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識到，眼前這片被輝煌燈火照亮的夜幕，既收獲著生命，也迎接著死亡;它有著與生俱來的混亂，也有著與之抗衡的秩序;它成批量地生產繁華與夢想，也制造同等規模的欲望與頹喪;它冷眼旁觀失敗者的掙扎，也不吝于分享實現夢想者的喜悅。

　　新生命的誕生總是伴隨著愉悅、痛楚與混亂，在深夜里尤是如此。每當有孕婦送進醫院，夜班助產士蘆靜所在的待產室就響起急促的警鈴，正在休息的她會立刻起身撞開產房的門，開始自己的工作。“寶貝兒，再加把勁!”她那音域寬廣的女高音在黑夜里有節奏地響起，直到新生嬰兒更加高亢的哭聲把它蓋過去。

　　在北京的深夜，大多數即將臨盆的孕婦都要撥打急救電話，然后搭乘呼嘯而來的急救車前往醫院，接受助產士們的幫助。急救車上的標準人員配置是一名醫生，一名司機、一個擔架工。

　　比如在北京市前門大街的急救中心里—這座中心擁有23輛救護車，2輛急救摩托和一架停在大廳里沒有螺旋槳的直升機，32歲的值班醫生陸毅就承擔了這樣的角色。

　　陸毅的團隊大多數時候開一輛奔馳或雪佛蘭的救護車，每公里收費5元錢和40元出診費，有的時候則開一輛豐田，每公里只收2.5元和20元的出診費——當患者病重到需要使用呼吸機時，每小時要增加20元。他們的車隊在2012年總共發生刮蹭事故23次，不知為何，其中“48”號車碰撞次數最多，它的右前杠角、左前杠底腳、前景燈左側、左后輪眉邊和中門分別被刮蹭過。

　　急救醫生會在凌晨1點去路邊解救一名撕扯自己上衣的酒鬼，并看著他吐在價值8萬元的史塞克輪滑式擔架上;這個擔架在兩點的時候搭載了一名破水的孕婦，她的丈夫在旁邊無法抑制地尖叫;到了3點，因為疲勞駕駛發生車禍導致的斷手斷腿情況就多了起來，傷員通常會被強制送到最近的醫院。還有些時候，急救人員會在一名嚴重痔瘡患者的強烈要求下，默默將其送往醫院，然后站上兩三個小時等待患者從擔架上下來。他們也會碰到半夜打不著車回家假裝腳扭打120的家伙，或者是聽到電話里一個快哭出來的男聲：“我兒子快不行了!快來!”然后在開了一個多小時車，闖了10個紅燈之后，發現他的兒子是只狗。

　　在北京這座城市里，平均每晚有155人出生，99人死亡，這些生命大多開始或結束于全市醫院的共94735個床位上，但也有一些例外。

　　比如位于城市北郊回龍觀的自殺干預熱線中心，4條線路平均每天深夜會接到45個電話，其中1.3個會是高危來電。“我就想在這個世上留下最后的聲音。”——這是一個患重度抑郁癥的女孩站在樓頂上打來的，她只想問一個“技術性問題”：她站的樓層跳下去是不是肯定會死。她只允許接線員最多說三句話。才工作兩個月的接線員王景娜，把三句話說到了30分鐘，最后讓女孩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努力并不是任何時候都能成功。

　　北京的深夜默許著誕生與死亡的交替出現、秩序與混亂的共同存在，全城超過40萬個的攝像頭是相當可靠的見證者。除此之外，分布在這座城市9164萬平方米面積和6258公里道路上的夜班巡警、公路交警和小區片警，也在默默守護著這座城市。

　　有時，他們要去追捕一個危險的殺人者，他剛剛在火車站售票廳用割喉的方式殘忍殺死了一男一女兩名乘客;有時他們會發現隱藏在人群中的女毒販，并從她的文胸里搜出1斤重的冰毒;他們也會告訴你，在朝陽區香河路上，曾有一個專偷出租車的計價器和發票的小偷;而一名叫做楊海龍的中年人，正偷偷溜進一處新開的工地，用小鐵鍬、改錐、手電筒挖掘古瓷片，然后用雞蛋清把碎瓷粘起來，白天拿去潘家園售賣。

