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兵1967年生于西安，14歲以前在陜西農村上學放羊。父親在他14歲時意外過世，他放棄讀書去了西安建筑設計院接父親的班，并從此承擔家庭開支。1991年他到沈陽電影學院攝影系進修，后來又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99年底回到沈陽，用ＤＶ拍攝了鐵西區。兩年300多個小時的拍攝后，一個5個多小時的初剪版本獲葡萄牙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03年又獲得法國馬賽紀錄片電影節和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兩個最佳紀錄片獎。

王兵曾經說過要把《鐵西區》放給那里的居民看，但是這不太現實。此類片子的主要觀眾，不管能否堅持看完，應該都只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國外觀眾。王兵不愿意承認社會中有上下層之分，也不愿意分別階級，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到他對那么清晰擺在面前的社會不公正很反感。但是他的拒絕并不能挽救鐵西區。

該訪談中，很多部分是采訪者的感想，這位采訪者發揮著王兵拒絕把鐵西區劃分階層的觀點，卻缺乏對普通人真切的關懷，因而非常天真地把鐵西區作為他/她審美的對象，談及看完影片后的“深沉的愉悅”。

對于鐵西區的居民來說，這樣糊里糊涂的看客存在與否，對他們是毫無干系的。 －－人文與社會

Tag: 鐵西區 工人 國有企業            

記錄片《鐵西區》片長9個小時，這似乎阻礙了大眾化的觀看和欣賞。但阻擋觀賞的，主要是發行和出版的限制。它以盜版碟的方式做了有限的流通，當我數日前在北京花家地見到《鐵西區》導演王兵的時候，問他對盜版碟如何看，他慘淡地一笑

      ——能被人看到就不錯了。
　　今年夏天的打擊盜版碟，使我有多層次的感想。保護知識產權是好的，尤其是對于那些搞電影的人來說。但對于目前出版空間尚不充分的情況下，盜版具有特殊的革命含義，它有某種政治與文化內涵，因此在全球市場的背景下，它顯示了不恰當的“正當性”。《鐵西區》的流通也是如此。

　　紀錄片與其他形式的電影不同，它使用的材料是現實本身。因此，紀錄片的放映和流通，常常在客觀上是社會建設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當下，人們不能進行恰當的自我言說和充分的表達的時代里。

        王兵說
        ——我們這些人生活著，真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是什么樣子的。現實是混沌的一團，我們在電影里與自己猛然相遇，一定會激發強烈的自我意識。

        ——我原來是這樣的人，這個社會原來是這樣的社會。因此同時，紀錄片對于某些缺乏真誠交流的人與管理者來說，是危險的。

　　另外，電影評論是幫助觀眾對電影進行消化的，它也是電影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的一個環節。當我們看到一部電影前，往往是首先看到一些評論，然后決定是否去觀看，或者如何去觀看，這就如同一本書的前言。從這個意義上講，《鐵西區》是遠未被消化的電影。《鐵西區》在國內的解讀和闡釋很少，有影響的是張獻民和呂新雨的解讀。張在《鐵西區》制作過程中就與導演有所接觸，他的文章很隨意，但還是有實證性。呂新雨的解讀發表在《讀書》雜志上，名字叫《鐵西區：歷史與階級意識》。這個解讀被翻譯到美國去，有一個在美國教電影的朋友說，現在那邊不管別國的實際情況如何，喜歡找各種材料來論證他們的觀點，比如關于階級的理論就很合他們的口味。

　　——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能感覺出這篇文章給我們帶來一種奇怪的感覺。呂說這個電影受到《紅色沙漠》的啟發。我們知道《鐵西區》的巨大工業造型是的確與《紅色沙漠》相似，但是這個巨大的鐵西區是早就有的，導演拍攝的時候無法再在使用的材料上創造什么，他是紀錄者，如此以來，《鐵西區》又如何能受《紅色沙漠》的影響？

　　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文學化十足，它認為工業是一種噩夢。但《鐵西區》導演更把鐵西區看作是中國的一段政治經濟史的縮影，在這里，鐵西區的國有企業的失敗和轉型很顯然并不是來自于一種異化，一種工業文明對人的摧殘。如果一定要說矛盾，這里只有一種實在的矛盾——人與一種舊管理模式之間的矛盾。這里也很難看出有什么階級意識。

　　我們其實從電影里看不到導演強烈的社會學、政治學的觀點。我們只能從導演自己發表的言論里看到這一切。從對話中，我發現王兵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在他的家里，他看的書有以塞亞?伯林的書，有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當然，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他對什么感興趣，但這并不能說明他認同某種政治觀點，我還是在談話中才得知他的一些觀點——他雖然拍了鐵西區的工人和其家屬的生活，但他并不在社會觀點上特別認同里面的某個群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這個觀眾都可以看。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最后總的促成了這個結局。這個東西不像過去看電影，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是壞人，在這個現實當中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有各個方面的因素，沒辦法一刀切，你應該站在哪些人的立場上去，沒辦法產生立場，只能說現實就是這樣子的。大家有混日子的，有把工廠干黃的，有整天想著自己的別的事的。就是這樣子的。”

　　看起來他并不把那些腐敗者和工人們劃分為兩類人，或者說他們也許都可能是腐敗者，或者說都是某種制度下的犧牲品。好制度把鬼變成人，壞制度把人變成鬼。這里說到制度……但是王兵不使用制度這個詞，他使用的是更容易被人把握和感受的詞。

