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養不起孩子是一種潛在危機

　　為什么在經濟高度發展、總體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今天，卻出現了“生養不起孩子、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養不起老”等一些社會性問題?問題出在哪?問題在于不平衡、差距懸殊上。以教育為例，發展民辦學校、民辦學校辦成“貴族學校”，吸引聚集了教師等優秀資源，進學校上學的也大都是“貴族子弟”，造成公辦學校優秀資源被挖空。公辦學校教師待遇比民辦學校待遇低，沒有更多的手段激勵教師，干好干壞一個樣，教學及管理積極性下降，導致教育教學質量下降，進而導致家長千方百計也要把孩子送到“好學校”去，怕在公辦爛學校給孩子前程耽誤了、廢了。而許多普通工薪家庭是難以負擔民辦或公私合辦學校高收費的，整個初高中下來，沒有二三十萬是下不來的。而對于高收入家庭來講，用幾十萬元供孩子進貴族幼兒園、中小學校是不成問題的。這種由市場造成的嚴重的貧富差別導致的教育質量的嚴重差別，是造成當今“上不起學”的邏輯鏈條。有人會說，公辦學校不但不收費，還免除學雜費，不就是為農民、工薪階層準備的嗎?為什么不去公辦學校非花大錢上私立學校?有錢的上好學校，沒錢的也有學校上，這不很好嗎?這不既有效率又兼顧公平了嗎?但現實情況是，誰家的孩子不是孩子?誰家愿意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又有誰家不是望子成龍?這不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精英教育”嗎?

　　其他看病、養老、買房等都是類似的問題。比如買房，先富起來”的那些人不僅有房子，而是有幾套房子，一線城市、自然山水風光地區到處都有富裕階層的房子，冬天在三亞，夏天在青島、秦皇島，住房如同候鳥般自由遷徙。還有一部分是享受“房改”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受益者，他們用極少的代價得到了屬于自己的或大或小的一套全部產權房子，也算是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貢獻的應有補償。再就是有一部分因國家發展建設規劃而得到拆遷高額補償的房子，有的是幾套甚至十幾套，有的則獲得成百上千萬的高額資金，一夜暴富。而更多的“后房改時代”新生代青年則拼著命地在一二線城市為房子而奮斗，被高額房貸大山壓一輩子也難以翻身解放。這些問題的存在是因為貧富差距懸殊導致消費水平和能力懸殊造成的。而現實情況是人人都情愿和期待有好的教育、就醫、住房等物質生活條件和保障。這顯然是市場經濟永遠解決不好解決不了的問題。美國的醫保改革為什么進行不下去?根子在貧富懸殊上，在不同利益群體的不相容上，在平民階層的消費永遠跟不上少數極端富裕階層的消費上。因而造成階層差別的固化。當然不否定少數特別優秀的學生通過接受教育改變命運的。我國這方面的典型也能找出幾個來，農村孩子通過刻苦學習，考上清華北大等名牌大學畢業后有好工作，改變了一生命運。

　　因此，解決上學、看病、住房、養老等全生命周期問題，只能走國家公有的社會主義路子。改革開放前這些問題是不存在的，盡管那時水平低，但不是效率問題，而是當時的總體經濟社會發展處在新中國建設初期，是在一個舊中國爛攤子上搞建設，不可能一下子有更好的條件辦各種事業。但隨著經濟發展是會逐步提高的。那時的人都上得起學，那時的人都能看得起病，那時的人大小都有房子住，那時的人不擔心老了沒能力養。就像現在的朝鮮，雖然經濟不發達，但卻有美好前景，生活水平是逐步在提高的。

　　還有城鄉二元經濟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一直延續40多年前的計劃經濟走下來，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化、農民工人(市民)化是不是早已經實現了呢?剪刀差問題也解決了呢?起碼會縮小吧?而不會像現在這樣差別越來越大。

