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在上述第一方面效果顯著，直接成果是持續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政治基本穩定，以及隨之而來的各項社會進步。官權的強化與高效運用，在文革前已實現。從鄧小平開始整整3代領導人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市場化、全球化時代的轉變，使官權體制與變化了的環境相適應。時至今日，環境變化仍在繼續，官權體系的適應性努力也未有窮時。

在官權強化與高效運用的同時，其負面性也在逐步累積、凸顯，突出表現為權力腐敗與濫用權力所導致的官民沖突。這種負面性成了當局執政能力的軟肋與硬傷。可以說，中國近30年的高效率，是通過官權對社會其他成分權利的壓制、利益的剝奪，將資源集中在一個方向上實現的。在此過程中，官權集團利用優勢地位，吸取養分不斷滋生、壯大，逐漸成了凌駕于全社會之上的龐然大物。這30年來，中國社會的諸多進步是真實的；但這樣一個超然于社會之上，而又與現行體制，與市場化、全球化高度相融的以官權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膨脹，也是真實的。這兩個過程同時發生著。隨著時間推移，特殊利益集團的軀體越來越龐大。由于官權對其他社會群體具有壓制功能，所以社會的進步并沒有同步滋長出足以制衡官權的力量。而與此同時，特殊利益集團的贏利模式越來越成熟，與現行體制越來越水乳相融，在市場化環境中吸取養分的能力也越來越強大。中國社會之所以還能承受如此強大的抽吸，主要原因是每年的經濟高增長提供了巨大的利益增量。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抽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名義上“全民所有”實際上誰都沒有的國有資源的蠶食，二是對利益增量的鯨吞。這是大多數國民的實際收入遠遠趕不上GDP增長速度的重要原因。一旦經濟形勢逆轉，利益增量縮小或者不再有，缺少制衡的官權不可能自我約束，利益抽取將落到其他社會成員身上，而成為全社會不能承受之重。

或許有鑒于此，近年來執政黨加大了對制衡官權的摸索與嘗試。無論是黨內民主新舉措，還是個別時候對媒體或其他社會力量的借重，以及對民間的一些讓步，都可看出執政黨試圖彌補執政能力另一極的意愿。不同于對強化和運用官權的輕車熟路，制衡官權對執政黨來說是個陌生嘗試，但很快，它就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難”尷尬。

當廈門市政府對“散步”市民作出讓步時，不知他們是否想到，廈門居民創造的這種“散步”模式即將風行全國。最近發生在上海的“磁懸浮事件”，使人們對此已經不再存有疑問。物權法之于拆遷，輿論監督之于言論自由，同樣如此。官方發現，它每一次讓步，都會轉化成民間據以擴張力量的空間與模式。雖然擴張民權是制衡官權的最有力方式，甚至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但問題出在民權擴張后，當民眾意圖與政府（而不是個別官員）意圖不一致時，政府意圖如何實現呢？

對此，西方國家的經驗是官民協商、相互妥協，而中國的尷尬是：現行體制的效率完全是建立在官權對民權的剝奪和壓制這樣一種“成本節約”基礎上的。一旦開始談判，成本將飆升，現行體制不但效率無存，并將陷入一種失去自身長處，只剩自身短處，甚至集中了兩種體制短處的尷尬；而且，以前被“節約”的“成本”，都因此獲得了要求清算與補償的正當性，這種被四處追著要債的局面是執政黨無論如何無法面對的。

究其原因，不同于一開始就建構在一定民權基礎上的有限政府，現行體制的全能性是建構在將民權空間擠壓殆盡的基礎上的。建國后發生的歷次政治運動，固然有思想路線的原因，同時也是一步步擠壓民間權利的空間、最終確立官權體制的過程；與之相應，體制內部也完成了向“一個核心”集中的金字塔型梯式建構。要維持這種體制的穩定和運轉，必須保持對黨內和民間的強大高壓，因此，這種社會的內部天然蘊藏著強大的反彈力量，自上而下的壓力一刻也不能松懈。就象高壓鍋，只要有一個地方出現松動，就可能釀成整體性爆炸。

對現行體制來說，提高執政能力的問題，就是制衡官權的問題，也即是對民間“松壓”的問題。但這一難題迄今沒有安全穩妥的解法。所以，無論是對黨內民主還是民間權利，執政黨都是淺嘗輒止，轉輾反側。

