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在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布20天后，全面開放三胎的人口政策正式出臺。生育率與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開放三胎被認為是針對低生育率現狀作出的人口政策調整。生育率背后是一整套的經濟和社會運行機制，此前多數事務社已從勞工權益、女性權利、養老問題等方面進行了討論。在眾多的焦點之中，女性在生育問題上所面臨的困境和抉擇特別值得關注。

　　01.

　　一個困局：生育與母職懲罰

　　在現代社會中，女性從事物質生產（production）和社會再生產（reproduction）雙重勞動，即一方面，女性投身于社會經濟生活、從事有償勞動，另一方面，女性又要擔當生育、照料、家務等社會再生產職責。“母職懲罰”是指生育導致女性的職業中斷、收入降低、晉升機會減少等。因為母職懲罰的普遍存在，許多女性不得不在職業發展和生育之間作出抉擇；相應地，在擇業、擇偶等多個人生選擇中，許多女性也會將母職懲罰可能帶來的風險納入考慮之中。在三胎政策公布后，許許多多網友的反應是“女性更不好找工作了”、“企業更不會雇傭女性了”，可見人們對于母職懲罰的擔憂廣泛存在。

　　母職懲罰是性別不平等的直接表現。首先，是在家庭內部，在默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之下，女性需要在養育和家務上投入巨大精力，在此之外的投入必然會減少。根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在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數據報告，已婚女性的收入達到家庭收入的40%，但是她們承擔了70%的家務勞動；未婚女性的總勞動時間比男性少13分鐘，但是已婚女性的總勞動時間卻比男性多39分鐘，這一勞動包含了有償的社會經濟勞動和通常無償的家務勞動；在休息日，城市女性則比城市男性多勞動79分鐘。社會流行詞“喪偶式育兒”更是直接點明了父親在養育子女上付出的缺失和母親可能面臨的多倍勞動。

　　其次，在社會整體意識上，“女性的天職就是養育子女”的觀念還廣泛存在。這點最明顯的體現在于，許多未育、未婚的女性要在職場上提前接受母職懲罰，比如畢業生招聘中廣泛存在的性別歧視、女性應聘者被詢問個人情感狀況、已婚未育女性職場晉升縮小等等。作為一個女性，無論她對自己的生活和職業道路如何規劃，在企業眼中，她的子官就可能會帶來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把女性簡化為子宮，把女性的價值與生育掛鉤，這樣的性別觀念是父權文化還在主導社會最直接的表現。

　　最后，則是性別不友好的國家政策沒有給予女性權益足夠的保障。在社會保障缺失的情況下，以盈利為導向的企業多選擇就業歧視和違法解除來規避女性職工生育可能增加的勞動力成本。南京大學徐琪研究了生育對男女職工工資的影響和變動趨勢，在80年代末，女性的工資收入在生育沒有受到明顯的負面影響，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到了2015年，每生育一個孩子，女性的工資收入下降約30%。國家衛健委就實施三孩生育政策答記者問上，也明確指出“女職工生育后工資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過一半的達42.9%”。誰將為女性生育增加的勞動力成本作出補償？在企業和國家政策相互踢皮球的過程中，女性個人成為了結構性不平等和社會政策不完善的后果承擔者。

　　同時，母職懲罰還將加劇其他的維度的不平等，最直接的是性別與階級的交叉維度。城市中產女性，特別是獨生女，往往有父母和育兒嫂的幫助，可以盡量減少母職懲罰帶來的影響；而流動女性特別是勞工女性的生育代價要高得多，她們很多只能回到家庭。即使她們在生育后選擇繼續打工，隨之而來的是否要把孩子留在老家又稱為她們必須要面對的難題。在牛津大學Rachel Murphy的新書The Children of China’s Great Migration 中，通過在安徽和江西的田野調查，Murphy發現留守兒童的母親因為不能陪伴孩子深感內疚，而父親陪伴的缺失被認為是理所應當。在同樣打工賺錢養家的同時，母親更高的情感代價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母職懲罰呢？另外，當城市中產女性通過將母職商品化來規避母職懲罰時，很多育兒嫂獨自在大城市打工，她們陪伴人家的時間、個人休閑的時間又被剝削。

