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沒有錯——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8周年　　

 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清楚地挑明了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感情和意志的相斥性，給當今世人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當年，毛澤東那樣做的根據何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上，舊中國才具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的許多不良和敗壞東西又復活了，又引進來了。不少知識分子對此卻表現得很是欣慰喜悅，如魚得水。從他們身上，人們難以看到多數工農群眾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困惑不解、很不耐煩、很警惕、很氣憤、積極抵制和批判的態度。這些幾乎到外可見的現象深深刺激了整個中國社會，甚至也驚動了世界。經過官方性三十多年的廣泛重用，各種經濟優待，數屆最高層領導人到處縫場造勢的輿論宣傳帶動，中國在政治改革、經濟分配政策、思想文化建設、國民信仰與社會道德重樹等等方面，都發生了有利于神化和特權化知識分子群體的扭曲性的大變化，很多深刻社會問題甚至重大危機，都與此有關，也間接導致了不少人日益追思毛澤東時代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往事。　　

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大都沒有見過舊社會極端黑暗對工農大眾造成的傷害，更沒有受過舊社會里很多敗壞反動的人和事情對于自己的傷害，又缺少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缺少科學進步的人生理想和世界觀，因而很難真正理解毛澤東所強調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制度和政治原則等對于工農大眾的極端重要性！當代知識分子官和知識分子當中，有幾個人能知足地認為自己的地位、收入夠高了，主動想一下并且關愛幫助工人農民呢？倒是清一色知識分子所控制和操作的大小媒體，在社會不公、兩極分化、各種陰暗和丑惡現象大量涌現的情況下，還在那旁若無事地大肆鼓噪這要“深化……”、那要“全方位”，要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大談與舊式資產階級毫無區別的所謂“依法治國”、“人性化”、“大款”風光、留洋出國高貴、“高薪養廉”的必要性等等，極其嚴重和長久地誤導了廣大社會公眾的心思，鼓動起了進一步的物欲橫流，深刻入骨地、幾乎不可修復地毒害了“80后、90后”整整兩代青少年……于是，有很多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迅速拋棄了傳統儒生式的高雅儀態，有本事的沒本事的許多人都樹立起了當百萬、億萬富翁的人生理想，有太多人不把認真做學術搞科研當一回事了，極端短視地盛行起了毫無原則、甚至不講道德的實用主義的急功近利。有些中青年知識分子走出了不顧實際不顧一切撈取學生、病人、下級、業務關系戶等方方面面錢財的人生足跡！他們走向了俗不可耐的滿身銅臭，心思和情緒上非常浮躁，言論和行動隨便放肆，太缺少嚴肅性和負責精神，與西裝革履的白面文人氣質完全不符。嚴重的思想混亂、政治消極甚至反動、道德缺失、深刻的無聊和精神空虛，竟然表現在受到長期科學文化知識教育、受到各種現代文明訓練的知識分子官和知識分子身上！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來華知識分子身上還能常見的那種注意形象、保持適度清高的“講究”也沒有了。這樣一些知識分子在干部“四化”政策的恩賜下，輕易當上了共產黨的大小干部，也就必然多有成為貪污腐敗者了，并且還會不以為然不以為恥，其現實和長久的社會后果極其可怕。　　

