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利忘識”的教育豈能培養出大師?
黃力之
去年11月,溫家寶總理在同一些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談話時,說“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睖乜偫碓谶@里說的人才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這的確點中了當下中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穴位: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其實,問題很簡單,那就是,當相當多的大學都在“見利忘識”時,怎么可能培養出大師呢?所謂“見利忘識”即為了利益而忘記常識----判斷力,請看如下一些隨意列舉的事實:
例一,關于培養碩士生、博士生的判斷力。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日前在“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作報告稱,自己對“博士生培養的問題意見很大”,原因之一是導師有問題。有調查顯示,我國目前每名博士生導師平均要帶5.77名博士研究生,遠遠高于國外每名導師帶2至3名學生的比例。某所進入“211工程”行列的大學校長,目前帶的碩士生、博士生總共有32人,相當于一個班。常識告訴我們,校長總是忙于行政事務的,沒有多少時間做科研、指導研究生,怎么還能超常地帶那么多研究生呢?為什么沒有明白人出來說話呢?
例二,關于學術水準的判斷力。目前,中國大學的專著、論文數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國有影響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卻不多,這從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學的三大檢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有的學者在學界僅僅混了那么幾年就有專著三四十本,論文好幾百篇。居然有一種說法是:十萬字原地踏步,百萬字才起步,千萬字水平才算數。某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長一年申報的科研成果竟多達1300萬字,也就是說每天的產品是三四萬字,實在是匪夷所思,抄襲剽竊案之頻頻發生也就容易理解了。
更稱奇的是,某大學經濟學院某教授,為了破格提成博導,偽稱寫了一本《發展經濟學的發展》,然后在各報社騙發了6篇書評,從而評上博導。另一所大學的某教授竟然用一本虛擬的書獲得了學術獎。
例三,關于大學實力的判斷力。人人都知道大學非大樓,而在于大師這一說法。可是,眼下的大學卻在拼命進行大樓加大名的運動。大樓者,即圈地運動、大學城運動所致。看看現在出了多少大學城,大學城又是如何豪華奢侈,似乎要令那些古香古色的外國大學相形見拙,當然,人家是有判斷力的,不會羨慕無實在內容的大樓。更可笑者,當然是命名(將小名改為大名)運動了。盡管人人都知道美國除麻省理工學院外,還有一些以分校命名的著名大學,如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而近年中國大學的改名運動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第一個趨勢是地區升級,先是搶奪“中國”名稱,然后是大區(如東北、華東等)名稱,接下來是省的名稱;第二個趨勢是大而全,如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比比皆是,實在不行就文理學院,至于師專就一概變為學院,乍一看去,中國的有頭有臉的大學還真多。可是,當人們聽到所謂某某科技大學之名而表現出茫然無知時,大名又有何意義呢?
如果說這只是給外行人看的,那么這類似于魔術家在給觀眾表演魔術,大家都知道這是假的,娛樂一下而已,還談不上失去基本判斷力。問題是,這不是做給外行人看的,而是行業內的一個認認真真的游戲。比如說,行業內的人士都知道一個導師不可能同時指導數十名研究生,不可能一年出百萬字以上的科研成果,不可以為沒有看到的東西做評價,一所學校也不是靠命名就能夠提高檔次的,可是業內人士又不得不既認可別人的游戲,同時也讓自己去玩這個游戲,這不是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力又是什么呢?想一想,我們的業內人士像不像安徒生童話中的那些大臣呢?明明在皇帝的織機上什么也沒有看到,卻都要說看到了正在織非常漂亮的衣服。不同的是,我們的業內人士還自己也充當“織工”,還要讓別人來稱贊自己正在織非常漂亮的衣服----一件子虛烏有的衣服。這不是普遍失去基本判斷力又是什么呢?
對一個社會來說,各個行業、領域里存在著假冒偽劣、騙局,這并不奇怪,韓國的黃禹錫案也許可以讓我們松口氣,可是,我們的這些問題還只是冰山露出一角。更危險的是,這種“非典型性腐敗”幾乎是公開地存在著,明知是假而無人揭穿,大家都彼此彼此,這說明社會生活的非理性化已經浸潤入最后一個領域----教育學術領域,想想我們的教育機構在這樣地行事,學不高則不能為師,身不正則不能為范,還談什么教書育人呢?
當然,這里的判斷力缺失----社會生活的非理性化并非大腦的生理機能出了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它恰恰是一個高度理性化的過程,馬克斯•韋伯認為這是“目的理性”的擴展,這種目的理性的行為,傾向于精確地計算以何種有效的手段才能達成目的,也就是講求效率和效果的做事方法。在現代經濟體系中,企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強調成本和效益的計算,便是這種“目的理性”的具體表現,韋伯將它視作是功利主義式的思考模式。這就是說,利益考慮是其根本動力。
中國高等教育界或者說知識界的種種亂象,無一不與利益有關。比如說,有了學術泡沫,就有相應的待遇(職稱、獎勵、稱號、資格等等),然后憑借馬太效應,又可以通過控制資源(如各種評審權)而獲得更多的好處;學校改名則是制造廣告效應,讓無判斷力的考生和家長上鉤,招到更多的學生,通過高收費和亂收費獲到高額利潤,有無培養能力則走著瞧。這種為了追求利益而喪失判斷力的現象,也就是“見利忘識”,即古人講的“利令智昏”。既然因逐利而喪失了判斷力,那么廉恥也就無從判斷,榮辱觀就會首先在應該大力提倡和研究的地方錯位,如此,我們還能指望誰呢?宋人歐陽修稱“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這可不是危言聳聽。
在判斷力普遍喪失的時候,欲恢復我們的判斷力,教育領導機構首先要表現出自己的判斷力。比如,完全可以在制度上控制導師帶研究生的人數,進行限高設置;取消對個人學術成果的短期高額的考核辦法,對成果超量者,不僅不要急于肯定,還要委托無利益關系的學術機構進行審核,獎勵舉報;遏制大學城名義下的圈地運動,停止對學校升級和改名的審批,讓新聞界監督學科評估等等。以其昏昏,是不可能使人昭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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