　　母職懲罰是一個全球性的普遍問題，在流行文化下，能夠兼顧事業和家庭的女性成為了完美的女性形象。比如風靡一時的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自傳《向前一步》（Lean In），就兼具事業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桑德伯格固然是成功女性的代表，但是同時，這種女性楷模的塑造是將解決母職懲罰的責任推給個人。仿佛一個女性無法平衡事業和家庭，是因為她能力不足，是因為她不夠優秀。是她個人的錯。互聯網經濟又塑造了另一個神話，就是女性退出職場可以在家通過做博主、開網店來彌補母職懲罰，甚至獲得更大的經濟成功。然而，這些通過個例構建的神話都遵循著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一切的對與錯、成功與失敗、幸福與不幸都取決于個人的努力。

　　總之，在生育的問題之上，女性面臨著接受母職懲罰的困境，更糟糕的是，社會不認為這個困境是困境，反而視之為理所當然，留女性個人獨立承擔。

　　02.

　　一個插曲：七普中關于男女比例的討論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后，在各省普遍男性多于女性的情況下，吉林和遼寧都出現女多男少的情況，黑龍江則相對持平。一時間，“東北地區性別更加平等”的論調在互聯網上流行。一方面，有人反對這種論調，東北地區因為經濟衰落，勞動人口、特別是男性勞動力大量輸出，另外老年人留在本地，而女性平均壽命高于男性，男女比例的數據與性別平等沒有直接關系；而另一方面，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6.3（即平均有100個女嬰出生，則有106.5個男嬰出生），處于聯合國設定的正常值為103—107之間，而全國的平均水平則為111.3。從出生性別來看，東北地區性別更加平等”也并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在關于東北性別平等的討論中，繞不開的就是東北的工業化歷史的遺產。直到70年代末期，作為社會建設時期工業基地的東北，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和人口素質都全國領先。工業化的過程中，女性脫離家庭進入工廠，女性在家庭中承擔的再生產勞動很多被公辦托兒所、公辦食堂分擔。這些實踐背后的理念是，再生產勞動被賦予社會價值，育兒和家務不是女性的專屬，而是需要社會來承擔的勞動。在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視角下，只有國家承認再生產勞動的價值，婦女才可能打破傳統的性別分工束縛，平等地參加社會公共生活，爭取平等的權利并發展自身的潛能。再加上工業化時期人們對于體制的依附，使得東北計劃生育政策貫徹程度高，獨生女一代接受了家庭資源的傾注，從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性別的平等。

　　在此，回顧歷史并不是認為歷史上的做法可以照搬或者沒有缺陷，畢竟，男外女內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因為工業建設而改變，城鄉之間的差距也并沒有緩解，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女性下崗工人更是面臨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多重困苦（可參考此前文章“‘下海’的東北女工”）。但是，七普中關于東北男女比例的討論能夠給我們最直接的啟示的是，分擔再生產勞動是減少母職懲罰最直接的途徑，這一分擔需要由公共政策的支持和男性平等參與再生產勞動。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企事業單位“減負”，再生產勞動被私有化和市場化。當再生產勞動回歸家庭，并輔以相夫教子的傳統觀念和“女人味”流行話語，女性再次成為無償的再生產勞動者。當人們討論女性是否應該“回歸”家庭時，“回歸”一詞就默認了女性屬于家庭。今天，獨生女一代的女性紛紛進入社會，脫離相對平等的學校環境之后，職場上的性別歧視和婚戀市場的男權文化給追求個人成長發展的她們造成極大的壓迫感，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難以接受為家庭放棄事業，或許這也是東北性別問題能夠吸引許多討論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的女權發展歷史上，從新文化時期到以東北為代表的工業建設時期，獨立女性一直是和職業女性相連的。如今，“要不要做全職媽媽”經常被冠以自由選擇的名號。對于精英女性來說，“全職太太”在流行文化中被塑造成拿著奢侈品手包、出入社交場合的富裕悠閑形象。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基礎的家務勞動可以外包，但是她們的生活仍然可能充滿壓力：階級區分導向的教育造成媽媽們的“雞娃”焦慮，同時她們需要付出多的情感勞動去維系夫妻感情和家庭關系；對于更多的普通工薪階層來說，在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請家政服務的情況下，只能依靠父母或者媽媽放棄工作，以上這一切都還是在婚姻穩定的前提下才可以討論的。在現實生活中，如果一個女性離開職場兩到三年，再次回到職場的難度不言而喻。缺少社會系統支持和性別平等文化，女性又被“母愛”的話語所裹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女性的選擇真的是“自由”的嗎？

