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暴剝去了最后一片尊嚴的外衣

　　他那鮮紅的盼望還是凋落了

　　——《審判》 女工詩人寂之水

　　2012年，《人民日報》曾宣稱“我國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按理說，從此應該國泰民安，皆大歡喜了。然而2014年，東莞爆發了轟動一時的3萬工人持續20多天的停工，起因正是因為社保。那么，我國工人社保的真實情況究竟怎樣?

　　2014年7月25日至9月初，“新生代ilabour”課題組師生開展了一次工人社保落實情況的調查，對電子、服裝和食品三個行業的代表性品牌—蘋果、優衣庫和可口可樂的5家代工廠進行了實地調查。這5家工廠坐落在上海、南京、廣州、深圳和東莞，通過隨機抽樣和深入訪談的方式（訪談人數超過50人)，對工人社保政策執行和落實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結果令人震驚。

　　——只有32.9%的工人認為企業已為他們足額繳納社會保險

　　——超過三分之一的工人沒有用過醫保

　　——養老保險異地遷移單位繳納部分的40%被截留

　　——工傷賠付率只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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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調研品牌代工廠的工人社保覆蓋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即使是按法律規定繳納了社保，具體運作過程中同樣會出現許多問題，讓工人們根本無法享受到社保帶來的福利。

　　社保，本來應是最基本的保障，對于工人們來說，卻成了一種奢望，成為需要拼盡全力爭取的東西。在制度性障礙、強大資本拉扯和工人對社保的認知缺失三重陰影籠罩下，工人的社保最終成了一個“美麗的空夢”。

　　三重陰影的籠罩

　　所謂制度性障礙，即到目前為止，一個全國統籌的社保體系還是缺少的，各地規定復雜且混亂;同時，社保政策的規定沒有懲罰性，企業故意拖延造成的工人社保欠繳卻往往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當勞動者轉移工作地點，或想回農村時，交了多年的社保卻無法全額轉走，城市政府為了一己私利，無情無理地把企業為工人個人繳納的社保費用扣留下來。

　　在當下勞資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即便2010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要求企業必須為所有工人全額繳納社保，可是企業仍以一系列“高明”的手段、“專業”的知識玩轉社保中的各項細節：不以工人實際工資全額繳納社保;抑制工會在工人社保問題中的作用;在工傷申報、獲取工傷保險中制造困難等等，造成法律被架空。

　　政府和工會在社保問題上的缺位，忽視對社保的宣傳，造成相應知識不普及，工人在認識上出現混亂，也常常搞不清繳納社保的重要意義。這一點或許是企業主、地方官僚最愿意看到的。

　　普遍不足額繳納社保

　　50歲的紅玲，自從18歲那年從湖南邵陽老家出來打工，已在廣東各地輾轉工作了30多年。這期間，除了結婚生孩子那幾年，她都沒有中斷過她的打工生涯。

　　今年，她和工友們一道，參與了工廠的集體抗爭，為自己爭取社保的權利。她的工廠只為她交了5年多的社保。

　　眾所周知，養老保險只有交夠15年才能領取，如果不補繳，她不能想象自己的退休生活會是怎樣。然而經過了一系列的行動，當企業也答應為他們補繳的時候，一個制度性的障礙擺在了他們面前——她被告知按規定只能補繳兩年社保。這對上有老下有小的紅玲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社保是買了的，不記得什么時候開始買的。廠里在不告訴員工的情況下，直接用電腦抽選的，也不會通知你，只是在發工資的時候直接在上面扣。剛進來那幾年我不買的，現在買了。應該還是按基本工資買的，應該是買齊的吧?養老有的、醫療有的、工傷有的，都有的。”張大姐40多歲了，進廠工作了20多年，卻只從七八年前開始交社保。面對我們關于社保的問題，她一頭霧水。

　　按照國家法律的規定，社保是必須購買的，應按工資總額繳納，并且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必須全部買齊，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像張大姐這樣稀里糊涂被侵害利益的工人大有人在。

　　我們發現，企業不足額為工人繳納社保的比例很高。調研結果顯示，只有32.9%的工人認為企業已為他們足額繳納社會保險。根據此次調研的實際情況來看，工人對于企業已經足額繳納社會保險的看法可能存在虛高狀況。

　　“我以為公司交足額了，要不是你們看了我的工資單告訴我，我現在都還蒙在鼓里。剛入職的時候，公司也沒有告訴我們社保是怎么交的。我覺得這侵犯了我們的知情權。”當得知自己其實并沒有足額繳納社保后，在深圳打工的年輕工人阿華顯得非常生氣。

　　從我們調查的工人提供的工資單來看，沒有一家企業按照國家法律規定為工人足額購買社會保險。這一現象很普遍。

　　公積金的繳納同樣不容樂觀，結果表明，大約37.4%的工人并沒有購買住房公積金，還有大約3%的工人并不清楚所在企業是否為自己購買了住房公積金。從行業比較來看，只有不到7%的服裝行業工人購買了住房公積金，食品行業工人購買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也只有16.4%。

　　為職工足額繳納社會保險和公積金，這一句簡單的話落實下去卻顯得那么困難。究其原因，對欠繳社保的企業懲罰過松或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無論是《社會保險法》，還是其他相關法律法規，都沒有對這一行為采取任何嚴厲懲罰措施，通常是只需補繳少額的滯納金就能過關，為企業的非法手段留足空間。

