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觀點認為對吸毒藝人明星從業禁演一封終生，懲罰過度，有嫌疑侵犯人權，對此，筆者認為：

　　一、大麻等毒品的危害性有多大呢？中華民族有特殊的歷史傷痛，當年有800萬國民吸食鴉片，毒品使我們幾近亡國。

　　當下，毒品的國際國內危害性是多少數字都無法衡量的。毒品背后，有多少血腥、多少慘痛、多少人間悲情、多少家庭毀滅，多少孩子、青年毀于一旦。其社會災難性不言而喻。那些認為大麻無害的人，不是蠢就是壞，對于這種人根本無需廢話，檢驗的簡單標準就是讓這些人的孩子吸食大麻，他們還會無動于衷嗎？

　　二、目前大麻毒品的種類簡直是花樣翻新，與時俱進。

　　食品、飲料、氣體……，生活中的一切物品大麻都能被人工添加其中，未來伴隨著科技的發展，大麻毒品的存在形式會是怎樣，絕對超出人類想象力。我國已將合成大麻素類物質和氟胺酮等18類物質列入精麻藥品目錄管制。截止2020年底，全球已出現新精神活性物質1047種，其中約450種為近5年新出現的種類。我國已累計發現新精神活性物質9大類317種，近3年新發現50余種。從2001迄今我國已列管188種新精神活性物質和整類芬太尼物質、整類合成大麻素物質。2021年5月我國新增的氟胺酮等12種物質和合成大麻素類物質，近年來濫用較為嚴重或檢測發現頻次較高，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首個整類列管合成大麻素的國家。（數據來源：國家禁毒辦最新通報。）

　　合成大麻素類物質比大麻毒品更容易上癮、價格低廉、隱蔽性強、不易檢測，常被吸毒者作為傳統毒品的替代品吸食。目前，合成大麻素類物質在國內濫用案件急劇增加，危害日益凸顯。根據禁毒辦介紹，該類物質危害嚴重，吸食會出現頭暈、精神恍惚、致幻等反應，過量吸食會出現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情況，在新疆等濫用嚴重地區，已引發毒駕、故意傷害等危害公共安全事件，造成嚴重社會危害。

　　三、我國禁毒有多大代價呢？目前國家每年為緝毒犧牲300多位警察，投入2000億財政支出。

　　2019年，全國共破獲毒品犯罪案件8.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1.3萬名，繳獲各類毒品65.1噸；深入推進禁毒重點整治和示范城市創建等重點工作，深入實施青少年毒品預防教育工程，積極推進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工程，查處吸毒人員61.7萬人次，處置強制隔離戒毒22萬人次，責令社區戒毒社區康復30萬人次。（數據來源：國家禁毒辦最新通報。）

　　目前我國毒品問題基本上可控。這個形勢來之不易。但目前我國禁毒面臨的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吸毒人數增加、范圍擴大，低齡高齡吸毒者增多，吸毒者滲入各個社會階層和職業，尤其是新型毒品更是來勢洶洶，切不可掉以輕心。

　　四、防范大麻等毒品危害性應重在源頭防范、起點控制，法律的調整手段、調整模式應該與這樣的防控思維、前端思維相吻合。

　　源頭開端控制好了于國于家于民都有好處，法律的調整方式應該是預警模式，通過法律的預知、預告產生對公眾預警的威懾力，讓個人知曉自己行為邊界及后果，使個人攝于后果的嚴重性，對個人人生及職業的災難性毀滅性后果，趨利避害而望而卻步。這應該是規制吸毒藝人明星法律制度功能必須具有的一種狀態。

　　五、藝人明星的社會影響力、輻射力、滲透力在網絡時代極其恐怖，他們對青少年尤其是對那些不諳世事的孩子影響太深入。

　　目前據不完統計，近十多年來已有120多位明星藝人吸毒被查出來，且有二進宮重復吸毒的。這種明星藝人的社會示范效應極其惡劣，所以不能讓藝人明星禍害人民群眾及其后代，藝人明星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與風險，他們必須認知自己行為的后果。必須有嚴厲的法律懲戒機制，這是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必須。針對毒品問題，要懲前毖后，必須用霹靂手段來治理才能最終實現對人民群眾的菩薩心腸，對吸毒藝人明星的霹靂手段就是對更多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少年人的菩薩心腸，這是一種局部的嚴厲懲戒，換取更大社會利益的偉大格局，保護更多人，這才是真正的人權。社會主義的人權是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禁止吸毒及嚴懲吸毒藝人明星是對明星本人和他人的幸福安康之最大保護，決不能因為明星的特殊身份而對其進行選擇性的小懲大誡，在此問題上的絲毫放松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次生危害。

　　防范及治理吸毒社會成本及國家代價巨大，如果縱容明星吸毒涉毒或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將貽害無窮，將給青少年帶來極其惡劣的示范效應及心理暗示。此外，姑息吸毒藝人明星也是對犧牲的緝毒干警的無視與犯罪，是對國家投入緝毒力量的褻瀆和浪費。