　　03.

　　一個反駁：本末倒置的生育與女性權益

　　在全面開放三胎的配套政策措施中， “保障女性就業的合法權益”只在各項意見的最后被輕輕帶過，而“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的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卻出現最前。這種措辭方式暗示將生育率低歸因于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的婚戀生育觀念，將男女性別失衡帶來的“光棍”問題歸因于彩禮。整個三胎政策的措辭忽視女性在家庭、職場和社會中受到的結構性壓迫，反而有將過錯歸結于年輕女性的趨勢，如此厭女，也為奇觀。

　　很多關于三胎的評論文章中關注996下的工作壓力降低年輕人的生育欲望，高教育成本讓養育孩子困難重重，三胎開放只會讓階級差距拉大等等，這些觀點并不沒有錯，但是，它們都沒有從女性權益的本位從發。仿佛生育這件事情，女性就應當處于從屬地位。但是事實上，夫妻如果都面臨996的工作壓力，選擇生育一定會讓妻子換工作甚至辭職；所謂的高教育成本是在畸形的階級內競爭形成的，現在的精英教育除了要支付高額費用，更需要家長大量的時間、精力和情感付出，這些付出無疑又大多落在母親身上；在關注三胎開放的未來預期后果的同時，也需要關注目前鄉村女性、流動女工的實際狀況，雖然最近兩年女權話題的熱度不減，但是她們的聲音卻往往被遮蔽。

　　從開放三胎政策到許許多多的分析，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生育與女性權益被本末倒置了。仿佛保障女性權益是為生育所設的，而不是因為女性權益本身就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提升。諷刺的是，在生育這件事情上，明明子宮長在女性身上，她們卻經常被放在附屬的位置加以談論。更有甚者，直接將生育率低和年輕女性生育意愿低歸結于“女權主義的洗腦”，這樣的結論完全是男權者們的一廂情愿，畢竟指責女性比承認國家政策和公共服務不到位要容易且“正確”得多。

　　事實上，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紛紛表明，女權主義和生育率可能遵循J曲線，也就是說，當性別平等被社會政策和觀念接受后，生育率反而會開始上升。最好的實例就是瑞典：瑞典被認為是世界上性別最平等、也就是最女權主義的國家，其生育率在發達國家名列前茅。瑞典在2018年的生育率為1.8，而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1.3。在提供育兒福利和公共托兒的同時，瑞典一直倡導女性平等接受教育、平等就業和平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與瑞典對比，日本、韓國政府雖然近年來一直嘗試育兒補貼、稅收激勵、住房福利、延長育兒假等各種措施，人口出生率卻不見如何提高。當然，在東亞性別平等整體落后之外，日本和韓國社會也普遍崇尚“工作至上主義”，勞動者自覺無法養育子女。橫向看世界，我們需要的是從根本上認同性別平等觀念，需要更多的女性和女權主義者參與公共決策，從而在社會制度上消除母職懲罰，而不是想著怎樣才能解決光棍問題，怎樣讓女性退出公共生活，怎樣才能把女性變成生育機器。

　　現在，年輕女性不婚不育的聲音日益高漲，這種個人生活的反抗是女性無法改變結構性壓迫、無法影響國家政策和社會主流觀念的自我防衛。人們應該明白，生育率低不是“女權太多”，反而是因為“女權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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