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內，正在育種的轉基因水稻苗。

　　三四月之交的湖北武漢市江夏區五里界鎮，60歲的錦繡村農民熊忠明，在田坎上來回踱步，照看他剛種下的苗。

　　不久他就要給剛抽芽的莊稼打農藥。熊忠明告訴記者，村子里仍然有“不打藥”的水稻在偷偷種植，至少三成，他因為沒有關系買不到。這種“不打藥”的種子，就是已獲得農業部頒發安全證書的兩種轉基因水稻之一：汕優63。

　　熊忠明并不知道的是，村民們偷偷種植的轉基因水稻正處在一場輿論風暴的中心。

　　去年8月，農業部批準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但直到今年年初，這個消息才被公眾知曉。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強調，要實施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這200億是中國有史以來投入最多的農業投資。不過，民間對轉基因食品的爭議一直存在。

　　“不打藥”的水稻

　　武漢江夏區五里界鎮的轉基因水稻種植，第一次見諸報端，是在2005年被環保組織披露之后。當時這份題為《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的報告流傳甚廣，報告中提及，武漢五里界鎮、法泗鎮、云夢市下辛店鎮和松滋市的王家橋鎮，已種植尚未通過安全測試的轉基因水稻至少兩年。而且轉基因稻米種子很可能已經外泄。

　　這是“轉基因水稻”這個科技含量比較高的概念第一次和公眾見面。

　　五里界鎮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一年可種三季稻。

　　水稻不好種，除了最初的施肥、插秧，和最后的收割，最勞累的就是打藥，從剛長出來就要開始打，半個月打一次，一季稻要打到六七次。在中洲村，年過七旬的李玉云要和同樣蒼老的老伴一起，負責照看十畝稻田。她說，種一季稻，花在農藥上的錢就要上千塊。

　　姑且不論農藥有無殘留，農藥吸入呼吸系統是否于人體有害。光是打農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五六畝土地，打一次藥就需要兩天。于是，“不打藥”的種子就走俏了，當地農民說，和農技站關系好的才買得到。

　　2004年前后，他們曾經一度很容易獲得這種“不打藥”的種子，價格比“打藥”的種子貴至少一半。這種不打藥的種子，就是此次農業部頒發了安全證書的汕優63，它屬于Bt轉基因水稻，是將轉基因技術運用農作物產生的抗蟲水稻。國際上研究了幾十年，可以成熟應用的基因只有兩個，一個是Bt抗蟲基因，還有一個是抗除草劑的基因。

　　華中農業大學的轉Bt水稻安全試驗時間是從2004年開始，地點即是在五里界鎮。

　　被泄露的實驗

　　而在未取得安全性證書之前，發生的種子泄露事件，成為了“轉基因”水稻的原罪之一，相關實驗室在操作過程中的疏漏也為人詬病。

　　2005年在綠色和平的調查報告公布一周后，湖北省農業廳駁斥了綠色和平的說法。聲明在武漢市場上抽取的大米樣品中未檢測到Bt基因成分。但同時公布在調查中發現，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漢禾盛種衣劑有限責任公司和華大新技術研發公司在承擔轉基因水稻生產性實驗過程中，擅自擴大制種。湖北省農業廳說，“農業執法機構已進行處罰，并對未按審批要求種植的轉基因水稻予以徹底鏟除”。

　　五年之后，這種泄露是主觀故意還是客觀失誤，已很難斷定。

　　當地農民稱，2004年的種子是可以在農技站隨便買的。至今仍有轉基因稻谷種子在江夏區流傳，一位當地農民告訴記者至少有三成土地種的是轉基因水稻。

　　華中農大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一位研究人員告訴本報記者，泄露可能發生在和相關單位的合作中。Bt抗蟲基因一旦進入植株，則很容易通過育種復制。事實上，Bt抗蟲基因在實際的市場環境下，常要冒被拷貝的風險。

　　一位接近轉基因水稻項目帶頭人張啟發院士的科學家則提供了另一種說法，將原因歸結于科研經費的不足，他說，嚴格說轉基因生產試驗要完全密封，但國家沒有給專門的經費，要把一大塊農田圍起來做不到。抗蟲基因很容易就被農民看到，難免產生種子泄露。

　　還有一種解釋來自于張啟發院士“綠色超級稻”項目的合作者黎志康，他說，在實驗前我們就知道，Bt已經非常成熟，所以我們知道它無毒，但按照程序，安全實驗還要走。但“實際上我們心里很清楚，做不做實驗我們都知道結果”。才出現了擴散，他說“如果換成一種新的基因，如果我們不了解它的性狀，我們必定會小心翼翼”。

