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川證明“賺錢越多創造價值越大”必須回答一些問題　　

云谷川在強國論壇批判馬克思主義，開始還有些人討論，但很快沒有人注意他了。原因很簡單：他連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數學幾個帖子他就傻了，只能車轱轆話說一遍又一遍。看到云谷川跟著美國鸚鵡說賺錢越多創造價值越大，倒覺得需要評論一下，因為這是在繼續為西方摧毀中國制造輿論。　　

云谷川用這樣一個例子說明價值來源于利潤：“同是中國制造的一件服裝，用國外品牌就價值萬元，而用我們中國自己的商標其價值五、六百元。”原因是：“品牌，是在長期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形成的質量保證、服務保證和信譽保證。面對品牌商品消費者寧肯多花錢也要購買。”　　

“同是中國制造的一件服裝”，顯然質量，款式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制造成本是一樣的（甚至可能就是一個廠出的）。零售價差幾十倍，意味著毛利差上百倍。多出的上百倍真的完全是來自“質量保證、服務保證和信譽保證”嗎？顯然說不通。因為“同是中國制造的一件服裝”，意味著“質量”相同。如果衣服在同一商場銷售，服務保證也是一樣的。而在質量、服務相同的條件下，信譽保證則完全沒有意義。因此，多出上百倍毛利一定有另外的原因。　　

原因很簡單，就是顧客購買沖動并不是因為質量、服務和信譽創造的，而是“信息”創造的。消費者是憑兩個因素決定購買的，一個是“眼球沖擊力”，一個是“信仰”。　　

一件零售500元的衣服，生產成本80元左右。出廠價180元左右，毛利100元左右（因為還要發生宣傳和銷售費用）。零售環節成本200元左右（商場費用一般為30%，150元，其他費用50元），零售毛利120元左右（稅前）。一件為外國品牌生產的零售價10000元的衣服，生產成本還是80元，出廠價90元（因為是加工），利潤只有10元。零售商拿到的價格大約4500元，零售成本3100元，毛利2400元。這里最大差別在哪里呢？在中國品牌商的毛利只有100元，而外國品牌毛利達到4000多元。這些毛利不是利潤，要拿出很大一部分做銷售，其中主要是打廣告。中國企業能拿出最高每件100元，外國企業能拿出最高每件4000元，是中國企業的40倍。這就是為什么最好時段，最好版面，最多時間和面積都是看到外國品牌廣告的基本原因。在目前品牌和品種浩如煙海的市場選擇中，廣告起什么作用，恐怕云谷川或者　云谷川的　夫人都很清楚，當然，查查廣告學的資料就更明白了。　　

另一個因素是信仰。同樣一個芒果，在商場里買的就不值幾個錢，毛主席送的就價值連城。同樣一個發型，明星、名人用過的，理發價格就高很多。同樣一件公牛隊的背心，印著喬丹的就比印著皮蓬名字的貴好幾美元。這里，任何質量、服務、信譽都不存在。當前中國人信仰什么？信仰西方，西方的屁在中國都有人愿意聞。西方是強勢，尤其在“政治正確”性和各種觀念上，因此，西方的東西就容易被一些人信仰。再加上龍大嘴和云谷川這樣的鸚鵡賣力地宣傳西方產品有最好的“質量保證、服務保證和信譽保證”，愿意免費為西方產品做廣告，信仰西方東西的人就越來越多，信仰就越來越堅定。　　

品牌本來就是觀念內容的東西，與物質的聯系并不高。現代工業是西方領先，各種產品的最好品牌都是西方的。品牌越響亮，毛利越高，可投入的廣告費用約多。投入廣告費用越多，品牌越響亮，毛利就更高。按照老祖宗的話說，這就是“損不足以奉有余”。用現代的話說，這就是“正反饋系統”。這是為什么西方人最近突然注意所謂知識產權和品牌，突然宣傳眼球經濟的根本原因，因為這是西方人從發展中國家賺取更多利潤的法寶。中國媒體也在強調品牌重要，其實無非是給西方品牌開路，因為在這個正反饋系統中，弱勢無論如何也不能扭轉局面。　　