比較而言，相當多的工農型干部、早期的知識分子型老干部、生意人、實業家們，要想混得風光體面甚至高高在上，尚需經過一番艱辛的曲折苦干、長期奮斗，甚至要冒巨大的人生風險，因而對權力、財富和人民大眾，還能有幾分清醒的認識和尊重愛護。而以純科班學生出身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卻是大不相同。在沒有充分接受馬克思主義、良好的人文歷史和傳統道德等教育的情況下，他們往往會把別人和社會都看得很輕，從小就遠離了社會實際和工農大眾，不知其辛苦冷暖及其真實的成因，會輕浮地看待世界而目空一切。甚至一走出校門就有了滿腦子的蔑視工農大眾和社會、唯我獨尊、極力追求個人自由和榮華富貴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特別是相當一批中青年知識分子，對較為富強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很容易簡單地過分崇拜，能追求到了忘祖的程度，對歐美國家的尊重和熱愛，能夠超過對自己祖國的尊重和熱愛。而對中國傳統的好東西，對中國共產黨在多方面的正面教育，卻又會那么輕易地避而遠之，甚至在改革開放以后很多年里，以不聽、不信、不看、不宣傳、不繼承、甚至公開蔑視和敵對為時髦，為榮耀！他們一廂情愿，不加任何批判地選擇、吸納、傳播來自西方社會的東西，十分自覺、甘心情愿地充當了西方世界、甚至大膽放肆地充當了國際反共和反華勢力的義務宣傳員，向中國人展示和維護她國的意志、利益與尊嚴。恨不得把中國并入歐美，以盡快實現歐美化。一時間令許多中國人以為自己是生活在外國，為這世上還能不能找到傳統中國的位置而大惑不解。新中國學校和社會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何以產生如此的思想感情和政治傾向呢？這是一種不能讓歷史忘記，必須認真追究和揭示的時代現象。當年毛澤東在這個方面的艱苦努力，不但沒有錯，而且還遠遠沒有完成！　　

不少知識分子，總是津津樂道于孔子關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等片面的歷史總結，內心里甚至在言行上總是對孔子尊崇備至。他們老是傾向于使知識分子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而且還要成為統治階級；對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把他們殷勤客氣地請入工人階級行列并不領情，甚至還覺得有些貶低他們。這些都生動地表明了他們就是半個天生的資產階級，即屬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簡直還是工農大眾頭上的半個“天敵”。魯迅就針對舊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的不良表現指出：“……凡有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居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冀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即左傾。待到壓迫來了，又立即變化，甚至于出賣朋友……”1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也是很令人注目的，而且要比當年魯迅所講的情況更多，更加嚴重了，使得許多歷史性的社會現象都重演了，而且大有“發揚光大”之處。……　　

人一出生，是以要吃、要喝、要玩、要用、要他人和社會服務甚至服從自己需要為第一特點的，而且是一種低級動物性的本能特點。從幼兒園到大學一條龍式的傳統舊式教育，主要是強調讀書，一般都不怎么注意當真育人，甚至不強調育人。教書人常會有一些自尊自負、自高自大、自私利己、缺少愛心、缺少社會公益心和責任感。他們會在課上課下，無意或有意地從人生哲學、甚至思想道德上經常化地大量誤人子弟。這就造成了很多人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的全過程，十幾年時間的學校生活下來，低級動物性的本能性特點如初，并沒有得到學校系統化教育關于寬厚仁愛、關于良知道德、社會責任感、公平正義、遵紀守法、追求科學和真理、健康理想和高尚信仰等方面的有效引導與應有提升，從而實現對低級動物式的本能性特點和情趣的應有改造和超越，致使低級動物似的本能性特點和情趣，反而在學校里受到了培養和加強！學校便向社會輸出了很多有文化、有專業知識或者技能，卻心胸狹窄、孤高氣傲、唯我獨尊、自私自利、難與社會和諧、疏遠甚至危害工農大眾的人。知識分子長期學習、工作于一種相對狹小的環境里，甚至是一個人在一種小空間里干一項工作，職業上又具有個體色彩，時間久了更是難免視野狹小；加上一些人的功名思想嚴重，外界大都不對其進行及時、正確的教育引導；再有做學問需要專業上苛求的特點等等，在他人和社會的尊敬、捧場或者優待往往過分等負面的作用之下，有許多知識分子便容易揚揚自得，自認為干凈整潔、有文化科學知識、有修養而自視高貴了，即毛澤東所高度概括的要“翹尾巴”了。這樣就很容易冷眼看待他人和世界，短視而又多偏激，愛固執己見，愛鉆牛角尖，從而以偏蓋全，簡單武斷，甚至對人對事求全責備，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一般都很缺少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自我反省的精神，多會拒絕或者敵視他人和社會的批評。　　

