凝聚起來。
強大外力下民眾才能團結論是一種延續觀點。即使是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也依靠著不停地給自己建立敵人而使自己獲得發展的動力。因此歷史上,那些聰明的國家總是通過外部因素來凝聚自己國家的民心。
對于新民權論者來說,不僅要依靠建立新的理論來凝聚人心,而且往往在直接的運動面前,能夠直接對理論提出發展的要求。而那些星星之火的理論萌芽,受到資本重重圍剿的馬列毛主義,必然會重新點燃起火花。
然而難道真的只能通過制造敵人才能夠團結群眾嗎?群眾如能掌握社會化大生產,也能夠獲得團結的物質基礎。這是馬克思之所以正確的重要論斷。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生產是促使群眾團結進步的重要凝聚力,而不是帶有封建或殖民殘余的沙皇俄國、中國,即使力圖通過發現“未來敵人”而提前發動對敵人的防御機制,也無法抵抗民眾的不覺悟和生活的侵蝕對革命的破壞。
4、外交領域,實現人民主權,要求重新復興獨立自主、民族獨立尊嚴的共和國。
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在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模式下,他們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能夠獲得部分施舍的“超額利潤”。因此,主權是人民的,是屬于勞動群眾的。
張文木說,槍桿子里出主權。我要說,如果主權不屬于人民,那么槍桿子保護的,不過是資本侵略的便利性。沒有絲毫的意義。
因此,所謂的“新民權”,不是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權利”,而是真正的底層勞動群眾的權利。
新民權,是民眾權利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各個領域的“占領行動”,是“名正言順”或“循名責實”。
造反有理,民權有理,勞動者權利有理。
給予強大資本、官僚壓迫下的群眾(擁有資源者的對立面)以足以和對方抗衡的真正權力,是目前克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危機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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