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結束了。這場被譽為社會最公平的人生競賽，中國家庭傾注了太多的成本與精力。然而，即便被稱為最公平，背后的不平等似乎在起跑線上就早已注定了結局?，F實的無奈之下，也就出現了“旗開得勝”等神明護佑的現象?！　?/p>

　　每年有千萬考生參加的高考，是中國社會一年一度的大事。6月2日，教育部公布2021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1078萬，比去年增加7萬，加上背后的家長、老師、輔導機構、招辦和考試工作人員，可謂相當一部分中國都投入其中。許多考生，尤其是農村出身的，將這場考試視為決定他們未來命運的關鍵一戰。由于大學將考生在高考中的表現視為衡量他們能力的主要標準，并主要根據考試成績對他們進行擇優錄取，高考制度因而被認為體現了英才教育（meritocracy）的原則。盡管許多普通家庭與考生認為高考是中國社會唯一一場相對公平的重大競賽，并積極投身于這場寄托了他們實現社會流動希望的競賽，他們同時也或多或少地感知到，來自城市、農村等不同地域和家庭背景的學生，上大學的機會是不平等的；然而，對于不平等產生的機制，他們缺乏總體性認識。

　　現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人類學家扎卡里· 豪利特（Zachary M. Howlett）于今年出版的《英才體制與其不滿者：中國的高考與焦慮》（Merit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Anxiety and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China）一書，正是一本嘗試理解中國高考不平等運作機制的著作?；谠诟＝◤B門、經濟不發達的寧州（化名）市區以及隸屬于寧洲地區的山縣（化名）長達兩年（2011年-2013年）的田野工作，作者在這本書中試圖回答，在同一省內，處于中央-地方等級（central-place hierarchy）中不同位置的高中生，特別是城市與農村的高中生，在高考中展示教育體系所認可的能力（merit）時，為何表現截然不同。

　　在另一層面上，這本書直面考生在面對高考這一命運時刻的窘境：一方面相信高考是能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從而人人在高考面前平等；另一方面，又將高考的成敗訴諸于個人能力的高下。此外，面對高考這一命運時刻，高考成績在考生和利益攸關方中間引發焦慮，以及人們尋求宗教的幫助來緩解這一焦慮的實踐，也是這本書討論的一個重要主題。在豪利特看來，高考在中國是一項法國人類學家莫斯所說的涉及“社會總體事實”（total social fact）的事件，因為它關乎幾乎每一個社會成員，并牽涉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的因素?！　?/p>

　　《英才體制與其不滿者：中國的高考與焦慮》

　　扎卡里· 豪利特著

　　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版　　

▌發展主義下的教育現狀：素質教育、城鄉資源與不平等的競賽

　　豪利特指出，從可獲得的資料來看，中國高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處于中央-地方這一等級體系中不同位置的學生，尤其是城市和農村的學生，考上好大學的機會是非常不平等的，并且在過去幾十年，這種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劇（至少截止到他做田野時是如此）。

　　在豪利特看來，城鄉學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上存在的巨大鴻溝，與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實行發展主義的國家戰略有很大關聯。在這一戰略之下，提升現代化與城市化水平成為整個國家最重要的任務。在豪利特看來，諸如計劃生育這種帶有優生學色彩政策的推行，與發展主義的戰略有關；而高考1977年底的恢復，也契合發展主義戰略的內在需求，因為高考既為國家選拔現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提供了可行的機制，同時也源源不斷地將考上大學的農村學子吸納到城市，從而推進了城市化的進程。然而，發展主義在提升國家整體的現代化水平的情況下，也導致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資源在城鄉之間分布極其不均。一個地區在中央-地方這一等級體系中所處的位置越高，其所擁有的各類資源往往也就越多，其轄區內的考生在高考這場競賽中所享有的優勢也就越大。

　　豪利特認為，90年代末以來，越來越被強調的素質教育與發展主義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雖然中國社會在關于何謂素質教育上沒有達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素質教育的提倡者有一個共識，即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成為學生培養的目標之一，而不僅僅是記住知識的能力。這一共識基于這樣一個假定，素質教育更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也更有利于培養國家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但豪利特發現，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學生，更容易習得素質教育所看重的“素質”（quality），從而更容易成為素質教育的贏家。他提供的一個證據是，相比于農村學生，城市學生在做考卷中的主觀題，比如作文題時，更具優勢。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國家主導的發展主義戰略引發的城鄉資源分布不均，以及日益被強調的素質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什么在同一?。ㄖ陛犑校﹥瘸鞘信c農村的學生在高考中的表現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但看起來，它并不能解釋為什么部分省份（直轄市）的學生相比于其他省份（直轄市）的學生，在通過高考上大學這件事情上，獲得了與其所在省份（直轄市）發展水平完全不成比例的優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了解各高?；谀男┮蛩貨Q定他們在各?。ㄖ陛犑校┑匿浫∶~；很有可能的是，這些?。ㄖ陛犑校┑陌l展水平并非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等候進場的高考考生　　