新中國成立以后，各級各類學校都不得不大量使用舊社會走出來的教職員工，繼續沿用舊式的教育制度、教學內容和教育形式，也就呈現為一種夾雜著資源緊缺、舊習慣和懶惰性之下不得不將就而成半舊半新的教育狀態，教育從業者難免一代傳一代地保留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對工農大眾的精神排斥，很缺少辦新式學校，搞新式教育的主動自覺性。再加上新執政黨和新政權的各級各類大小干部的文化知識水平大都很低，甚至不識字，更是外行，在教育界知識分子面前自然會表現得相當自卑，不好說什么，也不好去“干涉”什么。在辦什么樣的學校，怎樣教書育人，“教”什么書，“育”什么人等方面，自然就要看校園里面知識分子的偏好甚至臉色了，由著他們去啦！這使得建國頭17年在教育方面，適應社會主義新社會需要的創新及其成效甚微，明顯落后于其它事業的發展和有效創新。就造成了新社會的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與舊社會舊教育體系中培養出來的“舊人才”區別不大。更加嚴重的是對于此種情況，大多數黨、政、軍高官和普通工農群眾還相當麻木不仁，沒有引起多少關注和警惕。特別是“身在廬山中”的教育和文化藝術界各類人員就是更如此了。這些被政治警惕性很高的毛澤東和極少數黨、政、軍高官看在眼里，記在心上，總感到有些不對頭不舒服，愉快不起來，有些憂慮不安。毛澤東就毫不客氣地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1982年以后中國校園里風行的很多東西，知識分子們的種種言行，已經再次大規模展示出了建國頭17年被“資產階級統治”的嚴重性。而面對當代幾乎隨處可見的不良、敗壞現象，當代大多數黨、政、軍高官和普通工農群眾，同樣還是不大在意的，甚至完全是麻木不仁，不以為然，歷史在這方面竟然又出現了“驚人相似”的一幕！從這類社會現象上看來，毛澤東當年不把知識分子簡單劃入工人階級行列，并不是對知識分子有什么偏見過重，而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充分教育改造，還不適合成為工人階級的成員，甚至有不少知識分子壓根就不愿意與工人階級為伍，硬要劃入可能還會認為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對他們的央求，或者是強加于他們的一種委屈，只會造成對一般化知識分子的人為捧場和抬舉，助長他們身上的缺點毛病，更加貶低工人階級！毛澤東本來是非常善于容人、用人、團結人、求在同存小異地拉統一戰線的，很樂意調動各類人的積極因素，怎么可能無緣無故地與知識分子這樣一支很重要的社會化力量過不去呢！很顯然，他長期對知識分子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是非常正確的。　　

多數知識分子在青少年時代都處于遠離工農大眾的人造環境里，受教師和學校刻意傳授的知識、技術、思想、文化、道德、感情、世界觀、好惡偏向等影響甚深；從小到大得到家庭和社會過多的關愛、捧場、討好而養成了過高評價自身，對于外界認識膚淺偏激，自視為天之嬌子；對自己和校園以外、甚至對自己父母多有顯著的苛求等等。許多人腦子里面有著一種“普天之下，莫非我土”一般的霸氣，幼稚武斷而狂躁，很容易出現對別人和社會的不滿情緒和言行，習慣于我行我素！也就不樂意主動接觸工人農民等社會下層人了，不了解不關心他們的艱辛和困難，不體諒他們的實際處境。對于保護下層人民群眾利益、愛護集體和國家利益的社會輿論、利民的政策制度等等，多會持有冷漠旁觀或者批判的態度。在如何看待“平均主義”、“大鍋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講政治的勞動人事制度、分配政策等問題上，表現得尤其突出。在政治上也就容易右傾或者成為右派了。　　

知識分子在上述方面受到自己社會身份、利益取得渠道和方式的影響，更由于自己和同類人在政治經濟上的利己考慮，他們看待社會現實和歷史的視角，往往也會與工農大眾顯著不同，感情和意志傾向上也就不同了。在沒有外界進步思想、道德、理論、政治引導和教育改造的推動，或者這些進行得并不到位和有效時，知識分子大都比較容易在感情和意志上與工農大眾相排斥！這從改革開放以來老少幾代知識分子的各種表現上看，是顯而易見的。對此類問題，社會必須正視和承認。其實，不管什么人，一旦成為這種舊式知識分子，一般都會有這種特點的，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教育改造好的！　　

