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之一。聯合國發布的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全世界仍有8.54億人長期遭受貧困和營養不良之苦;有超過10億的極端貧困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每年有560萬兒童死于與貧困有關的疾病。
2006年是第一個“國際消除貧困十年”的最后一年,也是推動“千年發展目標”實現的關鍵一年。當前的反貧困治理中面臨著什么樣的新形勢,應樹立怎樣的反貧困治理新思維,可以運用哪些反貧困治理新模式?近日,記者就此采訪了反貧困專家、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趙曦教授。
減貧步伐有所放緩記者:這些年來,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解決貧困問題,但仍有專家指出,盡管西部地區面臨著生態環境惡化、水資源緊缺、社會發展滯后等諸多挑戰,但所面臨最突出、最大的挑戰仍是人類貧困。這說明我們的反貧困治理面臨的形勢仍不容樂觀?
趙曦:西部地區是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區,也是中國反貧困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地區。國務院批準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西部地區就有375個,占全國總數的63.34%。目前,西部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弱、病、殘、喪失基本勞動能力、很難通過扶持手段脫貧的特殊群眾中。另一方面,農村低收入貧困人口大量存在,其不穩定的收入水平、落后的人力資本素質、薄弱的經濟發展基礎,以知識貧困和能力貧困為主的貧困表象,使其經濟收入增長的預期遠遠小于經濟收入下降的預期。近10年來,中國只完成了不到10%的減貧任務。
記者: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闡述我國減貧的步伐明顯放緩,這自然有很多客觀原因,但是否也反映出現有反貧困模式存在不足?
趙曦:現有的反貧困治理一直沒有非常清晰的戰略思路,這在實踐中表現出四方面問題:一是貧困人口的認定范圍狹窄,還有許多貧困群體沒有納入扶貧開發;二是貧困標準太低,這是導致已脫貧人口返貧率很高的重要原因;三是資金投入約束,扶貧投入缺口很大,信貸扶貧資金到戶率很低;四是扶貧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扶貧實踐中條塊分割、機構重疊、職能重復、政出多門、相互掣肘產生的制度沖突日益顯化等。
反貧困戰略模式應體現可持續發展理念
記者:西部反貧困治理中,既要逐步緩解剩余特困人口的貧困問題,又要穩定解決低收入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任務十分艱巨,這需要有清晰的反貧困治理戰略思維。
趙曦:是。西部反貧困治理必須充分考慮反貧困對象所體現的民族性、區域性、邊緣性、經濟性和社會性特征。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的社會意義,就是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以平等的身份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參與市場經濟競爭,分享資源配置利益和完善個人價值。
記者:在這種基本思想下,你提出了建立一種全新的反貧困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有怎樣的內涵?
趙曦:這種模式是以扶持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主體的治理模式,首先是向絕對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條件的滿足,包括通過政府、部門、社會力量和國際機構向他們提供糧食、衣物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畜飲水、衛生設施、健康服務、基本住房、移民搬遷等援助措施以迅速緩解貧困狀況,這是西部地區農村反貧困治理的基礎;其次是向以收入貧困和知識貧困為主體的相對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生產條件的滿足,包括通過政府扶持、社會援助、以工代賑、個體參與的方式向貧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農業生產條件,改善貧困人口的人力素質,幫助其修建基本農田、水利設施、鄉村道路及基礎能源、通信設施,以全面改善農業基本生產條件,這是西部地區農村反貧困治理的重點。
記者:僅僅給他們提供生活生產所必需的物質條件是不夠的,物質扶貧要向智力扶貧轉變。
趙曦:是的。所以還應向以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為主體的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發展能力的滿足,包括通過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各種層次、各種內容的技術培訓,提高貧困人口的農業生產技能、非農產業技能、勞務轉移技能以及擇業技能,提高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我生存能力、選擇能力和發展能力,這是西部地區農村反貧困治理的目標。
記者:這種新模式與傳統的扶貧模式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趙曦:傳統扶貧模式是行政性的縱向傳遞模式,新的反貧困治理模式是由政府、部門、社會和貧困地區政府及廣大貧困人口共同參與的、可持續發展的橫向反貧困模式。這種模式能夠增加貧困地區群眾市場化觀念和民主觀念,最終使貧困人口通過自己的努力最后有尊嚴地走出貧困。同時,新模式內涵比較清晰,不再是對不同貧困區域實施一刀切的扶貧政策,而是要求更實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更為切實的扶貧措施。
5個計劃實現反貧困治理新戰略記者:要構建這種新的反貧困治理戰略模式,是否需要我們的扶貧體制做出相應的調整?
趙曦:推進中國農村的反貧困治理必須確立新的制度安排,調整扶貧體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能夠保持貧困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法律制度。具體而言,中央政府應盡快調整扶貧多頭運作的行政格局,成立國家開發署或扶貧總署來統籌中國的反貧困戰略,加強綜合行政職能和扶貧資源的整合能力。同時,應將扶貧責任分解落實到縣,資金管理、項目審批權限下放到縣,大幅度簡化貸款手續和立項手續,縮短扶貧資金的投放時間。
記者:整個反貧困治理新模式的推進還需要哪些實施方法和基本途徑?
