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絆馬索

——評“精英經濟學家”

 蘇中杰

 一、偽自由主義的表演

     生活垃圾好分辨，而歷史垃圾則較難認清。因為歷史垃圾常與時俱進：什么外衣華美，就穿什么外衣。各種各樣的“主義”作為外衣，打扮過不少垃圾。近些年，國內令人厭惡的“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們穿的是什么外衣呢？是“自由主義”。他在自由主義回春而同時權貴經濟又大力施暴的情勢下，以自由主義觀念迷惑知識界，同時以支持權貴搶劫迎合權貴，從而制造出令人目眩的歷史垃圾。為此，輿論界朋友們打掃了好幾年，至今還未打掃干凈。

     幾乎無人不曉，張維迎們的“經濟理論”的目標是實現私有化，通過發展私有化來增加社會財富，而且說起來振振有詞，甚至是大聲疾呼。在左傾陰霾還相當厚重的時候，這個目標在知識界升起的是一片彩霞。出于對公有化災難的認識，出于對沒有財產權進而沒有人身權和尊嚴感的痛苦體驗，最終出于自由主義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國內知識分子望著張維迎們的這道霞光，把他當成同道者了，以為他們是勇者。這樣的勇者，挑戰的是紅色意識形態與所有制，按說，他不被當成“異議者”而厄運連連，也是沒有任何生存空間的。但你切莫擔憂，他這個“異議者”不但沒有厄運，而且大紅大紫起來，成為影響決策的“主流經濟學家”。如此奇特，原因何在？原來他們解體公有制來發展私有化的途徑是“權者先占”。張維迎認為“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所以，張維迎害怕反腐敗影響私有制進程，便特別強調說：“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正當權者乘改革之機，面對公產——過去沒收地主資本家的資產加上幾十年全國百姓積累的脂膏——兩眼發綠、血口大張、獠牙發癢而沒有理論支持的時候，在國家經濟大失血的時候，張維迎就成了他們最忠誠最可靠的師爺。

     他們玩自由主義，討好了知識界；他們在“自由主義”前面加了個“偽”字，成了權貴的坐上賓！

     他們玩這一套，把自己玩臭了，特別是在04年與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那場大辯論之后，他們的“學術形象”在嚴肅而科學的理論面前，在充滿血淚的現實面前，越來越丑陋。網上譴責如潮，張維迎又用自由主義來為他們這群學者形象立牌坊。他說：“學者不應該迎合任何人，包括大眾。學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眾投票的辦法評價誰是真正的學者。”

      是的，學者不應迎合何人，學者擁抱的是真理，這是自由主義關于學術獨立的主張，在當下的中國，是很迷人的言說。可是這樣的言說此時只是遮丑布而已：遮蓋自己的丑陋和在大眾輿論面前的孤立：那么多人譴責我們能說明什么？我們是真正的學者；不能因為反對我們的人多，我們就不是真正的學者了！此時的張維迎，就這樣用自由主義的言說一方面來救他們自己，一方面貶斥受到大眾支持的郎咸平教授不是真正的學者。

    可是，張維迎如同孔雀開屏一樣，只顧前面漂亮而不顧自己后面露出屁股有多難看。是的，學者不是民意代表，即不當民選的議員，也不能是官員及其腐敗分子的代言人吧？可是看張維迎如何說。在當前工會有名無實、勞動部門相當不力的情況下，張維迎竟認為“工會的權力大了，勞動部門的權力大了，動不動就仲裁，動不動查你的帳，打的幌子是保護工人利益，保護弱勢群體，實際上是在尋租”。這樣的攻擊和歪曲代表的是誰？說“中國改革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干部”，代表的是誰？要為企業家免除原罪，并要用公產獎勵他們，代表的是誰？正當郎咸平與疑犯顧雛軍爭辯達到白熱化時，04年8月，張維迎作為經濟學家，獨自一人趕到“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屆深圳高峰會”開幕式上發言，力挺疑犯顧雛軍，并說自己20年來一直為企業家說話，代表的是誰？張維迎每年直接來自各類公司和企業的收入我們不知道，但早年出任光華學院副院長后，成為了亞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知名民企的獨立董事，則是事實。代表誰呢？還是樊鋼說得直率痛快：“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