　　深夜里，還有一些你意識不到的重要部門在默默運轉。在東直門附近的北京油氣調控中心，包括周曉瑩在內的60名夜班天然氣調度員，正在直接指揮1000多個天然氣管道，為這座城市輸送它賴以生存的血液(每小時平均輸送200萬立方米)。而當夜間的修路工把一卡車瀝青卸到地面時，北京冬夜的地面溫度瞬間能達到130攝氏度，如果不小心踩上去，2厘米厚的膠靴底也會被融化。

　　在夜間的燈光衛星圖上，北京城會呈現出一個類似于神龜的圖案。組成這幅圖案的是存在于公共建筑物里的約1000萬個燈泡，和分布在全市區的18萬余盞路燈，這些路燈由一個叫做北京市路燈管理處的部門負責。從1906年北京第一次出現電路燈開始，北京的路燈維修人員已經在深夜里穿梭了一百多年。

　　平均每年，北京的深夜會發生2022起火災，其中40.5起是由于自燃而導致，而有55人會在半夜放火。大部分的火災都會在一小時之內被北京市消防局的108個消防中隊、622輛消防車撲滅。他們最新型的水泵能夠覆蓋兩座國貿三期(北京現在的最高建筑，330米)的高度，在6553個消防員中，至少有10人以上擁有六塊腹肌。

　　北京幾家都市報的熱線部門，通常是這座城市里最先知道深夜發生的偷竊、命案與火災的一批人。

　　于朝陽區建國路71號的法制晚報熱線部，這個團隊包括一個接熱線電話的實習生、一個攝影記者和三個文字記者，他們的工作內容除了記者的本行外，有時會在凌晨兩點救助一只受傷的猴子，或是在內河中幫助警察打撈剛剛發現的無名尸體。

　　在很多警察與記者沒有注意到的豪華場所里，欲望正在不受約束地滋長。北京擁有63家五星級酒店和127家四星級酒店，每間房每晚的平均消費分別是792元和473元——這只是官方數字。很少有人知道豪華酒店一個房間的單日成本只有100元，其中毛巾和床單的清潔費用30元，供暖、照明、磨損折舊費15元，房間服務員的工資每打掃一間房大約是12元，而她使用的清潔用品只要3元錢。但這樣一個房間每晚的價格大多在千元以上。在一些酒店，一張床在5年間要承受300噸以上的睡眠重量，和2000對以上做愛的情侶。

　　在北京夜間入住酒店的最多的外國人來自美國，其次是韓國人。但酒店員工們最歡迎的還是來自中東和俄羅斯的客人。一位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大亨在從酒店門口豪華轎車邁出第一步開始直到走進電梯，3分鐘的時間一共給出了750英鎊的小費，所有的酒店員工都想方設法在他可能路過的地方出現。

　　深夜的遮蔽放縱了欲望與狂歡。一名服務人員發誓親眼看到一位來自捷克的樂隊成員把包括鋼琴和架子鼓在內的全套家伙搬進了套房;幾天前，還有1斤的Almas魚子醬，2根特立尼達雪茄和4瓶Krug頂級香檳被一位來自南方的保險商人一次性買走，總價超過了10萬元;而一個住在一晚要價80000人民幣總統套間的金融高管，在喝掉迷你酒吧里的酒之后，把尿撒在了里面，反正大多數酒都是黃顏色。

　　北京每晚都有不同的盛大派對。在西北郊的一座高爾夫球場，150個高爾夫球被塞入了發光的材料，30多個穿著亮片材料的女高爾夫球手同時擊球，夜空中就像有流星劃過;在位于萬壽寺路甲1號的一棟豪宅里，兩位沒仔細看邀請函上標注是white russian party(白色俄羅斯風)的女士，涂著黑指甲穿著黑絲來到現場。不過也不要緊，在不遠處的另一個場地中，正在進行更適合她們打扮的哥特風格派對。

　　沒有人統計過北京有多少家酒吧。但在廣渠門內大街16號，一名叫做周飛的調酒師能夠用花椒打成泡沫，再以姜和薄荷搭配在一起，調出一款名為“川朝”的雞尾酒;而在工體北路的一家酒吧里，一位姓張的網絡通信工程師可以將15只骰子同時搖出最大點數。北京有上千個酒吧駐唱歌手，其中約有10多個能夠唱出高難度的海豚音，但留著橙色的齊劉海，總是抽一支長10厘米、直徑0.5厘米的Esse薄荷涼煙的酒吧駐唱歌手，或許只有這一個。