事實上，近30年來，自上而下的高壓并非沒有變化。所謂改革，就方向而言是“市場化”，就方式而言是“松綁”。人們注意到，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執政黨黨內的壓力已經極大放松，殘酷的黨內斗爭被間歇式的“反腐”取代；至今惟一還被嚴令禁止的，主要是公開的派系競爭。但最近習、李二人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似乎標志著新的“松綁”即將啟動，“一個核心”的傳統體制面臨沖擊。這種趨勢的前景耐人尋味——如果核心體制由“一個核心”變成多頭“集體領導”，事實上將出現多核心，即所謂“多個司令部”，那么現行體制自上而下的秩序性將大打折扣，可能連表面的“令行禁止”都難以維持——如果以前北京、上海等地的諸侯就可以依托某種關系、某個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對峙中央的話，那么將來或許對諸侯而言，將不再存在純粹的“中央指示”，而是需要問一問究竟是“哪個中央”的指示。到那時，黨內派系將公開競爭，并且不得不以“黨內民主”的方式建立起程序規范，現行體制的游戲規則將徹底改觀。這或許是中共十七大提出“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所蘊涵的遠景。

在黨外，與官權體系對市場化、全球化的適應相對應，“松綁”涉及經濟、文化、社會多個層面，迄今惟一還被牢牢捆綁的，只剩關鍵性的政治領域。在“松綁”同時，釋放出一直被壓制的巨大空間，這一過程本來可能伴隨著巨大沖擊，但由于同時發生的巨大利益轉移，有效地填充了釋放的空間。

在黨內，這種利益轉移體現為與改革并行的權力“贖買”過程。作為社會變化的最大受益群體，官員們在很大程度上將“松綁”所釋放的能量傾注在“權力資本化”進程上。隨著官員的代際更替，壓力與利益實現了新的平衡。在黨外，則形成了新的工商階層，他們囊括了除官權抽取部分外的大部分利益增量，使GDP增長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更多只是一個數字游戲。作為新興的獲利階層，他們支持社會穩定，與官權事實上實現了相互認同，這種利益認同是中國社會在有限“松綁”后仍能保持穩定的基礎，也即是康曉光所闡述的“精英聯盟”。

與“松綁”同時發生的利益填充，是壓力松動沒有釀發大的社會動蕩的原因。由此可見，當全體成員都受益時，是啟動松綁式改革的最佳時刻。臺灣蔣經國開放“兩禁”，也是在經濟起飛，全島受益，領袖個人威望提升的有利時刻進行的。以此衡量，1980年代或許是中國政治松綁的有利時機，但鄧小平并未作此選擇。

基于3個原因，筆者并不看好在1980年代啟動政治松綁，并傾向于認為那將導致中國成為前蘇而非臺灣，鄧小平成為戈爾巴喬夫而非蔣經國。一是中國的規模和復雜情況類似蘇聯而非臺灣；二是在經濟上中國面臨著臺灣沒有而與蘇聯共有的問題：市場化，私有化；三是不同于臺灣的三民主義，中蘇的官方意識形態與松綁后的政治形態相容性差，執政黨難以避免大的沖擊與清算。

如果說在被視為“利益共贏”的1980年代啟動松綁也危險重重，更不用說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突出的今天了。當下中國對民權的松綁不但遙遙無期，而且還沒有找到腳下的路。近來海外媒體依據黨內智囊施芝鴻一篇文章、廣東大員汪洋一次講話，以為“第三次思想解放”將至，這其實只是一廂情愿。施芝鴻的“思想解放”是已經完成的過去時，借以描述第四代對前兩代的理論超越，闡發施本人參與起草的十七大報告之微言大義，具體所指即是執政黨指導思想從“發展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的變化。汪洋的講話含義與此差不多，一方面批判“唯經濟建設中心論”，另一方面也針對廣東已經成形的地方利益格局與政治生態。

在制衡官權難有大幅進展的情況下，惟有退而求之，希望在官民之間達成某種平衡，使官侵民利不致太過分，為特殊利益集團對社會的傷害確立一個“止損點”。但要找到這種平衡方式也是難題，許多人寄希望于媒體可以充當“止損”的工具，以媒體的正義來制衡政府行為。其實，媒體并不是正義的代名詞，勿寧說媒體靠近正義只是偶然，或者說只有在高壓下才是常態。一旦壓力松弛，媒體就會表現出自身的局限性，一則天然趨于媚俗；二則易于被某種意識形態左右；三則輿論一旦放開，自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何成為正義的尺度？

媒體不可靠，反而是由于技術進步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接受的一種狀況，如果能夠運用得當，或許可以成為對官權過濫的一種雖然力度較小、但確實不乏行之有效的“止損”工具。那就是在大陸媒體被控沉寂的背景下，許多官權暴虐的信息通過網絡或海外媒體表達出來。如果當局能善加運用，既可避免因此而受到沖擊，又能據此調節官權。這樣做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官民關系，但可通過具體事例調節官權的極端過分行為。這種“止損”，或許已經是現行體制下執政黨所能作到的最大改善。而只要經濟增長還能增長，沒有人出來“攪風攪雨”，大多數國民就能在這種狀態下感受到“和諧”——事實上，經濟增長與信息控制才是現行體制下“構建和諧”的雙腿，而制衡官權只是被偶爾需要的“止損”性操作。甚至，在信息控制和思想灌輸高度嚴密的朝鮮，即使經濟停滯，很多人也能感受到“和諧”乃至“內心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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