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貸無處不在，借錢越來越容易。負債群體的數量也在逐年上升。
匯豐銀行曾發布一份調查報告，中國90后的負債總額接近22萬億元，人均負債12.79萬元。人們驚訝于這個數字的龐大，而那些困在債務之中的人更是第一次發現，還有更多的人比自己下水還深。
這個話題很快上了熱搜，也很快被其他話題淹沒，但我仍想知道這些負債的是什么人?他們又為什么會逾期?
提交過征信記錄和體檢報告后，我順利入職北京一家催收公司，正式成為一名催收員。
在我接手的案子中，年輕人占了一半的比例。他們是創業者、賭徒、剛畢業的上班族，他們在公司系統中被統稱為“債”。
一旦成為“債”，很少有人能夠逃脫追蹤。即使換號，催收公司仍然有很多辦法找到你。通過物業公司、通訊公司、社區居委會等一切你留下蹤跡的地方，在你的每一個社會網絡節點里，公司總能找到你。
大多數逾期的人，債務都不止一筆。有時他們為了擺脫一個系統中的“債”，而成為另一個系統中的“債”，直到全線崩潰。
文 | 王飛翔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界面新聞”(ID：wowjiemian)，原文首發于2021年1月23日，原標題為《我“臥底”了一家催收公司，和那些欠債的年輕人聊了聊》，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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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隱秘又無孔不入的工種，職業催收常與“暴力”、“逼迫”等標簽一起出現在公眾視野。
我所入職的這家“信用管理公司”從事催收已有10年之久。公司承接的業務基本涵蓋了所有信貸渠道：信用卡貸款、車貸以及其他小額貸。
公司一位主管告訴我，自從2019年央視315晚會曝光催收亂象之后，整個行業都受到壓力，公司也禁止撥打債務人的通訊錄。直到今年風頭逐漸過去，這一限制才悄悄解除。
對大多數人來說，催收不必走到暴力那一步。“當他身邊的每一個都知道他欠錢不還的時候，這個人基本上就完了。”主管說。
這一點從公司部門結構上也不難發現：線上催收員占整個員工比例的9成，剩下的一個部門是實地調查部，即線下催收。
工作時，私人手機是嚴令禁止使用的。每個部門都有一個帶鎖的箱子，專門保管員工手機。
經過5天的職業培訓，交過手機之后，我被分到了某銀行催收部，面對的客戶主要是某貸逾期的債務人。
正式上崗第一天，主管從系統中抽出141個逾期在3000元以下的案件給我。這些客戶預留的電話基本都打不通，而因為“額度過小”抽成有限，其他信控員也不愿浪費時間。
當然，主管也沒有指望我能把這些“爛尾債務”追回來：“先打打電話熟悉一下流程。”
我發現，這份名單上年齡最小的是23歲，最大的是45歲。其中，90后占據了一半以上。因此，這些年輕人也成為我觀察的重點。
電話打到第21個時，我問了一個信控員都會問到的問題，這些人如果實在不還怎么辦?帶我的師傅，也是我們組為數不多的一位“資深信控員”，給了我一個避重就輕的答案，只要能聯系上，就不怕他不還。
前不久，帶我的師傅就碰到了一個久討不還的案子。那是一位來自陜西某貧困縣的債務人，最后實地調查員在當地一家醫院找到了他，當時他剛做完心臟手術。
調查驚動了他的父母。他們懇求寬限一個月，最后壓縮成三天。三天后，父母借齊了45000元，幫他解決了這筆債務。
事后，這位32歲的債務人向公司投訴在其生病期間追討，但不了了之。“追討投訴和債清投訴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是追討中，任何一起投訴都很嚴重，但債務結清后，隨便他怎么投訴，因為公司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師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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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辦公室面積并不大，一扇常關的玻璃門將這里分割成兩個世界。門外是行政區，環境安靜，氣氛輕松;門內是另一個世界，充斥著懷疑、質問和威脅。
我第一次進入這個世界時，一個催收員正在和債務人通話。催收員的情緒表現在音量上：“(高聲)你現在能處理嗎?(懷疑)你現在能處理?(提高音量)我是問你現在能處理嗎?”