　　繳了也不好使

　　小麗身材瘦削，個子不高，她從小就體弱多病，工廠里滿負荷的工作量、每月倒一次的夜班讓她的身體更加吃不消。胃病、痛經、感冒這些“小病”時常纏繞著她，甚至每個月都要跑一兩次醫院。我們看見她時，她正在婦科診室前焦急地等待著。

　　“我這個痛經的毛病，是需要慢慢調的。現在看一次病都要幾百塊，可是每年門診報銷的最高額度只有800塊，剩下沒辦法，只能自己出。”小麗的聲音很低沉。

　　小麗的例子不是個別現象，很多工人告訴我們，現行的醫療保險只能起到有限作用，除了小麗所反映的問題，醫保定點醫院開藥貴、醫療質量不高、距離遠這些問題，也使得許多工人不愿意使用醫保看病。

　　我們發現，工人使用醫療保險的比例較低。大約36.1%的工人沒有用過醫療保險，有25.5%的工人很少用醫療保險(一年少于5次)，只有7.7%的工人用過多次(一年超過5次)。

　　工傷工人的情況就更為堪憂。在我們的調研中，發生工傷的工人，只有1/3的人拿到了工傷賠償，大多數工人發生工傷事故后，因為對工傷保險制度不了解，對工傷申報的程序不清楚，再加之上級管理者的壓力和阻擾，一些原本可以申報工傷的工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

　　“我在工廠里曾經受過工傷，在洗水部，被鐵桶砸了一下，當時不覺得怎么樣，上夜班，回去睡覺時很痛睡不著，去醫院照x光發現搞到骨頭了。當時洗水部的主管、總管、幾個組長都知道。搞了好幾天都不讓申報工傷，起碼跑了10趟，最后在辦公室我把桌子一拍，憤怒地說了句‘你們不管可以，以后你要管老子都不讓你管了’。我的傷最后被評了10級工傷，賠了6個月工資(按底薪賠的，因為工傷保險就是按底薪來買)，賠了6000多塊錢。還有，我這個工傷之后，誰都可以加班，就我不能加班，這個手指沒了一小節不影響工作，但就是不讓你加班。我不想跟他們耍賴，但他們就要跟你耍賴。”

　　通過自己的爭取，這位工人成功申請了工傷，做了傷殘評定，并拿到了工傷賠償。與那些受過工傷卻沒有領取到工傷保險金的工人相比，他是“幸運的”，不過他的幸運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而且走過了一個艱難的過程，甚至以后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對待。

　　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對工人來說，通常就是“交了白交”，手續之復雜、要求之嚴苛，以至于只有極少數的工人才能拿到。我們的調查發現，只有3.36%的工人領取過失業保險金。

　　住房公積金具體落實起來就顯得更為“雞肋”了。因為住房公積金的提取只能通過買房、以正式的租賃合同或者銷戶來實現，這對于大部分的農民工來說，由于他們缺乏公積金相關知識，調查結果表明，只有22.26%的工人提取過住房公積金。

　　簡而言之，每一個險種以及公積金在具體落實過程中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真是需要每一名工人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超高應變能力才能解決，才能取得合法的權益。此外，工會的缺位也是鮮明的。只有不到20%的工人認為工會在改善社保問題方面有所作為。根據工人的反映，工會不僅在關乎工人切身利益的社保問題上毫無作為，甚至有時候還會站在企業的角度為企業發聲，工人想要通過工會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難之又難。

　　社保異地遷移被截留

　　對于在外打工、四處漂泊的農民工來說，社保的轉移非常重要。 2009年12月底，政府出臺了《關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按照辦法，養老保險關系轉接采取“雙轉移”模式，其中個人部分全額轉移，而統籌部分只轉移繳費基數的12%，相當于用人單位繳納的40%留在了當地社保基金。(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用人單位按照職工個人繳費基數的20%繳納養老保險費作為統籌基金，個人繳納8%作為個人賬戶資金。)

　　這40%有多少呢?我們不妨算一算。以東莞市為例，僅以東莞市最低工資1310元為基數計算，每月單位為工人交的各項保險總額為20%，即262元，一年下來，就有3144元進入統籌基金。如果一個工人在東莞工作一年打算到另一個省打工，就只能轉走3144×60%=1886.4元，剩余1257.6元就留在了地方社保統籌基金。我們以最保守的估計，即10%在莞工作的農民工會在東莞繳滿15年的社保，最后留在了東莞，也就是90%的外來農民工最終會離開東莞，按照工人總數來算，數據已經非常龐大了。一個東莞都是這樣，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又扣下了外來農民工多少社保呢?

　　這種扣留是毫無根據、蠻不講理的。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為企業發展與城市擴張貢獻了自己的勞動與健康，企業為他們繳納的社保金卻白白貢獻給了地方城市政府，而富裕的城市卻不承擔勞動者的退休和養老問題，也不充分地承擔打工者的醫療、失業等保障。對于女性勞動者，她們無法享受生育保險金，更不用說工傷、職業病工人的生活保障。最終，把這種種負擔都轉移到相對落后、破敗甚至負債的農村，讓貧窮的農村地區來為繁榮城市埋單。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由于社保金已經成為一筆龐大的變相“人頭稅”，被城市政府牢牢地扣留在自己手中。如果沒有像打大老虎的力度，讓城市政府償還屬于農民工的社保錢，2.6億農民工的權益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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