趙曦:實施整個戰略要有5個計劃:社會服務計劃是反貧困治理的基本前提,產業發展計劃是反貧困治理的經濟支柱,教育培訓計劃是核心,科學技術進步是基本導向,再通過小額信貸計劃向上面所有的計劃提供最基本的金融保障。
記者:在哪些環節上一定要特別注重?
趙曦:首先是社會服務計劃,特別要注重社會服務,重點是改善貧困人口基本住房、人畜飲水、衛生條件、地方病防治、移民搬遷等。其次,一定要由政府來主導,并且強調群眾參與,不可輕易依賴承包等市場化手段;產業發展計劃要重點發展旅游、生態等特色產業,并注意維護生態平衡,貧困地區千萬不可盲目進行工業化、城市化建設。觀點
分類治理城市貧困問題
■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城市貧困的原因和表現形式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隨著政策變革的因素、資源科技的因素以及不可預料的其他因素造成了城市貧困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大體上城市貧困可以分三種類型:一是伴隨著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下崗所形成的城市貧困;二是農村貧困向沿海發達城市的轉移;三是資源科技型城市的貧困。我們需要抓住造成城市貧困的原因,探索和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必須分類治理貧困問題。對于資源型的城市而言,解決城市貧困更需要城市的產業轉型和相關扶持政策結合起來,通盤考慮,需要修訂《資源法》。還需要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條件的援助機制,促進地方政府公共財產的形成和公共服務意識的增強。
利用“非正規就業”反貧困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改革開放以來,非正規就業人數在增長。2004年大約是1億,刨掉5000萬或者再多一點,大概是18%。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的就業,以及下崗和登記失業者的再就業,是非正規渠道就業的主要組成部分。非正規就業的問題是,收入得不到保障,就業崗位不穩定,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護。非正規就業造成就業數字在增長,但社會保障的覆蓋率是逐年下降的。我認為,擴大就業是扶貧的主要手段,非正規就業是保證生存下來的重要的機制。非正規就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存在于非公有經濟、服務業、中小企業,因此政府承擔責任的時候,最重要的一條責任就是給這些經濟形式提供公平的待遇,在某些情況下也應該提供優惠的待遇。
專家簡介
趙曦,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長期從事中國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著有《中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研究》、《21世紀中國西部發展探索》、《中國西部農村反貧困戰略研究》、《中國西藏扶貧開發研究》等專著12部,發表學術論文160多篇,有21項成果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四川省科技進步獎和西南財經大學優秀成果獎,主持國家級課題3項、省級課題6項。2005年,獲首屆四川十大杰出青年經濟人物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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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反貧困五大目標
第一,提高貧困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到2005年人均收入提高30%,到2010年人均收入提高60%至65%。
第二,保證貧困農民解決吃飯問題,保證其基本食物消費需求,每人每日2150大卡。既要提高貧困農民生產糧食的能力,更要通過提高他們的人均收入水平,進而提高他們購買口糧和其他食品的能力。
第三,為貧困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國家投資的“以工代賑”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項目,應優先安排貧困勞動力;鼓勵和幫助貧困農民外出打工,以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第四,為貧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擴大他們的發展機會,提高他們的發展能力。
第五,實現生態環境建設與基礎設施目標。這包括在缺水地區發展節水農業;興修水利設施建設;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植樹造林;興修農村道路和橋梁;興修農村電網和自來水網;治理水土流失。記者手記 懂生活才能更好工作
早聽過趙曦這個名字,總以為這樣一位治學嚴謹的知名學者,大多時候會很嚴肅,一心撲在工作上,生活多少有些單調。而見到平易近人的趙曦后,不禁有些意外。
采訪定在趙曦家里。客廳布置頗有書卷味,墻上掛著一幅幅風景照片,則透露出主人豐富的生活情趣。臨近結束時,趙曦送給記者一本書。原以為是學術專著,卻是一本旅游雜志。
“這上面有幾張西藏風情照片,是我在西藏作研究時拍的。”他對我說,“攝影,我特別感興趣。”再聊聊,得知趙曦愛好十分廣泛:攝影、野營、爬山、寫詩、烹調等。
“豐富的生活情趣對工作大有好處,不僅調節工作節奏,保證工作狀態,更開拓眼界,見多識廣。”
雜志里的照片下面有這樣的一段描述:“當巍然矗立的珠穆朗瑪、神圣莊嚴的崗仁波奇……奔騰不息的雅魯藏布等曠世美景充滿整個鏡頭時,我確信每一個攝影家都會模糊了雙眼,他們的手在顫抖,心靈卻已經沉浸在那片圣潔中……”
透過文字,我看到一個學者的另一面:年輕的心,一種熱愛生活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