作為一個近似于事實上的獨立階級，知識分子也會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不失時機與場合地為本階級牟取福利，絕對不比其他階級的人們更講文明禮讓。這當然也是人之常情，本無太多可指責的。問題在于，知識分子群體在許多歷史性的關鍵時期，幾乎注定要在社會上占據統治地位，對自身的利己主義傾向和欲望必須有所節制！如果自身節制不了，就要由別的社會力量來加以及時有效的制衡，否則，社會就會被知識分子群體的一言堂和獨斷專行推向陰暗甚至反動！知識和知識分子本身，并不能直接地帶來社會光明和正義，知識分子的一些特點，不能因為共產黨的官員都知識分子化了就轉移成為共產黨的特點，由此在人民大眾面前把共產黨也給搞陰暗了！毛澤東當年為此憂心忡忡，下了大力氣，也吃了大苦頭，到頭來竟然招致老少幾代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官的共同蔑視甚至否定！人們可以從中看到官員普遍知識分子化了，會在客觀上改造共產黨本身，而不再是一廂情愿地由共產黨改造知識分子，有使共產黨不成其為共產黨的嚴重危險！這已經為中國社會可能恢復舊中國的一切而復辟資本主義，提供了組織人事上的堅實鋪墊，造成了官員成分上大都傾向于復舊復辟的精神基礎，已經使共產黨和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處在了一種嚴重的政治危險當中。黨內外國內外的大氣候一旦合適了，說變就會變的，而且還會是趨勢難擋的！　　

世人另外還要看到，與東歐國家和前蘇聯相比較，中國共產黨經歷了許多大風浪沖擊之后，之所以至今還沒有亡黨亡國，除了內部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設之外，還與兩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封建血統論和世襲思想有關。近二十年來，黨和國家明顯注意選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烈士后代當高級干部，這里面顯然有著深刻的用人哲理。在這方面可能是老一代革命家們做了一件對歷史負責任的大事情！共產黨人后代中的知識分子，血緣性家庭和社會生活的特殊圈子里，比較容易使他們的心成為紅色的，才更加難以找到一般化知識分子身上那種與共產黨、與社會主義保持距離甚至有反意的因素。他們這樣的人才可能有繼承前輩親人遺志、推進前輩未盡事業、保衛無數革命者和烈士用鮮血與生命打下來的紅色江山的真摯強烈感情和戰斗般的意志！換了別的人，甚至換上一般工農或下層小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都不會有這種強烈的感情和意志！其實，這與從前“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子弟中的很多人，在改革開放以后頑固不化、堅持反共反社會主義而成為“新右派”的情形，在道理上是一樣的。而介于上述兩類人后代之間的一般化知識分子，甚至普通工農民眾，在遭遇沖擊共產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社會思潮泛起甚至大動亂時期，大都難以辨清方向，會站在中間地帶觀望而搖擺不定，不少人甚至會成為十分糊涂、對社會和自身都很不負責任的推波助瀾者，這在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里表現得十分豐富和突出！　　

