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東方早報》反撲張宏良否認銀行賤賣的回復
楊芳洲 2008年8月4日
賤賣是鐵的事實，無人能否認。為賤賣辯護者也無法否認賤賣，只是在反復強調賤賣時的“客觀”原因，從而證明其賤賣有理。其所言賤賣時銀行困境，30—40%的銀行壞賬確實不假，他們因此宣揚只有賤賣給外國人，讓外資管理才是出路，“而外資來‘救火’就要有報酬，否則我們也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是雙贏”。自晚清以來，一切賣國都不外乎以此類自認無能之無奈為根據啊。
此類自貶劣等之洋奴理論似是而非不值一駁。以家產酬謝“救火”者是否雙贏？則須知兩點：其一，“火”為何人所放？如“救火”者即縱火者，所謀者我家產也，雙贏乎？中計乎？其二，此火果無救乎？
緊縮貨幣，這是美國人幾十年來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一貫誤導他國，但卻與其自己國內經濟政策完全相反的藥方。只有誤導他國緊縮經濟，才能消除其社會利潤空間，造成其普遍衰退蕭條，以實現“剪羊毛”的三大目標：1.使這些國家成為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2.使這些國家的資金因無投資機會而流向美國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3.利用這些國家嚴重的經濟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經濟命脈。
央行自93年6月以來的宏觀調控完全實現了美國人的這些目標。為美國等國際資本趁機剪羊毛——廉價參股兼并我金融機構和骨干國企創造了最好的機會。
當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因受美國誤導采取緊縮政策，造成其銀行系統巨額壞帳和虧損及普遍經濟災難，于是美國大銀行趁其尋找“戰略投資者”“救火”之機“剪羊毛”，以最低代價參股控股。待到這些國家金融業被美國等控股后，他們就永遠失去了自己的經濟自主權。即使民意選舉左派上臺也難以改變經濟受制于人之尷尬處境。由此可見，美國對我宏觀經濟政策的誤導造成我普遍經濟困境（尤其是銀行金融系統）后再乘我引入“戰略投資者”之機參股，完全是其兼并拉美國家銀行金融業以求控制其經濟命脈的陰謀再現。此其一也。
我銀行金融機構前些年巨額的壞帳和虧損，有經理們失職的嚴重問題，但主要還是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造成的。緊縮的貨幣政策必然造成貨幣供應缺口（壞賬）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必大增企業成本，擠掉企業盈利空間，一切經營單位的三角債和壞帳，破產等社會經濟損失最終也都要體現到貨幣循環的樞紐――銀行的壞帳損失上來。（銀行的壞帳損失大約相當于全社會經濟損失的一半。）隨著2003年外資大量涌入我股市樓市，已實現其剪羊毛坐底意圖，我便不再實行緊縮政策，我國經濟開始恢復增長。銀行業自然也就重現生機，扭虧為盈。而外資恰恰趕在這之前以最低價參股（一般都是每股1元多），然后享受宏觀經濟大環境改善所帶來的巨大紅利，也因此造成了境外銀行資本的經營神話。可見，我銀行業這兩三年之所以扭虧為盈，與外資參股毫無關系，完全是改變宏觀政策的結果。此其二也。
賤賣銀行絕對是內外勾結的賣國行為。當然，并非所有具體過程參與者都參與了賣國勾當，也并非所有具體參與者都認識到這是在賣國。有些具體參與者直到現在還執迷不悟也在情理之中。“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但是，只要將美國等國際資本如何在全球范圍不斷制造經濟波動，以剪羊毛剝削世界各國人民的歷史清晰展現出來，任何只要不是漢奸之人，就都不會認為賤賣我銀行合理。
附：
張宏良再度“博”轟銀行業改革
東方早報記者 姚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早前拋出萬言書直指“銀行賤賣”之后，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再度語出驚人。
上周五，張宏良在其博客上再度發表長達21000字的宏文，評點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熱點問題研討會。這一題為《不要欺人民太甚！》的文章接連拋出問題——“研討會還是討伐會”，“不良學者的流氓觀點還是金融買辦的殖民化宣言”。
張宏良在文中直指，我國在銀行業改革的過程中給予了外資“超國民待遇”，這樣的改革進程導致了國民財富的流失，并對金融安全構成威脅。
這已不是張宏良第一次評點中國銀行業改革。此前的4月1日，張宏良曾在其博客上刊出萬言書——《控股中國銀行——劫難第一單》。
就其最新表態，早報記者昨天采訪了多位專家，反思中國銀行業改革之路。
質疑銀行業改革
張宏良的這篇博客最早于上周五午間發布在其個人博客上，隨后被廣泛轉載。
早報記者注意到，自6月14日建設銀行公開回應“賤賣論”開始，有關國有銀行賤賣論的討論開始在媒體上急劇升溫。7月6日，中國社科院在北京主辦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熱點問題學術論壇，與會的諸多權威專家大都認為國有銀行沒有賤賣。
