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的又一苦果
——聞《中國陷入稀有金屬定價權困境》
褲子換飛機，石油、鐵礦砂由人喝價，這不足怪。加入WPO后大豆的進口和加工迅速落入人手“雙贏”，中國人只好“與時俱進”，與就李中堂和“黃金十年”接軌，也好理解。唯獨這個稀有金屬，中國不是稀土大國么，儲量占世界85％，怎么鬧騰得“陷入定價權困境”呢？
我們“站起來”快60年了，都已經崛起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難道連阿拉伯世界的“王國”和“酋長國”都不如——人家還有個掌控產量和定價的“歐佩克”呢？
不可思議。
先看《國際先驅導報》8月7日一則新聞摘要：
《中國陷入稀有金屬定價權困境》
作為多種稀有金屬的主產地，中國卻不掌握定價權；“游擊式”開發導致的結果是，我國稀有金屬儲量急劇下降。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王曉潔 實習記者鄧媛發自北京 最近，稀有金屬行情一反去年牛市景象，價格開始下跌。業內人士分析，這主要是供大于求所致。
“中國曾以成本價銷售稀土金屬，現在的售價也只能算作初級原材料價格。”民進中央聯絡委員會委員、中科聯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晏雙利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作為多種稀有金屬的主產地，中國卻不掌握定價權，“稀有金屬是戰略資源，廣泛用于航天產業和國防建設，而且我國的稀有金屬儲量也不多了。”
目前，中國的黑鎢礦已差不多被采空，僅剩白鎢礦可以開采20年左右，稀土儲量從以前占世界的85%降低到現在的58%；根據中國有色工業金屬協會給出的數據，如按現在水平開采，鉬可采16年，鋅可采10年。
“中國的銦儲量占世界2/3，80%都出口給日韓，定價權也在他們手里。”晏雙利不由感嘆。銦廣泛用于制造液晶電視和軍工產業，生產高靈敏導彈導引頭就離不開它。銦高峰價曾達1000萬元/噸，而在諸多民資蜂擁而上后，價格打了4折。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這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到達江西時的“名言”。然而，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稀土的出口量增長了近10倍，平均價卻被壓低到當初6成。
以稀土開發為例，現在南方離子型稀土開發的主力是民間資本，而在國家控制不力的情況下，小礦主“游擊式”開發和出口時爭相壓價在所難免。
地方市縣靠開發資源提升GDP，供需平衡沒法不被打破。此外，開采稀土的政策門檻過低，國家對生態破壞的懲罰力度不夠也助長了亂開采現象。
我們一面大量出口稀有金屬礦砂，一面又每年從日韓進口大量進口稀有金屬產品用于國防產業,“氧化釹出口價20多萬一噸，人家提純后再把釹賣給我們，價格翻了幾十倍。”長期存在出口轉內銷價格飆升的怪現象。
“日本、美國從中國進口大量的稀有金屬，作為他們自己的戰略儲備。”曾親赴稀有金屬礦區調研的晏雙利說道。日本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制定了儲備稀有金屬的相關法律，規定國家和部分企業必須儲備一定數量的釩、錳、鈷、鎳、鉬、鎢、鉻等稀有金屬，并要求儲備足夠3個月到半年左右的消耗量。
美國的做法更給中國敲響了警鐘：美國稀土儲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其最大的稀土礦芒廷帕斯礦已經被封存，鉬公司也基本停產。此外，澳大利亞、加拿大、歐盟等都已經限制或停止開發本國的稀有金屬，從中國進口資源作為其自身的儲備。
這是“烏金”，黃金也不樂觀。我國黃金儲量世界第七，可我們又是怎樣“西部大開發”的呢？
一位退休不忘憂國的退休老人曾先后寫過《從賤賣金礦看“有水快流”》和《是引進技術，還是賣國？》等文章，呼吁社會關注 “我國幾個世界級的黃金礦，被“外資”以匪夷所思的低價，高比例絕對控股的事”。5月6日，央視《經濟半小時》也曾播出節目，稱“云南貴州：世界級金礦流失 外資廉價圈占”。08年05月《成都商報》也曾刊文報道：《盲目引資 中國300噸黃金拱手送“老外”》。要知道，經過30年高速發展，我們用外匯購買的美國債券早過1萬億美元，為美國發展做了“普世貢獻”；而我們的黃金儲備，卻一直保持毛澤東“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年代的600噸的水平“停滯不前”。而一個云南“大開”，就輕松愉快地送走了黃金家底子的一半——這是匪夷所思！