　　現在似乎陷入一種話語路徑依賴，一說改革開放只說好處、沒有壞處，好象市場配置資源就有效率，就是是天經地義的。是的，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國家發展步子是快了，經濟實力有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大為改善，房子大了好了，車子也有了，物質生活很豐富。其實全面地辯證地總結，改革開放后，伴隨經濟發展，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政治嚴重腐敗、社會道德嚴重滑坡、貧富差距懸殊、思想混亂價值觀念扭曲、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浸淫了人們的頭腦、資源嚴重浪費、生態環境重走資本主義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等，這些問題都在那明擺著呢，并且除了生態環境問題外其他問題都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較好解決。而這些問題什么時候會形成嚴重危機，實在是不好判斷。但正像資本主義國家必然產生經濟社會危機一樣，走市場經濟的路，這些危機盡早會暴發出來的。

　　前面指出的市場經濟中存在的問題，還都是直接災害，其實還有次生災害危害更深遠，比如嚴重腐敗嚴重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損害著廣大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感情和認同，損害著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可甚至產生懷疑。道德滑坡嚴重腐蝕著人們建國后幾十年培育起來的原有馬克思主義“三觀”。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助推著人們的拜金主義、潛規則盛行。我不相信那些花大錢上了民辦或公民合辦“貴族學校”的學生，學成后會說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恐怕更多地會為個人奮斗，難有家國情懷，正像那句流行語說的，培養出了一大批“精準利己主義者”。那些出國留學不歸的人就是證明。當今社會現實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早已經成為一種少數人自己喊自己聽的口號，成為浮在空中的一片彩云，美麗卻無雨，只是領導干部在臺上講話中的用詞，與社會民眾的現實追求完全是兩張皮。社會民眾的理想是“票子、房子、車子”等物質財富。只有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下才能實現物質財富與理想信念等精神的高度統一。

　　還有一個最大危機是生養不起孩子。這些年人們對生孩子積極性沒那么高了。這是一種不祥之兆啊。除了價值觀念問題外，如個別人主張所謂“丁克家庭”，還有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是經濟條件不允許。這又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口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原因也是平民經濟條件不允許，生不起養不起孩子。我國的人口基數還是計劃經濟時期培植起來的，從1949年的5.4億人，增長到1978年的9.6人。想想計劃經濟時期，物質生活條件差，房子簡陋且小，物質匱乏，吃穿都緊張，但絲毫沒影響人們生孩子的積極性。哪家哪戶都不缺少孩子，少的生四五個，多的家庭生七八個，都活得活蹦亂跳的，活躍了中國人口數量。由于巨大的生育能力人口的存在，到2019年我國人口突破了14億。應該說，我國人口數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是與計劃經濟時期適度調控人口政策分不開的，如果不加干預順其自然生產可能人口規模會更大。并且人口素質一直保持健康良好。這也是改革開放中國能夠迅速發展的根本性資源。巨大的市場，才是吸引發達國家資本進來的巨大誘因。超大規模的人口數量，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形成的基礎和前提。但現在遇到了“生養不起”的危機。問題是不是人們不想生，而是因為經濟條件限制開銷太大不敢生。現在人們房子大了，財產多了，政策也支持了，但國民卻沒積極性生孩子了。生養一個孩子會嚴重影響一個家庭的生活質量，這是普通農民、工薪階層考量的問題。人們不愿意生孩子，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病。住房、教育、婚姻等成為人們生孩子面對的座座大山，生孩子成為“恐懼癥”，再也不會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輕輕松松生孩子了。花錢的地方太多了，對一些普通家庭來說生孩子成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市場經濟千般好萬般好，各種危機也不少，其中，生養不起孩子是最大的危機，這才是關乎國家前途、民族未來命運的根本大事情。家也好，國也好，有人就有一切，沒人什么也沒有了。

