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羊城晚報》此前報道,2月5日下午,知名鐘表企業日本西鐵城集團在華重要生產基地——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清算解散,并突然通知和全體員工解除勞動合同。對于“突襲”式解散,西鐵城方面稱“事先通知會影響工人情緒和生產”。此事引發上千工人不滿,集會向公司討說法。廣州市花都區人社部門已介入此事。
對于突然停產清算原因,西鐵城集團在中國雇用的公關公司回復表示:“突然發出解散通知的原因是為了西鐵城集團的海外生產體制整頓,事先通知可能會影響工人情緒,無法正常工作。”
此外,西鐵城方面回復,目前對每個工人的賠償標準是經濟補償金加1個月工資。經濟補償金按工作年數來計算。
廣州市花都區人社局有關負責人稱,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上個月已經就解散和清算向廣州市人社部門提出了報備,根據《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撤銷或者用人單位決定提前解散的,勞動合同終止。”而勞動合同的終止和合同的提前解除不同。勞動合同終止的情況下,企業只要給予經濟補償金就可以。
人社局向工人們表示,如果工人不同意企業經濟補償方案,可以向法院起訴。
對此,勞動哲學與勞動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王松江認為突擊裁人企業違法,他認為“花都區人社局領導的解釋是錯誤的,西鐵城裁員僅僅向勞動部門報備是不夠的,按《勞動合同法》規定,有關職工利益的重大事項須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裁員20人及以上須提前一個月通知工會或全體職工。”
附報道:西鐵城撤離
2015年03月08日 經濟觀察報
沒等到正月十五,心事重重的宋林早早地離家前往深圳找工作。作為家里的頂梁柱,他年前突然丟了工作。2月5日,宋林所在的西鐵城精密廣州公司突然宣布解散。1042名員工被要求半小時內離開工廠。
幾乎所有人都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日方的解釋沒有太多,“這是出于集團公司對生產體制的調整。”西鐵城官網顯示,該公司的產品有四成以上是在國外生產的,其主要的生產中心位于中國。中國制造服務西鐵城已有30年。
宋林有過抗爭,但最終還是簽字拿了賠償金。選擇在返鄉過年之時解散工廠,西鐵城被員工們認為不近人情。“為什么不能提前一個月告訴我們?”在西鐵城工作了十年的吳桐既氣憤又不解。
對于突襲式的撤廠,西鐵城有著自己的考慮。其總部曾對日本經濟新聞社解釋稱,“公司員工人數眾多,各廠區的電力設備繁多,而且生產現場使用部分化學藥品,如果員工長時間滯留廠區并且情緒不穩定,工廠將陷于無法控制的狀態,不僅不能正常生產,更可能會導致員工人身安全的重大問題。”
西鐵城是全球知名的鐘表品牌。其撤廠的舉措,被解讀為珠三角外資制造業大規模撤退的信號。但廣州對外經貿局局長、廣州市商務委主任肖振宇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西鐵城只是個例,不存在大規模撤退的事情。”
記者了解到,日本精工在廣州南沙的工廠目前僅有三四百人。而其在2006年、2007年的用工規模一度達到三四千人。不可否認的是,在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大背景下,曾經作為中國制造業重鎮的珠三角,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遷。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千千萬萬的打工者,他們都正在經歷告別制造業青春期所帶來的陣痛。
來不及說再見
對于西鐵城而言,這其實是一次醞釀已久的撤退。去年開始西鐵城采取著一些漸進式的措施,如勸說員工主動離職。“去年各個部門大大小小有好幾次,政策都不太一樣。”宋林記得,每次都是先出賠償方案,愿意接受的人就去申請。去年11月左右,宋林的部門一下子走了六七十人。在那次勸離中,一些工齡短、非核心崗位、對生產線影響不大的員工成為目標對象。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工廠要關閉的小道消息在工人之間不脛而走。“但這么大的廠怎么可能說倒就倒呢?”同樣聽過傳言的吳桐認為不可能是真的。今年1月份,吳桐照例收到了日歷卡。這張日歷卡是工廠編制的工作日歷,員工必須根據工作日歷出勤。前不久,工廠還在統計回家過年的工人數量。吳桐還在惦記著工廠的年夜飯。一切看上去和往年照舊。