張維迎轉述杜維明的話說：“一個理性社會的形成，從西方的經驗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學者引導，傳遞給公共知識分子，再通過媒體走向大眾。如果倒過來就難形成——大眾左右著媒體，媒體左右著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左右著學界，就很危險。”并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對一個學者來說，最難做到的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

      杜維明的話只說對了一半：思想家、學者不受傳媒左右，要有反潮流精神。他丟掉了另一半：思想家、學者的真知來自哪里？難道來自對社會苦難的漠視和對達官貴人的依附？來自對利益對立的研究對象的一方偏袒和一方拒斥？來自對普世價值的顛倒？弄不清這一半而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幾乎是宣布“與人民為敵”了！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需要為張維迎補說一句的是，貪官和御用學者都是歷史垃圾，而所不同的是，千年之后，多數貪官都不為世人所知了，而御用學者卻在史冊的恥辱柱上特別醒目。所以，即使不為大眾考慮而只為自己后代著想，也該“反求諸己”了。

二、誰有不可饒恕的罪惡？

有人要在月黑風急時入室行盜，他們公開為盜竊者指路；少數人要在多數人的白骨上建天堂，他們大聲喊著說這很合理；有人要殺人，他們就為屠夫磨刀；有人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振振有詞地說這很必要……這就近二十年以來那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術”和“科學思想”。歷史不會忘記，現實在作證明：他們呼喚腥風血雨，打造人間地獄，確實建立了不朽的功勞。國家的艱危和人民的苦難與他們的言論絲絲相扣，難解難分，相互印證。不信？請看——

在權貴們有的虎視眈眈，有的對國產張開血瓢大口時，厲以寧說：“在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 盛洪說：“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張曙光說：“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

“精英”們支持權貴搶劫公產的理論相當多，如“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改革成本論” …… 其中，張維迎“吐唾沫論”獨具流氓特色：公產是塊饃，誰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沒人吃了，這塊饃就是他的了。20多年來有數以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即全國男女老少（注意：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剝削去7000多元，3000萬出生于40——50年代出生的工人下崗。很短時間內，將近90%的中小國企實現了私有化，實際上，是流進了私人腰包。

 “改革成本”當然由老百姓支付。工人因此而大遭劫難，不投河上吊而死，就中饑寒交迫中掙扎。此時，厲以寧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就是有名的“改革代價論”。厲先生也許感到其面孔太猙獰了，此話后面又補了一句：“中國應該用就業促進就業，因為有一批人就業了，賺了錢他馬上會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賺錢的機會。”但“用就業促進再就業”中的前一個“就業”，就是讓搶奪公產的權貴先建立起他們的家業，然后再讓下崗工人就業。這還是在為強盜邏輯辯護。值得注意的是，厲以寧原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尤其重要的是還擔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對國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公產遭劫，工人被掃地出門，社會財富以叢林法則向少數人手上集中，貧富差距急遽擴大，超過國際警戒線，四處怨聲載道，遭到普天下的譴責聲討。此時，厲以寧一方面否定貧富差距，叫嚷著還應該繼續擴大差距，一方面把屎盆子往老百姓頭上扣。他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

近十多年來的一切社會惡果，都在于分配不公。而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其中包括社會資源的分配，公產的分配，競爭起點的分配，勞動報酬的分配。人們強烈譴責分配不公，是在端正改革的航向，同時也切入經濟學的核心內容——生產和分配。但是，作為“精英”經濟學家的張維迎卻迎著人們的譴責進行無理而頑劣的對抗：“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那個“總量”是誰的？老百姓占多少？

 分配不公把百姓逼成什么樣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失業者更是艱難，甚至沒飯吃。這時，厲以寧說：“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房價漲得快是正常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 張維迎說：“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