“據媒體報道，我國貴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爛泥溝金礦、遼寧營口市蓋縣的貓嶺金礦、云南東川播卡金礦，這三大金礦目前已探明儲量均超過100噸，遠景儲量分別為150噸、300噸、400噸，被國土資源部稱為“世界級金礦”。三大金礦分別為澳大利亞的澳華黃金、加拿大的曼德羅礦業公司、加拿大的西南資源公司掌控，外方控股比例分別高達85%、79%、90%。“
“貴州省規定，每生產一克黃金收取的資源補償費是6元，生產一噸黃金只需要繳納600萬元的資源補償費，還不到黃金價格的3%。而貴州省人民政府2003年發布的《關于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中規定，如果外商從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鼓勵類非油氣礦產資源開采的，五年內免繳礦產資源補償費。外資企業在西部地區還可以享受三年內免交企業所得稅，第四、第五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這就意味著開發爛泥溝金礦的錦豐礦業三年內不用繳納一分錢，第四、第五年唯一需要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也能減半。”
該從根本處反思了。
黑窯奴工震驚世界時，張維迎主流博士居然把這歸罪于“計劃經濟”。
“首先，‘黑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必然現象，社會要發展，必然有人付出代價，也許這種代價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畢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任何事情都要從《是引進技術，還是賣國？》兩方面來看，雖然“黑窯”事件有點不合情理，但是我們還要看到畢竟山西為這些無業游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讓他們有吃、有住、還有工資，這對社會的穩定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黑窯”事件究其根源，都是計劃經濟留下的禍根……只有徹底清算計劃經濟，才能避免“黑窯”事件的重演。”
這就是霸權精英的 “實事求是”！
20年前，一位因文革中的遭遇而與趙紫陽關系很不一般的有識之士，在給鄧小平的上書中就呼吁“收 拾” “以失敗的蘇東改革為模式，以原始商品經濟為藍本”的“改革亂動”。他說：
“在xx的亂動中，又加上胡耀邦的‘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加上趙紫陽的學校、醫院、黨政機關、軍隊搞創收。”“現在，被改革改動所搞亂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共產黨的各級政權和人心。”
可見，并不是人都跟李銳一樣。
回視30年，不到蘇東覆轍，光歌功頌德沒有用。
追根溯源了，就不能回避胡耀邦總書記執政期間的一個歷史性的方針：“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
稍為有點常識，有點“科學發展”頭腦和對國家人民的負責精神，都會判斷“大開快流”方針的是非。
20幾年前計劃經濟公有制還“主體”的時候，“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 無異于是一道放手讓私人資本瓦解公有財產、掠奪礦產資源的金字詔旨和戰略總動員令。是 “硬道理”的最激進的版本。
它就像一聲“春雷”，向國人宣告：這公有制“產權不明晰”，抓住際遇趕快瘋搶吧，誰有本事誰發財！
有了這陽光雨露，無數小煤窯、小金礦、小鎢礦、小鉬礦等等，就在神州大地上遍地開花了。從此，官商勾結、黑武打手與奴隸勞動和層出不窮的礦難，也繼之紛紛登場。
隨著《喬家大院》的走上央視舞臺，靠著對國家煤礦資源瘋狂掠奪崛起了新一代“晉商”。短短幾年間，他們將天文數字的財富“快流”鼓了自己的腰包，一面制造著可上吉尼斯記錄的礦難，一面以令人瞠目的揮霍而走進公眾的視線，使人感受到什么叫“新社會階層”。
