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經濟的新動向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在我國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項基本國策的指引下，所有部門都開始自覺地以經濟效益來衡量自己的得失成敗。制造業和服務業迅速轉向市場，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政府官員為了創造經濟效益，自然也不甘落后，而他們惟一的產品或服務就是手中所掌握的公權。在經歷了相當一段時間的權錢交易以后，官員們已經不再滿足于這種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了，他們發現，完全可以省略中間許多不必要的環節，直接出賣或尋租公權來獲取利益無疑是最快的致富手段。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商界奇才、中國首騙”牟其中先生的見解倒頗為相似。牟先生曾經公開宣揚他的經商之道：最快的發財手段莫過于直接從銀行取得貸款而不必歸還。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僅僅十余年間就已經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目前正在向人類最高層次的官場經濟階段大步躍進。先富裕起來的那一部分人早已不再是什么企業家、發明家，而是一大批與時俱進的黨政軍官員及其代理人。而且他們在先富裕起來之后，并不是象改革的設計師所預計的那樣，帶動全民共同富裕，反倒為了追求更加富裕而走向瘋狂。例如受賄近千萬的前黑龍江省組織部長韓桂芝同志、貪污一億六千萬的前海軍副司令王守業同志、拐跑上億美圓的前中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同志，就是他們當中的杰出代表和光輝榜樣。但是從他們最終敗露中不難發現：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而只有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威力才能取得更大的勝利；原來公認的清水衙門衛生部和教育部正是通過實行全行業的產業化，在短短的十年間就完成了從赤貧到暴富的飛躍，為官場經濟的勝利譜寫了一曲壯麗的頌歌，這一點幾乎已經成為了全民的共識。

最近，文化部以保護作者版權為名，要在全國各地推行統一的卡拉OK管理服務系統，通過點擊率向KTV收取音樂版權費用；與此同時，國家版權局也做出規定，KTV即將按照營業面積向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繳費。在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兩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為了實現共同的創收目標，各自制定了“合理”的收費標準。不明底細的人多少會有些眼花繚亂，正如當今的青年們實在難以理解，為什么文革初期兩派對立的武斗組織會為了保衛共同的偉大領袖而作殊死搏殺。但是，只要站在官場經濟的高度上加以觀察，就會發現其中隱含著公權尋租的顯著背景。根據中央電視臺的報導：我國目前大約有10萬家KTV。按照平均每個KTV有20個包房計算，每個包房每小時即使只賺10元錢，一年的消費量也有1240億元。正是由于這個市場利潤豐厚，才引起了文化部和版權局的高度重視，都想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權強行分取KTV市場的巨大利益，所謂保護版權、加強管理云云，不過是一塊骯臟的遮羞布而已。雖然近年來這兩個部門也沒少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淘金，但很多利益畢竟要與地方分贓，自身獲利有限，難免留下不少遺憾，所以他們這次痛下決心，發揚金庸筆下東方不敗“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大無畏精神，想把全國的KTV市場一網打盡。為了讓那些經營者老實就范，這些官員們還異常嚴肅地指出：嚴格地說，現有的KTV場所中沒有一個是完全合法的。雖說現在對該管理服務系統的安裝實行的是“零成本接入，以自愿為原則”，但在如此高壓之下，估計凡不想停業的經營者們不得不一致“自愿”響應。雖然我國目前的文化事業并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流傳后世，但在創收文化方面卻取得了史無前例的豐功偉績。

文化部、版權局的這項新措施只不過是官場經濟大潮中的一束浪花而已，其他政府職能部門的做法也是大同小異。北京市工商局最近下達文件，不準利用民宅進行企業的登記注冊，目的是為了把這些企業從租金相對低廉的民宅逼進空置多時的寫字樓，估計這是寫字樓開發商一次成功的公權收購行為；到了工商年審之際，那些已經在民宅中注冊的眾多企業就會面臨一個重新審核的問題。工商局之所以沒有對民宅注冊作出更加清晰的規定，明顯是在等待寫字樓開發商與住宅開發商們進行一場更激烈的較量，以便花更高的代價從他們手中競購公權。

