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誰把社會分成了精英與草根
 

 2007年03月02日  中國新聞周刊
　　文/薛涌

　　精英與草根幾乎在任何社會都是普遍存在的。核心的問題是兩者之間應該建立什么樣的關系。一廂情愿地回避現實，說中國沒有貧富分化，那才是真正令人擔心的

　　最近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發言：“啞鈴型社會通常是不穩定的，是充滿動亂的，而橄欖型的社會則容易實現穩定增長與和諧。所以從別的國家經驗看，我對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覺到非常的懷疑。就是說現在我們社會有兩種人，一種叫精英，一種叫草根，或者叫大眾，我對這種分析表示擔憂。”

　　讀了這段話，我不免對號入座了。因為近兩年我連寫了兩本書：《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和《精英的階梯》。就在吳先生發言的前一個月，我又出版了《草根才是主流》，對于吳先生所謂“最近流行的分析”，我是很難撇干凈的。

　　我非常同意吳先生的說法，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流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最容易實行穩定和諧的增長。一個精英與草根分化的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社會，則往往充滿動亂。不過，接下來的問題則需要吳先生好好想一想：您究竟擔心的是用精英和草根的概念對社會的分析，還是這些概念所分析的社會現實？吳先生似乎在暗示，我們只要用精英和草根的概念分析社會，社會就會順著我們運用的概念形成一種兩極分化的危險現實。在我看來恰恰相反：這種分析之所以“流行”，就是因為它觸及了深刻的社會現實，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反之，一廂情愿地回避現實，說中國沒有貧富分化，說老百姓就應該掙六百塊錢的月薪，那才是真正令人擔心的東西。

　　其實，精英與草根幾乎在任何社會都是普遍存在的。這樣的社會分層天經地義。核心的問題是兩者之間應該建立什么樣的關系。我在書里解釋得很清楚，說美國是個草根民主的社會，因此沒有精英階層，那是句謊言。美國有根深蒂固的精英傳統，有一套培養精英的辦法。但是，美國的精英，歸根結底是草根的領袖，靠給草根社會提供服務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并時時要尋求草根的授權。所以，他們往往是偉大的溝通者、交流家，善于把精英的理念傳播給草根。里根就是生動的一例。

　　在我們的社會，所謂精英，則更多的是一種身份，一種特權，不需要老百姓授權。這樣的精英，他們的心態是：認為“正確的觀點不用投票”，仿佛公共政策的制定不需要公共討論；認為民意是“非理性”的，要言論自律，甚至對民選政治家和未成年人之間的非法性行為都應該作為朋友進行遮掩等等。難道不正是這些人把自己劃在一般的老百姓之外，要求享受不受挑戰的特權嗎？

　　在對過去二十多年改革的評價上，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是企業家改變了中國，所以應尊重企業家。我則認為，企業家雖然貢獻卓著，但中國經濟起飛的首要功臣是成千上萬拿著低薪苦干的普通勞工。看看中國GDP的含量就清楚，勞動力的含量最大，技術和創意甚少，甚至至今中國還沒有世界一流企業。這一方面說明中國企業家們的局限性，一方面說明勞工的血汗彌補了企業精英的不足，維持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在建立未來的市場經濟秩序方面，我和主流經濟學家都注重產權。但是，主流經濟學家關心的是企業家的經濟權利。我則一向主張，產權必須建立在公民權利的基礎之上，市場經濟必須在民主的框架中才能成功。所以，維護產權，必須從保護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權利開始。

　　幾年前，我和一位主流經濟學家吃過一頓飯。他被公認是主流經濟學家里人品最好、最同情下層老百姓的人之一。他當時稱美國的經濟根本沒有競爭性，工資福利太好，早晚會被中國打敗，甚至說美國的大學也會被中國的給比下去。當時我提出中國的許多企業欠薪的問題。他手一擺：“那是極少數的事情。”我又說企業給工人的工資太低，工作時間太長，工人難以與老板討價還價。他則馬上說：“那都是兩廂情愿。”

　　如果主流經濟學家們都如同“何不吃肉糜”的晉惠帝一樣關心百姓的話，當他們聽說我們的社會被分化為精英和草根后，當然也就會感到大惑不解了：難道大家不都是肉食者嗎？而這也只能加深他們和草根的對立。其實，化解吳先生的“擔憂”很簡單：精英們把自己融入草根社會。當草根成為主流后，我們才真正會擁有一個橄欖型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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