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敘事與土地改革：《翻身》與《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的話語比較

檢視20世紀中國土地改革的歷史敘述，大致可分為革命敘事和現代化敘事兩種。前者把中共領導的革命活動生動而富有詩意地展現出來，說明土改的必然性及其在國家、民族、歷史進程中的巨大意義；而后者則將土改放置于一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視野中來審視，認為土改不但沒有實現國家對農村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經十分脆弱的農村社會秩序陷于混亂。這兩種歷史敘事所呈現的史觀為史學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參照視角，《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記實》[1]（下文中簡稱《翻身》）、《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2]（下文中簡稱《鄉村》）便是這兩種不同歷史敘事各自的代表作品。作為革命敘事的典型范本，《翻身》將土地改革描繪成世代受經濟盤剝和文化壓迫的農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詩性事件；而《鄉村》則按照現代化敘事的路徑，展現了土改背離官方表述、導致社會失范的一面。本文試圖通過對這兩種文本的研究，展現不同敘事路徑下的農村社會景象。

《鄉村》一書的作者弗里德曼、畢克偉、塞爾登分別為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教授，是中國改革開放后首批來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美國學者。在《鄉村》一書中，作者以華北平原的饒陽縣五公村為個案，以五公村領頭人耿長鎖的生活軌跡為線索，深入探討了中共在戰爭時期及革命勝利后在農村社會所從事的一系列改革，以及這些改革與傳統文化、國家與農村社會、戰爭與國家建設等之間的關系。本書憑借其廣泛的文獻搜集、生動的現象描述、深入的材料解讀、渾厚的理論構建，一舉獲得了象征美國學術最高榮譽的列文森獎。

《翻身》一書的作者為美國人韓丁，他親身參與了太行區潞城縣張莊的土改，用社會人類學者“在地”式的觀察視角，從農民的日常生活邏輯出發來認識土改的社會歷史空間，再現了中國農民日常生活的話語表達和社會記憶。在這本書中，作者將許多相悖的東西，如生趣盎然的形式與外加的觀念，蕩氣回腸的人情與不時插入的冰冷說教，真實的血淚與人為的溫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該書既具有一般的可讀性，又有相當的可信度。

與同時代其他作品一樣，《翻身》“以革命歷史為線索，用藝術形式來再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與正確性，普及與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知識和基本觀念”。[3] 它企圖揭示的是，上世紀中期的歷史環境如何迫使一批農民由世代遭受經濟盤剝和文化壓榨到奮起抗爭，然后到思想覺醒直至走上革命道路。作為一名在中國生活了多年并親身參與中國土改的美籍友人，韓丁的創作“受到了官方文學體制的話語激勵，得到了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共中央’，黨的最高領袖及黨的意識形態領導人和文化官員的肯定”[4]。《鄉村》則從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展開敘述，涉及了人性、潛意識情節、生殖繁衍、種族屬性等人類學內容。全書將中共在戰爭時期及革命勝利后在農村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從減租減息到互助組、合作社再到“大躍進”時期的人民公社，統統縮微到一個村莊成員的經歷和命運中，使生活現象本身成為寫作對象。“作者的這種做法對階級斗爭視野下賦予的農村階級矛盾突出，農民歡呼翻身解放，積極支持土改的形象提出了挑戰”。[5]

雖然《翻身》和《鄉村》兩書內容的時代背景大體一致，彼此甚至有許多雷同的生活場景，但置于兩部不同作品的敘事話語中，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效果，表達了不同的時代精神。《翻身》一書的主要命題是論證中國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階級戰爭”、“革命”、“人民群眾”、“工農專政”、“經濟決定因素”等，成為這種敘事的基本主題。[6] 而《鄉村》則凸顯了不同人物在新體制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所展現的多重身份和雙重人格特征。無論是抗日英雄、共產黨干部，還是無業游民和國民黨官員，都在政治身份之外被賦予了一種原始的生命的色彩。