一個山西，就有小煤窯萬家，“整頓”至今猶存的3800多座合法煤礦里——不算黑礦——具備30萬噸以上生產規模的也不過8%。 06年2月28日 ，山西出臺《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大規模將采礦權轉給煤老板 改革涉及數千億”。 “多、小、散、亂”，風搶與作踐資源－－這就是“最佳配置”！由于權錢勾結官商合流，遍地開花小煤窯乃成為難治的痼疾。
于是，權錢黑攜手，打造了野蠻奴隸式的勞動體制，遂使多數黑礦的勞動條件、勞動狀況與管理方式，一下子回到了前資本時代，回到“李中堂”辦洋務乃至殷商古羅馬時代，從而，礦難也就自然而然地創造了世界吉尼斯記錄。2003年全世界產煤約50億噸，死亡人數8000人左右，中國當年煤炭產量16.6億噸，而死亡人數6434人，占全世界的80.4%。中國的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倍，俄羅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2004年官方公布的礦難死亡人數是6027人，平均每生產100萬噸煤炭就有3.1個礦工付出生命。2005年以來，礦難更是持續攀升。
于是，野蠻開發，環境污染也橫空出世，掠奪式的開發在財富滾滾流進老板錢袋的同時，三晉大地滿目瘡痍，丟下了一片片不毛之地……（見附文）
實在令人難解：
國家的資源，不用來為全社會造福，非得讓它“快流”進少數人的腰包 ——怎么非得私有化才叫改革呢？
資源的瘋狂掠奪，環境的肆意破壞，令人發指的血汗奴隸勞動，聳人聽聞的錢權黑勾結，是飛快“做大做強”了——這就是“硬道理”？
稀金稀土乃戰略物資，美國停采，我們卻放手讓私人發財胡開亂采，并競相壓價爭著出口，以致自己占有絕對優勢的資源卻將定價權拱手送給外人——這是什么“外向型經濟”！
以三晉大地的滿目瘡痍和黑窯奴工的血汗，造就了富得流油的礦老板階層，畢竟還算肥水未流外人田。而對稀有金屬的狂開亂采競相壓價出口，國家還長期給退稅以政策扶植，鼓勵導致中國定價權的喪失，則是中國的資源財富和礦工血汗，“快流”進了外國老板的腰包。——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買辦情結怎么就這么強執著？
在“進一步解放思想”的高歌中，霸權精英放手“清算毛澤東罪惡”，隨意妖魔化毛澤東成為時髦。而對一任耀邦書記當政期間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比如扶植縱容藏獨疆獨分裂主義勢力造成嚴重后果的錯誤路線，鼓勵瘋搶資源的“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的錯誤方針，主流媒體不僅諱莫如深，而且只能聽見無盡的歌功頌德之聲——這能算“實事求是”嗎？難道這就叫“民主自由”？
附文：
《煤炭給山西環境帶來毀滅性破壞 煤老板舉家搬遷》
煤炭給山西帶來了財富，為少數人分享，也給環境帶來毀滅性破壞，卻由多數人承受。前者攜財富遠走他鄉，而后者卻只能留守原地，等待政府救助——政府和原住民成為環境破壞的最終埋單者
2006年8月6日 ，山西省孝義市兌鎮鎮郝家寨村。
郝春林(化名)的妻子一邊在灶臺旁搟面，一邊聽著里屋電視中的戲曲節目。音量已經調到最大，但仍“聽不真”，因為地底下傳來的持續 “隆隆”聲幾乎把電視聲蓋過去了。
突然，“隆隆”聲被更加巨大的“咚咚”聲壓了過去。地面開始顫動，房屋在搖晃，房頂嘩嘩掉渣。“吱”的一聲，窗玻璃出現裂紋并迅速延展，裂成一個“米”字型。“快走！”郝妻大叫一聲，拉上記者三步并做兩步沖出門外。
這一幕并非地震，而是地下日夜不停挖煤造成的。“‘隆隆’聲是挖掘機在作業；‘咚咚’聲是開山的炮聲。”郝春林在附近煤礦做安全監督工作，對這一切非常熟悉。
大約過了40多分鐘，“咚咚”聲漸漸停了下來，“隆隆”聲還在繼續。郝妻這才松一口氣，回到屋里，抖了抖剛才落在案板上的渣土，繼續搟她的面。“對于這樣的驚嚇，我們都習慣了。”她說。
在山西，采空塌陷已經成為一種嚴重的災害。地下被挖空之后，地表巖石發生裂隙和斷移，地下水乘虛而入向下滲漏，造成地表塌陷和水資源枯竭。
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向媒體表示，“山西長期過度開采，沒有及時治理，存在地表沉陷的問題。”
郝家寨村地處山西省汾西礦務局水峪煤礦北部。這里的民居是窯洞。郝春林說，“現在每家的窯洞都是危房，墻壁布滿裂縫，不知道什么時候窯洞就會變成活墳。”為了防止倒塌，村民們用碗口粗的木棍把窯洞里里外外都頂住。
郝春林家的房子已經變形，門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推開。他指著墻上的裂縫對記者說，“裂縫一天天在‘生長’，現在已經可以放進一個拳頭了。”