細讀張宏良發布在博客上的全文，評論言辭之激烈令人咋舌。而其一貫堅持的觀點——中國銀行業在改革過程中，存在國有銀行被賤賣的問題，也再次被重點提及。
事實上，張宏良早些時候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就提出其“賤賣論”的三大理由：同在一級市場上，國內投資者與國外戰略投資者在獲得股票的過程中存在巨大的差價，這中間包含了極大的不公平；國外戰略投資者是否給中資銀行帶來技術進步，難以量化；國外戰略投資者的進入對中國金融業的安全帶來威脅。
“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結果完全不一樣。對于張教授的言論，我不予置評。”此前曾經參加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熱點問題學術論壇的一位權威專家對早報記者如是表示。
定價偏低有歷史成因？
早報記者注意到，張宏良的一個主要觀點是，國有銀行應屬于全體國民所有，但國有銀行在引進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僅僅考慮了財政出資的因素，因此導致了定價偏低。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告訴早報記者，定價偏低的問題與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路徑選擇有一定關系，“必須站在當時的特定背景下看待我國銀行業改革進程”。
劉煜輝認為，我國銀行業可以對比制造業改革的路徑，即先對內開放，待銀行效率提高后，再對外開放金融市場的改革路徑。“如果可以選擇這樣的改革路徑，現在定價過低的問題將能得到改善，而外資進來和戰略投資者合作的方式也會有所改變。”
“但是很多時候，一些偶然的事件改變了改革的進程。”劉煜輝指出，由于“德隆事件”，中小銀行引入股東的改革路徑被監管層否決。
可查的資料顯示，德隆集團在2004年左右曾一度掌握了包括南昌市商業銀行在內的多家城市商業銀行的股權。同時，德隆還涉及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不過，德隆集團的金融夢想最終隨著德隆集團的倒塌一并結束。
“中國銀行業改革在摸著石頭過河，因此許多事情可能存在急于求成的情況。不過，這將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經驗。” 劉煜輝說。
早報記者也注意到，從不同時點看待定價權問題，則是目前認為銀行并未賤賣的學者的普遍觀點。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宋逢明就在此前召開的研討會上指出，關于“賤賣論”又一次出現，根源在于弄錯了概念，是“把不同時點的價格放到一起”。
而此前建設銀行的多位高管及新聞發言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表示，考慮到當年建設銀行的具體經營情況，折價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是合理的，不該將當時的價格與現在的價格進行比較。
技術引進之爭
爭論的問題不僅僅局限于定價。
“對于四大銀行來講，一部分參股的外資商業銀行把你看作是競爭對手，不可能給你什么先進技術；另外一部分是投資銀行，也就是證券公司，是買賣股票的莊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業銀行，如何能給你帶來商業銀行的先進技術？”張宏良在其博客上對于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根源——引進國外先進管理技術進行了反駁。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的觀點是，金融機構改組上市是打破舊體制的重要方式。金融機構改組上市的最重要意義在于引進新的利益主體，用投資者追求利潤強化我們銀行的利潤合作，用投資者追求收入、追求收益、投資回報的最大化，強化銀行對工業企業的獨立性，強化銀行對政府的獨立性。
金融安全之辯
在張宏良看來，國外戰略投資者是否帶來了技術并不是最主要的。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已經危及我國金融安全才是我國銀行業改革中最嚴重的問題。
“對于四大銀行之外的大多數商業銀行來講，外資的確帶來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是這些注入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商業銀行，都已經是被外資控股的銀行，資產已經不屬于中國人了，此時這些銀行有沒有先進技術對中國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張宏良尖銳地指出。
張宏良今年4月份亦在《瞭望》雜志撰文指出，“銀行如果被外資控制，也就等于把所有社會成員都置于外方機構的掌控之中，所有社會活動都在其監視之下。”
“美國是世界上金融最強大的國家，所有的金融規則都由美國制定，金融創新大都來自美國，可美國金融市場卻是壁壘森嚴，這令人深思。”張宏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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