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最后一天，鳳凰網微博報道，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爆料：2019年5月份時，她出現視力下降的癥狀，經熟人推薦，她到武漢愛爾眼科醫院接受了手術，費用大約2.9萬，由于愛爾眼科違背醫學流程，自己的近乎正常的晶體被摘除，視網膜脫落右眼近乎失明。
艾芬醫生被廣為人知，是因為《人物》雜志的那篇被全網刪除、又離奇復活，然后被大肆傳播的專訪。
如果誰要指責“遞刀子”的話，這種奇葩操作方式遠比公知媒體遞出的刀子鋒利得多。“越禁越傳播”的輿論場規律，讓很多網友記住了這位在訪談中憤怒地吼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的抗疫工作者。
這次艾芬醫生被私營醫院愛爾眼科收了高額費用還治的近乎失明的不幸遭遇，被某些“反感艾芬醫生到處亂說”的自干五幸災樂禍，某些人不去指責私營醫院愛爾眼科，反而指責艾芬醫生“夸大其詞”、“一貫到處亂說”;而那些拿艾芬醫生遞哨子后的遭遇借題發揮的公知媒體則沉默了。
媒體3月份對艾芬醫生的訪談的確存在夾帶私貨、“情感誘導激發”的成分，這是公知媒體記者們的看家本領。但這種負面因素，并不能否定有關方面在當初處置艾芬、李文亮等醫生以及突發傳染病應對方面失當的事實，以及《人物》雜志對事實真相的披露。
不可否認，傳染病的報告制度是有具體規定的，但之前的規定是否合理，卻應該是一個允許探討、允許質疑、允許改進的問題。艾芬醫生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已經接診到“人傳人”的具體病例，她所在的科室與張繼先醫生所在的科室一樣，都是提前讓醫生佩戴上N95口罩，注意防護。筆者在大前天談李文亮的文章中已經說到這個問題，這樣的行為是一線醫務工作者基于高度的責任心和專業能力做出的應急響應，這一點是完全值得專家和技術官僚學習的。群眾路線的虛置導致這樣的“學習”早已消亡，反使曾經被批臭了的“馴服工具論”大行其道。
所幸，中央及時糾錯，湖北地方特別是武漢果斷換將，調整路線，最終有效控制了大流行。某些自干五因為厭惡那些炒作李文亮、艾芬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遷怒于李文亮、艾芬本人身上，甚至顛倒黑白地對李文亮等人進行人身攻擊，令人心寒，讓這場對帝國主義的輿論反擊走向了反面，遮蔽了應有的反思。
由這一輿論現象，筆者不禁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黃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黃克功槍殺女青年劉茜的事件引起了軒然大波，在邊區政府主席董必武的親自處理下，決定成立公審大會，審判黃克功。
接受審判前，黃克功給毛主席寫信，企圖靠自己老革命的身份，換回一條命，許多“老井岡”也紛紛出面向毛主席求情，然而，剛正不阿的毛主席堅持依法審判。
為了給黃克功開脫，當時甚至流傳出一種說法，稱劉茜是因辱罵我黨而被黃克功殺死，這種說法直到今天還在以所謂“親歷者”口吻到處流傳，質疑毛主席當初的嚴厲處理。
劉茜，原名董秋月，出身于名門望族，他的爺爺叫做董崇仁，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是山西王閻錫山部下的重要將領，生在優越的家境中，董秋月的思想卻極為進步，抗戰爆發后，即響應我黨的號召，歷盡千辛萬苦來到延安，投身革命。
劉茜的出身為這樣的說法給出了一個合乎情理卻違背基本事實的理由，而作為一名井岡山時期即參加革命的老紅軍，黃克功事件的性質是極其惡劣的，國民黨報紙也趁機制造輿論，攻擊我陜甘寧邊區政府。
如果僅僅是為了“遮丑”，毛主席完全可以采信這種說法，輕判黃克功、“堵住”國民黨報紙的嘴，但毛主席并沒有這樣做，還給審判長雷經天回了一封措辭懇切的信，信中寫道：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
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
在毛主席這里，不僅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且是革命者犯法要受到更加嚴格的要求和更加嚴厲的懲處。
毛主席堅持公開揭蓋子的做法，反而使全國各界群眾反響強烈，人們紛紛盛贊共產黨的公正無私、執法如山，進一步增加了對腐朽的國統區的厭惡和失望，不約而同地把中國希望的曙光矚目于延安那一方土地。
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自己解決、自己承擔;帝國主義自己的問題，也理應由他們自己解決、自己承擔。對帝國主義政客及其走狗的“甩鍋”輿論進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正如華春瑩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專員布倫丹·卡爾的精彩回擊，“卡爾先生是否聽到了美國1月、2月的許多哨聲?他聽到美國醫務工作者的哭聲了嗎?也許他該先和他們談談。”
我們自己的問題沒必要回避，更沒必要掩蓋，湖北和武漢的換將、路線的及時調整，以及對大流行的有效遏制其實才是對問題的最好回答。
輿論場的這種現狀是令人擔憂的，某些人幾年前對周秀云這樣的農民工喊打喊殺就已經顯露出惡劣的苗頭。郭松民同志昨天發在微博里的一段感言，筆者深表贊同：
本來，艾芬醫生的遭遇再一次暴露了私營醫院的重重黑幕，這樣一個號稱擁有全國12%的眼科醫生的上市私營醫院，技術實力、設備條件并不差，為了錢卻可以這樣胡作非為。
胡作非為的對象竟然還是已經名聲在外的艾芬醫生，奇葩的是，艾芬醫生的同事李文亮，他的妻子也在愛爾眼科上班，愛爾眼科還在李文亮離世時借機宣稱承擔李文亮孩子今后的撫養和教育費用，打了一波公益廣告。
而艾芬醫生之所以選擇去愛爾眼科，一是因為大流行導致艾芬醫生自己所在的武漢中心醫院眼科損失慘重，五月份還處在停擺狀態，二是因為愛爾眼科已經“名聲在外”。
身為醫生的艾芬尚且有此遭遇，普通人的情況就更可以想見了。
無論是2020年初、還是2020年5月，兩次遭遇里艾芬醫生無疑都是受害者。前一事件的施害者是官僚主義，后一事件的施害者是唯利是圖的資本;而兩個施害者的罪魁禍首卻是同一事物：“一切向錢看”。當一切向錢看，權力便淪為資本的奴仆，不斷發生著腐敗和異化;當一切向錢看，便開始化公為私、私進公退，資本企業大行其道。
豺狼當道，安問狐貍。資本大行其道才是核心問題，而充當資本乏走狗的公知媒體，也僅僅是走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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