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沁區(qū)政府對律師事務所“包二奶”，一種足以埋葬中國的另類和諧范例

20080728

新聞背景：強制拆遷激起群眾不滿，為防堵“民告官”，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區(qū)政府連續(xù)多年聘下區(qū)內所有律師，以此要求律師們不得再為“民告官”者提供法律援助。市民陳顯狀告科爾沁區(qū)政府強制拆遷，因為請不到律師，他只得自學法律單槍匹馬打官司。還有市民只得到外地請律師（2008年7月27日搜狐網新聞引自《半月談》）。

看了這則新聞，筆者感到這些公共權力的掌握者侵犯人民的政治、法律權利邊界已經到了何其囂張的地步。當西方媒體攻擊我國體制時，我們總是拿出很多例子來反駁。而今，具有諷刺性的說明、案例出現(xiàn)了：作為一個縣級行政機構，通遼市科爾沁區(qū)政府的行政權力壟斷和控制了維護人民權益的渠道，從而形成了對“人民政府”形象的危害，成了不折不扣的行政、法律的綜合體，不僅給西方世界攻擊中國人權狀況差的口實，而且使這個地方政府喪失了人民政府的性質，成了最為愚昧、采用最猖狂手段控制人民民主的反面典型，是為中國法制史上令所有法律人士蒙羞的“科爾沁區(qū)政府對律師事務所‘包二奶’事件”。

一、手段的異化：對人民采取專政手段，對敵人采取民主手段

長期以來，關于和諧，我們馬列毛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有著毫不妥協(xié)的爭論。在毛澤東同志看來，所謂絕對的和諧是不存在的，而矛盾的斗爭是客觀、普遍、永恒的，統(tǒng)一則是短暫的。統(tǒng)一接近于和諧，但卻是短暫的，這是社會試圖接近卻根本不能完全實現(xiàn)的目標。現(xiàn)代馬列毛主義者也堅持這樣的觀點：即所謂和諧，乃是矛盾斗爭中出現(xiàn)的短暫的統(tǒng)一現(xiàn)象。如果將和諧絕對化，社會就會停滯。正是在矛盾的不停斗爭中，社會才得到發(fā)展。而矛盾的斗爭在階級社會則體現(xiàn)為你死我活的斗爭。這個暫時性的和諧是通過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清除階級對抗性矛盾解決的。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和諧社會思想以來，既有爭論，也有贊許。但無論如何，將國內工人階級內部、農民階級內部和工農聯(lián)盟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從而達到和諧，是有其積極意義的。然而，從提出這個理論以來，已經被國內外居心叵測的人歪曲了。甚至在網上，該詞語已經被諷刺性地轉化為“封殺”的同義語，于是和諧這個詞突然具有了更加令人玩味的語意。而在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政策、法規(guī)、措施、警察法庭等專政手段打壓來直接達到表面上的和諧目標已經成了主要的途徑，這不僅與胡錦濤總書記的和諧思想本意背道而馳，而且與人類普遍認同的危機處理方法是一道悖論。

真正的和諧，應該是在工人階級內部、農民階級內部和工農聯(lián)盟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采取說服、教育，甚至互相妥協(xié)的辦法；但是對于敵我矛盾，就應該采取專政手段毫不留情地采取措施。

但是現(xiàn)在，這個政策卻顛倒了，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對勞動群眾采取專政等暴力手段，而對一些危險的經濟漢奸、賣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買辦知識分子、殘酷壓榨勞動群眾的黑惡資本家卻采取了讓步、寬容、妥協(xié)的辦法。這使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些“某些地方政府”的真正性質。

人民民主專政，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演化為“專政人民，同時對敵人（過去人民民主所專政的對象）的民主”，簡稱專政人民民主。

最低層次的，是無所作為，這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典型作風。正如胡總書記一再指出的，就是作風拖沓，效率低下，脫離人民群眾，如同官老爺，官僚作風嚴重。