        他說——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如何建立一種能夠共同生存的關系。

　　階級意識更是一種杜撰。我們在電影里看不到什么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歷史名詞與資產階級相對，我們在這里也看不到資產階級，我們看到的是一群缺乏主體性的人，他們都在那里茫然的被動的活著。那個巨大的無形的作用力也不是自由市場，而是國家控制。

　　我問王兵：“你是有階級意識的人嗎？呂寫了一篇文章《歷史與階級意識》……”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得問呂新雨去。那是她寫的，她這么看，是她的思維，不是我的思維……我很少去想什么階級，我覺得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是無階級的，誰是哪個階級，誰不是哪個階級，那是毛澤東干的事情，我們看世界，不是那么回事。底層也好上層也好，這些人分這個東西就很有問題，底層在哪里？我就想問問，底層在哪里，上層又在哪里？同樣都是人，人就是人，不是說物質條件決定了你是上層還是底層，底層概念的提法就有問題。就像以前說誰是地主，誰是貧農。”

　　當然每個人都有解釋的權利。但解讀要得到制約，要依據現實的材料和證據。學者不能削足適履，拿感性材料來硬套在自己的理性框架上。現在的解讀普遍具有一種后現代的色彩，那就是不相信文本有一個固定內涵等待你去發現，一切意義都是在闡釋的過程中創造的，重塑得來的，因此解釋者的膽量都很大。這種做法面對文化作品也許可以，因為評論者只是以“遇到一個文本”作為契機來重新創造一部新作品。但紀錄片與劇情片不同，紀錄片所使用的材料是直接的現實，對它的解讀要受制于現實的嚴肅性。

　　呂新雨先生很有重塑文本的激情，但強行解釋，就會造成混亂。

　　誤解是不好的，但在現實的環境下，呂新雨教授的文章畢竟為傳播帶來了很大促進作用。但另外一種誤解就不可忍受。有些人認為“該記錄片內容存在嚴重問題，與振興遼寧老工業基地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相北，也極大地損害了沈陽乃至遼寧在世界的形象。”這其實不是誤解了。因為誤解要建立在想主動去理解的基礎之上的，這里并沒有想去理解一部作品的心思，這其實是真正的惡搞，應該制止。所幸，《鐵西區》的形式與風格本身就能打破這一謠言，《鐵西區》里沒有一句解說詞，鏡頭是開放性的面對那片即將成為廢墟的工業區，一切判斷交給觀眾。你難道還要以“現象真實不能反映本質真實”的話來進行狡辯嗎？這樣的狡辯是無力的，幾乎是無須辯駁，只須一笑置之的。

　　但為什么這么無力的東西，總是能帶給我們以巨大的傷害？這么說，那無力的東西反而不是成為了是最有力的事物嗎？是什么讓無力的東西成了最有力的？是我們的沉默嗎？

　　紀錄片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組成環節，它的流通能體現的價值一部分在于與人交流，使人獲得一種自我意識，使我們明白自己的處境，這個處境包括社會性的處境和人存在即有的處境。《鐵西區》的未能大面積流通，正是一個資源浪費。我問王兵，記得你說過希望你的片子給鐵西人看，現在怎樣了？王兵說：他們還沒看到。

　　9個小時的長度固然使人望而卻步，但當你一氣呵成看完了那9個小時，你仍然會有一種深沉的愉悅感——悲劇感？失落感？生命感？蒼茫感？存在感？——這些詞語難以窮盡我們此時的感受。但王兵似乎很不喜歡用情緒化的詞來解讀《鐵西區》，至少他自己不愿意。跟他談話，他顯得有點執拗，但也客觀冷靜，這冷靜的性格很像《鐵西區》冷靜的鏡頭風格。他冷靜的看著這一切，不下判斷。

　　但是內心一定是有激情和悲憫的，如果沒有這些，他就不會有這么長時間的注視，不會有這長達300個小時的素材和9個小時的片長。

　　我問王兵，你最喜歡《鐵西區》的哪個部分？他說，他很喜歡第二部《艷粉街》的結尾：棚戶區拆遷了，廢墟上還有幾家仍住著，有人在雪中吆喝別人接電話，電影在此嘎然而止。我還有疑問，那就是在第三部《鐵路》的結尾處我有點看不明白。

　　——第三部那個結尾我有點沒看懂，那個在車站上混日子的老杜，后來從派出所出來后就搬家了。過年的時候他家來了個女人，那是他跑走的那個老婆嗎？  

        ——不是，是他在外邊找了一個女的。

　　——那女的是干嘛的？

　　——就是一個普通人，這個女的也有家，就這么稀里糊涂的。

　　——片子里似乎也沒交代。

　　——到那時候我也不想交代，人就是這個樣子，生活，幾個人，也沒有什么，反正能湊在一起，能這么過，高高興興的，就挺好的。其實他們之間都不是親屬關系，也不是家庭關系，這些人都在這個屋子里聚到一起了，過一天，高高興興的。

　　——最后的那個結尾，一個火車在黑暗里。為什么要以它做結尾？

　　——剛好都是夜晚，那個火車，在黑黑的夜晚里，很漂亮，很美的。

　　2006年9月于西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