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防疫的利弊，轉型的良機

　　目前社會輿論就是否應與新冠病毒共存的話題展開討論。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約二十天前發聲，稱我國應考慮“與病毒共存”，但受到網絡反對，甚至有人稱之為漢奸，說他崇洋媚外，是投降主義。官媒《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刊發原衛生部部長高強的文章，不點名批評張文宏的觀點，將討論上升到了官媒平臺。

　　防疫問題既是一個科學問題，同時也是涉及到的一個社會的、政治的問題，有人提出某種觀點引來反對，引發討論，屬正常現象，但出現網絡暴力則一定不正常，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需要寬容對待各種不同聲音。

　　且不論討論雙方的意見誰對，但從輿論群情中看到，人民群眾首要關心的還是生命的健康安全問題，經濟問題以及與國際社會恢復正常交往已為次等，因為畢竟任何重大問題都比不過人的生命安全。這是對防疫上是防還是開的大討論中，顯示出的民心，民心民意不可違。

　　這場世界性的疫情，制造了全球空前的一場大災難，中國也在這場災難中損傷慘重，之前有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糾紛，之后有美國以病毒溯源問題聯合西方某些國家不斷向中國嫁禍，有意將這場全球疫情政治化。

　　一年多以來，我國前期因社會制度優勢取得了防疫重大勝利，國內秩序基本逐步恢復到了正常。但病毒在印度變異后，通過南京機場口岸入境中國，毒性更大傳播更強變異后的德爾塔病毒從南京蔓延，現在已在十多省份引發嚴重疫情。為嚴防再次境外輸入，我國目前基本對境外已是封國狀態，也因此才引起了這場是繼續嚴防死守還是學著放開與病毒共存的討論。

　　國內防疫嚴防嚴守，的確成本巨大，但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擁護。但全國經濟上，進出口大減，而內需又拉動不力，經濟處于嚴重下行之中。同時對個體人來說，因封城、封境、處處嚴防等措施，不少大量店鋪、公司或者關門歇業，或者破產倒閉，損失慘重，不知有多少人已經失業，失去了經濟來源，當前全國就業形勢空前嚴峻。同時外在有美國等國家從政治、經濟、科技、病毒溯源上處處與中國為敵，我國同時受到國際國內不利形勢的空前夾擊。

　　這種形勢下，感覺我國已處于一種非常不利的地位，防疫模式好像使中國成了一座世界孤島，盡管防疫成效顯著。而觀境外，英國等很多國家已在逐步打開國門，相互往來正常化起來，如不久前的G7會議，這使得我們有一些人開始擔憂中國恐將隔絕于世界之外，變成隔絕的孤島。中美關系上的沖突仍沒見好轉，美國反又步步緊逼。因此應該承認的，目前中國的確處在了一種所謂“閉關鎖國”的狀態中，這又是中國無可選擇的。

　　凡事有其弊也有其利。

　　以利言之，可以利用這次世界疫情迫使我國不得不臨時關閉國門的時機，抓緊調整有關政策，將不利轉為有利：

　　一、中國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且是工農業門類齊全、國民經濟體系和軍事體系獨立完整的大國，暫時對外關閉國門，不全是壞事，改開以來所形成的對外關系實際已形成對外部世界嚴重依賴的程度，如有經濟出口型，科技進口型，創新能力弱，財富嚴重外流等弊端。如果沒有這次疫情被迫閉關，那么這些弊端將很難扭轉，所以要充分看到并利用好這次閉關給調整政策所帶來的良機。

　　二、美國借疫情加劇挑起對中國的攻擊，極大地激發了國內民眾的愛國主義精神，盡管疫情原因，不少群眾受到經濟的沖擊，但并沒有減少愛國情懷，相反多數群眾能夠體察國家困難，共體時艱，將個人利益得失能夠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高度統一起來，這是進行政策調整的民意基礎，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與支持。

　　三、我國在抗疫模式上的成功，人們再次認識和體會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比任何口頭上的說教更有信服性，這次是防還是放的討論中，人們共識還是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又一次空前在人民群眾中得到擁護，這是以人民利益為方向的政策調整的制度保障。

　　四、要適當降低出口型經濟的規模，將疫情之前的出口型導向型的經濟模式轉變為以內需拉動型的經濟為主。可改造一批外接訂單停止或者嚴重減少的出口型企業，改造其生產線為內需型生產線，這是既救活了這批企業的生產能力，也為擴大國內需求提供充足的商品，提高內需品的質量檔次。

　　五、重點扶植高度依賴高科技進口型企業，要從高等教育到企業人才培養建設相銜接的新型高科技人才培養體系，國家要集中資金和組織人才隊伍進行科技公關，解決一批被歐美卡脖子的高精尖關鍵項目。