云谷川還用“馬鞍形價值曲線”來說忽悠。說“技術創新”、“生產環節”和“品牌經營”三個環節中，技術創新和品牌經營創造價值最高，生產環節創造價值最低。因為“技術創新的商品一般都是市場上從來沒有的新產品，具有新的功能，能夠滿足人們新的需要。技術創新的商品一般都是帶有技術“壟斷”性質的產品，是供不應求的商品。供不應求的商品就具有高額利潤”。　　

技術進步創造價值高，是很實在的話。因為技術進步要投入很多勞動，而且是創造性勞動，這些勞動稀缺性強，因此市場價值高。因此，任何國家要想在財富分配中獲得更大比例，就要有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但是我們會發現，在西方幾百年資本主義時期，從所謂知識產權和技術進步獲取的超額利潤遠沒有今天多，而且強調知識產權的力度遠沒有今天大。一部DVD，專利費是生產利潤的十幾倍，難道真的技術進步就值這么多錢嗎？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什么前幾百年不是這樣比例，偏偏今天是這樣呢？說透了，這同品牌一樣，是經濟、政治的強弱形勢所決定的。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產業資本大量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形成所謂產業空洞化。這個轉移先是勞動密集型，接著是資本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一部分技術密集型也轉移了過來，但是知識密集型產業就不轉移，即使轉移了，權利也還是西方的。同時我們會發現，西方在于新興市場國家談判時，知識產權越來越成為重點，不遵守知識產權的國家，一切免談。為什么西方會選擇這樣的策略呢？因為先進技術和強大的研究隊伍主要在西方，把所謂知識產權的規則定下來后，西方就可以利用這個強勢提高專利的價格。而專利價格越高，利潤就越高，科研條件和為科研人員提供的生活福利就越好，吸引新興市場國家稀缺的知識資源能力就越強。知識資源越雄厚，對方的弱勢就越明顯，專利價格就可以抬更高。這同樣是一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正反饋系統。而宣傳知識經濟的到來，宣傳知識的價值，是這場大戲的必要環節。　　

還有一個環節也很重要，就是鼓勵新興市場國家科研市場化，讓他們從集中國家力量與西方抗衡的能力下降。上世紀大部分時間，蘇聯在各種重要技術上都不弱于西方，很多方面超過了西方。如果蘇聯要研制新的生活用品，潛在知識資源一點不比西方國家差。而俄羅斯在此前是技術非常落后的國家。一個落后國家通過集中知識資源趕上和超過西方，是西方國家最頭痛的事情。因此，只有在政治上瓦解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誘使他們走上分散知識資源的道路，才能捕獲他們的知識資源，才能瓦解他們的趕超能力。再加上通過種種手段讓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認為只有西方“政治正確”，誘使這些國家知識資源跑到他們那里，一切都能如愿了。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嗎？　　

說透了，知識經濟和眼球經濟是西方新的“紅衣大炮”和“鴉片”，是用來摧毀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攫取最大財富，實現新殖民狀態的基本手段。而宣傳品牌價值（鴉片）和知識價值（大炮）的任務，就落在龍大嘴、云谷川等人的身上了，需要他們把這個東西打扮成“普世價值”，打扮成“合理合法的賺錢”（云谷川語）活動。說實話，他們的任務完成的還真不錯！　　

西方的所謂“市場經濟”從來就沒有根據“看不見的手”在運作，都有看得見的手在起作用。西方的所謂“商業活動”從開始就充滿了血腥。從1500到1800年的三百年中，西方的所謂商業活動，就是暴力掠奪美洲的黃金白銀到亞洲換產品的活動，以及后來通過捕獲、販賣黑人，暴力維持美洲種植園的超經濟剝削，這些活動中，看不見的手賺到的錢遠沒有看得見的手賺到的多。1800年到上世紀中期，西方人主要通過殘酷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剩余價值以及掠奪殖民地資源從事所謂市場經濟活動。由此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對其掠奪本質的揭露。上世紀后期開始，無非是西方創建來新的掠奪形式而已，無非是西方資本家用金融霸權、知識優勢和品牌優勢創建一個新的財富分配機制而已。19世紀的馬克思經濟當然不會對20世紀末資本對勞動的掠奪形式詳細論述，但這并不妨礙馬克思論述的西方資本對世界掠奪的本質特性的認識，尤其不存在云谷川等以此嘲笑偉人的借口。　　

一只在富人廳堂籠子里的鸚鵡，嘲笑翱翔在天空的雄鷹，恐怕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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