中國經濟過熱，全球有目共睹，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卻說：“如果有機會向總理建言，我一定要說‘三個不要輕言’，不要輕言經濟過熱，不要輕言房地產泡沫，也不要輕言人民幣升值。中國現代化的標志是北大教授擁有轎車和別墅。”

面對城市建設規劃鼠目寸光，折磨未來，一個叫劉偉的經濟學家來了個文過飾非：“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面對1998年的特大洪災吞沒百姓的生命財產，這位劉偉先生又為死人和毀滅財富大唱贊歌：“水災刺激了需求，拉動增長，光水災毀房屋就幾百萬間，所以水災拉動中國經濟增長1.35%。”

 就是這樣的“學術”和“科學思想”，讓全民震怒。04年和05年，網絡上的聲討和批判空前激烈，主流經濟學家的形象越來越丑陋，名聲越來越臭。在此期間，張維迎站出來怒不可遏地叫喊道：

“大眾傳媒對學術的摧殘，對科學思想的藐視，對學者人格的侮辱，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可饒恕的罪惡。”

到底誰有不可饒恕的罪惡？

三、弱智的招魂詞

 有些理論，特別是為權貴服務的理論，是躺在棺材里出世的，本來就是僵尸。其腐氣之所以還能流布擴散，不是由于其本身的理性活力能征服人心，而是占有話語權“一枝獨放”，不允許他人清掃或消毒。當年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這樣的理論，也受到這樣的保護，所以人們面對這具僵尸及其幽靈，不忍也得忍。但是，網絡文化的發展，為民間話語提供了較廣闊的空間，于是它成了眾矢之的，成了理論火葬場和精神殯儀館的重要對象。

     “精英”經濟學家張維迎們，是擁抱著這一僵尸及其幽靈起家得勢的，進而發紅的，他們的“學術”和“科學思想”以此為基礎，以此為靈魂。天下人萬箭齊發之后，這具僵尸碎不成體，被推進了火葬場。這等于火葬張維迎們，他們能不奮起反對嗎？

      反對是必然的，但可惜的是真理不在握，智術已窮盡，只能以濃厚的哀悼意味寫招魂詞：

“當年提出‘效率優先’，不是說不考慮公平，準確一點講，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義。”

這樣的招魂詞竟弱智到掩耳盜鈴的程度：為了偷換概念，從當初響當當、硬邦邦、金科玉律般的八字提法中砍去了四個字。當初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提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效率”和“公平”兩相對舉。這個提法中，“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只是“兼顧”而已，語意特別清楚，當初已說得很準確了，并不是“效率優先，不搞平均”，張維迎“準確地說”一次，就把“公平”說成平均主義了！這八個字響遍天下，你這么砍一下，“準確”一下，人們就忘了嗎？要不是弱智到挑戰天下人的記憶力和智商，就是在強詞奪理了。

張維迎的上述招魂詞說得很清楚：“效率優先”這個提法的目的“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義”。注意：說的是“收入平均主義”，并不是“機會平均主義”——“機會均等”！可是機會均等是個多誘人的口號呀，只要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說成是為了“機會均等”，這具被天下人射得碎不成體的僵尸就活了，當然張維迎們也就隨之而活了。為此，張維迎的招魂詞接著寫道：

“一個社會更應該追求的是機會均等，而不是結果均等。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公平理解成機會均等，它實際上和效率優先是同一個概念。”

既然“效率優先”就是“公平”，“公平”就是“效率優先”，二者是同一個概念，當初的提法為什么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呢？二者內容一樣，何須“兼顧”呢？這是在狡賴！

 再看張維迎本人的“理論”，是并不主張“兼顧公平”的。他與其他“精英”一樣，主張把公產當成“無主”之產，誰先占就是誰的。其“吐唾沫論”就是經典式流氓理論：公產是塊饃，誰搶到手，先吐口唾沫的那塊饃上，其他人不吃了，那么這塊饃就是先搶并吐唾沫的人。這有什么機會均等可言？這是給流氓出主意，而權貴們對公產的大肆掠奪也印證了張維迎的流氓主意。這就是其學品。