較高層次的，是對人民群眾的要求置若罔聞，對群眾的保護自己權益的要求一拖了之，偏袒權貴，在政府內部搞一家親，在政府外勾結地方黑惡勢力，跟資本家攀親帶故，搞團伙腐敗，裙帶關系，構成了“黑（黑社會）紅（公共權力）金（金錢）”的牢固聯(lián)盟，為害一方。

最高層次的，是直接出動專政手段彈壓人民群眾，殘害人民群眾，成為人民的死敵。膽敢向人民開槍，向養(yǎng)活他們的勞動人民施展暴力，完全成了人民共和國的罪犯。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說，我們是人民政府，不能將專政手段在人民身上。將這個意思反過來就是說，凡是膽敢將專政手段施展在人民群眾身上，該地方政府就不是人民政府，而是反人民的地方政府。

二、內蒙古通遼科爾沁區(qū)政府“收購”、“收買”區(qū)內所有律師是“專政人民民主”的一個“偉大”發(fā)明

據報道，科爾沁區(qū)7個律師事務所近百名律師統(tǒng)統(tǒng)被聘為了區(qū)政府的常年法律顧問，按照所簽協(xié)議，律師成為政府的法律顧問后，就不能同時擔當狀告政府方的代理人。有此“利劍高懸”，律師們都不敢“違規(guī)”接受“民告官”案件。司法局領導經常向律師們施壓說，誰跟政府對著干就別想在當?shù)鼗欤月蓭焸儾坏貌蝗淌転榈胤秸疅o償服務的硬性要求。

這真是一種絕妙的發(fā)明，是“專政人民民主”的一個偉大的發(fā)明，由此通遼科爾沁區(qū)政府走向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它不是通過化解矛盾、解決矛盾而達到“和諧”，而是通過收購律師，收買律師案這種變相的“收買、收購”律師事務活動本身來達到。

更讓人震驚的是，按照記者的報道，科爾沁區(qū)司法局一位副局長居然告訴記者：“我們今年又簽訂了合同，繼續(xù)推廣這一做法。”2007年上半年，科爾沁區(qū)司法局原局長梁志貴接受記者采訪時竟然自豪地稱這一做法為“獨特做法”，并認為律師這樣做是主動為政府分憂，可以直接降低上訪率。

不僅無知，而且無恥無畏。活脫脫一幅“破壞民主法制有利，破壞人民民主有理”的丑陋嘴臉。不僅給人民群眾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而且直接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攻擊目標。無論對國內、國外都有百弊而無一利。

這是典型的“包二奶”。如果說，作為對人民民主喪失、缺乏的補充，民間法律力量的興起補充了民眾要求法律公正的要求的話，那么無論這種要求是否能夠在這樣的機制內真正能夠達到，它卻畢竟提供了民眾追求社會正義的渠道。

然而，現(xiàn)在，“人民政府”阻塞了老百姓正常尋求法律援助的途徑。堵而不疏，那么矛盾就會逐步積累，最終爆發(fā)成洪水，成為對抗性的矛盾。

正是這些“和諧”的假追求者，才造成了和諧的最終被破壞無余。這種在壓制和變相控制下的和諧，不僅破壞了政府的基本信任度，而且最終將為官民矛盾激化而不可收拾的溫床。

這些掩蓋矛盾，壓制民聲的官僚分子，以及科爾沁區(qū)政府獨霸律師資源、堵塞“民告官”途徑的做法，正是和諧社會的最大敵人。　　

三、政治對法律“包二奶”的行為是地方政府“專政人民民主”的體現(xiàn)

內蒙古通遼科爾沁區(qū)政府“收購”、“收買”區(qū)內所有律師是典型的政治對法律“包二奶”的行為，也是地方政府“專政人民民主”的體現(xiàn)。

我們知道，行政權力長期以來干涉司法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潛規(guī)則。司法缺乏獨立權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在這種情況下，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不民主行為也異常猖獗。

如果在我國的多數(shù)地方政府，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還停留在“打招呼”、“遞條子”、“互相照顧”的階段。那么在科爾沁區(qū)，政府已經公開對法律進行“包二奶”，收買法律的使用權了。