▌高考成績與社會勞動：起跑線已決定了輸贏的程度？

　　高考之所以被很多人相信是中國社會唯一一項相對公平的重大競賽，乃是因為很多人相信，考試成績取決于他們的答題能力，而這項能力可以通過、并且必須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獲得。因為這個原因，很多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的學生，會將自己的勝利歸結為自身平時的努力；而在高考中失利的學生，則常常會責備自己平時學習不夠努力，或在考場上的心里狀態不佳。

　　不過，與其說很多學生相信考試成績取決于他們是否夠努力，還不如說他們相信努力是他們唯一可以依賴的，尤其是對于農村的學生來說。豪利特在與學生交流時發現，有些學生覺得，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更好的外部支持，他們有可能會獲得更好的考試能力。比如一位叫春曉（音譯）的女生就曾向她抱怨，慢班的學生分到的教師不如快班的學生優秀，但慢班的學生其實比快班的學生更需要優秀的教師。在她看來，如果慢班的學生能夠分到更好的教師，是可以縮小與快班學生在考試成績上的差距的。

　　豪利特發現，很多學生、家長和教師都知道，學生所獲得的外部資源，比如教師的教學能力和投入程度，學生的家庭背景等會影響他們的考試能力，盡管他們對于外部資源如何轉化為他們的考試能力的機制并不完全清楚。豪利特認為，外部資源通過一系列社會勞動（social labour）轉化為學生的考試能力。在書中，作者將家長、教師、學校、親人等為培養學生考試能力而做出的貢獻都視為社會勞動。在他看來，學生在考試中所展示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社會勞動的結果，而并非單純的由他們的天賦、努力程度、心理素質等個人品質所決定。學生能夠獲得多少社會勞動，在很大程度上又與其擁有的外部資源，或者說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等諸類資本有關。毫無疑問的是，整體而言，城市學生相比于農村學生，擁有更多資源，因此也更有可能獲得更多有利于提升他們考試能力的社會勞動，也就更有可能成為高考這場競賽的勝利者?！　?/p>

　　值得指出的是，擁有同等的資源，并不必然意味著會獲得同樣的社會勞動。比如，豪利特發現，在同一個班級內，學生們可能并不能從他們共同的班主任和其他任課老師那得到同等的付出，老師們可能會對有些學生付出得多一些，對另外一些學生付出的少一些。也就是說，學生們從老師這一共有的資源中，所得到的社會勞動其實是不一樣的。豪利特關于“同等的資源并不必然轉化為同等的社會勞動”這一觀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有些具有類似資源的家庭，其小孩的學業表現會大相徑庭。

　　豪利特在他的這本著作中，特別關注班主任如何通過其社會勞動，比如給學生做思想工作，尤其在是家訪時，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以期學生在高考時有更好的表現。他發現在給學生做思想工作時，“孝”這一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是他們經常調動的資源。他們將努力學習與孝順父母聯系在一起，以期學生能出于體諒父母的辛勤付出而更加努力地學習。不過，這種策略是否奏效，豪利特的研究并沒有給出答案。

　　照常理而言，小孩獲得的影響他們考試成績的社會勞動的質與量，與其所在的家庭有很大關系。遺憾的是，豪利特的這部著作并沒有以太多的筆墨，來描繪擁有不同資源的家庭在為小孩付出或購買提升他們的考試能力所需的社會勞動方面存在怎樣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導致了怎樣的結果。豪利特雖然提到，擁有較多經濟資源的家庭，有可能通過將小孩寄養在能指導他們小孩學習的家庭，以便于小孩得到更多有助于提升他們學習成績的社會勞動，但這些負責管教他們小孩的家庭到底如何對他們的小孩付出社會勞動，以及這些社會勞動對他們的學習成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豪利特并沒有進行描述。他雖然聲稱他在這本書中的一個目標是解答社會勞動如何轉化為學生的考試能力，但他并沒有以足夠多的細節來達成這一目標。　　

▌考試的焦慮與宗教的回應：半戲謔與半嚴肅的神靈護佑

　　豪利特在他的這本著作中，將高考視為一個“關乎命運的過渡儀式”（fateful rite of passage）。說高考是關乎命運的，是基于兩點：第一，高考的結果對于考生會產生重大影響；第二，高考的結果是不確定的。而說高考是過渡儀式，是因為通過參加高考，學生的身份或地位（status）發生了改變。