歷史上的大多數時代，走出校門就能被尊重為文明人即知識分子的人們，大都要附在官方和富人這“兩張皮”上，其中有不少人還會成為日后的新官僚、新富人。大多數官員、富人“子弟”讀書成了知識分子以后，更會加強知識分子群體與這“兩張皮”在思想感情、政治意志上的聯系而盤根錯節。他們共同“腳踩”工人農民等下層體力勞動者的身軀，享受著體力勞動者艱辛生產勞動和創造出來的物質成果，感受著勞力者血肉之軀的“體溫”和“彈性”，時常會令他們感到很舒服。部分知識分子在職業上的個體性特點，使得勞心者在對于勞心成果的評價和確認上，在組織內或者社會上所起作用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容易單方面地強調或者高估他們自身的價值與作用，忽視勞力者為他們提供的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條件的支撐作用，忽視他們應盡的職業責任和義務，傾向于、或者直接提出過多過高的名譽、利益要求，容易和所在組織、甚至與工農等大眾的利益以及要求發生矛盾。誰要是強調工農大眾、強調集體和國家的利益，限制勞心者那似乎世代都天經地義的特權性的“福利”，誰就會成為廣大勞心者的公敵！而毛澤東和他的熱愛者們，就長期強調了工農大眾、集體和國家的利益，限制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些傳統性社會特權，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廣大一般化知識分子的公敵了！改革開放以后，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迅速提高，在政治經濟上逐步統治了整個中國社會。毛澤東和他的熱愛者、還有普通工農大眾，與此同時卻受到了無休止的譏笑和明暗攻擊，廣大勞力者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相對就迅速低落下來了，遭遇到了種種歧視、欺負和傷害。于是，在一個很長時期里，毛澤東就像一般化工農造反起義的領袖一樣，只是被落敗的部分工農兵分子偷偷地懷念著。　　

人們找官員、找官方部門機構辦事，要受制于知識分子官；看病就醫，要受制于醫院和醫生；子女上學，要受制于學校和教師；自己學東西，提高知識技能和學歷，同樣離不開要與知識分子掌管的機構打交道，等等，這知識分子掌握的“印把子”實在是太多了！從中獲取無德與非法利益的機會也就會多得很！知識分子中出現的不少“偷富者”、“埋頭財神”、“暴發戶”，就是這些人從無權勢者、愚蠢“無能”者、無可奈何而不得不任人宰割的工農兵等身份的人身上收刮錢財的結果。并且他們毫不在乎個人和知識分子群體的名聲，對于工農大眾再一次，而且是更加自發地唾棄他們，似乎也全然不知了。知識分子利己主義的唯我獨尊感情和意志，逐步地、全面深刻地影響到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誤導了部分社會輿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誤導了黨和國家的某些路線、方針和政策。有些媒體甚至就公然呼吁以學歷、外語水平、甚至留過學來定收入分配……事實上，黨和國家早就在許多企事業單位的工資冊上體現了出來。　　

近些年來，有不少知識分子官、醫生、教師、科技人員、文化與文藝工作者，工資等項收入已經比普通工人農民高出了很多倍，很快暴富者大有人在。可這些高收入者每天都在干著什么？真的都比工人農民辛苦嗎？實際的勞動創造成果真的都很大嗎？事實上有不少人是經常清閑得發急，無聊得精神空虛。他們中有幾個人良知復蘇，良心發現了?對上層講自己和同類人的綜合收入、綜合待遇已經不低了，不必再提高了，也關心一下工農大眾吧，讓他們好過一點，人家畢竟不是豬、狗、牛、羊，弄不好會造反的！這種“活雷鋒”畢竟沒有出現，倒是有一些人還想拿起望遠鏡、放大鏡找出幾個“體腦倒掛”的典型來，動用“手里”的媒體，再來一個普遍化的宣傳，使有關方面的分配政策再向天下的勞心者們傾斜一些……在他們的腦海里，一直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舊觀念：知識分子是文明的上等人，知識分子才算得上人才,才是文明的載體和傳承者,社會地位就是要比工人農民高，做不做事情，做多少事情，干不干好事，小日子都要比工人農民過得好，什么優等的東西都要流向他們一邊……否則，就會怨恨社會對他們不公，就是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就要罵娘！一派古代文人“從此天下無文章”的嚇人話語，一派老子天下第一、特殊公民的霸道思想和習氣！　　

