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年征收超生人頭稅，令超生成本長期化
劉川2006-9-5日
在談論廣東省超生問題時，不妨比較一下廣東省與日本國。
廣東面積為17.6萬平方公里，2005年11月1日統計，最新常住人口為9185萬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過500人。日本面積是37.8萬平方公里，人口1.24億（1996年統計，近十年人口呈負增長，已不足此數）,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為200人。簡單的數字可見，日本的面積比廣東大2倍多，人口不過多了1/3萬倍，但廣東在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比日本高出1.5倍。按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看，日本是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國家，若與廣東相比，只算小巫。可以想見，廣東省的計劃生育是一件天大的難事。
2001年末，廣東省總人口達７７８３．４１萬人，全國第三，是人口大省，此后，年均新增350萬人，至2005年11月，四年間，全省增加了1400多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在8‰以上。從人口學與經濟學理論上看，人口超載不僅給自然環境帶來破壞與壓力，而且會影響個人的生存質量與社會的總體發展。
明顯地，廣東早已進入人口超載期，且長期人口自然增長率超過8‰，肯定是太高了。如何限制人口的速生，是迫切的問題。1980年2月2日，省五屆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通過了《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簡稱《計生條例》），首開全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地方立法，之后于1986年、1992年、1997年、1998年、1999年，5次修訂該條例。2002年9月1日起，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同時實施，后者是在《計生條例》基礎上做了大量大量修改。但實施計劃生育二十六年，人口還是多了近一倍。
根據2002年的國家新規定，六種人要征收社會撫養費：城鎮居民超生一個以上子女的；農村居民超生一個以上子女的；不夠間隔期生育的；非婚生育第一個子女的；重婚生育的；違法收養子女的。由于新規定還放寬了各省市的自主權，允許可地自訂罰則，以罰為主的措施頻頻出臺。以深圳為例，夫妻每超生一個孩子，大約要征收14萬元，低于北京的18萬元，但已是省內之最。結果如何？不見效，失敗了。何故？與《生育條例》只有一次性罰款有關，它導致了懲罰的短期化，令超生父母痛得不夠。
近期，廣東省黨校鄭志國教授在《2006年廣東省情調查報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別是私營企業主的超生問題嚴重，經濟處罰對他們沒有約束力，行政處罰也不適用，對這類行為要追究刑事責任。這是一條好心的建議，可行之不易。因為，廣東省超生的問題，不限有富人，農村的超生情況也比其它省嚴重得多。若專對富人執行刑罰，是有法律面前人不平等之嫌，且對超生的窮人是相對優待了，那么，其它很多問題，如隱瞞稅務申報、轉移財產、富人哭窮的現象，將大量出現，人為增加了政府的監管成本。若窮富平等用刑，監房人滿為患，政府要包吃包住，論殺論剮都不易，法難責眾矣。但在計生問題嚴峻的省情之下，動用刑責，也是可以考慮的，因為，以中國基本國情論，超生就是超載，超載就是犯罪，是加重了自然環境的承載量的犯罪，以刑事罪論罰，這也是令懲戒長期化的一種方法。
在計生問題上，廣東可將更為嚴厲的短期性經濟懲罰與長期性經濟手段結合起來，更加有利地打擊超生父母。可借鑒美國對房地產的監管經驗。在美國，每個一自購房與接受房屋財產者，除繳納一次性的稅費或財產稅外，每年還需根據不同的州法律，支付最低1.5%—6%不等的房產稅。此一措施，令美國人不敢輕舉妄動，不少人因交不起或不想交每年一大筆房產稅，不得不盡快轉售，甚至棄屋而逃。這一法律的立法意圖是，令購房成本長期化。廣東不妨采取新經濟手段，除讓超生夫妻必須支付大筆的、一次性的固定罰金外，還應對增加兩大措施：
一， 視其現有財產，一次性按比例征收過半——50%或以上比例的財產罰沒稅或費，超生個數增加，懲罰百分比相應增加，這不僅是對超生父母的個人懲罰，也是對社會其他守法人士的間接補償與獎勵；
二， 每年在超生家庭中，征收超生人口的人頭稅，該稅率應比照傳統的個人所得稅進行征收，令超生成本長期化。
比較而言，用經濟手段可能比判刑事罪更好。其中，第二個措施——連續按年征收超生人頭稅，可彌補一次性罰款的成本短期化，變短期陣痛為長期的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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