　　豪利特認為，高考之前學生所累積的考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高考時的成績；也就是說，大部分考生在上考場之前，其結果已經大致確定了。從統計上來看，超常發揮和失常發揮的比例，恐怕都并不會太高。但具體到每一個考生，超常發揮和失常發揮都是有可能發生的。有太多的因素會影響他們的發揮水平，比如考試當天的天氣、考試時的身體狀態（比如，女生可能考試當天正好處于生理期）、考試時的心理和精神狀態等。因此，在考試前，很多學生都會出現焦慮狀態（表現為失眠、精神狀態不穩定等），尤其是那些需要通過高考實現社會流動或獲得社會承認的學生。

　　緩解焦慮的一個重要方式是尋求超越性力量的幫助，比如去廟里祈福。此外，豪利特發現，在他的田野地點，在日常生活中“攢人品”，也是有些學生尋求超越性力量幫助的一種方式。豪利特認為，“攢人品”這種看似世俗的活動，也帶有宗教性。相信通過“攢人品”可以給自己帶來好運的想法，與中國民間宗教宣揚的“因果報應”在邏輯上是共通的，都是相信有一種超越性力量可以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獎懲。不過，豪利特也發現，學生在談及“攢人品”時，是半戲謔與半嚴肅的態度。　　

　　遼寧男教師穿旗袍給高考學生送祝福。在課堂上，讓學生拿剪刀把旗袍剪開，寓意“開叉越高，分數越高”。

　　豪利特指出，在官方的話語中，高考體現的是社會互惠（social reciprocity）的理念，即個人只要足夠努力和勤奮，就能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績，進而獲得社會的承認。但對于很多普通百姓來說，高考牽涉的不僅僅是社會互惠，同時也涉及宇宙互惠（cosmic reciprocity）。豪利特并未對宇宙互惠進行定義，但從他的行文來看，他所說的說宇宙互惠是指人與非人，比如各種超越性力量之間的互惠。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看來，學生們在高考中要考出好成績，光努力是不夠的，神明的幫助也很重要。不過，豪利特也發現，很多人對于宇宙互惠，更多的是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但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向超越性力量尋求幫助，是有助于緩解他們在高考前的焦慮的。

　　豪利特指出，在面臨關系重大而結果又不確定的事件時尋求宗教性力量的幫助，以求獲得好運，避免厄運，是一件普遍存在于各個社會的現象。中國學生在高考前尋求宗教性力量幫助的特殊之處在于，學生們接受的是無神論教育，本應該被培養成為無神論者，但他們尋求緩解焦慮的方式卻是有悖于無神論教育的宗旨的。事實上，不僅是學生，就連很多承擔起實施無神論教育的教師，也同樣在考前去往宗教場祈求神靈保佑他們的學生考出好成績，而地方教育主管對此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和教師一樣，他們也能從學生在高考的良好表現中受益?！　?/p>

　　“臨時抱佛腳”：山西家長在考場外燒香跪拜　　

▌其他：文理分科中的性別想象與家庭差異下的志愿填報

　　除了上述三個議題，豪利特在他的這本著作中也談及了一些跟這些議題關聯不大但很值得關注的現象。比如，在高中文理分科時，選擇文科的女性遠比男性多，長遠來看，這對性別平等可能是不利的，因為通常來講，學文科的經濟回報不如學理工科。在豪利特看來，選擇文科的女性多，是因為整個社會認為女性不擅長邏輯思維，不適合學理科；不過，從他的報道人給出的信息來看，又似乎是因為女生普遍覺得理科對她們來說太難了。那么，學文科的女性多于男性，到底是學文科符合整個社會對于女性的性別想象，還是因為現有的教育體制和教學模式更不利于女性在理科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對于這一問題，豪利特并未進一步追問。

　　豪利特提到的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高考結束后填志愿時，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所能獲得的指導是不一樣的。以筆者自己的經歷，考出好成績固然重要，但選對學校和專業同樣也很重要。遺憾的是，豪利特并未向我們展示，家庭背景的差異具體是如何影響學生對于學校和專業的選擇，以及城市與農村學生在選擇學校和專業時存在著怎樣不同的考量。鑒于不同學校和專業給學生帶來的預期社會與經濟回報存在著很大差異，因此包括家庭背景在內的各種因素勢必影響學生的志愿填寫。畢竟正如這本書所論述的，高考并非一頂在兩三天內改命的分院帽，而是從高三到錄取，乃至下沉到幼教的教養，持續到工作就業，并牽扯整個家族和社會關系的“社會總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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