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上陰暗邪惡的東西大流行，恰恰是與知識分子群體社會政治經濟地位大提高同步發生的，已經持續了很多年，許多不良敗壞的東西和社會化問題，都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很令人反感和憂慮的社會現象。這里面的因果關系何在？它已經說明，知識分子群體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越高，社會上陰暗丑惡的東西就會越容易產生和流行，社會意識形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財富分配等方面也就越容易發生倒退和復辟！社會自然化、一般化的運行規則是，具有較高文化知識和技術水平的知識分子，總是各個時代人口的少數，官方和富人總是要尊重、重用他們的，并且會發生對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有利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因而，大部分知識分子遲早都會得到較高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他們中多數人又會成為遠離工農大眾那種較為辛勤勞作、較為困苦的生活，從而遠離社會陰暗面傷害的人群，是對工農大眾疾苦、好惡和憤怒程度知之甚少甚晚的一類人。官方大都會放任對于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對于知識分子的引導和教育。一些錯誤潮流的壞作用，尤其是有的知識分子本身又已經是制造嚴重不平等、不公道、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精神污染、思想政治毒害和丑惡東西的參與者，甚至還是禍首。因而，他們大都能夠程度不同地從這類社會不良和陰暗面中得到實惠而樂在其中，所以，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于揭示、抵制、反對這些社會不良和陰暗面的愿望與要求有限。大部分知識分子與官員、富人的感情和意志意愿上會是一樣的，成為被動于社會實際，被動于錯誤潮流和陰暗丑惡東西，被動于受害最早、最多、最深的工農大眾之強烈呼吁甚至要堅決抵制和反抗言行的冷漠旁觀者。這樣一來，往往缺少真正的進步政治思想、仁義道德和獻身精神的相當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一定的社會氣候下，就會成為社會文明進步思想和正義政治運動的絆腳石，甚至成為和平年代推動社會再次走向陰暗和復辟倒退的一大動力源！　　

因為受到直接傷害的基本上都是工農大眾，甚至還有他們的兒女，受間接傷害最深的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幾乎僅僅是上述部分知識分子和富人們才是社會陰暗與丑惡現象的最早、最多、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這種得了好處還有些心照不宣，從而又推波助瀾的思想感情、純利己主義驅動的欲望、少數人的利益取向和意志，在受不到其他類型社會力量的有效制約時，只會是無限擴張的！當國家面臨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十字路口”性緊要關頭時，他們會充當真正最大的壞人壞事的群體性幫兇，這在“六四風波”期間已經表現得很生動具體了，也為越來越多的其他民眾所看清。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文化娛樂、新聞輿論、對民眾的宣傳和教育、思想理論、評人用人標準、政策規章和法律條文的定立、經濟政治改革的種種提法和整體推行、甚至廣泛的社會政治活動，在傾向性上都相當程度地打上了知識分子的烙印，出現的多種顯而易見的“毛病”，也多有表現為知識分子“毛病”的！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對于知識分子好處多多的東西，得以在全社會大力宣傳很多年，評價人和具體用人上的政策也都向知識分子傾斜了很多年，以中上流社會為代表的全社會甚至把知識分子的態度當成了評判是非，論人好壞，論事對錯的標準！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的“毛病”，也就被“發揚光大”了起來，對全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已經很深很深了，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右派勢力長期狂躁化的情緒和言行宣瀉，社會化的危害性極大！加上掌握各級實權的人員幾乎清一色化知識分子的“頭頂之壓”，便給工農大眾造成了一種難以言狀的、幾乎是無處不在的精神壓抑。給許多人粗略的印象是，這中國共產黨已經接近成為知識分子的黨，改名叫做知識分子黨才更符合實際；這中國政府也接近成為知識分子的政府，改名叫做知識分子政府才確切；這支軍隊已經接近成為知識分子的軍隊，改名叫做知識分子解放軍好啦！黨政軍部門與機構名稱前面所加的“人民”二字已經顯得空洞不實了，也沒有多少份量了！2004年就有媒體報道，有些人公開發文章要去掉“人民法院”前面的“人民”二字！在知識分子統治一切的當代中國社會，一切較有價值的好東西，都變得越來越與工農身份的人們無緣無分了。　　