政治控制法律從羞羞答答的互相勾結、通氣階段，發(fā)展到收買階段，撕開遮羞布，是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最為可觀的“進步”之一。在這個時代，妓女可以公然叫賣、范跑跑可以公開上電視為其下賤的道德觀辯護、房地產商可以公開到媒介上呼吁政府保護其特權、漢奸公開為自己張揚拍電視唱頌歌、無良地方官員公然到北京來試圖逮捕大報記者、政協(xié)委員可以公開顯示其綠卡身份和外國主人的榮耀、惡心的學者為經濟寡頭叫賣其馬明哲的收入合理性的時代……這是一個喪失了是非，罪惡可以滔天而無所制約的時代。

但是有一種罪惡又總在制約中，那就是“造反有理”的所謂“罪惡”。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xiàn)就是“民不可以告官”，小民永遠是小民。官員只是權勢和金錢的朋友，而是“造反有理”的敵人。無論“造反有理”是怎么地被各式各樣的目的和用心來解讀，但是其中的對待不公正、不合理社會的反抗卻永遠是合理、正義的。

正是在這樣的思維下，才發(fā)生了科爾沁區(qū)政府的“包（律師）二奶”的事件。在科爾沁區(qū)地區(qū)，政府形成了絕對壟斷政治、法律的寡頭體制。在民主缺乏的地方，這成了一種絕對的行政、法律權力壟斷，從而遏止了民眾的任何呼聲，這無疑為外敵對勢力攻擊我為共產法西斯提供了口實和靶子，這些掌握司法卻明知故犯的罪犯應該被判處人民的絞刑。他們丟盡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的臉。

一般意義上說，法律作為上層建筑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反映，是統(tǒng)治階級由于其經濟原因而在政治上鞏固其利益、意志的集中表現(xiàn)。因此，法的關系實際上是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在無產階級執(zhí)掌政權時，其經濟利益的一致性并不必然導致政治上的絕對統(tǒng)一。需要考慮的是，無產階級政黨上臺后，要保持其人民性，必須始終保持政府人員的人民性，使官員始終處于人民的絕對監(jiān)督之下。這是從巴黎公社民主原則、1917年列寧的工農兵蘇維埃制度、毛澤東延安精神所發(fā)展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大民主制一脈相承的。

不實行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國家只有滅亡。蘇聯(lián)1990年的事件、東歐1989年事件、柬埔寨紅色高棉等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那些缺乏人民民主的國家，雖然打著社會主義和人民共和國的旗號，但是仍然不過是工人貴族執(zhí)政的資產階級國家。人民民主的主體，永遠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是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勞動知識分子和愛國的小資產階級、愛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但是勞動群眾的利益的一致性，不需要高度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全面集權來體現(xiàn)。即使在特殊時期需要這樣的集權，也要始終保證他們在人民的絕對監(jiān)督之下。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在執(zhí)掌政權后實現(xiàn)人民民主，一些國家已經做出了探索。但是科爾沁區(qū)政府這樣的向歷史倒退方向的探索，可以列為21世紀民主發(fā)展史上的吉尼斯世界記錄了，真是輪為人民、世界各國進步人士和世界輿論的笑柄，成為反人民民主的“英雄”紀念碑。

在胡錦濤同志倡導“和諧社會”思想，著力從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入手，通過化解社會問題催生“人民民主”的重要時期，科爾沁政府不是去注意解決矛盾，而是膽敢靠壓制民主，消滅民意來達到扭曲了的“和諧”，正在把當?shù)氐恼c人民關系推向另一個“貴州甕安事件”和“云南孟連事件”。它為我們樹立了一個以權力和貨幣收買、控制有組織能力和專業(yè)知識來訴訟政府行政行為的社會集團的惡劣先例，從而成為無恥的科爾沁范例。

照此下去，筆者斷言如斯：

科爾沁將是下一個甕安、孟連。而且科爾沁所采取的方法如同范例，一旦為我國各地地方政府所參照，將形成極其惡劣的全局性之影響。而中國例來如此，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良性制度形成尤難，而惡性制度形成殊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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