這兩種敘事話語體現在人物的塑造上是截然相反的。《翻身》中的剝削階級申金河、樊樸之、郭福旺兄弟等，個個兇殘狡詐、卑瑣猥褻。他們一方面霸占田地、魚肉鄉民，一方面賣身求榮，充當反動政府的走狗，甚至連相貌也丑陋不堪、令人厭惡。而與之相反的是張天明、申鎖子、弓來保等人，他們都是在抗日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戰士，為了不做亡國奴，為了窮人翻身解放，與日本侵略者、國民黨反動勢力作堅決斗爭。他們作為共產黨的代表，表現出機智、勇敢、堅定、大義凜然的個人特征。在這種革命敘事體系中，農民和農村的形象幾乎都是以社會性質─主要矛盾─階級分析─革命動力、對象、目標為全景，由此來審視農民扮演的角色，故而每個活生生的農民個體因其階級成分而被賦予大體類似的階級形象。《鄉村》一書則認為，“這種想象中的有關階級的科學分析，充滿了主觀性和政治色彩”。[7] 因此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并沒有革命意識形態那種二元對立的正反人物概念，不從單一的政治立場出發去丑化某一類人物，而是賦予各色人物以多重性格。如書中主人翁耿長鎖，作為一個農民政治家，他在土改期間所表現出的堅韌毅力、犧牲精神和典型的農民式的生存智慧，的確令人感佩。但作者同時也指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僅憑這樣的個人素質是遠遠不夠的，沒有文化的農民政治家的視野畢竟有限。耿長鎖的個人成功以及五公村的模范形像得以維系，是得到了各級政府的種種特殊照顧的結果，而這種依靠輸血來維持的典型不具有任何推廣價值。所以不管是耿長鎖還是五公村，實際上是政府以高昂代價維持著的一個虛幻的政治神話。

在《翻身》的革命敘事中，由于歷史敘事的“程式化”，農民作為一個群體也被相應地簡化了。在這種歷史記憶中，土地革命是一個“解放的”、“欣喜的”、“熱火朝天”的景象，歡歌笑語的群眾大會、模范帶頭的共產黨員，都是這個集體記憶不可缺少的部分。“而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敘事中又使得對農民如何、為何接受中國共產黨，如何、為何理解這一宏大敘事做出解釋成為理所當然，而不需要進一步解釋。”[8] “實際上農民的身份意識使他們不僅具有階級身份、階級形象、階級關系，還具有更多不能夠納入到階級視野中的行為和意識。”因此，“不能只強調農民的整體形象，還有作為自然村成員的身份和意識”。[9]

《鄉村》一書著重探討了中共是如何通過減租減息來發動農民群眾、贏得他們的信任，并通過激烈的土地政策來滿足農民均貧富的需要。在這種敘事中，農民被視為獨立的經濟利益個體，他們的經濟理性與中共政策的“互動”成就了中共的勝利。“正是這樣活生生的農民個體超出了階級視野下的形象的行為和意識給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政策帶來了真正的挑戰，迫使他們不得不在階級斗爭理論的支撐下，以各種方式將他們納入到階級理論的革命話語體系中，從而影響了中共各種政策方針路線的制定，而這些構成了革命更鮮活、更豐滿的血肉。”[10]

《翻身》和《鄉村》兩書不約而同地貫穿著一條同樣的線索：農村基層權力的運轉是通過一系列文化傳統和習俗編織起來的文化網絡來實現的。這種文化網絡內涵豐富，包含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宗族、祭祀、節慶、道德、教育等。農村舊有的權勢者就是通過這種文化網絡建立、鞏固和強化自己的影響力。[11] 新生政權雖然發動了對農村文化的斗爭，但傳統網絡太廣大、太復雜，不能簡單地說好還是壞。但是在《翻身》的革命話語里，傳統文化的消極因素，如家長制、性別歧視、暴力被放大了，而傳統價值觀和人際關系中的積極面，因為它們不利于革命敘事的構建，所以被過濾掉。對傳統文化的斗爭成為書中農村社會與政治生活的主題，成為取得優越地位、獲取權力或保護自己的最有效的工具。許多農民、特別是年輕人積極地參與對舊文化網絡的斗爭以及新文化網絡的構建，與國家“同謀”而演繹出那個特殊時代的鄉村生活現實。