如此狡賴，如此學品，還口口聲聲說什么“學術”和“科學思想”，還宣布什么“不與無恥的人辯論”。這叫人說什么好呢！為什么不想想自己因何被社會輿論唾棄呢？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本來就是個極為錯誤的口號，踐踏了人類的普世價值。人類的普世價值認為，任何價值中，人的價值至上；萬事萬物中，人的權利至上；社會生活中，社會公正至上；政治生活中，民主自由至上。面對這“四個至上”，效率算什么？只能是為人的價值服務的。如果效率妨礙了社會公正，剝奪了人權，這樣的效率有什么意義？是罪惡！以搶劫的方式把公產轉移到權貴手中，“私有化”的效率是很高的，但直接剝奪了廣大工人賴以就業的現實基礎，使之陷入生存危機，步入水深火熱，導出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結果肥了一批繼續奴役他人的強賊，社會公正何在？人權何在？通過武裝征地，出動警力強拆民房，把戶主打殘或驅趕出去，可以很快建起以新貴為主人的高樓大廈，效率很高，但這是建立在白骨之上的效率！可能“精英”們有這樣的期望：先實現私有化，民主而后就會自然到來。未必！甚至是欺人之說！南美和東南亞不少國家是私有化但沒有民主化，而是經濟權貴化，政治黑金化。奴隸主的私有化，封建領主的私有化，當代強盜的私有化，一切建立在他人血淚上的私有化，不可能支持民主化。人類的私有化已數千年了，只有經過人權和社會公的打造而產生平等規則的私有化，才是理想的私有化，其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民主，是各利益階層在激烈博弈之后強勢者妥協讓步才實現的。在大眾作為弱勢而還沒有博弈意識和博弈實力的歷史時期，真正的精英就是培養大眾同權貴經濟、強盜經濟博弈的精神和能量——為他們創造公正的平臺，通過“私有”而強大；而減不足而增有余，支持強勢剝奪弱勢，是在反民主！這是當代精英的常識，如果張維迎們不是陷入學術誤區而對此無知，那他們的言論就是別有用心了。

無論張維迎怎樣招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他們賴以走紅的幽靈是叫不回來了，那些蒼白無力、智術貧弱、邏輯混亂、強詞奪理的招魂詞，只能說明張維迎們在進行無可奈何的掙扎。

本著學術理性和良知，棄舊圖新是正道，但不知張維迎們是否愿意？

四、精英主義的破產

針對公產被私吞、工人大失業、政府無力應對的慘狀，網上一篇題為《無恥者無畏》的文章這樣問：此時“我們的經濟學家們都在干嘛呢？在成為一個個企業的獨立董事，在幫企業家們搞一次次的學術演講，拿著紅包拿著支票。就像科龍顧雛軍被搞掉的以后，有記者采訪張維迎，問認識顧雛軍嗎，他說我和他也不熟，于是有很多人調侃張維迎說他和顧雛軍確實不熟，因為張維迎只對支票熟。”如果是這樣，也如郎咸平所說的他們是官商學組成的“鐵三角”，那么，此文用“精英主義”四字就是高看他們了。但對于“紅包”或“支票”，筆者暫時未得實據。為避免上法庭，就把他們的行為當成“精英主義”高看他們一次吧。

    精英是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精英主義”卻是人類社會的災難。因為“精英主義”的行為方式是：自以為是地為大眾設計美麗的社會藍圖，并以自己為軸心，指揮大眾犧牲自我，為實現他們自以為是的社會藍圖而奮斗，最后自己成為統治者。所以精英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僅一步之遙，為世人所唾棄。盡管如此，近代精英主義，尤其是革命精英主義，壽命很長，有的幾十年，有的達一百多年，一直讓人崇拜。而當代，特別是近些年則不然，精英主義是相當短命的，有的剛一出生就死亡。