　　據了解，Bt毒蛋白作為生物農藥，已經使用幾十年，但作為基因植入水稻、棉花，還是在十幾年前的事情。截至目前，還沒有有效的科學證據顯示，長期攝入轉Bt基因作物對人體有害。普遍的觀點是，它是一種性狀單一、使用已相當成熟的基因，在美國，轉基因玉米已經形成了種植規模，并且采用在玉米田之間增加隔離帶的方式來避免產生帶有抗性遺傳的蟲類。即使是被樹立為反對轉基因典型的南京環科所研究員薛達元，也向記者表態，贊同Bt抗蟲基因相對其他基因安全。

　　但在此前，還沒有把主糧商業化的國家，即使是轉基因商業化氛圍濃厚的美國，食品領域也只商業化到玉米，沒有到小麥。

　　異見者的缺席

　　實驗的泄露，只是公眾疑慮之一。疑慮之二，即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這個名單從未完整公開過。有跡象表明，一些對轉基因主糧商業化暫時持質疑態度的科學家被排除在外。

　　比如南京環科所薛達元研究員，他后來被塑造成轉基因反對派的代表。但他當面向本報澄清，并不反對轉基因技術本身，只是認為過程應更加慎重。

　　2002年，薛達元還是環境部國家生物安全辦公室主任，當時任職在南京環科所。他是中國較早研究轉基因的學者之一，也是推動中國加入聯合國《生物安全議定書》的專家之一。按照生物安全議定書的規定，公眾參與制度應是各個締約國應該達成的一個最低標準。他回憶，在2003年農業部組織第一屆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時他被邀請，當時關系不錯。

　　2005年轉基因水稻“泄露”事件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薛達元提出轉基因商業化應慎重，避免生態風險。就是這種表態令他成為了“反對轉基因”的專家代表。

　　當年第二屆轉基因專家安全委員會及2008年第三屆轉基因安全委員會成立時，環境部推薦的薛達元都被農業部拒絕。

　　轉基因安全委員會在之后備受詬病，雖然沒有公開完整名單，但網民搜索后發現，真正專業的生態環境專家其實非常少。其他無論是做植保還是風險評估的，都是任職于農科院的科學家，或者是做生物技術的。

　　雖然華中農大實驗室向記者介紹，這些科學家們至少手里都沒有轉基因品種。但記者查看了一兩位已經公開的科學家資料，在200億的農業部大項目里，他們或多或少和其中一些項目有關聯，至少算利益相關者。

　　對反對意見的排斥甚至忽視，使轉基因安全委員會成為了其樂融融的一家人，此為先天不足之二。

　　話語權爭奪

　　而在關系到每個人每天口糧的重大事務上，公眾參與不足，成為轉基因的先天不足之三。

　　轉基因的專家們也開始意識到輿論的重要。少為人注意的是，幾乎在獲批安全證書的同時，華中農大生物科學傳媒中心在網上開了個博客取名“綠稻”。張啟發院士所在的實驗室，一名副教授告訴記者，科普不去占領輿論，謠言就會占領輿論。

　　但在爭取轉基因話語權的這場戰爭中，生物專家們雖然掌握了更完善的知識，卻并未占到上風。

　　專家們開始擔心，公眾輿論會限制轉基因產業的發展，這在歐洲已有先例。如果轉基因水稻不突破，在蔬菜里就無法應用。

　　2005年，媒體廣泛報道的轉基因水稻“泄露”事件，被業內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汕優63的命運。

　　華中農大做了兩次生產安全實驗，從1999年申報到2009年底，中間間隔了11年。初選育的汕優米，在當年是雜交稻的優質品種，具有高產穩產的特性，唯一特點是口感不佳。但在11年之后，這個品種已經要接近被淘汰了。新的品種層出不窮，江夏區農民的感受最直觀，就是抗蟲米不如別的米好吃。

　　“但其實不是B t基因的問題，是品種的問題”，張啟發團隊的成員告訴本報記者，很有可能他們會拋棄汕優63，選育別的Bt轉基因米再最終推向市場，避免轉基因稻米一上市，就給消費者留下口感不佳的印象。

　　實際情況是，汕優63在書架上放了十多年，已經沒有市場價值。黎志康說，他們還要選育新的品種，沒有時間再等待了。

　　而汕優63的獲批，將加快其他品種的報批速度，令他們跳過安全證書的多個審批環節。轉Bt基因一旦獲得批準，便意味著Bt基因就可以被全國的水稻育種家拿來用，可以迅速擴散至全國，甚至野生稻的種植區。除了毒性，對生態的影響，這也是環保組織最為擔心的。

　　□采寫/攝影：本報記者　楊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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