現代化敘事則強調“盡管土改摧毀了傳統村落的社會結構和相應的權力結構，但是代表著舊社會的人還在，他們的身上傳統文化的影子還殘留著，不可能僅僅通過一次或數次革命就銷聲匿跡。”[12] 在《鄉村》一書中，土改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一味否定使新生政權的文化價值觀與農民家庭經濟的合理性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大，并導致一些受到共產黨政權恩惠的人與其他人之間，以及外來的社會主義觀念與農村基層政權土生土長的根基之間，產生了裂痕。這種裂痕產生的原因是土改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否定過于極端，共產黨試圖摧毀舊的基層政權賴以生存的文化權力網絡，從而建立新的文化權力網絡，但他們每一次取得的成果都無法突破頑強的農村文化網絡。作者認為，共產黨必須嘗試放棄對鄉村社會的強力控制，改用新的文化準則來實現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目的。這種做法才能使中共以最小的代價換取自身合法性的迅速確立。

在《翻身》中，群眾不斷增長的爆炸性力量在一段時間內被導向對地主豪紳實施各種形式的進攻，這種進攻的激烈程度不斷加強，甚至失控。親身參與土改并深諳運動功過的韓丁“最終也選擇了對土改的正義性進行竭力的正名和謳歌，使許多歷史的真相和某些本質被遠遠地隔離在政治的大幕之后，從而失去了歷史的真實性和意義的客觀性”[13]。而弗里德曼等人則通過描寫土改固有程序的偏離、土改進程的零亂、土改之后的鄉村慘淡等方面，呈現了一個與革命敘事截然相反的土改：“充滿了憤怒和報復心理的年輕無賴，通過個人和宗族間的仇殺，殘酷地肢解了村莊”[14]、“社會被割裂開來，人際關系趨于疏遠和對抗，農民使用沒收和暴力手段進攻假想中的罪惡階級”[15]。從這樣的論斷中不難看出，作者更加注重尋找歷史光環背后的陰暗面，以批評的態度進行審視和反思。在這樣的敘事體系中，土改和其他鄉村政治歷史一樣，都是權力的爭奪和泛濫，它帶給普通百姓更多的是災難和痛苦，為土改的進步性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上述兩種敘事無疑是矛盾的，在這兩種敘事體系中所展現的土改完全不同，由此而引發的結論和反思也全然不同。作為革命敘事的代言人，韓丁在中國生活了多年，并且作為中共政策的積極響應者參與了張莊的土改，他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官方痕跡，他的創作也同樣受到視域的局限。他僅僅從政治（而且是單純的勝利者角度）切入歷史，只表現政治勝利和階級斗爭的一面，卻遺漏了更廣泛的人性內涵和個人視域，從而形成了許多思維誤區，以致于作者在展現了部分歷史真相和歷史意義的同時，卻遮蔽與掩蓋了更多的歷史意義和真實。囿于現實問題和政治服務立場，作者基本上沒有表現出超越現實之上的純理性思考，人性、客觀歷史本質等問題基本被排斥在這些作品之外。而這又恰恰妨礙了作者進一步認識蘊含在現實背后的困惑和矛盾，以及所潛藏的機遇與挑戰。

相反，弗里德曼等人對新政權的認同程度與韓丁相去甚遠，對“左”的排斥以及來自大洋彼岸的意識形態背景也必然將他們推向中共的對立面。在把以歐美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界定為一個普遍化的歷史進程的同時，也把“先進”與“落后”的價值評判內置其中。所以，《鄉村》一個極其明顯的特征是，它始終未能擺脫顯性或隱在的作為價值尺度的西方文明的參與，實際上也默許了以歐美為中心的現代價值體系和話語。

歷史可被視為擁有本身話語類型的敘事陳述。正如福柯所言，對歷史的敘述，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土改文本只是一個縮影。事實上，像土改運動一樣，中國近現代的許多歷史事件，如辛亥革命、義和團運動等等，都還需要不斷拂去歷史塵埃，在不同的文本中得到更為清晰完整的再現。

【注釋】
[1] 韓丁，《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2] 弗里德曼、畢克偉、塞爾登，《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3]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頁。
[4] 許志英、丁帆主編，《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頁。
[5] 黃冬婭，“階級斗爭視野下的農民形象”，《時代專題》，2002年04月網絡版（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204/0204261003.htm)。
[6] 高華，“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黨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7] 《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第147頁。
[8] 出處同注[5]。
[9] 《楊念群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81頁。
[10] 出處同注[5]。
[11]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3-4頁。
[12] 張樂天，“國家話語的接受與消解──公社視野中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5期。
[13] 賀仲明，“重與輕：歷史的兩面──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土改題材小說”，《文學評論》，2004年第6期。
[14] 《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第376頁。
[15] 出處同上，第14頁。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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