　　這個歌手是北京現代音樂學院的插班生，駐唱3年，在“月色”酒吧里，她的名字叫做娜娜。她擁有一支成員全部是天蝎座的樂隊，他們這一周唱得最多的兩首歌是《小情歌》和《我的歌聲里》，分別唱了12和15遍。最近的一個晚上，她的身旁有25個骰子在同時晃動，4對客人在扯著嗓子講話，還有1個正在毫無生氣地進行攀爬的鋼管舞女郎。一名陪酒的姑娘趁著男人上廁所的時候，偷偷往自己的酒杯里兌水，這事兒被發現的幾率很小。

　　娜娜每天的生活從黑夜開始到黑夜結束。她一晚上能掙200元，每月需要支付2000元的合租租金。她盯著窗外賣氣球的老太太，吐了個煙圈，相當夢幻地說了一句：“我看不到未來。”幾天前她剛跟男朋友分手，因為他考上了公務員，她無法忍受兩人地位的差距。那天晚上她唱的最后一首歌是《領悟》。歌詞她多唱了一遍：“我們的愛若是錯誤，愿你我沒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應該滿足。”

　　當娜娜唱著《領悟》時，在北京的深夜里，龐大的失眠人群以各種各樣的姿勢瞪著天花板，如果能搜集起每天夜間在城市上空飄蕩的數羊聲，也許將是令人震耳欲聾的分貝。在這樣的夜里，電臺是尋求慰藉的最好方式之一。

　　零點之后，北京上空有60條調頻電波和101條中波相互交織在一起，其中調頻103.9兆赫屬于一位叫做楊晨的電臺主持人。在建國門外大街甲14號廣播大廈一間門外有警衛站崗的直播間里，他主持一檔名叫《有我陪著你》的兩個小時的夜間聊天欄目，在6年的時間中，他總共說了3000多次“發送短信HD+內容至10621039”，觸摸電臺儀器的放電棒600多次，上下推拉操控板上的18個鍵位無數次。

　　這天深夜的節目里，有100多個睡不著的人發來了短信，其中有一個再過5個月就要高考的高中生、一個天亮就要領證還在擔心嫁沒嫁錯人的女士，以及一個飽受領導摧殘說辭職說了多次也沒有動手的苦惱男士。

　　“聽眾朋友們晚上好，我現在有點餓了。”這天晚上節目臨近尾聲時，這個身高190公分的主持人突然這樣說道。他在這個夜晚盡職地扮演了安慰者的角色，而他身邊的聊天嘉賓曉晏，這位曾在電視劇中為孝莊太后配音的女士，在兩個小時里有些無聊，把自己的鞋帶解開6次又重新系上。

　　大多數普通人在深夜的故事是不為人所知的。一個叫林欣的新婚男子在凌晨兩點排隊過戶買房，夜里太冷，他身邊的排隊者被凍哭了;朝陽區東三環中路的一家星級酒店的大堂經理，曾目瞪口呆地看著一位赤身裸體的女士跑出了門，他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么;在位于京沈高速附近的一家汽車影院里，裹著羽絨服的年輕放映員總是幻想著能像《搏擊俱樂部》里那樣，在影片中插入幾幀色情圖片。

　　很多人借著夜色隱藏自己的特殊能力。一個徹夜代刷游戲金幣的中國傳媒大學學生，這個晚上掙了260元錢，在虛擬世界里他共揮了5000多刀，殺了900多只怪物;北京靜安莊一個穿著破舊牛仔褲的28歲美股交易員按下了最后一個鍵，他剛剛使自己的月盈利額達到了25萬美元;還有一個喜歡在車里賣各種掛飾的出租車司機，在深夜饑餓的時候跑去北新橋鹵煮店，專門要一份沒洗干凈的大腸鹵煮，他訝異地發現，那里的鹵煮師傅每做完一碗，都會把菜刀像扔飛鏢一樣剁在一米開外的案板上，并從不失手。