　　人口結構問題國家已經意識到了，放開二胎政策說明了這一點。但這種意識是不是僅僅從國家即將面臨人口老齡化來考虛的呢?老齡化是一個問題，但更為嚴重的問題應該是人們不愿意生養孩子，恐怕這方面考慮還不夠吧?以為調整了計劃生育和人口政策放開生二胎就能解決。其實問題沒那么簡單。放開二胎后，也沒見有預期的生育高峰出現。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獎勵生育的政策不是也沒見效嗎?生育危機不是政策能解決得了的，而必須靠相應的根本性制度。只有計劃經濟制度才能讓人們放心輕松地生孩子。指望經濟高度發達、指望系統完備的社會化服務都不可靠，只能加劇人們不愿生養的悲催心理。市場經濟的路徑只能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消費差別”，社會階層會永遠固化不變，各種社會性問題也必然永遠不能解決。這已經是幾千年封建社會、幾百年資本主義社會事實證明了的規律。想想我們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為什么選擇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選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恐怕原因就在這里吧，目的就是讓勞苦人民群眾真正實現當家作主，實現社會民眾無差別化。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根本上看，今天我國取得的成就的原因主要不在改革，而是開放。開放使得我國巨大市場資源優勢得以有效發揮，使得資源迅速資本化，進而有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增長速度達到了建國前三十年的水平(文革個別年分除外)。而改革帶來的卻更多是弊病。許多方面的改革需要的不是深化，而是需要改回來。這才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精神。

　　人類有史以來一直生活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不是涇渭分明、截然分開的，而是物質中有精神，精神中有物質。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物質和精神哪個占主導地位的問題。縱觀人類已有的社會歷史階段，一直都是物質占統治地位，因而包括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物質統治的社會。在物質統治的社會中，人都是被物質所“異化”了的人。只有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后人才從物質統治下被徹底解決出來，人才從“異化”中回歸于人之道路上來。人們在理想信念主導下去積極主動地創造物質財富。這就是人們對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追求。這種理想型追求自古有之，從未停息，也必將成為社會發展的新時代主旋律。

　　市場經濟是利益機制在發揮作用，有良心，更有惡意，靠法制來制約和調整。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理想型機制，而不是過去人們認為的“指令型”機制。“有恒產者有恒心”，絕不是普世價值，只屬于市場經濟的低層次的價值理念而已。對于無產階級革命家、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共產黨人來說是不起作用的。不要說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領袖，就說那些為建立新中國而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老一輩革命家以及他們帶領的隊伍，靠的就是理想信念宗旨意識，支撐著他們積極努力奮斗、奉獻甚至犧牲生命，他們的“恒心”不是源于“有恒產”而是有永恒的革命理想，革命者永遠是年輕。還有錢學森、鄧稼先等一大批在新中國成立后回來報效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科學家們，哪一個是為了追求個人“恒產”私利?哪一個不是為了實現美好理想愿望?

　　市場經濟的利益機制也可以在一定階段實現高效率運轉，但雖然有法治調控，卻難免利益最大化地不擇手段。利益沖突必然導致經濟社會沖突和危機，危機的結果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傷害，包括其他負作用等一定程度上會沖銷市場經濟效率。這些馬克思等早有論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必然產生階段性周期性經濟危機。而靠理想信念支撐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排除極少數思想落后的人“吃大鍋飯”和“搭便車”等消極行為，但總體上絕大多數人思想上是先進的、行動上是自覺的，是將建設美好家園的共同理想付諸于行動實踐的。

　　此外，市場經濟永遠也解決不了貧困問題。因為貧困是相對的。現在國際上確定的所謂貧困線標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定標準，沒有普遍適用價值，只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家。標準也是動態的，一個時期劃一個杠，達到了算脫貧。其實只要是有懸殊的貧富差距存在，貧困就存在，富裕與貧困二者是相伴而生的，也是永恒的，更是由市場經濟決定的。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是否發達無關，貧困既存在于經濟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存在近4000萬的極端貧困人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存在貧富差距，也就不存在貧困。那個國際上的貧困線標準在社會主義國家是不適用的。

　　2021年2月8日

　　作者：孟廣竹   原中共衡水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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