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宏觀調控
盧麒元
財經演員的臺詞不能作為決策依據。
香港通常把在機構供職的經濟學家和分析師稱為財經演員。為了營銷的需要,通常這些“演員”會被捧紅。捧紅之后,他們就開始利用影響力,販賣機構產品,操縱市場價格。有時候,這些人會被稱為大師。不過,不要誤會,這可不同于凱恩斯和佛里德曼之類的經濟學大師,大家心照不宣,這類大師雷同于風水師而已。當然了,政府不會依據他們的看法制定政策。
十分遺憾。在內地,財經演員的范疇已經不止于機構的經濟學家和分析師。也包括了主流經濟學家。或許是為了生活吧,現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更像香港的流行歌星。經濟學的容祖兒們要不停地趕場子,不停的唱那幾首耳熟能詳的歌兒。疲倦的他們,可憐的他們,可能真的自己也不清楚,他們自己在唱什么。更為遺憾的是,財經演員在中國政府和民間擁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
聽聽某位主流經濟學家的話:如果沒有宏觀調控,通貨膨脹會達到更高的水平。這話當然是有道理的。問題是,這句話掩蓋了一連串的質疑。在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事實面前,我們需要清晰判斷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后果。現行宏觀調控政策效果如何?是否存在問題?是否存在改善的空間?改善的空間在那里?改善的方法和次序?并且,不僅僅要要認真評估宏觀調控的短期效果,更要審慎評估宏觀調控的遠期影響。而所有這些問題,本應由經濟學家發出提問,由政府認真研究和解決。經濟學家的職責是研究問題、發現規律、提供策略。為什么非要降格以求,改行去做美容院的化妝師呢?
宏觀調控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匯。但是,至今中國的學界和政府都沒有對中國的宏觀調控給出清晰的定義。宏觀調控的內涵和外延需要一個解釋。那怕僅僅是一個初步的、不完整的、不系統的解釋。目前,宏觀調控政出多門、方法不一、次序紊亂、時間遲滯、力度不到位等等問題,均是出于對宏觀調控的認識仍然存在問題。加深認識和統一認識,才是首要問題。
宏觀調控本質上是政府通過變革宏觀經濟政策實施對市場的干預。政府干預市場,人為地導致資產和商品價格發生變動,從而促使資源配置發生變化。宏觀調控的好與壞需要時間檢驗。而不僅僅是說一句:我做了。關鍵是要知道成效。
這里面需要回答三個問題回答:
第一,宏觀調控的目標和目的是什么?
一般而言,政府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是遏制可能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通貨膨脹。其目的,是拉長和壓扁經濟波動(經濟危機)的幅度,避免短期劇烈波動對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
就長期而言,政府也希望合理配置資源,提高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遺憾的是,經濟史告訴我們,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從歷史的角度看都是無效的。這倒符合物質不滅定律。最終是不增不減,不垢不凈,不好不壞。
既然從歷史的角度看無效,那末為什么政府還要干預經濟呢?道理很簡單,收窄短期經濟波動的波幅,降低經濟劇烈波動對民眾的即時傷害。凱恩斯理論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產生的。羅斯福新政是一個經典案例。隨著干預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危機的周期被不斷地被拉長和壓扁,使民眾的痛苦降到最低,同時也維持了社會穩定。
但是,必須看到,干預從總體上拉長和壓扁波幅的同時,并不一定增加經濟體系的效率。相反,由于干預的方法、程度、時間極其難于把握,往往事與愿違,反而降低經濟體系發展的效率。
第二,宏觀調控的方法是什么?