2月5日12點左右,宋林注意到工廠出現了一些警察。2點鐘,坐在生產線上準備開工的工人們陸續接到通知。工人們急急忙忙收拾了東西,擁擠地走出去。一位自稱是工廠聘請的律師拿起擴音器還沒說幾句話,聲音便被工人的喧鬧聲淹沒了。“我們不要和你談。”工人喊話。律師把話筒放下,沒再說話。當天工人多次要求日方負責人出來談話。但最終,日方負責人在特警的護衛下離開了工廠。
后來,廣州花都區政府專門成立了西鐵城提前解散工作領導小組。
在打工十幾年的宋林看來,這是一次非常規的關廠方式,“出現了警察,有政府人員介入”。宋林沒有注意到的是,中日關系在這五年間起起伏伏,十分不穩定。此外,工人的維權意識也與日俱增,當地政府最擔心群體事件的發生。接到通知后,許多員工聚集在公司辦公樓門口表達訴求。
趙照被催促著盡快離開工廠。一切都很緊迫,倉促。很快,他被要求簽合同,拿白色信封。打開信封,他會知道自己獲得了多少賠償金。歸還那套藍白色的工裝以及工牌,趙照和這家工廠十多年的關系畫上了句點。事后,他才想起,插在胸口上的那支筆忘了歸還工廠了。而這支筆也成為了唯一的紀念品。“可能出于安全考慮,他們日本人都沒有露面。”宋林說。他和日本領導也“相處得蠻愉快”。結婚那年,他在工廠附近設宴。部門的日本領導過來參加,并遵照中國習俗給了個紅包。宋林至今還記得日本領導在婚宴發言時的那番意味深長的話,“意思是人生的幸福與不幸福全靠我自己去經營”。
人力難題
事實上,西鐵城廣州工廠早就向廣州市對外經貿局提交了申請書和相關材料,要求提前終止經營,解散公司。2015年1月26日,同意的批復已下達。然而,西鐵城寧愿賠償一個月的代通知金,也沒有選擇較為人性化的提前通知。
此前,西鐵城也在廣東深圳進行了一次生產調整。2003年,西鐵城投資2000萬美元在深圳市設立科潤液晶電子制品廠。后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生產線收縮。西鐵城關閉了這家工廠,將液晶生產線整合到廣州花都工廠,便于集中化管理。宋林還記得一切處理得比較平靜,“工廠提前宣布,并給出賠償方案。”有些人選擇拿錢,而他和大約兩百位的工人選擇追隨西鐵城從深圳搬遷到廣州。
2009年,西鐵城把廣東省內的一家研發中心和兩家工廠搬到花都新華街。時任花都區區委副書記、區長林中堅對當時的西鐵城集團高層表示,多年來,該公司對花都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花都的出口貿易、解決就業等方面,可以說是成績斐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鐵城集團已在珠三角設廠布局。1997年,西鐵城在花都設立一家來料加工企業,后轉型為獨資公司,企業不斷發展壯大。西鐵城廣州工廠門口公告欄上的一紙發黃的招聘廣告還能透露其昔日的輝煌:“現有員工3800余人。”
然而今非昔比。忘了從什么時候開始,同樣從深圳過來的趙照總是有一種無形的感覺:這個工廠經營不好了。“訂單和人員都在下降,最明顯的是在2013年,加班時間遠不如以前。”趙照說。加班時長被工人們用來衡量一家工廠經營的好壞。最巔峰的時候是2011年,“加班能加到晚上十點半。”工廠解散前的一個月,情況更是糟糕。生產線的女工吳桐抱怨自己只拿了2000元多一點的薪資,1650元是基本工資。“我下一份工作想去有活力的工廠,讓自己的價值可以發揮。”趙照認為西鐵城應該從薪酬上做出改變。“如果沒有觸及我們的經濟利益,肯定沒有辦法讓我們更有動力地去工作。”他指出,西鐵城廣州工廠的漲薪較為被動。另一位員工宋林也對西鐵城的激勵機制表示不滿。被整合進廣州工廠后,待遇遠不如前。“以前在深圳升職可以加薪五六百,在廣州不到兩百塊。”在加班多的情況下,宋林一個月可以拿到6000元。加班少的情況下,加上全勤獎、工齡補貼、崗位補貼、技能和職責獎等,他可以拿到4000元。
西鐵城在中國30年的生產歷史中,工人對薪資的期待以及政府對最低薪資標準的設定,與日俱增。廣東省政府日前發出《關于調整我省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決定從今年5月1日起調整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全省平均增幅19%。廣州市將由目前的1550元上調至1895元;珠海市將上調至1650元;佛山市、東莞市和中山市均將上調至1510元。深圳則提高到2030元,成為全國工資標準最高的地區。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下,西鐵城集團在珠三角地區做了多次調整。此前,深圳一家生產健康器材和打印機的工廠被整合到江門的工廠。去年訂單少時,吳桐時常會聽到上層領導嘀咕,訂單轉移到了泰國,或是江門。
