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國家基層干部對農民的抱怨和農民對基層干部的抱怨一樣強烈；從一般的道理和邏輯上看，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即使不是截然分明地展現，但總得有個主要責任方（即哲學上講矛盾的主要方面），但當今中國的干群矛盾似乎成了一個例外，如果不深入實地了解情況，不親身體會這種關系的深層社會基礎，我們是難以客觀評判這個古老話題的。在這里，我想從社會理論的角度結合自己的農村體會對這個老話題進行一個新思維的分析。

干部意識。在訪談中我驚訝的發現多數的鄉村干部都抱怨農民的愚昧和自私，其實這也不是什么新鮮的觀點，不過如此的高度一致還是值得驚詫的。在干部的眼中，農民的貧窮幾乎成了自找的結果，如果還有其他原因的話，那就是閉塞的交通和貧瘠的土地了。干部的自我精英定位也是一個顯著的特點，他們把自己的當選或被任用看作自己本事，把自己的發財致富看作本事，甚至把自己的啤酒肚也看作本事的象征物。他們之中有人抱怨支書的住房卻是十幾年前的老房子，“干部應該住好房子”的心里話被鮮明的折射出來；還有人崇拜毛主席，卻不曉得主席是如何看待干部先己后人行為的，他們眼中的本事幾乎成為了沒有任何邊界的野性思維和無稽行為；還有人講“天昏地暗”的世界卻絲毫沒有痛苦的表情，以證明自己是個適應者并以此為榮——他們眼中的本事只有結果缺少原則。偶爾有人聲明一下自己的清白，但顯然底氣不足，不知道這里的清白到底是什么內涵！他們責備“刁民”不遺余力，所講的故事確也實際，但不乏一些單向度的色彩；如果把落后僅僅歸結為“刁民”難以治理似乎不那么合適。

村民表現。在訪談中我的心情一直不能放松，面對一個個茫然的面孔，感覺很是無奈，深感魯迅先生的痛心疾首并沒有結束，作為一個最普通不過的知識份子，我也不得不深深理解先人的煩惱。二十一世紀的地球人，卻不曉得民主為何物，法制為何物，正義為何物？習慣了大山里的羊腸小道和斤斤計較，就忘記了主席生前的諄諄教導，他們除了努力保護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和爭取公共財產的平均分配之外似乎很少再有別的訴求，少數人在外來者的一再催促下談出了自己致富的思路，但明顯地缺乏實現的信心。他們面對公共資源的不均等占有不是集體抗爭，而是零散的口頭責備，少數勇敢的人成為公認的“釘子戶”和傻瓜。選舉的結果是最肥最胖的人當選，不知道村民是不是真地認定了“肥豬好養”的道理，還是有其他理由？我們組織會議，稀稀拉拉，有來有往，有出有進，有說有笑，最后發現有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哪幾個字。這一次真的深刻體會了農村工作的艱難，也理解了干部們的“為難”！

互動模式下的結局。我們擁有這樣的群眾，擁有這樣的干部，自然就形成了當前的社會面貌。在這樣的場域中，存在兩種基本的角色：群眾-干部，每種角色又可以劃分為不同的亞角色，他們之間相互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展開角逐，最終再造了這個場域，即互動模式下的結局和進一步互動的前提。理性人強調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目的層面的東西，至于手段的選擇具有很大的彈性，特別是在中國目前這種社會價值觀高度分裂的情況下，手段成為了很有爭議的話題，有人主張以是否違法作為手段是否正當的標準，有人主張以公認的社會倫理為判斷準繩，還有人主張以自由競爭原則為標尺。社會發展的結局必然是按照強勢方的意愿來塑造的，作為權利所有者的干部群體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要盡力維護政治特權和關系經濟的存在，而群眾的意愿很簡單，所以缺乏動力搞團結，只有少數受傷害最深的人苦苦掙扎，高度團結的少數群體戰勝散兵游勇的多數群體是不難理解的。既然現存的制度符合強勢集體的利益，那么只要弱勢群體的力量只要不能通過增長或組合而加強，社會的變革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了。這種角逐互動的結果說明：經濟人和理性人的假設如果不能被挑戰，那么社會的變革就只有等待革命時機成熟之時，因為社會默許了自由競爭的自然狀態。

現象學的考察。從純現象學的角度考察，我們就需要假設“存在就是合理的”，社會現象之所以發生必然有它天然的社會基礎。如果以認識事物為目的，現象學是很得力的工具，但如果從改造事物的目的出發，現象學是最沒用的學問——它費盡心機來闡述社會是怎么存在的，怎么組織的，怎么變化的，卻很少提出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值得批評的，哪些是必須拋棄的。現象學潛意識地鼓勵人們坐下來思考社會的表象，欣賞其中好玩的規則，最多是尋找一下其中的邏輯，其保守的程度絕對不亞于早期的結構功能論者。存在即合理，認識優于實踐，變化需要時間，正是因為我們太多的國民都是現象主義者才導致了當前社會游戲規則的超級穩定；精英群體安于即得利益者的現狀，缺乏改革的動力，新產生的精英很快被同化成為新的即得利益者，而處于弱勢的人很容易自滿，又很容易被分化，結果符合邏輯的結局就出現了——有本事的進入上層，沒本事的活該受罪。這是自由競爭的邏輯，也是想象學家的寶貴題材。

倫理學的訴求。倫理學從本質上就是主張反思的，它的產生就是針對社會自然狀態的；霍布斯所說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是它所力求避免的；它要求人們在生活中樹立一種共同遵守的準則，用道理說服不同角色的人們按各自的道德標準從事自己的事業。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的劃分體現了倫理的多重性，也說明了倫理學的真諦在于追求社會的正義——得失的一致，權利義務的對應等等。回到對中國農村社會現實的分析中來，倫理學的精神要求干部群體做什么，要求一般群眾達到什么標準是可以想象的：一般群眾只要能遵紀守法辛勤勞動就沒有什么更可以責備的地方的；而干部群體則需要正當使用手中的權力，公私分明，食民之俸，為民辦事。從這個標準看，當今的“刁民”并不多見，而“貪官”卻是俯拾即是，但為何干部的抱怨和群眾的嘮叨旗鼓相當呢？原因就在于我們的干部沒有分清平民與精英的區別，把二者的倫理要求等同起來——群眾自私我也可以自私，群眾狹隘我也可以狹隘，群眾短視我也可以短視！這樣一來干部的一切行為都成為合理的了。人為地降低對干部群體的道德倫理底線是導致當今干群矛盾的主要原因，而民眾的落后只是客觀條件，不是直接原因。

中國社會改革的動力和民主制度的未來。我們要建設民主法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呢？如果寄希望于廣大的民眾，也就是說遵循歷史發展的自然狀態，社會精英群體安于現狀，等待民眾的自我覺醒，那么實現目標的日期必然大大延遲，而且必然付出沉重的生命和財富代價；而精英群體如果實現自我改造，對干部隊伍進行思想整頓，主動提高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那么我國的改革必將大大提速，民主法制的目標將在穩定漸進的過程中實現。

民眾的意識水平是歷史形成的，文化改造的艱難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改造相對少數的干部群體相對就容易了，除了出現政治家之外，再加上一批得力的智囊和良性大眾文化的支持，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所以說：改革的動力應該更多地來自精英群體，群眾輔之；民主制度的建設更多地依靠精英群體的自我約束，民眾的監督輔之——這不是抹殺民眾的力量，而是減少改革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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