　　六、在吸毒和毒品標準這個問題上，西方的自由和人權呈現了極大的虛偽性和局限性。

　　看似毒品標準寬松，吸食大麻及毒品很自由，這種所謂“自由”造成的危害性后果其實是大大侵蝕個人的生命自由，其負面危害性因素對家人及他人也是傷害與危害。歐美國家專門設置的吸毒室在食品添加劑里加大麻毒品，實際上對人體健康是有害的。毒品標準認定不能以西方中心論為準，應回到并遵循中國語境及中國標準。

　　西方是無奈的，所謂的自由導致西方禁毒努力失敗，就像限制槍支失敗一樣。中國絕對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國歷史上曾經已經付出那么大的災難性代價，而今獲得了禁毒的相對成功，一定要保持這種相對的成功，要從戰略層面為世世代代的中華民族的福祉著想，中華民族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禁毒之路，絕不可步西方禁毒失敗之后塵。

　　七、有關應該依勞動法保護吸毒藝人明星的勞動權，這是小慈小愛。預警威懾機制是大慈大愛，是從源頭上預警攔截，是從開始根本不讓他出事兒不讓社會出事兒。

　　吸毒明星的勞動權也不能僅僅理解為就是演藝。勞動權是付出勞動力從事勞動獲取報酬的權利。從事勞動不能狹隘理解為就是演藝。明星有巨大經濟及社會資源，吸毒被處罰后他可以干很多事謀生，不一定非要從事演藝，一般來說有實力主動吸毒的藝人明星已經賺了很多錢了，他可以搞很多轉型，投資經商等等。他個人的出路并非是華容道，社會可以給他許多勞動就業的安排和機會，他們的身價都是百萬、千萬、億計、十幾個億計，為什么還非要讓他們從事演藝業？不當演員，他們可以活得非常好。

　　在這里，請某些人不要化身圣母婊，愛心過于泛濫。

　　世界不是專門為他們設計的，不能讓他們在吸毒的短短幾年后就洗白復出賺錢并繼續禍害社會。沒有兩全其美的好事，他們不是弱者，不必對他們報以更多的同情與小慈小愛的菩薩心腸。沒賺錢的藝人吸毒也只好自認倒霉，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能對一人這一群體法外開恩網開一面，任何人都不能享受法外特權，只能去做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

　　韓國、日本對藝人明星吸毒也是零容忍，韓國社會各界主流對演藝明星李敏鎬、樸有天等吸毒后希望復出普遍持反對態度，一致譴責。日本女星酒井法子與丈夫一起吸毒，事后被封殺，盡管她多次表示希望復出，但遭到所有機構的一致抵制，悔過也不行，完全是趕盡殺絕的態度。這種對吸毒藝人明星再次從藝持終身一票否決的態度就是擔心對青少年的不利影響，如果有惻隱之心，姑息猶豫，就會使青少年誤認為吸毒沒什么了不起，過幾年就沒事了，其惡劣社會示范惡在當下害在未來。

　　八、立法完善嚴格規制藝人明星違法行為，全國統一法律法規標準。

　　2012年12月國家廣電總局下發通知,要求限制有吸毒等劣跡的藝人明星藝人參與制作各類影視節目、廣告作品。“凡是有劣跡的導演、編劇、演員等主創人員參與制作的電視劇，要慎重考慮”。由“劣跡藝人（吸毒、酒駕）”參與制作的電影、電視節目、網絡劇、微電影等也都被要求暫停播出。

　　2018年1月1日起，山東開始對吸毒人員進行更加嚴重的禁令，禁止吸毒明星商演和廣告代言。如衛視播出歌唱、晚會節目、引進節目必須備案；被批節目一律審查；問題節目全網禁播；警告節目退出收視黃金檔位時間段。播前三審，重播重審，黃金節目領導親自把關，上級機構全天候監測。

　　2021年2月5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并于3月1日開始實施，該《辦法》規定演藝人員如有吸毒，根據情節輕重及危害程度，分別實施1年、3年、5年和永久等不同程度的行業聯合抵制，或協同其他行業組織實施跨行業聯合懲戒。但該管理辦法僅是行業公約性質，并非法律法規層面。

　　2021年3月廣播電視法征求意見稿第32條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主創人員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而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國務院廣播電視主管部門可以對有關節目的播放予以必要的限制。”但該條款將其概述為“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稍顯寬泛，需制定更為細致可操作條文。此條文中的“限制”其法律性質如何，是否是行政執法中的行政處罰？不久前修訂的行政處罰法已把限制從業作為一種行政處罰的種類，從目前限制從業已成為行政處罰的一種形式來看，這種限制應該屬于行政執法。如果是行政執法應明確執法機關，有人指出中國文聯作為社團或行業協會行使行政處罰權顯然不妥。

　　綜上，對藝人明星涉毒處罰目前我國法律層面存在空白、不完善、標準不統一、執法機關執法權模糊不清晰等問題，應在未來國家立法層面明確“限制、慎重、暫停”的具體含義，明確執法執法機關、執法權、執法標準等問題。對吸毒藝人明星應建立終身公開演藝出鏡限制，嚴厲警示，絕不手軟，堅守對毒品危害風險控制在前端在源頭的理念原則，彰顯源頭制度的巨大警示與威懾力，決不可在立法中書生誤國聽信公知追捧西方“人權”的極端幼稚說法，為吸毒藝人明星網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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