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坤 唐加軍
《社會科學論壇》 2007年第14期
?。蹆热菡?當前中國精英社會責任感的喪失導致精英與平民的矛盾日益凸顯。要解決這一矛盾必須弄清楚中國精英喪失社會責任感的原因，筆者認為中國精英的形成機制是導致其喪失社會責任感的根本原因。其次，中國高校的培養模式、社會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以及轉型時期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和信仰的缺失也導致了精英社會責任感喪失。
?。坳P 鍵 詞］ 中國精英；喪失；社會責任感
?。圩髡吆喗椋?陳坤，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學、社會學
唐加軍，西華師范大學人事處科長，助教，主要從事管理學、政治學研究
當前中國社會精英與平民的矛盾已日益凸顯。不管是風靡網絡的“摩的司機與人大研究生的論戰”，還是“廈門大學的高爾夫球風波”以及“清華包機”事件，這些涉及精英的言行都受到人們的批評與嘲弄。為什么一提到精英，人們就如此反感呢？許多學者認為，中國精英們社會責任感的喪失是其主要原因。精英作為杰出人物，他們比普通社會成員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更大的話語權、影響力，因此他們應該擔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但是，看看目前中國社會的精英們，一些政府官員腐敗墮落，許多富人們一擲千金卻無半點公益之心。中國社會長期不公正、不和諧地發展，卻少有影響決策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為廣大底層人們說話。這些精英們社會責任感的喪失，使人們的反精英情緒日益濃厚。為什么中國缺乏具有平民意識的精英呢？為什么中國精英普遍喪失責任感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點原因。
一、中國精英的形成機制決定了與平民的脫節
我們以掌握社會三大主要資源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為例來分析他們的形成過程。
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掌控了國家的政治資源。根據憲法規定，各級國家機關負責人由各級人大選舉產生，受其監督對其負責。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大作為權力機關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實際上官員實行任命制。各級官員為了自身的仕途，實際上是對上級負責，而不是對民眾負責。沒有有效的民眾參與選舉、監督、罷免機制是造成中國政治精英與平民脫節的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以世界罕見的速度制造了許多超級富豪，他們占有著大量的社會財富。而一些富豪其財富并非來自勤勞致富。就如某些學者分析的，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體制和經濟結構中，是不可能在幾年時間內靠勤勞和智慧產生億萬富翁的。那么這些超級富豪是怎樣形成的呢？他們的形成與當代中國特殊的經濟體制密切相關。國有企業改制由于缺乏公正透明的機制，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從而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的億萬富翁；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從計劃向市場轉軌過程中，兩種體制同時并存的局面，也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導致了大量的尋租活動，使他們聚斂了大量的非法財富。由此可見，一些中國經濟精英們的巨額財富相當一部分都是來自特權，來自非法，是以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的，這樣的經濟精英怎會有社會責任感。
中國的知識精英來源于知識分子階層。知識精英掌握著公共話語權，引導著人們的思想，因此，本應是最有良知和道義的階層。但在市場化的浪潮中，一些知識精英已經被異化了。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們不惜損害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某些利益集團搖旗吶喊?，F在的社會格局是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一個很牢固的同盟，他們之間的利益交換以及共同壟斷資源分配，導致了精英集團與平民百姓之間的對立。知識與資本、權力相勾結，必然會喪失它的獨立性，喪失學術的尊嚴。同時，這樣的知識精英也喪失了良知，喪失了社會責任感。
二、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專業教育為主，忽視精英教育
精英當然不完全是靠上大學就能培養出來，他們的很多才能是在社會中歷練出來的。不過，適當的大學教育有利于他們做好道德與知識上的準備。如果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超過15%,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轉為了大眾普及教育，這是國際上公認的一條標準。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首次突破了15%。許多學者以此為分界線認為2002年以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2002年以后轉為了大眾化教育。但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以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的多少來判斷是否為精英教育。除了人數的控制，精英教育更應注重人才的培養模式。上世紀50年代初，我國的工業化開始起步。為了培養工業化進程所急需的專業人才，我國開始學習蘇聯教育模式——重視專業培養，發展單科人才。這種專業化培養模式造就的只能是專業化人才而不是社會精英。90年代的教育改革，打破了大學為行業培養的格局，通識教育重新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內，但是，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大學通識教育的進展并沒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2000年以后，隨著大學擴招導致的大學生就業壓力的逐步增大，各個高校紛紛按照市場需要來調整專業設置課程，大學教育被市場化，我國的精英教育再一次受阻。因此，縱觀建國后我國高等教育的培養模式，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占據主導地位，以專業化、職業化教育為主，忽視道德價值觀念的重塑，忽視人文精神的熏陶，由此培養出的大學生缺乏遠大的社會抱負、缺少社會責任感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以及社會觀念誤導了人們對精英的認識
改革開放初期，為打破平均主義的桎梏，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口號。學者李春玲在《斷裂與碎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證分析》這本書中通過調查發現，75.6%的人認為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大部分人認為，有能力的人應該獲得高收入，沒能力的人只能忍受低收入。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初期的那些口號已深入人心，平均主義原則已經被市場競爭原則和能力主義原則所取代，當然，這對提高效率，促進經濟飛速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這讓人們特別是精英們陷入一個誤區：認為有能力者會掙錢者就是精英，而忽視了精英的一個基本要素：具有社會責任感，促進社會進步。在“摩的司機與人大研究生的論戰”中，人大研究生的評論足可以反映當代中國精英們的心態。他說：“一個人，如果墮落到讓別人、讓社會、讓政府和國家來為自己不爭氣的命運買單的話，那你就不配活著！”這位以精英自居的名牌大學研究生根本不懂何為精英，何為精英的真正價值。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這些自然法則不能簡單地運用于人類社會。應該說，現代社會承認人與人素質的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必須被轉化成法權上的平等。這種轉化需要因才智出眾而掌握大量社會資源的精英來促成，而精英們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實現了自身的價值，這才是精英的最高價值所在。
四、轉型時期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和信仰的缺失也導致了精英責任感的喪失
任何社會都要有一種核心價值和道德規范。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以前，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歷史的發展以及執政黨的思想高壓政策使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成為社會統一的核心價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成為大多數人們的信仰。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基本上只存在一種思想的局面被打破了。為了推動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鄧小平首先在思想領域展開了一場革命，打破了意識形態領域的禁錮。盡管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仍然是社會的權威思想，但意識形態的高壓政策在逐漸破除，由于大多數中國人歷來沒有宗教信仰，人們的思想領域開始出現真空。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市場趨利性的導向下，拜金主義盛行，人們的道德意識淪喪。盡管，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兩手抓”，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環境下，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抓得的確不夠有力。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利益多元化、價值多元化和生活多元化等特征日益明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已不能很好地解釋當代中國社會的許多現象，盡管官方仍將它作為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但在市場化的沖擊下，傳統社會價值體系實際上已經瓦解。而進一步的理論創新也沒跟上，這就導致了人們信仰的缺失。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價值判斷，失去了價值追求。所謂的精英的社會責任感也就無從談起。
精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民族的希望。因為他們掌握著大量的社會資源，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的價值觀影響著社會的價值觀，他們的品質決定著社會的品質。我們應高度重視我國精英問題，不能僅靠少數學者呼吁有平民意識的精英，要切實從產生問題的制度、精神等層面上加以解決。只有精英們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和諧社會才能真正實現。
參考文獻：
1.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李曼麗：“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理念及制度的構建反思：1995～2005”，載《新華文摘》2006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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