由于多數知識分子總是要附在官方和富人這“兩張皮”上，與工農大眾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距離，因而，社會只要不像舊社會那樣極端地黑暗和反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會真正主動站在工農大眾一邊！特別是在社會制度根本進步了的社會主義時代，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顯著先進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真正的共產黨要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仁大德”之經，要努力限制社會兩極分化和不公平不公正，要主持正義并且維護下層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為下層人民群眾“管閑事”是不可改革的宗旨！這必然要人為地限制和阻礙知識分子在生產力水平還不太高的慢長時期里的個人經濟甚至政治前途。這樣以來，搞資本主義就顯得更有利于知識分子了，大多數知識分子才出于一種本能的直覺，很自覺自發地在思想與感情、文化與道德、人生理想與世界觀、生活方式和欲望、甚至政治意志等上傾向于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了！共產黨在多數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眼里，也就難免要被看成是一個多余者了，甚至是有礙于知識分子前程的冤家對頭，自然要努力去排斥的，而且完全會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只要有氣候，有機會，就會有許多知識分子在明里暗里，表現出這樣或那樣的反共反社會的傾向甚至公開的言行！改革開放以后在這方面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現就是以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四人幫”為“由頭”，無休止地肆意嘲諷、詆毀毛澤東本人。歸根到底，這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一般化知識分子個體和群體的利益傾向所必然驅使而成的社會現象，事實上是一般化知識分子拒絕和破壞涉及自身利益的社會進步行為！而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幾乎只重用、并且長期厚待和捧場知識分子一類人的政策，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三十多年里從上到下益嚴重和深化的“非毛化”思潮，以及各種形式和內容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行……在其中起核心主導、大力鼓動、具體積極參與和放任擴散的人們，甚至上都是上到黨的總書記和總理，下到普通教師、技術員與大學生在內的各層面上的知識分子官與知識分子，這已經為不少工農分子所看清！　　

這樣，共產黨遲早都會與知識分子群體的利己主義言行發生矛盾和沖突，是極難回避的！這就決定了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一般化知識分子反而比較容易站在共產黨和工農大眾的對立面上，甚至公開地站到反社會主義和反華勢力一邊！其實，這種情況就連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都深感其害而鬧出一個“焚書坑儒”事件。因而，當代中國很多知識分子蔑視、排斥、咒罵毛澤東，與歷史上的很多文人蔑視、排斥、咒罵秦始皇是一樣的“利益原因”，沒有絲毫的道義正當性！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社會，連中下級黨代會、人代會、政協會等民主議事和決策機構，在事實上也變成了知識分子歡聚一堂的清一色排他場所，早就令工農大眾深受刺激和失望了。他們風光無限，被當作甚至自吹為社會“精英”，盛氣凌人，工農大眾卻想不到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會與貪污受賄的腐敗官員、敗壞的富人、內外邪惡和反動勢力形成一種事實上的統一陣線，形成一種事實上的政治經濟利益同盟，與共產黨也即與工農大眾對峙了起來，造成了許多陰暗丑惡東西的社會化滋生和大流行，具體引導和推動了中國社會多方面的復舊、倒退、甚至大復辟。　　

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的矛盾和斗爭，是一種長期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是一種反復出現過無數次的重大社會問題，不是用簡單短暫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改造就能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在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對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改造，都將是一個要經常不斷進行的社會化政治任務，決不可以懈怠。而且還要從勞動人事組合等制度建設上，從評價人、使用人和分配政策等方面，給予長期的綜合協調。否則，大多數一般化知識分子會使共產黨的新天下、工農大眾的根本福祉沒有平安保證！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在高度地關注上述大是大非，強有力地控制了一些不良勢態，教育改造了無數的知識分子，具有很大的時代必要性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完全可以說，毛澤東力排眾異，撥開傳統思想認識的迷霧，嚴肅批評和處理黨、政、軍高官中的一些天真固執者，堅決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措施都非常英明，歷史性的功績極其巨大，良好的社會影響十分長久和深刻。和平年代他在這方面的建樹，絕對不比戰爭年代的歷史功績遜色，在這些方面，毛澤東根本就沒有錯！ 　 try{parent.JS.modules[window.name].content.setHeight();}cat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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