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開放的承受力

杜平

　　從星期一開始，中國政府早前宣布的境外媒體開放規定正式生效，外國駐華媒體原來所受到的采訪限制從此大幅度放寬。除新疆和西藏之外，外國記者無需獲得中國政府的批準，便可前往任何省份自由采訪。

　　據說在元旦這一天，也就是媒體開放首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外國記者不再像過去那么多。以前每逢重要節假日，外國記者都要在此政治敏感之地聚集，期待或等待著某種事件的發生。而今年元旦假日期間，他們大概都已經跑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蹲在天安門廣場守株待兔。

媒體開放正面意義大

　　媒體開放幾天以來，有兩件事情值得提及。一是路透社記者在北京采訪了已故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二是路透社記者在呼和浩特采訪了一名蒙族囚犯的妻子，而這名囚犯的罪行是從事分裂國家的活動。

　　這兩件事之所以引起筆者的特別注意，原因是兩個被采訪者的身份都極為敏感。過去，外國記者一直想接觸他們而不能，而中國官方對這類人物也是諱莫如深。如今，連這樣的人物及其涉及的話題都可以公開接觸和報道，這就足以證明中國對境外媒體的開放承諾，確實是算數的。

　　當然，路透社故意選擇這類敏感人物作為采訪對象，目的就是要對中國政府的承諾進行測試。不受監視和干預的采訪，沒有太多限制的活動空間，事后也沒有受到來自公安部門的追究，這便是外國駐華記者所一直需要的工作環境。在過去幾十年里，這些問題都一直是個困擾，現在一夜之間幾乎全然消失，不僅使外國記者增加了自由，而且也讓中國官方有所解脫。

　　在接受路透社記者采訪時，鮑彤對中國政府的媒體開放措施表示贊賞。他對記者說：“我能見到你，你能見到我，這是個進步。即使是短期的進步，那也是好事。”此言雖然出自西方記者眼中的“異議人士”之口，但對中國政府形象的正面意義，卻超過了長篇大論的官方宣傳。

關鍵是要有善加利用的意識

　　中國過去對境外媒體的限制措施基于很多理由，其中不乏合理之處，但大多都出于習慣性的疑慮和缺乏自信，而非出自對國家安全和長遠利益的客觀和周密評估。

以過去的心態看，外國記者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與敏感人物接觸，是大逆不道的行為，完全可以冠之以“企圖顛覆中國政府”之名。但是，此次采訪至今為止的結果是，它在中國社會毫無痕跡，不僅沒有破壞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反而有利于中國塑造政治開明的形象。既然如此，人們就必定要問：中國對境外媒體開放的政策還有必要走回頭路嗎？

　　十多年前，有人曾經對筆者說，我們每天聽到和看到的國際新聞，大約百分之七十都直接和間接與美國有關，這是美國大國地位的重要標志。現在環顧全球，國際媒體關注中國的程度，已經與美國不相上下。這種關注和興趣，完全來自于中國本身的發展、進步和重要性。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站在保守的角度看，你當然可以說，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涌到中國，對中國政府構成了越來越大的監督壓力，使中國人的一言一行都處在眾目睽睽的監視之下。但是，若換一種思維，換一個角度，你也會發現國際媒體對中國的興趣，其實是一種可以拿來為我所用的資源。關鍵問題是：有多少人愿意從這個角度看國際媒體？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對境外媒體善加利用？

和諧相處要有承受能力

　　與國際媒體和諧相處，是強化軟實力的重要平臺。而在這一領域，中國的步伐明顯滯后于經濟的崛起，遠遠沒有達到自信自如的境界。

　　出于慣性思維，中國各級官員對外國媒體的防范心理始終沒有改變，這是不能把外國媒體當作國際資源的心理障礙。再加上西方媒體確實經常有意和無意地丑化中國，使得這種防范心理變得根深蒂固，導致雙方時常發生摩擦和對抗，最終又加深了彼此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

　　中國最近幾年的對外宣傳成績不可謂不大，諸如各級政府的發言人制度都具有開創性?？墒牵@些措施效果都并不好，原因并不是這個制度不好，而是因為看待外國媒體的心態沒有放寬。

　　上星期，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蔡武說，中國政府愿意把外國媒體當作“建設性合作伙伴”。這個說法標志著中國政府的思維方向，正在發生大幅度轉變。伴隨著開放媒體措施的出臺，外國媒體看待中國的心態也必將發生轉變。

　　中國很多官員對西方媒體的運作模式還不太習慣，所以在面對喜歡挑剔、刺激和挑釁的西方媒體時，還必須持續增強心理承受能力。這也是人們最為擔心的地方。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由于承受能力不夠，即使是已經放開的政策，到時候還是要收回的。但愿此事不再重復。

·作者是《聯合早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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