“催收不是客服。”第一天培訓時，老師就提醒我們：“你們就是金融界的司法警察”。
盡管語言攻擊是被禁止的，但你不要期待接到催收電話時對方會講禮貌。當然，你可以選擇掛掉電話，后果是更多的電話。
公司規定，每一筆債務，催收員每天最多可以打5次電話，超過次數，將面臨辭退、扣除全月績效等懲罰。而在實際操作時，主管告訴我電話最多不能超過8次。“規定不是萬能的。”他說。
在第2次派給我案件中，單筆的數額已經有了明顯變化，最大的一筆是24萬，逾期2年半。前面3位同事的催收調查顯示，“債”(公司對債務人的統稱)在河南有3家公司，分別是一個印刷廠，一個混凝土廠和一家水果店。
這位“債”自稱因為疫情，“前兩個廠都黃了，欠了很多錢。”只有一家水果店還在維持，一時還不上。
還有一條被標注為“敏感”(一般只有投訴過或身份比較特殊的案子才會標注為“敏感”)的信息顯示，曾經有一位催收員把電話打給了他12歲的女兒，結果遭到“債”的投訴。
“除了正常投訴，一天打來40多個電話，打完就掛。”一位接手過這起案件的催收員告訴我，“這就是他這個案子‘情催’的敏感點，也是我們的施壓點。”
情催又叫情感催收，是利用債務人對家人的顧忌來催收；另一種是法催，適合那種文化不高，或者法律知識匱乏的客戶，包括但不限于“上報征信”“出行受限”“列入失信被執行人”等等。
“有時候你可以說得嚴重一點，反正干我們這行就是連嚇帶騙，要不然不可能要到錢。”這位同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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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規定每天每位催收員至少要撥出40個電話。這些電話大多數不是拒接就是停機。
旁邊一位入職一年多的同事告訴我，每批案子的電話接通率不到5%。事實也的確如此，在我的案件庫中，“暫時失聯”和“完全失聯”是兩種最常見的標簽。因此大部分時候，催收員的功夫都花在了如何找到債務人上。
我打通的第一個電話，是河北一位29歲的裝修工，而真正的債務人是他的妻子。
“她正在一家幼兒園做助教，工作很忙，接不了電話。”這位裝修工解釋說。這是一筆3萬元的案子，至少有三位以上的催收員接手過，但都沒有完成還款。
我很想知道為什么過了一年半，他們夫妻仍還不上這3萬元。他客氣的語調中甚至有一點恭敬的意味。
3年前，他和妻子承包了當地縣城的一個快遞站點，一開始每個月能賺一萬多塊錢。但不到半年，縣城陸續出現了好幾家快遞點，競爭太激烈，每年的承包費也在上漲，他們很快入不敷出。
“后來員工的工資都發不起了，才借了3萬元發工資，但快遞點后來還是倒閉了，最后賠了七八萬。”他說。
今年又趕上疫情，上半年妻子一直沒有工作，直到最近才找到一份幼兒園助教的工作，每個月2500元。“我們不是不想還錢，但是現在確實困難，要不然也不會欠這么久。”我聽到，電話那頭，他又點上一支煙，嘬了一大口。
“父母有沒有可能幫您把這筆錢還了，畢竟現在每個月都有罰息…”還沒等我說完，他話風一變，每個字都加重了語氣，“請你們不要再給我爸媽和我岳父岳母打電話了，他們都年紀大了，又沒有退休金，拿不出錢。”
我這個新手頓時很尷尬，我試圖反駁，但他顯然覺得我在撒謊。催收記錄顯示，公司一共給他和妻子打過54通電話。
最后，他告訴我別人還欠他一筆裝修費用，大概2萬元左右，年底應該能要下來，到時候會先把錢還上。
掛完電話，我立刻走到主管的工位上，詢問為什么會給他的父母打電話。因為按照規定，在債務人可以聯系到的情況下，是不能向任何第三方追討的。
主管顯然更相信他的說法，“可能是其他公司的人打的，債權人有時會把案子同時委托給很多家催收公司。”
對這起債務，我在催收記錄中寫道，“債的愛人還款態度積極，承諾年底先還一部分，希望不再打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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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失敗是很多年輕人逾期的原因，但賭博也是重災區。我接手的另一個案子就是如此。
網貸放大人性中不可捉摸的一面。被公眾打上“吸血”標簽的網貸機構和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催收公司固然需要約束，但在網貸中，人心的黑暗一面同樣值得審視。
接電話時，28歲的債務人正在浙江一家模具廠做保安。他逾期的金額看起來不值一提，只有2600多元，但已經逾期一年多。
在他的描述中，一年前，哥哥因為賭博欠下80萬，直到七八個催收人員堵到家里。他們報警后，前來調查的警察告訴他這是經濟糾紛，對方沒有使用暴力，讓他們自己想辦法。