在多次的整合之下,目前西鐵城在中國與手表相關的工廠還有3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底,西鐵城提出將開始加強手表產能。然而增產投資的地點并不在中國,而是日本。西鐵城打算投資約30億日元,在長野縣建設生產主要零部件的新工廠,力爭2016年投產。該工廠將負責生產相當于手表心臟的機芯,以及線圈和電路等。記者從官網查閱到,中國是西鐵城手表業務在日本之外的唯一海外生產基地。如花都工廠主要負責生產手表表面、表帶、手表玻璃(942, -7.00, -0.74%)、玻璃基盤等配件。有員工稱,花都工廠解散后,其產能將由泰國工廠接盤。
社保金之重
在工廠解散的消息正式宣布之前,西鐵城廣州工廠發生了一起維權事件。“其它部門的員工向工會寫了意見書,要求工廠追繳社保金。”宋林告訴記者,后來花都區人社局介入,工廠同意補繳社保金。
一位曾在精工廣州工廠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人士告訴經濟觀察報,相較于多數中國民企,日資比較守法,所以人力成本會高出很多。另一位從事勞務中介十多年的人士劉康也表示,“過去日資和美資工廠會按實際全繳,但臺資和港資很少繳全社保金。”他認為,不繳或少繳社保金促使工廠降低成本,能夠在價格戰中占領優勢地位。
然而,隨著工人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的增強,工廠難以再鉆空子。去年4月擁有4萬多名員工的裕元集團發生勞資糾紛,上萬名員工就企業少繳漏繳社保金等問題集體怠工。截至去年7月,該集團共完成社保金補繳業務777宗,其中企業負擔711萬元。
對于一些工廠而言,需不需要繳納社保金成為了選擇在哪兒開廠的重要考量因素。劉康稱,原先在廣州設廠的一家港資玩具廠被當地有關部門要求追繳2004年到2008年的社保金。補繳之后不久,這家玩具廠就搬遷到江西一個不需要交那么多社保金的地方。
許多東莞制造業在去年下半年開始承受著社保金之重。裕元集團的事件后,東莞人社局重點督促上市公司等優質企業、新辦企業、資本密集型企業以及勞資糾紛頻發企業規范參保。所有企業被強制對新增人員必須全險種參保,不再酌情做緩沖處理,以防“新債”出現。
社保金問題加劇了企業的用工成本。“社保金在去年是陣痛,現在已經平靜接受了。”一位臺資工廠負責人告訴記者,很多人想要離開,但撤廠也不容易。“要補稅,補社保金等等。”
劉康透露,近期東莞某大型臺資代工廠因成本上升萌生了撤廠的念頭,但被當地政府得知后,雙方關系變僵。“政府要求他們補交數十億的社保金。”如果想要撤廠,就要交上這筆社保債。這家公司目前陷入兩難境地。由于所代工的產品利潤微薄,加之人工費用上漲,每接一筆訂單等于虧錢。在難以撤廠的情況下,這家工廠已把大部分訂單轉移到越南的新工廠。
“外資工廠不會再進來了,因為沒有優惠政策。”東莞臺商投資協會黃江分會的張姓負責人告訴記者。多年前珠三角早已開始進行轉型升級,一些優惠政策開始轉移到高精尖技術行業。前述人士表示,盡管珠三角不會出現大規模集體撤退的現象,但這幾年來單純依賴產品制造的傳統工廠已經先后撤走或是縮小生產規模。“工廠的規模不會增加,只會縮減——這是趨勢。”
人工成本上漲的趨勢難以抵擋,珠三角一些地方政府已出臺相關政策,試圖留下這些傳統企業。去年東莞加大了“機器換人”力度,每年安排2億元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利用先進裝備進行技術改造,推動技術紅利替代人口紅利,減員增效。政府設下了目標,兩年內爭取完成全市相關傳統產業和優勢產業“機器換人”應用項目1000-1500個,力爭推動全市一半以上規模的工業企業實施技術改造項目。
無從考證,社保金是否是促使西鐵城撤廠的最后一根稻草。工廠解散后,工人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人生選擇。宋林已經在深圳一家生產LCD液晶的工廠找到工作。基本薪資比在西鐵城時高出了2000元。工廠催促著他去上班,但他還在猶豫:“這關乎我的人生規劃。”他希望給家人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但珠三角制造業真的很不景氣。”他的同事趙照則決定回內地發展。“回內地,家人在身邊會比較安心。”他說。
宋林、趙照和吳桐都是80年出生,在這家工廠的工齡都超過十年。基本上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十年都給了西鐵城,給了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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