地下超度開采還導致飲水危機。這也是導致沉陷區居民難以生存的一大問題。郝家寨村民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水峪礦早在上世紀80年代給該村打了500多米的深井。山西其他塌陷區就沒這么幸運了。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李連濟告訴本刊，他在做采空塌陷課題調研時發現，現在一些地方不僅河水斷流，就連井水也干枯了。在太原市萬柏林區化客頭街道新道村，村民不得不到山下買水吃，一車水130元。
圪卓頭村是兌鎮塌陷區的另一個村。在這里，土地塌陷導致耕地荒蕪。
圪卓頭村有耕地1400多畝，現在地里已長滿了半人高的雜草。在已經荒蕪的耕地里，村委委員趙靜偉囑咐記者緊緊跟在他身后。因為不時就會遇到幾米深的裂縫，一不小心就掉進去。時值盛夏，地里的樹卻光禿禿的，趙靜偉說，水滲漏了，樹都干死了。
圪卓頭村的村民現在已經不種地了。他們告訴記者，以前這里也曾是現代化耕作，因為常有拖拉機陷到裂縫里出不來，村民就改用牛耕地，牛也經常掉進裂縫里，不是骨折就是摔死，村民只好改用鋤頭人力耕種。現在，地里裂縫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深，水也滲漏了，地再也沒法種下去了。
最讓圪卓頭村村民痛苦不堪的，還有采煤造成的污染。整個村子都被煤灰籠罩著，烏蒙蒙的。空氣中飄散著黑色顆粒，彌漫著嗆人的氣味。一切都黯淡無光。
孝午公路(孝義到午城)從圪卓頭村中間通過，村民集中居住在公路兩側。圪卓頭村委會主任王德貞說，幾十噸、上百噸的運煤卡車晝夜不停地在公路上穿梭。運煤卡車不僅超載，而且還不蓋篷布，一邊走一邊揚撒。煤灰粉塵遮天避日，一年四季見不到太陽。
一位卡車司機告訴記者，有經驗的司機會車時都會踩一腳剎車，因為騰起的煙塵讓人頃刻間什么都看不見。
黑色是圪卓頭村惟一的顏色。房屋路面是黑的，樹葉花卉是黑的，貓狗是黑的，人也是黑的。趙靜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當地，圪卓頭村人被稱為“長年不下班的坑下工人”，也有人干脆稱這里的人是“黑人”。曾有人到該村探望親友，見了面不敢確認，傳為笑話。
不同離鄉路
隨著生活環境一步步惡化，越來越多的人被迫背井離鄉。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去處。
地動山搖剛一結束，郝春林氣得回到屋里便開始收拾東西。“走！說什么也得走！在外餓死，也比在家砸死強。”他說。
任憑郝春林翻箱倒柜，郝妻都若無其事地在灶房里忙活。“走哪去！”郝妻對記者說，“每次山下煤礦打炮，他都發一次瘋！”
果然，折騰一陣子后，郝春林漸漸安靜下來，但仍神經質地反復嘮叨著，“快了，快搬家了！”
走！不僅僅是郝春林一個人的想法。
舊村、新村、新新村
郝春林所說的搬家，將是郝家寨村的第三次整體搬遷了。
郝家寨是這一區域散居村落的統稱，包括幾個村子。現年42歲的郝春林出生在其中的溝底村。郝春林說，那時郝家寨就溝底村一個村子，也沒有郝家寨這個名字。他記得，從村子旁邊流過的兌鎮河清澈極了。
1979年，由于煤礦開采，溝底村開始出現下沉跡象，大隊決定將村子整體搬遷。新建村子離原來的溝底村也就兩三里遠。一半村民從溝底村遷到了山上的新村。另一半在觀望。
隨著時間推移，溝底村塌陷情況越來越嚴重。在干部屢次勸說下，1986年，另一半溝底村村民不再觀望，也搬家了。這次搬到了新村的山腳下。郝春林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兌鎮河越來越黑，村民都叫它“黑龍江”。
雖分居幾處，但原來都是一個村子的，于是大家把幾個村子統稱郝家寨。其中建在山上的村子叫上新村，建在山腳的叫下新村。溝底村成了一片長滿荒草的廢墟，村民干脆把它改叫“舊村”，把1979年建的上新村稱為“新村”，1986年建的下新村稱為“新新村”。
郝春林說，這20多年，煤礦越來越多，開采力度越來越大。近幾年新村和新新村塌陷情況日趨嚴重。那條“黑龍江”也干了。如今，郝家寨又在醞釀下一次整體搬遷。郝家寨村委會在村里新張貼的《建房協議書》上說，新建房屋每平米要交納516.38元。
郝春林對這次搬遷并不樂觀。他帶記者去了離新村兩里遠的一個叫雨溝的地方，說，這將是他們的新家。土地已經被平整出來了，兩臺挖掘機正在輪番作業。郝春林說，村主任在外地開礦，家早就搬到孝義去了，每次都是用手機指揮村委會工作。搬到這個地方是村主任決定的，并沒和村民商量。他指著挖掘機作業的地方說，就在那個地方，曾有過兩個被關掉的黑煤礦，晝夜不停地挖過五六年，下面早就空了。
新村子將建在塌陷區上，這在郝家寨并不是什么秘密。事實上，郝春林所在的新村目前只剩下一半村民。“能打工的年輕人都走了。”郝春林說，剩下的等著搬遷的都是老弱病殘。