　　六、抗疫經驗表明，關鍵時候靠得住的還是國有企事業單位。要果斷停止先前私有化規劃和改革措施，一定要轉到做大做強國有企事業單位上來，尤其重點是那些關系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企業，以前完成或正在民營化的要再次國有化，要將國家經濟命脈牢牢掌握在黨和國家手中。各省區市也要重新布局建設一批本地的國有企業，靠房地產、虛擬經濟、個體經濟、民營經濟，在關鍵時候需要本地自救時，要有當地政府可以調動、依靠的力量，如防疫中的公立醫院的中流砥柱作用就是強有力的證明。

　　七、河南等省的暴雨災害，說明遇有重大災難或者戰爭，所謂的信息化社會是非常脆弱不堪的，社會立刻陷入癱瘓。信息化技術也是要發展，但不可全部依賴信息化技術，同時切不可完全拋棄可靠的老傳統，要老老實實建設那些永遠靠得住的一些設施，其中尤以金融、交通、電力、電信、宣傳等為重要領域，完全依賴移動支付而拋棄現金，完全靠電信發布而拋棄傳統廣播，只圖摩天大樓的壯觀而想不到停電停水，都是極端危險的。國家還要重點管控某些民營企業對這些核心領域的深度介入程度。

　　八、疫情期間，農民工外出務工艱難，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待業，這是當前農村人口最齊全時期，但也是閑散人員在當地最集中時期。要趁機集中動員他們，能就地就業的就業，或就地創業，或再次動員他們投入到農業中去，如再次組織教育他們走上集體經濟，創辦集體企業，會將已經凋敝、空心化的農村恢復起生機，此時正是千載難逢。

　　九、一旦農村有了人氣和蓬勃的生機，那么城市企業生產的商品將有了廣闊的銷售市場。同時農村的三農問題也將極大得到部分解決，如撂荒的農田再次耕作起來，水利設施得以新的修繕，是既保障了我國的糧食安全，也緩解了降雨季節的泄洪問題。扶持富余農民，或農民自籌資金興辦集體企業，可就地就業，減解決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無人照看問題，使更多家庭團圓，人口縮減問題也將得到緩解。只要農村有人、有企業、有工作，有市場，那么經濟內循環的最大的關鍵一節，就為內循環建立提供了最充足的推動動力。健康循環起來之后，不久將來，必將大幅度縮小城鄉差距，一面是農村走向繁榮，另一面是大中城市的城市病逐漸消減，再過二三十年，也就是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是完全可以順利實現的。

　　十、調整城市發展及其經濟布局。要逐步減少對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布局，要限制全國超大、特大城市的無序擴張和規模，抗疫和抗洪表明，這兩類大城市有非常多的弊端，如要保護耕地，限制城區規模和人口，不再建設摩天大樓。要多向中西部地區布局，多布局生產保障型、國計民生性企業，將東部特別發達與西部非常落后的局面徹底扭過來，最起碼也要有所均衡。限制大城市，就要扶持中小城市發展，將優質的民生資源盡可能從幾個大城市向廣大的中小城市轉移，用利稅辦法，消減城市之間懸殊的貧富差距，用優質的民生資源吸引行業人員向中小城市轉移。每省區市不能只考慮發展省會城市和一兩個省內重點城市，國家要取消市管縣體制，回到憲法規定的省縣鄉三級體制上來，將縣域發展直接納入省級領導之下，擺脫市對縣的索取，恢復縣的自主發展權。

　　十一、適當鼓勵人們積極參加儲蓄，摒棄危險無窮的提前消費的思想。儲蓄既利國也利民，當遇到災難、困難時，有些儲蓄的個人和家庭都能主動應對，抗疫抗洪的很多故事也說明了我們民族儲蓄習慣的好處。家庭有了自己的經濟保障，即使完全封閉在家，或者有些一時沒有了收入的短缺，心理上也不會恐慌，也會積極配合國家有關行動，否則，一天不勞作則一天不得活的窘迫生活，國家管理起來也是很難管住的，防疫中西方某些國家和這次的印度就是最明顯的反例。

　　十二、提高全民的社會保障。鼓勵家庭自建經濟保障的同時，國家也要全面提高全社會人員的保障水平，有保障則民安，民安則國穩，國穩則抗擊打力量就強，就能團結一心，抵御國內外可能的各種破壞力量的威脅或打擊。

　　疫情之前要做到這些，有來自國內外很大的阻力，非不得已不會去做，基本沒有可實現的條件，但世界疫情和美國這次給我們制造了一個大好機會，以前的某些阻力消失了或者減弱了，如果就勢順勢而為，將“閉關鎖國”的不利主動轉化為強大起來的一次蛻變，是天賜良機，如若能夠順利而為，那么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也就不遠了。

　　202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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