　　毫無疑問，出租車司機是北京深夜最活躍的人群之一。一個喜歡在深夜用車載對講機聊天的出租司機會豎著食指跟你說，世紀壇其實是海軍的長波雷達，那根針是長波天線，目的是為了和我們的核潛艇聯絡用的，所以那根針會不規律擺動;而一個家住房山的慈眉善目的的哥，會和藹可親地講述那些發生在本市的出租車司機殺害乘客或是乘客殺害出租車司機的案子，當他講到某個“司機殺死乘客后直接推進水里但是不巧被攝像頭捕捉到”的段落時，車剛巧開到河邊。在北京，至少有20個以上的司機以前是股神，還有10多個破產的前商業大亨和數不清數目的退伍軍人。他們的故事通常以“想當年”開始，以“要不是，我才不干出租車這一行”結束。

　　北京的深夜里有一些可稱之為堅持的東西。建筑垃圾處理商張樹西的車，只有在零點之后才能出現在北京的道路上，他像國王一樣檢視自己23輛浩浩蕩蕩的渣土車隊，其中包括2輛10輪的歐曼自卸車，它們每車裝載10噸，一車收費300元，垃圾將會被運往北京六環外的國家規定的21個大坑，以及不計其數的不存在于地圖上的小坑，那里原來是挖沙留下的深洞、農村的魚塘或是干枯的河道。干這行15年后，他不僅知道北京周邊每一個“黑坑”的位置，還知道能在哪個路口甩掉城管，還知道再過6個紅綠燈會有一個警察在那兒等著他。“我聞一聞就知道他們在哪兒。”張先生頗為自己的技術特長感到驕傲。

　　每倒下一車垃圾，張樹西將付給坑主30元，這是大客戶才享有的價格，在傾倒的一瞬間，10個頭戴礦燈的拾荒者就會從北京的黑夜中鉆出，用鐵鉤將垃圾分揀出來，這些活兒通常在1根煙的時間內就完成了。

　　在過去的15年里，張先生努力與北京這座城市發生關系，他會在路過地鐵安華橋站和鼓樓大街站時，自豪地說這地方的垃圾就是我運走的，但并沒有多少人認識他。在深夜，他唯一的朋友是一群眼神凌厲的路邊野貓，還有讓他曾聽得嚎啕大哭的汪峰的歌曲《春天里》。

　　在北二環德勝門工美大廈右側一間4平方米的保安崗亭里，保安郝明軍會告訴你，10米開外大門緊閉的銀行里，有一個從不露面的銀行保安，在身后小區里20多只野貓的面前，蹲著一個每天準時喂食的垃圾清運工，而在旁邊的超市里，曾有一個男人躲在了立式空調后面，后來偷走了超市所有的零錢。

　　郝明軍掌管有60個車位的大廈車庫，他能記住大廈領導11輛奧迪車的車牌號碼，并在0.1秒之內按下手中的遙控按鈕升起車庫的柵欄。這個每小時工資為6.625元的47歲河南人，在深夜零點到早上8點的時段中，每隔1小時就需要巡視一次，這天晚上，在這段4分鐘的路程中，他不多不少走了375步。他很多時候并不需要計時工具，隔壁的老回回面館會在4點半亮燈做活，馬路上的車會在5點半突然增多，而到了早上7點，所有的路燈就會在一瞬間熄滅。在一小時之后，他會回到那個車庫的地下室，并滿意地盤算起他又為老家的新房掙了265塊磚。

　　每天零點后，降落在北京的航班有100多個，旅客超過15000人，乘坐火車、長途大巴抵達的旅客更是不計其數。他們當中有無數來此尋夢者，但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識到，眼前這片被輝煌燈火照亮的夜幕，既收獲著生命，也迎接著死亡;它有著與生俱來的混亂，也有著與之抗衡的秩序;它成批量地生產繁華與夢想，也制造同等規模的欲望與頹喪;它冷眼旁觀失敗者的掙扎，也不吝于分享實現夢想者的喜悅。

　　當太陽升起，地鐵開動，人們出門上班，深夜的一切仿佛從來不曾出現過。但如果你用心，也許會發現，飯店門外擺著一箱箱等待清洗的骯臟碗筷，馬路還留有些許渣土，剛剛出街的報紙上登著夜里的新聞，醫院門口，一對夫妻抱著剛出生的孩子回家，露出欣喜而略帶疲憊的面龐。這便是它深刻存在且不容忽視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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