新村的小學校由于生源減少已于兩年前關閉，這更加速了村民的離鄉進程。郝春林說，年輕人都到孝義去了，打工供孩子上學。郝春林說，上了年紀沒能力再外出打工的人，就只好等著搬到新的塌陷區上去。
山西人熱購海濱商品房
少數富裕村民也有到別處買房子的。剛在孝義開張兩個多月的山東省乳山市銀灘房地產代辦點，最近得了一筆大生意：孝義地區某村的村民團購了20套住房。售樓員楊小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村子有個集體煤礦，每年按人頭分錢。這些年煤挖得差不多了，環境也破壞得差不多了，村民決定集體移民。
在孝義市，山東乳山銀灘房地產的代辦點已經開了6家。楊小姐稱，乳山房地產銷售代辦點遍布整個山西，代辦點從省會太原，到呂梁等地級市，再到孝義等縣級市到處都是。“連續被列為全國污染城市第一名的臨汾，房子賣得最好。”她說。
在臨汾市，短短200多米長的煤化巷街已經開了10家山東房地產代辦點和2家海南代辦點。乳山市大陶家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是首家在臨汾設代辦點的公司。售樓員郝亞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乳山是隸屬于山東省威海市的一個縣級市，原本有一處靠近大海的荒灘。在乳山市政府開發銀灘旅游區的規劃下，2004年山東乳山銀灘旅游區房地產才初具雛形。當時，青島、煙臺、威海等市的房價一路高漲，但乳山市銀灘卻始終不見起色。
郝亞瓊說，直到去年2月情況突然發生逆轉。82個山西人來到乳山，一次買下了四棟樓，這令乳山開發商一下子沸騰了，紛紛打出環保牌，“國家AAAA級原生態旅游度假區”“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一級標準”等廣告語遮天蔽地，大舉進入山西。
郝亞瓊說，至今他們已在臨汾賣出了三四百套房子，買房的有醫生、教師、公務員，其中不少是團購，臨汾地區的一家電廠剛剛在他們這里團購了50套房子。
乳山市天海人和房地產臨汾總代理郭禹說，據他所知，至少有2000多個臨汾家庭在乳山買了房。在乳山，去年以來山西面館明顯增多了。
乳山市大公海岸臨汾售樓處經理常秋惠就是在乳山購房的臨汾人之一。她說，該售樓處共有4個當地工作人員，除一個沒結婚的女孩外，其他3個人都是乳山的業主。
有跡象表明，臨汾人目前在海濱購房的熱情依然高漲。周末是各個代辦點發車去乳山看房的日子。“車擠得滿滿的，座位總是緊張，”常秋惠說，“以至于他們不得不經常和顧客協商，能否推遲看房時間。”
煤老板舉家搬遷
與手頭不寬裕的臨汾普通市民選擇價格較低的乳山房產不同，一擲千金的煤老板紛紛把遷移目標鎖定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去年年底以來，“山西購房團”席卷北京、上海等地，成為繼溫州人之后的第二個全國性購房群體。所不同的是，山西人異地購房的目的并非炒房，而是“生態移民”。
據媒體報道，去年年底，山西煤老板購房團首次抵滬就買下16套房子，一周之內又在重慶一處樓盤購房45套。今年7月下旬，又一支由30名身家5000萬元以上的山西煤老板組成的購房團飛抵上海，兩天橫掃了6個樓盤。
衛東(化名)是孝義地區一個擁有年產15萬噸煤礦的煤老板。他說，煤老板買房目的有二，一是投資，二是為下一代尋找讀書和安居之地。
“以前煤老板把錢變成金子，現在把錢變成房子。”他說，煤老板多出身鄉村，也沒什么文化，他們希望下一代能到環境好的大城市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紛紛在大城市買房置業。
衛東說，買房對于煤老板來說，是件很輕松的事。最小的煤老板一年也能掙四五百萬元，大的煤老板一年能掙幾千萬甚至上億。因此，他們置業非常隨意，買房扎堆，往往一個煤老板買下一處房子，其他煤老板看都不看也跟著在這個樓盤買房。“為了打麻將方便。”衛東說。
衛東一家10年前從礦區遷了出來，起初搬到孝義，現在又遷到太原。衛東本人已多年不回村下礦了，煤礦生意交給經理人打理。他說，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太原公關。
衛東說，現在孩子還小，山西的生意也需他照看，所以暫時留在太原。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終他要移民北京。
(《中國新聞周刊》；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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