其實，在已經進入官場經濟的今天，公權尋租的現象已經隨處可見，不但政府部門樂此不疲，凡是掌握一定公權的企事業單位也是如此，而且幾乎是無孔不入。僅以中國某大型國有旅行社為例，總經理可以肆意挪用公款為自己進行投機經營，部門經理可以通過業務發包來索取賄賂。即使是最基層的管理人員，僅僅是負責為旅行團指定餐廳、委派導游，他們也可以將手中所掌握的那么一丁點看似很不起眼的權力進行尋租，為自己帶來驚人的收益。例如該旅行社日本部的處長王某，其行政級別頂多是個正科級，但是由于他手中握有為每年500個（共計約10000人）旅游團指派導游的權利，因而成為了導游人員競相進貢的對象，即使每指派一名導游只有2000元的收益，一年累計下來就達到了一百萬。后來，他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旅行社擔任日本部部長，覺得原先的做法還不過癮，于是他索性對所有導游人員作出明文規定，每接待一個人就要上繳1000元，即使業務量沒有擴大，而他的收益卻在頃刻之間達到了1000萬。至于整個行業是否會因此而垮臺，旅行社本身是否能夠盈利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反正他本人護照在手，隨時可以一走了之。難怪即使把中國所有旅行社的業績統統相加在一起，也趕不上美國運通公司一家的效益。

由此不禁使人想起林語堂先生在《吾士吾民》中所描繪的那種“民國萬稅”！的有趣場景：每個官員都會創造出許多新的稅種，前任出臺了灶稅，現任就會推行花轎稅，而且花樣繁多，沒完沒了。據說當年在四川某地竟然還征收過糞稅，郭沫若先生就曾經為此寫過對聯：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說不定在哪一天，環保局會借口治理污染問題而對放屁也做出規范并收取相應費用。

至于公權尋租的后果自然是顯而易見，因為從中國歷史上看，買賣官爵、民怨沸騰，歷來是改朝換代、除舊布新的一個明顯征兆。公權只要能夠找到尋租的市場，就會象一匹脫韁的野馬，狂奔不止，從而把老百姓趕上絕路；而一旦無法實現尋租、獲取利益，就會轉變地異常消極無為、敷衍塞責，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國家信訪局。他們為了貪圖省心，默許甚至縱容地方公安機關進京抓捕上訪群眾。具體說到這起KTV事件，還有不少細節可圈可點。畢竟KTV與醫療、教育、住房等全民產業存在很大差異，其消費群體大多是那些有余錢剩米的小資階層，雖然平均到每個個人頭上不會增加太多的支出，但他們比起那些逆來順受的民工們，能量無疑要大得多。況且，這次擺明了是中央政府的職能部門要廣收利權，無疑還侵害了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在早已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中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博弈可以說是越演越烈。但是在這個回合的較量中，好象中央政府決無勝算。

首先，文化部、版權局的如意算盤果真得逞了，中央政府除了落下一個“公權尋租”的惡名以外，似乎別無所得。因為他們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作者版權”，所有收入都不上繳國家財政，而文化部卻可以通過其文化市場發展中心控股的中文發文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承辦卡拉OK管理服務系統，從中獲得巨額收益。這種主子挨罵、奴才發財的買賣，豈有值得一做的道理呢？文化部也好，版權局也罷，畢竟在中央政府里還算不上是什么強勢力量，如果掌握國家強制力的部門，例如軍委、總參謀部也要對手中的公權進行尋租，其后果簡直令人無法想象，估計政治局很快就要隸屬于督軍團之下了，整個政局也許會倒退回民國初年的北洋時代。其次，如果這次聲勢浩大KTV收費行動最終被各地的經營者設法瓦解，或者為地方勢力所抵制的話，無疑又會大大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和號召力，進一步加強地方督撫的勢力。總之，對于中央政府來說，這種有百弊而無一利的事情，還是以不做為好。

2006年8月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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