“當著他們的面，我把手機上能借的全都借了一遍，最后還了7萬，他們才走。”他說。
后來，催收員又上門，這次換了一撥人，但方法還是一樣。這位債務人一共幫哥哥還掉10萬元。家里已經待不下去，他和父母一起來到浙江打工，哥哥則至今在外躲債，下落不明。
“只差2000多元，一個月的工資足夠還了，如果再不還可能要上征信。到時候你回家都買不了火車票。”我勸他說。
“我的征信早爛了，上個月剛把信用卡的5000還了，還有好幾萬等著還。”他說。
接下來的聊天中，他大部分時間在吐槽小額貸。他一共借了3萬，結果要還4萬，而且越還本息越多，“早知道不還了”。
系統顯示，他尚有5筆外債未結清。主管對于此類債務早已司空見慣，“這種人已經活不起了。”
賭徒們一般又把催收員稱為 “狗催”。在詢問一個債務人這個稱呼來源時，他給了我8個字：死纏爛打，沒有底線。
2020年12月8日，這位網貸全面逾期債務人卻轉而做起了“狗催”。用他的話說，“趁征信報告還沒顯示，提前打入狗催內部”，也因此“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歡的樣子”。
高中沒畢業，他就去了廣東打工，接觸到“時時彩”。剛開始一把贏一兩萬，“比我兩個月的工資還多”，后來一敗再敗，直到輸掉了家里給他準備買車的錢后，他才發現自己前后一共輸了60多萬。
在得到這份工作前，他身上只有300元，跑外賣的電瓶車也被偷了，手機里每天收到十幾條各種扣款失敗和提醒還款的貸款短信。
他2020年10月份整理的一份債務清單顯示，未還網貸一共3萬元。母親和朋友借給他7萬元，再加上親戚借款，總體債務達到70萬。“人生徹底失敗了”。
培訓第一天，他一邊學習著催收話術套路，一邊被催收懟著，“太諷刺了”。他發來一張通話記錄截圖，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4點，他一共拒接了6個催收電話。
新工作帶來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2020年11月份，某公寓資金鏈斷裂導致大面積違約，甚至發生租戶自殺的極端案例，引發政府高度關注。2020年12月15日，公司系統提醒，凡涉及某公寓的債務人，一律停止催收。
他活學活用，將自己描述成一個被坑了的租戶。由此暫時躲過幾起催收風波。
這位“技術型債債務人”還告訴我，他也曾經通過使用侮辱性詞匯故意激怒催收員，事后再投訴至網貸平臺，因此獲得過半年多的“催收豁免權”。
新的工作只是他想要翻本的籌碼。在經歷過一次次“洗白”(輸完本金)之后，他仍然相信，打工還不夠還利息，要上岸還得繼續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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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里的大多數人債務不止一起，在這些案子的描述中記錄會特別注明“共債”(指其他債務)數量。有時他們為了擺脫一個系統中的“債”，而成為另一個系統中的“債”，直到全面逾期。
一位95年的酒店前臺是我接手的案子中唯一的女債務人。系統顯示，她的共債規模是5個，信用卡3個，網貸2個，負債近10萬。在我打了十幾個電話之后，終于從居委會那里輾轉聯系到她。
一般而言，公司不允許直接向第三方透露債務人的情況，但帶有暗示性的詞匯是被鼓勵使用的，當你提到“有一筆銀行業務沒有處理”時，通常情況下，對方很快就明白。這既是向“債”施壓的一種方式，也是聯系到他(她)的有效辦法。
電話中，她對自己負債的原因語焉不詳，匯總完其他同事關于她的信息后，我大致拼湊出這個年輕女孩是如何掉入債務陷阱的。
2018年大學畢業后，她做了地產銷售，但一直沒有“成單”。每個月2000多元的底薪已經難以維持生活。于是她有了第一次借款、第二次借款……數額從幾千到幾萬元不等。
中間有段時間，作為長女，她不僅負擔弟弟的學費，還幫家人還了一筆2萬元的借款。“我在平臺借的錢越多，貸款額度就越高。”在某貸平臺，她目前的額度是4萬5，已經全用了。
從去年開始，她換了一份酒店前臺的工作，每個月6000多元的工資，除去開支所剩無幾。其中一個意外的信息是，她從來不知道罰息的比例會超過利率的50%。她也從來沒有計算過。
與其他同事相比，我接手的這些案子沒有太多的戲劇性。但他們才是困在信貸網絡里的年輕消費群體中最常見的人。他們是銀行報告上的一個數據，也是和大多數人一樣的普通人。
我很難不去同情那些努力工作依然負債累累的人，但問題和答案同樣明顯：誰來為他們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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