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對制度建設的新期待 張生泉
元旦休息過后,全國人民從今天起又要加入到07年新的、緊張的工作行列中。新的工作,總要有新的期待。那么,2007年我們有些什么樣的期待呢?
期待當然可以有許多,但我認為,最重要、最迫切、最核心的期待還是制度建設。
制度是什么?各國社會學者對制度有許多解釋。勞史(Ross)認為,制度是“社會認可的集團或關系”;霍伯特(Hobhouse)認為,制度是“既定的和認可的社會生活的裝置的全體或任何一部分”;季亭史(Grldings)認為,制度是“保存人類以往最佳成績的一些機關”;赫芝拉(Herzler)認為,制度是“一團體的各人之間的一種頗為明確的和一致公認的關系的組合”;我國的孫本文則認為,制度是“社會公認的比較復雜而又系統的行為規則。那是社會生活的工具,用以滿足共同生活的需要,以達到共同生活目標”。
集團、關系也好,機關、組合乃至規則也罷,其實質都是人類在文明社會中用一種比較自覺的形態規范自己、約束自己、發展自己和保護自己。沒有這樣的規范、約束、發展和保護,人類的文明就要遭受打擊、摧殘。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度到古中國的封建制度,再到近代開始的資本主義制度,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制度發展史。每一個社會形態,對于它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現實而言都具有合理性,都具有今天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因素。
過去我們對以往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文明、后來對精神文明、再后來對政治文明的認識,逐步深化,這些深化的過程就是對作為社會制度的地位、作用、功能乃至民眾影響力的認識深化。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我們經歷了洋務運動,首先從技術和經濟層面吸收西方的制度優勢,結果失敗了;甲午戰爭之后,我們又發起了戊戌變法,再從政治和國家機器的層面企圖吸收西方的制度優勢,結果又失敗了;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和巴黎和會受辱之后,我們又掀起了五四運動,又一次從文化層面上企圖與西方接軌,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告誡了我們學習和借鑒外國制度優勢,畢竟還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
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中國的誕生,給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開辟革命道路的巨大空間,也給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尤其在制度建設方面,這種挑戰的嚴峻性更為明顯。雖然,毛澤東生前曾經說過:“斯大林那樣的錯誤在英美國家是不可思議的。”這說明,他對制度建設的重要性是有所認識的。但是,問題的復雜性就在于,在思想上抽象地認識是一回事,在行動中具體地體現又是一回事,特別對于我們這樣一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的國度,在人治和法制的天平中,領導人的思維定勢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偏向了前者。這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最后,鄧小平的結論是:“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2007年到來了!在2007年中,我們要舉行舉世矚目的“十七大”、要進行包括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乃至文化體制方面的系列改革。這種改革,最讓我們關注的、最讓我們期待的還是制度建設方面的進展。中國在市場經濟方面的改革所產生的高速度、高競爭力,讓世界羨慕;但是,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所肩負的重任、所面臨的壓力、所可能出現的變數,是任何一個權威機構所無法測算的。現在,是又一次考驗中國共產黨人政治智慧的時候了!
2007年對制度建設的新期待,說到底,就是對以共產黨人為代表的中華民族選擇發展道路所表現出的睿智的期待;就是對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精髓所折射出的光芒的期待;就是對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共產黨人又一次新長征、新突破、新超越所弘揚出的民族精神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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