從幾十年全球重要經濟體系的實踐經驗來看,宏觀調控就是有節制的綜合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通常情況下,盡量避免使用超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外的行政手段。歷史反復證明,行政手段調控往往遺害無窮。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傾向于以貨幣政策為主導,以財政政策為輔助,在現行法律框架內,間接影響市場,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從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其中,又是以非行政管制的利率政策為核心內容。輔之以微幅調整的稅收政策。可以說,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基本上不會也不能通過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因此,他們極少會使用宏觀調控這樣的術語。
中國處于經濟轉型階段。中國的貨幣政策仍然屬于行政管理范疇。即使單獨調整利率政策,亦難免有行政干預的痕跡。加之尚未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匯率屬于行政控制的范疇之內。因此,貨幣政策暫時沒有獨立性可言。這就帶來一個嚴肅的現實問題:行政控制或行政主導的貨幣政策,就本質而言,不過是財政政策的延伸。道理很簡單,利率形成的價值流動,可以視同為強制性稅收以及強制性財政補貼,例如實質負利率就是存款人對貸款人補貼;匯率形成的價值流動,也可以視同為強制性稅收以及強制性財政補貼,例如實質低匯率就是本幣生產者對外幣消費者的價格補貼。
中國行政控制下的貨幣政策需要面對極端困難的政策選擇。首先,在道德上不能無限度的壓縮國民福利;其次,又要實現低通脹和高增長的目標。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內容?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時機?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深度?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長度?如何與其它國家貨幣政策協調?這就需要具有極高道德水平、極高戰略眼光、極高戰術素養的大師級人物管理宏觀經濟。否則,難免錯漏百出。目前宏觀調控政策中貨幣政策已經明顯存在方法不當、時機太晚、深度不夠、時間過長等等一系列問題。
中國宏觀調控中的財政政策使用就更成問題。由于國家在財政制度方面的法制建設嚴重滯后,財政在經濟轉型過程當中,形成嚴重的制度性缺失。財政,這個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大管家,看丟了巨額的資產。這一制度性缺失,導致以土地為主體的自然資源(包括土地、礦產、環境等等)被暴力(行政權力的濫用)剝奪,形成國民財富的大規模流失。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分配不平等。這也就是所謂流動性泛濫的真正源泉。經濟學和經濟史的知識告訴我們,這些是應當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屬于經典的宏觀管理失控。所以,在討論宏觀調控政策中的財政政策時,筆者毫不客氣地說:請先解決失控,再來談調控。
中國財政繼承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所有紅利。即使出現了國有和國民資產大規模被盜和流失,仍然擁有足以影響經濟走向的充足資源。例如,在資本化,特別是過度資本化的時候,財政可以向市場投放足夠的資產(土地、自然資源、國有企業股權),一方面可以平抑資產的價格泡沫,另一方面可以實現財政收入,并實施對受損國民的財政轉移支付,拉動內部消費,實現國民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遺憾的是,財政的資產管理功能早已被閹割了。以至于財政部只能使用印花稅之類的、可以影響資產價格的、所謂的宏觀調控工具。以至于搞出,“半夜雞叫”式的笑話。從初次分配到再分配,均處于嚴重畸形。制度問題尚未解決,談什么政策。筆者再說一遍,就財政政策而言,請不要妄談宏觀調控,請先解決宏觀失控。
筆者聲明,上述觀點絕非指責財政部。恰恰相反,筆者為財政部叫屈。如今的財政部只是財政職能中出納的角色而已。連財政職能中的會計的職能都沒有。財政職能被分解于發改委、國資委、銀監會、人民銀行、稅務局、統計局、建設部、教委、衛生部等十余個部、委、局。中國的財政部與歐美的財政部不可同日而語。行政體制近三十年的變遷,貫穿了分職、設權、派官、爭利、免責的全過程。財政部和財政干部無須為行政缺失負責。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也是宏觀失控的根本原因所在。
至于宏觀調控中使用純粹行政手段,例如對商品和資產價格的控制(例如電價、油價、房價等等),實屬鬧劇。根本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那根本不是宏觀調控,而是宏觀調戲而已。
第三,宏觀調控的次序和尺度如何?
就次序而言,首當其沖的是財政政策,其次是貨幣政策。應該避免使用純粹的行政手段。
問題是,由于長期忽略制度變革,特別是法律建設,財政制度本身問題嚴重,根本談不到財政政策調整。因此,只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而貨幣政策,長期被西方強勢資本和利益集團脅迫,形成長期實質負利率和實質低匯率的局面。形成對利益集團和西方強勢資本的長期補貼。這完全是一種針對國家利益和國民福利的逆向操作。
至于尺度,請仔細研究最近出臺的貨幣政策。一年之內,五次提高定期存貸款利率,卻一次也不調整活期存款利率,依舊要征收利息稅,這已經說明了全部問題。沒有人介意,那些掙一點錢、存一點錢、匯一點錢,因而必須活期存款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們的利益,依舊以數以百億計的規模從他們手上搶錢,轉移支付給已經富裕了的貸款人。什么是度?定期存貸款利率的高低有意義嗎?那是一個度嗎?一個笑話而已!
筆者對于所謂的宏觀調控政策,深不以為然。
筆者呼吁,必須正視問題的實質,盡快啟動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將制度和政策行為納入法制的軌道,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和政策的變革。然后,啟用我國真正的具有大師級水準的管理人才,在必要的時候,采取必要的政策干預。也可以說,是實施真正意義的宏觀調控。
筆者作為一個商人,本不該放肆的議論國是。只是看到中國的知識精英集體失語,民眾茫茫然無所適從,不得已而言之。一介草民,在野匹夫,人微言輕。然而,匹夫弱智,未敢忘國,不敢言仁,唯有奉獻義和勇而已。
知何其難?行何其難?仁何其難?智何其難?匹夫無懼,居廟堂者何懼?無非義和勇而已。什么是宏觀調控?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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