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應該涵蓋哪些內容呢？我認為除了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更應關注公民常識、人格修為、品德培養等。”難道公民常識、人格修為不是意識嗎？品德培養沒有政治嗎？還說：要“如古人教《三字經》、《弟子規》那樣，教會他們不闖紅綠燈、不隨地吐痰、尊敬師長和父母、愛國愛家等公民常識。”崇高的思想與具體的行為規范并不矛盾，拾一塊磚、積一次肥、參加一次義務勞動就是為社會主義添磚加瓦，做一件好事、幫一個人就是為人民服務，在崇高思想的感召下，做的每一件具體小事都會是全心全意的、實實在在的。離開了具體的愛國英模的思想感染，還有什么對學生“愛國愛家”的教育更具教育感染力？“至于那些關乎宏大的政治敘事的教育，留待初、高中和大學老師去完成吧。”連美國都知道培養資本家的奴隸、培養自由主義者、妖魔化共產主義、妖魔化印第安人也要從娃娃抓起。在學生啟蒙階段不進行政治熏陶，到高中大學再講，事實是讓我們大跌眼鏡，這樣的教育改革，只能是讓我們的教育見鬼去吧！
附文：
王學進：別讓小學語文教材變成政治手冊
10月7日，《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發布會在杭州曉風書店舉行。該書以教材點評的方式，對目前使用最廣的小學語文教材中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進行了點評，認為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新聞回放：語文教材編纂者回應造假問題稱修改是必然)
該書的主要作者曾邀我參加發布會，因故沒去，卻聽了9日在紹興南方書店舉行的郭初陽的講座。郭初陽在講座的最后，提到了一個隱蔽課程問題，即三套教材大量地引進了有關旨在意識形態灌輸的文本，并以人教版為例，通過幻燈片逐一念出每一冊所選的此類課文，12冊共計46篇，平均每冊4篇，涉及毛澤東的有7篇。并說，經過這樣6年的教育，有兩點突出的成果：其一是問學生最推崇的人是誰，學生答“毛澤東”；其二是在一系列戰爭故事和暴力教育中，傳遞了對于日本人的仇恨。
從對人教版第十套小學語文教材主編之一蒯福棣的專訪中可知，此類課文對學生的影響很深，且深受學生歡迎。蒯福棣從學生的回信里，摘錄了這樣的話：“《十里長街送總理》這篇課文特別感人，一讀就想流淚，好像自己也去送總理”；“《倔強的小紅軍》中的小紅軍和我們年齡差不多，我們很敬佩他這種舍己為人的品德”等等。蒯主編借此說明他們很尊重學生的反饋，隨時對教材進行“挖改”，字里行間不乏自得之意。
韓國教授高英根在研究大陸中小學生政治社會化課題中認為，“大陸中小學教育制度下，任何一門課的教材都會或多或少地包含著政治教育的意義，即通過每門教材使中小學生形成共產主義的價值觀。”此乃教材編寫的一大原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必須保證入選的篇目數量。但要找如此之多的經典文本談何容易，于是只能靠編撰與虛構(如《陳毅探母》)，或者來個濫竽充數，將一些非經典的描述領袖和英雄人物事跡的文章也選入。這才導致“四大缺失”。
我同意郭初陽的判斷，隨著多次教科書的修改，語文教科書作為年輕一代的政治手冊功能已有所淡化，但問題依然存在，尤其是小學語文教科書。那么，小學語文教材到底有無必要選編如此多的旨在意識形態灌輸的文本？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小學語文的功能說起。眾所周知，小學語文最基本的功能是教會學生識字寫字、遣字造句及作文，其次才是落實文以載道的功能。但這個“道”應該涵蓋哪些內容呢？我認為除了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更應關注公民常識、人格修為、品德培養等。
現在的問題是，小學語文教材承載的“道”太宏大、太高尚、太沉重了，只怕小學生承受不起。試想，一二年級的小學生，大字不識幾個，就要教育他們發揚小紅軍舍己為人的高尚品德，是不是有些強人所難？他們最需要接受的是啟蒙教育，如古人教《三字經》、《弟子規》那樣，教會他們不闖紅綠燈、不隨地吐痰、尊敬師長和父母、愛國愛家等公民常識。換言之，就是要教會他們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小公民、文明人。至于那些關乎宏大的政治敘事的教育，留待初、高中和大學老師去完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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