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這些“民主”口號喊得最響亮的人，是“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指責他們“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體，變成了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以我看來，問題倒沒有這么嚴重。劉曉波們對高寒們所做的，不過是在重復中共對劉曉波們所做的而已；正如高寒們對劉曉波們做的，其實也不過是劉曉波們正在對中共所做的而已。在每類組織中，都難免有劉曉波，難免有高寒，人類組織自有其難以超越的行為邏輯和規律。換一個人站同樣的位置，表現也很難兩樣。同一個人，站在不同位置上，面對不同對象，感受和態度自然不同。高寒們相對于劉曉波們而言，無疑是弱小而無助的；但對于龐大的中共而言，劉曉波們也不過就一高寒而已：少年得志，憑借歪批李澤厚而聲名鵲起，本來人生軌跡可能就一直這樣劃過去了；忽然碰上“六.四”——好大一場輪盤賭。原來連進場觀看資格都沒有的人，突然間有機會上賭桌了，于是紛紛朝前擠。而一旦踏出這一步，就再難作出其他選擇了。

當然，以上只是利益分析，不排除當事人可能還有價值理想的原因。正如不應該以利益因素否認價值動機一樣，也不能以價值因素否認利益驅動。具體到劉曉波，可能他前期價值因素多一些，后來越來越少，現在應該已經所剩無幾了，或者說價值即其利益。一般而言，越是在運動的下層，理想主義的成份越多。蕭翰說得那么悲壯，我也相信他是真誠的，但他那時也不過就是個沒聽到“集結號”的小兵而已。“集結號”的故事，并非中共專有，而是在各朝各代、每個團體都反復發生的現象，它代表了人類組織行為的一個普遍規律：不管旗幟多么鮮艷，口號多么動人，下層大多數人都注定了只能充當炮灰；運動的果實，只能被極少數人擁有。或者說，上下之間，得到與付出永遠是極度不成比例的。歷史不可能超越，越是貌似崇高的理想目標，越不是普遍群眾所能奢望的。如果一定要懷抱理想，就免不了被“忽悠”的命運。當然，能夠懷抱盲目的理想而奮斗，朝著并不存在的目標前行，這對于許多人來說，也不失為一種充實的人生。有時候，鮮血不值錢，熱血易沸騰，這就是各種運動總不缺少炮灰的原因。

由于有了“六.四”時的“上位”經驗，現在的劉曉波們不但把海外的“巨款資助”納入囊中，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而且連中國社會未來的政治果實，也已經被他們私相授受殆盡。根據“六.四”及原來同盟會的同行競爭經驗，有時候勇于“宣布”，就意味著既成事實。別的事可以先不急，但不能不搶在其他同行前面，把“政府”先搭建好。對于這些“職業革命家”，看到他們的今天，就能想象其明天——中共好不容易已經開始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了，難道中國人的未來，還要寄托在“另一革命黨”身上嗎？

這就是我從不看好中國“民主化”前景的原因。這些“革命家”雖然慣于“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但在不知情的民眾眼中，卻還是外表光鮮，旗幟閃亮；相對而言，他們也最具有組織性。一旦“天下有變”，就可能成為最強大的社會力量，足以左右走向，至少可以將運動導向“競相激進”，將理性之士裹挾而行或者拋在一邊。為了避免“出局”，許多人今天自以為絕不會干的事，到時候可能也不得不被迫為之。那時候的中國，才真的可能淪為“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

一些人想象，“民主化”運動能夠在理性的引導下有序進行，尤其是可以象西方發達國家一樣，在市場力量的主導下，溫和漸進。其實，只要運動發生，首當其沖的，除了權力，就是資本。資本會成為繼權貴之后的第二個遭清算對象。所謂依托市場力量有序而進的民主化進程，估計只可能象拉美一樣，發生在社會歷經了多次的動蕩、反復之后，在軍管與資本聯手的力量下進行，然后還可能反復——等到塵埃落定時，中華民族已經不知伊于胡底了。

由此可見，“民主精英”靠不住。于是有人不免疑惑：如此說來，民眾還能靠什么呢？莫非只有寄希望于當局的“仁政”？假若當局“不仁”，老百姓豈非就沒活路了？——現實茍或如此，也并不奇怪。歷史上老百姓活得“滋潤”的日子本來就不多。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才有人將今天譽為“盛世”。西方發達國家是因為先走幾百年，才能以先發優勢囊括全球資源為己用，其過程難以復制。

當然，老百姓除“寄望”外，還可以“抗爭”。歷史的良性進步，從來就是在這種累積寸進中實現的。有時候，進步的方式比進步的能量更重要。采取正確的方式，縱然進步不易，但可保證始終走“在上”的良性軌道上；不遵循良性方式，縱然能快速改變力量對比，制造突破，但結果很可能只是墜入又一輪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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