     精英主義的短命現象在中國經濟學界尤為明顯。

     奉行精英主義的國內經濟學家，大多都有一定的背景。從職位上來看，有政府管理、研究、咨詢等要害機構官學一體人物，也有著名高校的專家教授；從聲譽上來看，被稱為“主流”、“賢達”、“泰斗”、“新秀”。他們個個擺出“圣人出，黃河清”救世主形象，拿出居高臨下、轉動環宇的氣勢，大聲喊改革，揮手指方向。他們個個也來個“揮斥方遒，激揚文字”，可是并非“糞土當年萬戶侯”，而是“甘助新貴搶與偷”！且是公開的，赤裸裸的，聲援式的，謀劃式的，并落實到改制過程中。這一下，搶得公產的少數人上了社會的寶塔尖，多數人被壓在寶塔底，社會矛盾尖銳，怨聲載道，危機四伏。

因此，在普羅大眾眼中，他們并不是精英。到了05年，“經濟學家”幾乎與“禍水”二字畫等號，有的學生家長以“經濟學家”四字為恥，不讓自家考大學的孩子報“經濟學”。隨著“顧郎之爭”的白熱化，隨著精英們力挺的新貴顧雛軍成為疑犯，氣勢壓人、不可一世的大陸經濟學界集體失語，個個成為縮頭龜而不應戰。有人稱郎咸平是一人敵千軍：郎咸平一炬，經濟學界遍地焦土！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接受《中華工商時報》專訪時炮轟中國經濟學家，認為許多人只把經濟學當作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所以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還有人接著丁學良的話說：最多只兩個。對此，經濟學界無人應聲。而今，一提經濟學家，人們多是掩鼻而笑，誰還看他們繪畫藍圖，聽他們揮手指方向呢！

精英主義就這樣破產了。

     如此短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近代精英主義者在繪制好社會藍圖是、在未得勢而正需喚起大眾為之奮斗的過程中，許多人是比較高尚的，有的還敢于自我犧牲，只是在內訌或得勢之后為固其權，其內在的專制基因才裂變膨脹，給社會帶來禍殃。而眼下的精英主義者則不然，從繪制經濟藍圖的開始，就存在著令人難以恭維的欲望，而且精英形象和經濟藍圖不是給大眾看的，是獻給權貴來邀功行賞的。這是眼下精英主義速亡的根本原因。

    近代精英主義有可以讓大從接受的精神資源，例如，號召多災多難的老百姓起來反抗暴政，不怕流血犧牲，為了子孫后代，建立平等幸福的社會，而且把立功者當英雄，死了的當烈士，老百姓是響應的。而眼下的精英主義能不能這樣說：工人和農民朋友們，我們為了通過私有化而在未來實現民主化，讓你的子孫后代幸福起來，你們就把工廠和土地送給權者吧！送吧，你們餓死凍死是烈士，是光榮的，歷史忘不了你們！——不能吧。既然說不出讓老百姓做出犧牲的理由而還非要淌著老百姓血水走，老百姓還能說你不是仇人是恩人？

     近代精英主義處于前管制時代，大眾的精英崇拜情緒濃，“中心情結”重，自我意識淡，精神枷鎖重，再加上資訊不通，頭腦裝在罐頭盒里，所以精英主義處于朝陽期，有良好的發展空間。而眼下的精英主義處于后管制時代，大眾的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在萌發，辨識力增強，不是人物的東西非要在大眾面前擺出人物的架勢，只能被當成猴子做戲。還有網絡平臺，誰都可以發帖說話，起到剝畫皮、亮真相、求真理的作用。精英主義到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時候。這時，你再擺精英主義的譜，誰理你？張維迎倒是狂妄，竟然宣布要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唉，真叫人沒法說他，他竟不知道自己是啥……莫道中華無人，注意網絡，民間藏龍臥虎啊，你算個啥？你敢再辯，就在網上出招，必定落花流水！

    社會精英一定要拋棄精英主義：把自己當成社會中的普通一員，在公共輿論或學術平臺上發表意見，讓自己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張得大眾認同，以化為大眾的行動；千萬不能以自己為中心，指揮或役使他人。阿倫特說得到位：知識分子任務只是“打開”，不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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